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衰落（西夏——蒙元）

　　第六章 敦煌的衰落（西夏——蒙元）

　　景祐三年，党项族攻占肃、瓜、沙等州。沙州回鹘在抵抗失利后率众撤离敦煌。宝元元年（1038），党项族建立西夏。康定二年（1041），沙州回鹘率众进攻沙州；次年，攻克沙瓜二州。在沙州回鹘占据沙州时期，始终奉北宋为正统，使用宋朝年号，多次向宋廷入贡，不向西夏屈服。这一时期回鹘人虽为统治民族，但汉人仍占很大比例，再加上回鹘人民长期受汉族影响，故其政治制度、佛教艺术都是汉族和回鹘文化交融的结晶。

　　乾道元年（1068），西夏再克瓜沙，沙州回鹘政权灭亡。从此西夏加强了对沙州地区的控制。西夏的统治机构模仿北宋，故西夏统治时期敦煌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只是将瓜沙二州的统治中心从沙州移到了瓜州，州以下仍设县乡里等行政机构。终夏之世，对外战争频繁，沙州和西夏管辖的其他地区一样，徭役、兵役均十分繁重。敦煌作为西夏的西大门和与西域联系的关口，还担负着沉重的边防任务。而且，这一时期敦煌还曾发生几次严重的旱灾和蝗灾。长时期的动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敦煌地区的经济迅速衰落。西夏长期与宋廷为敌，不准西域各国通过敦煌与河西向宋朝贡，对过境商人也课以重税，迫使西域各国使者和商人避开西夏辖区，改由塔里木盆地的南沿经青海进入中原，而从事东西经商最活跃的回鹘人则较多使用从中亚到蒙古的草原之路。自南宋时起，海上丝绸之路也日趋活跃。敦煌逐渐失去中西交通咽喉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其商业和文化也渐趋衰落。西夏统治者既信奉巫术和多神教，也笃信佛教。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在西夏时期仍受到人们的重视，莫高窟以及榆林窟、西千佛洞都曾招致无数善男信文顶礼膜拜。在这些地方修建寺庙，新建重修石窟等活动也仍然盛行。

　　宝庆三年（1227），蒙古帝国攻占敦煌。同年西夏灭亡。成吉思汗将敦煌隶于八部大王。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将敦煌收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在此复置沙州。在蒙古帝国和元朝统治时期，敦煌在中西交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经由敦煌、河西的交通路线再度成为联结西域与中原的主要通道。蒙古帝国和元朝的版图比汉、唐都大，和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也比以往更加密切。为了保证过往使团的需要，蒙古帝国统治者窝阔台在敦煌和河西的瓜州、肃州等地设置了驿站，敦煌是河西通道的一个重要补给站。元统治者曾采取招抚流民、设置屯田等措施来恢复敦煌地区的经济。但此时敦煌的地位已远不能与汉、唐时期相比。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北方草原之路的继续频繁使用，敦煌未能恢复中西交通必经之地的地位。又由于自宋代以来，中原王朝的都城逐渐向东、向北迁移，距河西、敦煌愈来愈远，使敦煌在全国的战略地位逐渐下降。再加蒙古帝国和元朝疆域广大，敦煌失去了经营西域的基地的作用。它不过是河西通道上的一个补给站，却不像汉唐时期那样是对整个西北地区甚至国都的安危都有重大影响的边防军事重镇。这就决定了蒙元统治者对敦煌的重视程度必定是有限的。在很长时间内，沙州并不是专镇边防重地的蒙古军的驻防地，只有部分汉军且屯且戍。直至大德七年（1303），元统治者才在御史台的建议下派一万蒙古军分守沙、瓜等地的险要地方。王元二十九年（1292），元统治者从沙州、瓜州往甘州强制移民，人烟稀少的敦煌地区益显荒凉。蒙古帝国和元统治者采取儒释道并重的政策，十分注意扶持和利用佛教。莫高窟现存的蒙、汉、臧、梵、西夏、八思巴等六种文字的《八字真言碣》乃是镇守沙州的西宁王速来变及其妃子、太子、公主、驸马等出资于至正八年（1348）刻立的。至正十一年，继速来蛮镇守沙州的牙罕沙则对皇庆寺（莫高窟）进行了重修。在统治者的倡导和带领下，佛教在这一时期仍然受到敦煌各族人民的信奉。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也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并在同年攻克元的都城大都，元朝灭亡。洪武五年（1372），明廷派冯胜率大军经略河西，在瓜州、沙州一带击败元河西守军残部。但此时自宋元以来日渐发达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经由河西的陆路通道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再加明代的边防重点在北方，其都城先在南京，后在北京，敦煌的战略地位和元代一样，其得失对全国没有多大影响。所以，明军并未在沙州设防，很快收兵东还，在肃州西筑嘉峪关以为国门。以后，嘉峪关通哈密之路成为中原与西域往来的干线。敦煌失去了屏蔽河西和中西陆路交通中转站的地位。洪武二十四年，重新占据沙州的元朝残余势力派使节向明廷进贡，并表示愿意归服，明廷未予理睬。直至永乐二年（1404），沙州的蒙古族酋长困即来、买住再次"率众来归"，明成祖才下令在敦煌设沙州卫，任命困即来和买住为指挥使。此后，沙州卫不仅按时向明廷进贡物品，还经常保护路经敦煌的关外少数民族政权的朝贡使者，不时向明廷报告关外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情况。但当沙州卫遇到哈密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时却得不到明朝军队的实质性支持。正统十一年（1446），甘肃镇将任礼率兵至沙州，将沙州卫属下民众全部强行迁入关内，沙州卫遂废。成化十五年（1479），明廷又在沙州故城置罕东左卫，任命早已在沙州境内居留的蒙古部的只克为指挥使，以抵御吐鲁番的东进。此后，罕东左卫不断抗击吐鲁番和蒙占族瓦刺部的进攻。正德十一年（1516），吐鲁番向沙州发动大规模进攻，罕东左卫指挥使乞台力不能拒，率领一部分部众逃入了嘉峪关，余部则投降了吐鲁番。嘉靖七年（1528），罕东左卫的余部又在帖木哥和土巴的率领下逃离沙州，归降了明朝。从此，敦煌遂为吐鲁番占据。在沙州卫和罕东左卫管辖敦煌时期，敦煌成为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的活动区域，使这一地区早在汉代就已形成的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生产方式，又退回到汉以前的水平。由于在沙州卫和军东左卫治下的军民终日忙于抵御各方面的侵扰，又地处交通不便的边荒，所以在这一百多年中，敦煌在文化上没有任何建树。但蒙古族是信奉佛教的民族，他们虽未暇整修莫高窟，却还不至于对它进行人为的破坏。信奉伊斯兰教的吐鲁番占据敦煌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敦煌流行了一千多年的佛教，终归绝迹。被佛教徒视作圣地、曾盛极一时的莫高窟，此时是"佛像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埋"，呈现出满目凄凉的景象。

　　清朝定都北京，敦煌仍和明代一样，既非边防要塞，又在甘肃通新疆通道之南，不过是一个处在边远偏僻之地的小城、所以在清初很长时间未将敦煌收入版图，任由吐鲁番占据。甚至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平定新疆以后，也未在敦煌设置军政建制。直至雍正元年（1723），始在敦煌设沙州所，雍正三年，清廷采纳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建议，升沙州所为卫，并从甘肃迁移二千四百余户百姓到敦煌屯田，还重修了卫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改沙州卫为敦煌县。自清廷采取移民屯田的措施以后，敦煌的经济开始复苏，农耕又成为当地的主要生产方式，水利设施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移民中有不少人信奉佛教。使莫高窟的香火渐盛。在嘉庆和道光牛间，敦煌的佛教徒对莫高窟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这次整修除新开了第11窟和第228窟以外，还重修了前代的二百多个洞窟。但由于此时内地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已经衰落，与敦煌接邻的新疆地区居民又多信奉了伊斯兰教，敦煌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已成无源之水。更由于此时敦煌的文化已远远落后于内地，使得清代新开和重修的洞窟的艺术水平无法和前代相比。同治年间，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先后爆发了回民起义，起义军不断与清军交战，敦煌一带也曾成为战场。经过这场战乱，敦煌的人口又减少了很多。在战乱中，由白彦虎率领的回民起义车在被清军追赶逃至敦煌时，尽毁莫高窟联结上下层窟的行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