简明中国禅宗史

　　简明中国禅宗史

　　“禅”，即梵语“禅那”之略，义译为“思惟修”，或译为“静虑”。禅是古印度宗教中通过打坐以使心专一境而不散乱之实践，常与“定”合称“禅定”。定，是梵语“三昧”之译，有心定止一境而无散动之义。禅定合称，意为安静而止息杂虑，此也是大乘佛教修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之一。

　　“禅学”，即佛教的禅观之学，是关于修禅定之学说。

　　“禅宗”，亦称“佛心宗”、“达摩宗”，中国佛教宗派之一。佛教自汉传入中国而至隋唐，形成一最高潮，于此期间诞生了天台宗、三论宗、慈恩宗、律宗、贤首宗、密宗、禅宗等几个影响巨大之宗派。[1]禅宗以禅命名（此处所言乃是广义之“禅宗”，狭义之“禅宗”当仅指“南禅”而言），以菩提达摩为初祖，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该宗所依经典，先是《楞伽经》，后为《金刚经》等，《六祖坛经》是其代表作。一般认为，达摩是禅宗之开拓者，道信与弘忍对禅宗的建立有巨大贡献，慧能则是禅宗的真正创立者。[2]

　　在禅宗创立之前，中国流行的仍然是印度禅法，太虚大师把它们归为四类（总称“依教修心禅”）：安般禅：“安那般那”的简称，安那为出息，般那为入息，即呼吸，以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为代表；五门禅：修五停观，即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数息观、无我观，以鸠摩罗什译《坐禅三昧经》为代表；念佛禅：指为修习禅定而念佛，以慧远为代表；实相禅：依《般若》、《法华》修“空”观，以鸠摩罗什为代表。[3]以上四种禅法，要之皆是依据经典而修习，它们和后来倡导“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禅宗是有所区别的。中国禅宗之“禅”，与印度“禅”作为“定慧之通称”不同，明显地向“慧学”倾斜，且有否定坐禅之意味。

　　中国禅宗史分期，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传入期（达摩）、成长期（从道信到慧能、神秀）、成熟期（五家分灯）、产果期（宋明理学、全真道教）、新弘期（近现代）。[4]达摩以《楞伽经》中“诸佛心为宗”的理论作为立宗的宗旨，并以师徒授受的方式传法慧可，慧可传僧璨，再传道信，道信以下有弘忍（据说法融也是道信弟子，开创了“牛头禅”），是为禅宗前五祖。弘忍之后有神秀“北禅”和慧能“南禅”之别。慧能在岭南，提倡“顿悟”法门，推重《金刚经》，不专主坐禅，这样就和墨守成规、信奉《楞伽》、主张“渐悟”的北方神秀一系恰恰相反，而逐渐形成南北两宗的对立。

　　神秀“北禅”和慧能“南禅”之间的差别在于“顿悟”与“渐悟”的不同。所谓的“顿悟”，历来众说纷纭，当代著名的佛学家印顺法师认为，禅宗（即惠能）的“顿悟”是“直下顿悟”而不是“渐修顿悟”：“向来中国佛教界所称颂的证悟有二：一、道生的顿悟；二、禅宗的顿悟。道生与禅宗的顿悟是不同的：道生以为证悟到的真理是无差别的，不悟则已，一悟即圆满究竟。所以道生是主张顿悟成佛，也即是主张渐修顿悟的。在平时修集种种资粮，达到究竟时，一悟永悟，一了百了。众生流转生死至成佛的中间，都可说是在梦中，唯有佛才是大觉者。禅宗所说的顿悟，不是渐修顿悟，而是直下顿悟的。主张学者先求自悟本心——本来清净的佛性，一旦廓然大悟的，即参学事毕，也有以为从此应圆修万行。这两种顿悟论，相差极远。” [5]北禅的“渐悟”虽也讲顿悟，但主张运用种种方便，点滴融会，最后达到豁然大悟，也就是说，它是采取渐修的修行方法，渐悟的觉悟方式，是在渐修渐悟的基础上再跃入顿悟的。传说一日，五祖令众人各述一偈以传衣授法，上座神秀遂于壁廊书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闻之，谓此偈未见本性，遂请一童子代于壁间亦书一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6]南北禅法之差异于此两偈可以体会一二。

　　其初，北禅因得统治阶级支持而大为兴盛，其后则渐渐衰败，后继无人，慧能一脉取而代之，终成中国禅宗唯一正宗之地位，且几为中国佛教之代名词。其后演化，有所谓“五家七宗”者，即云门、法眼、曹洞、临济、沩仰五宗（亦即“一花开五叶”者）与黄龙派、杨岐派两派（皆由临济宗分出）。其中曹洞、临济两宗独盛，是所谓“临天下，曹一角”。[7]

　　一般而言，禅宗修行之过程大体上经历如下四个阶段：发心、悟解、行解相应和保任。[9]“发心”就是有追求解脱的最高理想；“悟解”就是明了佛教真谛；“行解相应”就是在佛教教理的指导下修行，解悟后还要使自身生命真正有所体悟；“保任”就是禅悟以后还要继续维持，巩固已有的修学成果。

　　禅宗各派门庭施设不同，接引学人的方法也有所差异，形成不同的宗风。禅宗五家七宗之分别，要在于宗风之异同，而非宗旨或宗义之差别。就曹洞与临济而言：临济提出“四料简”（四种简别，所谓“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人”者，就其当体作用者而言，“境”则就其即物拈示者言，“夺”乃是除而不用之意。）等接引学人；曹洞则提出“五位君臣”说，从理事、体用关系上说明事理不二、体用无碍的道理（曹洞有四种五位，所谓“正偏五位”、“君臣五位”、“功勋五位”、“王子五位”等，正偏五位者，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兼中至、兼中到。“正”者，指体、理而言；“偏”者，指用、事而言；“兼”则指体用兼到、事理并行）；曹洞丁零，临济势胜；曹洞究心地，临济战机锋。后人有“临济将军、曹洞士民”之说。临济禅形势逼人，不拘成规，新意迭出，影响最大；相比而言，曹洞禅则较为文静内敛，注重内在的自我规约，并且重视对不同系统、不同层次的文化进行继承整合。[10]

　　禅宗自五家七宗以后，禅风有所改变，有“颂古”、“评唱” [11]等一类禅门偈颂行世。后有圆悟克勤弟子大慧宗杲（1089-1163年）提倡“看话禅”，主张专就一则祖师的话头，历久真参实究，以至最终开悟，深受士大夫们欢迎，因为有佛儒合流倾向，最后影响到宋明理学的形成。又有丹霞子淳弟子宏智正觉（1091-1157年）倡导“默照禅”（此“默”与“照”是一体无二的，前者为心之体，后者是其神照功能），主张兀兀坐定，不必期求大悟，唯以无所得、无所悟之态度来坐禅，因而被同时代之临济宗的大慧宗杲强烈抨击，贬称其禅法为“默照邪禅”、“无事禅”、“枯木死灰禅”。这两家禅学（前者为临济，后者为曹洞）流传甚为久远，一直影响着后来的禅宗发展。[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