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者看龟兹——郑炳林、杨富学、张先堂访谈

　　敦煌学者看龟兹——郑炳林、杨富学、张先堂访谈

　　编者按：2006年14日-17日，第二届龟兹学学术研讨会在阿克苏地区库车县举行，这次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外的有关学者参加会议，除大会宣读论文和讨论外，专家学者还参观访问了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千佛洞、阿艾石窟、苏巴什故城等龟兹遗迹。会间，记者邀请来自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富学、科研处长张先堂等3位敦煌学者，就龟兹学的意义和地位、龟兹学研究中需要拓展的领域、文物保护以及敦煌学与龟兹学互动研究的前景等话题展开对话。

　　龟兹是外来文明与中国文明碰撞最激烈的接触点

　　朱又可（以下简称朱）：请问三位敦煌学者，站在敦煌学的角度，你们如何看待龟兹学的意义和地位？

　　郑炳林（以下简称郑）：新疆有三个佛教文化单元：于阗、吐鲁番和龟兹。这三个单元之间，相同部分是都由石窟寺组成，除石窟外，历史文献记载比较多，历史古迹、文化遗存也比较多，文书程度不同都有保存，再加上民族的现代风俗对古风俗的延续性，龟兹学作为一个学科，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学术前景巨大。如果就石窟而言，敦煌、麦积山石窟与龟兹石窟风格完全不同。

　　杨富学（以下简称杨）：龟兹完全属于另外一个系统。

　　郑：龟兹文化是西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恰似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一样，而到敦煌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

　　杨：龟兹文化不仅和中原不一样，而且和吐鲁番、于阗等地也不一样。

　　郑：因此它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它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融会、碰撞的桥头，刚有接触；而在敦煌，中原文化已占主要成分，外来文明不占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龟兹这个地方。探寻敦煌外来文明之源。这个源，不在河西走廊，应该在新疆地区特别是古代龟兹地区去找。

　　晚唐市场上的胡粉主要来自于龟兹

　　郑：敦煌的文化汲取，龟兹是值得注意的地方。敦煌的壁画风格受丝绸之路上颜料供求的影响很大。北魏盛唐是一个特色，西夏是一个特色。画风受颜料供求的影响，丝绸之路不通，在西夏壁画中冷色就用得多些，从文书中可以看到，敦煌壁画使用最多的颜料是胡粉，而晚唐敦煌市场上的胡粉主要来自于龟兹。胡粉是由粟特人贩运来的，文献记载的金青，出自中亚，通过丝绸之路过来的，龟兹是必经之地。敦煌风格间接地从这一块受到影响。

　　龟兹与敦煌两地的研究是一个整体

　　郑：其次，舞蹈的源头也是在这一块找到的。在昭古悝（库车的苏巴什大寺）出土有图像，反映了古代的苏莫遮艺术。苏莫遮是一种戴假面具的舞蹈，源头就在库车一带。敦煌也使用，应受西域风格的影响，如胡旋舞、胡腾舞，不是单纯出现在龟兹，但龟兹文化艺术的影响是最大的。很多东西都追究到这一块，把西域艺术与敦煌艺术拉近了。这两块的研究应同步进行，当成一个整体，敦煌学者也关心龟兹。以前对吐鲁番关心多。龟兹是唐朝统治新疆的中心，安西大都护府所在地，这几年对唐代安西四镇、节度使的研究加强，通过对龟兹的历史研究，可能把有很多谜的东西的面纱揭开，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前景比较大。

　　敦煌艺术以汉族传统为主而龟兹艺术以少数民族传统为主

　　杨：应该看到敦煌艺术与龟兹艺术的异同。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是根据佛经而创作的佛教绘画，内容包括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因缘故事等；不同之处体现在，敦煌艺术属于汉族传统为主流，内容丰富，现有壁画的洞窟就有492个。其中，三分之一左右属于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修建的，当然，这三分之一的洞窟并不都是出于少数民族的画师之手。在敦煌艺术中，汉族风格占统治地位。敦煌艺术品保存得相当完整，有45千平方米的壁画，要比龟兹多得多；雕塑有2500多身，而龟兹只有一些残件，数量少，且多被带到国外。

　　龟兹艺术从整体上说属于少数民族传统，早期是龟兹传统，840年回鹘人西迁以后，风格发生了大的变化，于是出现了回鹘风艺术。也就是说，早期主流是龟兹风，后期主流是回鹘风，与之同时并存的还有中原汉风。在吐火罗人和回鹘统治时代，汉风壁画一直与之并存，而且相互融合。

　　印度和龟兹是中原和敦煌艺术的两个源头

　　杨：龟兹艺术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原佛教艺术的源头一般都追溯到印度，但印度并不是唯一的源头，龟兹也是源头之一。早期翻译佛经有一部分直接来源于梵文，还有相当一部分佛经则是由龟兹语文本转译的，如竺法护翻译的《正法华经》等。据载，有很多经典是从和田传到中原的，但这部分文献是不是用和田语书写，不清楚。对包括敦煌在内的中原佛教艺术来说，龟兹是源头。但在吐火罗人统治后期及回鹘统治时期，印度佛教衰落，中原的佛教开始回流龟兹乃至印度，所以，从龟兹、印度、巴基斯坦等地，都可以看到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龟兹，一方面是中原佛教之因，同时又是中原佛教艺术发展之果。它具有双层意义。

　　龟兹的梵文和龟兹文写本数量多，但研究在国内是空白

　　朱：龟兹学研究还需要在哪些领域拓展和加强？

　　杨：龟兹学与敦煌学就内容而言，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敦煌有丰富的壁画、雕塑和历史文献，可以互相印证，为推断石窟的年代提供了依据。相对而言，龟兹石窟受印度影响更强烈一些，历史和地理观念比较模糊，库车出土的文献中很少有确切的纪年，故它的断代存在很大的困难。龟兹发现的汉文文书不多，加上多流失海外，所以很少有人研究。这些文献近期在国外已陆续有所发表，应引起重视。梵文写本数量多，但大多流失海外，尤其是德国。德国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现已整理出九卷本的《吐鲁番出土梵文写本》，国内知者也不多。故目前的研究在国内几乎属于空白，龟兹文研究就更是空白一块了。龟兹石窟的断代往往以敦煌作为坐标，互相参照，因此龟兹研究必须重视敦煌艺术研究。

　　郑：这样做有它的好处，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二者的风格不一样，借鉴往往有差异。另外，龟兹文献没有研究，既是一个坏事，也是一个好事，潜力大，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可能出现一些大家。龟兹学研究前途无量。这些文献研究，内容不是太清楚，等完全深入后会产生标志性的成果。

　　借鉴别人的研究，把敦煌学研究的覆盖面扩大了，在龟兹学和敦煌学之间接轨，发挥互动作用。今天看阿艾石窟，那是敦煌石窟的翻版，与龟兹石窟完全两样。

　　张先堂（以下简称张）：完全是内地搬来的。

　　郑：阿艾石窟壁画属于典型的回流现象。

　　龟兹研究应该眼光向西

　　张：库木吐拉多汉风壁画，时代一般要比敦煌晚。龟兹壁画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故仅仅局限于龟兹一地是很难说清楚的。追源溯流，它与中亚地区有密切的关系，龟兹研究应该眼光向西，对中亚佛教文化、历史、艺术的研究应继续加强，以往限于条件很少到这些地方考察。这方面日本学者走在我们前面，如宫治昭多年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做考古发掘，还有樋口隆康写的《从巴米扬到敦煌》，中国学者很难写出这样的文章。而这方面的研究又有助于解读龟兹石窟之谜，把源头找到，搞清楚，这是特别需要加强的。

　　龟兹可以向敦煌学习用数字化保存文物信息

　　张：龟兹石窟在历史上被破坏的情形很严重，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因素，库木吐拉退休老人买买提·木沙关注文物保护，大声疾呼，很感人，文物损坏特别令人痛心。第一步应该把资料抢救下来，借鉴敦煌的经验采用数字化技术。

　　杨：库木吐拉石窟中离水库近的已经没有多少东西了，保存比较好那些是离水库远一些的，石窟里太潮湿了。

　　张：文物信息的保存，有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比较复杂，但用数字技术把资料抢救下来是更重要的。敦煌走在前面，但这几年也穷于应付，西藏以及吐鲁番交河故城的文物保护都得敦煌派人，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的地质条件不一样。政府应重视文物本体的保护。临摹也是一种保护，现状临摹最好。听说龟兹石窟研究所把美术组撤消了，这是可惜的。敦煌研究院的美术组有很多人，每人每年规定临摹多少平方米的壁画，这是拍照片代替不了的。画家临摹可以根据经验把壁画残缺的部分补出来，相机无法替代。借助现状临摹对艺术研究很有用。

　　阿克苏打造龟兹文化，根据它的经济现状，舍得投资，拿得出钱，对龟兹学的研究是个好现象，但要作好具体落实。

　　龟兹学研究必须与外边的力量接触

　　杨：龟兹学值得研究的课题很多，但文化成分复杂，如果不掌握这些语言，就无法阅读、利用这些珍贵的文献，尤其是数量较多的梵文、回鹘文与龟兹文文献。当然，对龟兹研究来说，汉文文献，包括数量众多的佛教典籍是基础。文献不扎实，写的东西就站不住脚。要把敦煌、吐鲁番、龟兹整合起来，同时要把龟兹回鹘艺术同敦煌、吐鲁番的回鹘艺术联系起来研究。

　　张：据说，培养一个语言人才至少需要8年时间，学龟兹文更难，除需要精通英文、德文外，还需要学习梵文，只有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地研究龟兹文。

　　郑：一辈子就研究几片文书，对中国学者来说，生存空间会有许多问题。

　　张：应该加强与国外学者的合作，以便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郑：龟兹学研究，外边的力量必须接触，一个学科的发展，不是本身认为有多高水平，而要放到大的背景下做开放性的研究。整个文物藏品让学者接触，石窟保护部门让更多的学者来研究，给予优惠的待遇，因为来考察的成本已经很高了，不应再增加额外的负担。

　　杨：学者来参观也收费是很不合适的。

　　郑：必须转变观念，吸引更多的学者加入这一研究领域，同时增进学者的学术感情。

　　杨：龟兹石窟艺术是靠开放并借鉴外来文化而形成的，今后还要靠开放使之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容纳百川是一种文化得以延续发展的永恒规律。

　　朱：谢谢三位学者。

　　学者简介：

　　郑炳林，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西北史研究会会长、甘肃敦煌学研究会副会长。

　　出版《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敦煌碑铭赞辑释》、《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敦煌佛教艺术文化论文集》、《麦积山石窟艺术论文集》、《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等著作。发表敦煌学论文120余篇。

　　杨富学，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先后就学于兰州大学、新疆大学、印度德里大学和北京大学。主要从事回鹘历史文化与敦煌学研究，出版《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庄浪石窟》、《敦煌佛教与禅宗研究论集》、《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回鹘之佛教》、《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等多种专著，另有译著《佛教与回鹘社会》，发表论文200余篇，300余万字。

　　张先堂，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科研管理处处长，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学会理事、甘肃省敦煌学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在近20年敦煌学研究中，先后参与合作编著、出版《敦煌文学》、《敦煌文学概论》2部敦煌文学研究专著，合作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宋敦煌世俗佛教研究》；发表《敦煌文学与周边民族文学、域外文学关系述论》、《敦煌唐代净土五会赞文与佛教文学》、《晚唐至宋初净土五会念佛法门在敦煌的流传》、《唐代净土教宗师法照与五台山、并州关系新探》等有关敦煌文学、佛教史研究的论文40余篇。目前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科研项目《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

　　整理执笔：朱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