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敦大也,煌盛也

　　第三章 敦煌敦大也,煌盛也

　　隋初，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控制着西域的中部和北部，另一支游牧民族吐谷浑则占据着青海和西域南部。敦煌兵民和隋廷派来的军队一起，不断地抗击上述少数民族政权的骚扰，保卫着河西和陇右的安全。隋炀帝即位以后，国势日益强盛。于是出兵击破吐谷浑，西突厥也被迫投降，使敦煌得到了安宁，丝绸之路再度被打通。据裴矩《西域图记》序记载，当时中原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条，伊吾、高昌、鄯善分别是这三条道路西行的起点，而这三条道路在进入河西时就"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随着使团和商队的出入，西域的佛典和音乐等经由敦煌传入内地，内地的丝绸、瓷器和文化典籍也经由敦煌传入西域乃至更远的地方。隋最高统治者文帝和炀帝均笃信佛教，使用行政手段大兴佛事，促使敦煌佛教迅速发展。仁寿元年（601），文帝命各州建舍利塔，瓜州也住崇教寺（莫高窟）起塔。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些由都城和其他地区送去敦煌"流通供养"的隋宗室成员写经，反映出这一地区的佛教在全国已占有重要地位。受内地的影响，大乘佛教思想也开始在敦煌流行。从隋代写经题记来看，此时出资写经者多为戍卒、商人和普通百姓，表明敦煌对佛教的信仰已深入到一般民众之中。与佛教的迅速发展相适应，莫高窟的修窟造像活动也十分兴盛。隋代敦煌石窟艺术进一步接受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为以后新的艺术繁荣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隋末中原乱起群雄逐鹿、敦爆归属割据河西的李轨。武德二年（619），唐廷平定河西。仍在敦煌置瓜州。但中原战乱末已，外部则有乘隋末战乱重新崛起的突厥、吐谷浑的威胁。武德三年，瓜州刺史贺拔行威举兵反唐。五年，瓜州土豪王幹斩贺拔行威归唐，唐廷改瓜州为西沙州，州治设在敦煌。另在原瓜州属下的常乐县置瓜州，设总管府，辖瓜、西沙、肃三州。武德六年，西沙州张护、李通谋反，杀害正在西沙州巡视的瓜州总管贺若怀廓，拥州别驾窦伏明为主，并派兵进 逼瓜州，被瓜州长史赵学伦击退。不久，窦伏明率众降唐，西沙州终于最后稳定下来。贞观七年（633），唐改西沙州为沙州。在此前后，唐廷北灭东突厥，西讨吐谷浑，解除了敦煌的外部威胁。并开始进军西域。灭高昌，攻焉耆，克龟兹，设安西都护和安西四镇以巩固战果。最后，又在显庆二年（657）灭掉西域最大的敌对势力西突厥。于是西域诸国纷纷归附，贡使通商，往来不绝。在此过程中，敦煌不仅是军用物资的转运、供应基地，还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战役。此后，唐廷与西突厥余部和新兴起的吐蕃的争夺战多在西域进行，敦煌与河西成了"中国之心腹"。出于经营西域的需要，唐前期加强了敦煌的军事防卫力量。在玉门设立了玉门军，在沙州城内设豆卢军，并一度把西域南部的石城镇（分若羌）和播仙镇（今且末）划归沙州管辖，使其再度成为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在敦煌和河西的其他地方，还设有赤水军、建康军、墨离军、大斗军、白亭军和悬泉、常乐、张掖、交城等守捉。景云二牛（711），唐廷从陇右道分出黄河以西地区设立了河西道，设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治所设在凉州。这是唐王朝所设的第一个节度使。军事防卫力量的加强和安西四镇的设置为敦煌、河西经济、文化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唐廷在沙州设有健全的县、乡、里各级行政机构，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推行均田制，并选择比较有作为的官吏到敦煌任地方官，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和经营。据《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唐前期敦煌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绿洲灌溉体系，使敦煌的耕地面积得到扩大，农业有进一步的发展。粮食生产自给有余。唐廷在每年粮食收获季节向百姓和籴粮食，存入粮仓，以供军需。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天宝时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二县）有户六千三百九十五，口三万二千二百三十四，成为前凉、前秦以来敦煌户口最多的时期。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为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在唐前期，西域诸国的使者，中原的戍卒和民伕，西行求法和东来弘道的僧侣，内地和西域、中亚的商人等不断通过敦煌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中国与印度、西亚之间。中原的丝绸、瓷器、汉文典籍等继续经过敦煌源源西去。同时，西域、中亚等地的珍宝和特产以及宗教、文化等也继续经由敦煌传往内地、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这个向曹魏以来形成的商业城市更加繁华。在敦煌，既有内地来的汉商也有西域、中亚各同的胡商。敦煌城东的沙州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由以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组成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述沙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处有兴胡泊，就是因胡商在经过故玉门关时常在这里停驻而得名。各地来的行商坐贾在敦煌从事着中原的丝绸与瓷器，西域的珍宝、特产，北方的驼马和当地的粮食等各种物品的交易。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还给敦煌带来了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汉文化和佛教以外，当时在敦煌城东一里处有中亚粟特人信奉的袄教神祠。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景教和摩尼教的经典，反映了中亚、西亚宗教在敦煌流行的情况。在这个交汇着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文化的都会中，汉文化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些从内地来到敦煌或西行的人们不断将中原文化带到此地，使敦煌的文化始终保持与中原同步发展。当时沙州城内建有州县两级学校，设有经学、医学、道学等不同科目，教授唐朝规定的儒道医等汉文化典籍。此外还有不少私人学校，亦以教授儒家典籍为主。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不少当时官私学校或学生使用的各种写本汉文化典籍。与李唐王朝奉老子为先祖、大力提倡道教相关，敦煌不仅在开元、天宝年间设立了道学，写本道经也大量涌现，道观增多，反映出道教曾盛极一时。佛教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从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和敦煌遗书写经题记来看，唐前期出资开窟、写经的人既有僧官、僧尼，也有当地达官贵人、文武官僚、工匠、社人、行客、侍从、奴婢和一般善男信女。尽管唐统治者在这一的期不时抬高道教地位，贬抑佛教，敦煌佛教在民间广泛信仰的基础上，在佞佛的世家大族的倡导下，一直缓慢而平稳地向前发展。见于记载的佛寺比前代增多，莫高窟的开凿活动也一直在持续。大量宫廷与经不断从长安、洛阳传入，不少高僧从内地前来弘法，使这座唐代著名的佛教城市继续不断受到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返回路经敦煌僧人的增多，又使敦煌得以不断汲取西域、印度佛教文化的营养。在这样的背景卜，敦煌的佛教和石窟艺术发展到了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