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崖石刻遍大伾”系列谈之三: 六字真言 佛教精义

“摩崖石刻遍大伾”系列谈之三: 六字真言 佛教精义

“唵嘛尼巴迷吽”。在大石佛右侧的崖壁上,清晰地镌刻着这几个字,这就是佛教的六字真言。

这六字真言仿佛在佐证着大佛的存在,又仿佛在提示着佛教教义。学术界普遍认为,六字真言差不多是佛法的象征,几乎涵盖了佛教的众多精义。佛教高僧将六字与“六道”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佛教信徒所理解和接受,从而使六字真言得到奉行。

六字真言的最初原型,始见于6~7世纪成书的《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据宋人赵安仁、杨亿编纂的《大中祥符法宝录》载,此经之汉文译本系北天竺僧天息灾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在开封译经传法院译出,共计4卷。但六字真言并未随着这本经书在中原地区流行开来,只是后来随着藏传佛教影响的扩大才逐步流行开来。

梵文“om mani padme hum”常被奉为佛教秘宗莲花部之“根本真言”。“om”表示“佛部心”,意思是念此字时,自己的身体要应于佛身,口要应于佛口,意要应于佛意,只有身、口、意与佛融为一体,才能获得成就;“嘛尼”,即梵文“mani”之音译,原意为“摩尼宝珠”、“如意宝”等,表示“宝部心”,据说此宝出于龙王脑中,若得此珠,则入海能无宝不聚,上山能无珍不得,故又名“聚宝;“巴迷”即梵文“padme”,原意为莲花,表示“莲花部心”,以此比喻法性如莲花一样纯洁无瑕;“吽”即梵文“hum”之音译,表示“金刚部心”,意谓必须依赖佛的力量,才能得到“正觉”,成就一切,普渡众生,最后达到成佛的意愿。藏传佛教把这六个字看作经典的根源,要求信徒循环往复念诵这六字真言,认为如此即可积累功德,“功德圆满”可得解脱。

“据佛教界人士说,人只要连着诵读六字真言一万遍,就可以得到超脱!”有人说。实际上,佛教信徒念诵六字真言达亿次以上的也不在少数呢!

在藏传佛教中,六字真言(六字大明咒)又被称作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咒。14世纪成书的《西藏王统记》以《白莲花经》的基本思想为基础,对六字真言所体现的观音法力做了如下概括:此六字咒,摄诸佛密意为其体性,摄八万四千法门为其心髓,摄五部如来及诸秘密主心咒之每一字为其总持陀罗尼。此咒是一切福善功德之本源,一切利乐之基础。

作者把这六个神奇的字与佛教的“六道”理论结合起来,认为六字与“六道”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唵”除天道生死之苦;“嘛”除阿修罗道斗诤之苦;“尼”除人道生老病死之苦;“巴”除畜生道劳役之苦;“迷”除饿鬼道饥渴之苦;“吽”除地狱道寒热之苦。

多种文字 同书真言

佛教六字真言“唵嘛尼巴迷吽”,在大伾山上竟有11处之多。这11处石刻分别使用汉、梵、回鹘、巴思巴等多种文字,成为大伾山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佛教在当时的盛行。

汉文六字真言题刻2处。一见于纯阳洞天圆门下崖壁,一见于天宁寺大佛楼北崖石壁,都是楷书。另有梵文六字真言题刻7处,回鹘文题刻一处,巴思巴文题刻一处。

梵文六字真言题刻之一是在康显侯告碑上。该碑刻于北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熏现存于大伾山丰泽庙内。除梵文六字真言外,康显侯告碑上还附有蒙古文题记。元代蒙古文文献存世者极为稀少,以原件形态保存下来的仅有数十种(包括写本、印本、碑铭、印文、符牌等)。大伾山的这则蒙古文题记尽管内容不多,却是重要的文献资料。

回鹘文六字真言题刻,见于大伾山伟观亭北。在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的所有例证中,回鹘文都是竖写竖排的。依照梵文的原始写法,回鹘文六字真言分为四字,写作oom mani badmi qung,这比较符合回鹘文书写的一般习惯。而在大伾山题刻中,回鹘文六字真言被分作六字,而且采用的是竖写横排,正如同本应竖写竖排的巴思巴字在这里也被竖写横排一样。这种写法在别处是甚为罕见的。

回鹘文是以回鹘为代表的北方突厥民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公元7世纪至8世纪,回鹘人游牧于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一带,于公元744年在蒙古高原建立了雄强一时的漠北回鹘汗国。9世纪中叶,由于天灾人祸,回鹘部内大乱,在黠戛斯(今新疆柯尔克孜族与中亚吉尔吉斯人的祖先)的攻击下分崩离析,部众纷纷西迁。回鹘的一支奔至吐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先后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沙州(今甘肃敦煌市)为中心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另一支逃往中亚葛逻禄统治区,建立了哈喇汗王朝;第三支入新疆,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此后,回鹘人由游牧改为定居,他们以中亚流行的粟特文字为蓝本而创制的民族文字———回鹘文也随之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宋元时代河西走廊、西域、中亚诸地通行的文字之一。后来,回鹘人改信伊斯兰教,回鹘文也逐步被阿拉伯字母取代。16世纪后,回鹘文退出了历史舞台,不复流行,成为“死文字”。

大伾山这一处回鹘文六字真言,是一个重要的史料。

在大伾山龙洞上的崖壁上,则刻着巴思巴文的六字真言。巴思巴文字,是忽必烈命国师巴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始创于1260年,即忽必烈登蒙古国大汗位的第一年。这种文字最初被忽必烈命名为“蒙古新字”,不久即改称“蒙古字”,并被确立为官方文字。按照忽必烈最初的构想,是要用巴思巴字取代原来使用的回鹘式蒙文,以之“译写一切文字”。但由于这种文字并不如回鹘式蒙文那样适合于蒙古语言的书写与表达,故元朝最高统治者虽不遗余力予以推崇,但始终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不仅在民间得不到普遍认可,即便在地方政府机构中,巴思巴文字也一直未能取代回鹘式蒙文的地位。仅仅用了百十年,巴思巴文字便随着元帝国的灭亡而寿终正寝。浚县大伾山的巴思巴文六字真言的发现,成为元人用巴思巴文译写梵语的例证之一。

佛教兴盛 小山有幸 山不大,也不高,但就是在这样一座小山上,出现了全国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不同文字的六字真言题刻。这是为什么呢?

在蒙古国至元朝时期,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大力推崇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公元1246年,蒙古太子阔端与西藏萨迦派四祖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晤,确认了萨迦班智达在西藏各地僧俗中的领袖地位。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遂敕封萨迦派五祖巴思巴为“国师”,“授以金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正式将藏传佛教定为国教,以藏族僧人为统领。自此,巴思巴作为元朝教祖的崇高地位得以确认,受到蒙古族统治者的极大尊崇。1270年,忽必烈再次接受巴思巴的灌顶,将巴思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封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祖班智达巴思巴帝师”。

除巴思巴外,大批的西藏僧人亦受到蒙古王室的尊崇,他们有的受封为王,有的被皇子、宗王们奉为上师,有的在朝廷做官,取得各种封号,《元史·释老传》所谓帝师弟子“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者,前后相望”的记载,生动而概括地反映了当时藏传佛教的极盛之状。同时,蒙古统治者又推行尊教抑禅政策,压制汉人中流行的禅宗而独尊藏传佛教。于是许多皇亲贵族纷纷皈依帝师,成为藏传佛教的信徒。自元至明清,藏传佛教不仅为藏、汉、蒙古、满诸族所信奉,而且还传至裕固、土、纳西等民族之中,甚至远传至不丹、锡金、尼泊尔和俄罗斯的布里雅特等地。

藏传佛教特别推崇六字真言,凡藏族地区,老年人每日的功课之一,就是念诵六字真言,并用念珠来记数,据说有的已念诵六字真言达数亿遍。元代,崇拜六字真言的风气随着藏传佛教的盛行迅速弥漫全国。大伾山多处六字真言题刻的出现就是藏传佛教在元政府支持下由青藏高原向四方传播的结果。

元朝时期大伾山佛教兴盛之状,史书没有记载,唯太平兴国寺所藏《先师山主和尚崇度小师碑》对此略有反映。该碑为楷书,版高64厘米,宽44厘米,镌立于忽必烈中统五年(公元1264年)。碑载:先师山主和尚崇受业于顺德府大开元寺,次住天宁寺,自甲辰(公元1244年)年间度小师24名。高僧崇一人即剃度僧人24名,说明天宁寺在当时应是颇具规模的,推而论之,住寺僧人至少应在百名以上,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元代大伾山佛教的盛况。

同样,我们从大伾山现存的元代摩崖石刻中亦可得到相同的印象。11处六字真言题刻,大都属于元代。此外,大伾山还有数量相当丰富的其他元代摩崖题刻。大伾山在元代佛教兴盛,人文荟萃,成为各族朝山拜佛之胜地,这应该是六字真言题刻多见的首要原因。

元代通常被认为是文教不兴的时期,所以全国佛教庙宇中,属于元代的题刻都为数不多,如号称藏传佛教兴盛之处的山西五台山、北京白塔寺、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张掖马蹄寺、凉州白塔寺及杭州飞来峰、城隍山宝成寺等,莫不如此。只有大伾山不同,在大伾山,元代题刻不仅不比其他年代的少,反而出奇地多,而且是汉、梵、回鹘、蒙古及巴思巴等多种文字集于一山,交相辉映。

也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元代是大伾山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这里在元代是中原地区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活动的一个中心;以佛教信仰为纽带,汉、藏、蒙、回鹘及来自印度、中亚等地的多民族文化在这里和平相处,协调发展,共同促进了大伾山古代文明的繁荣昌盛。

六字真言,一个大伾山繁盛时代的见证,一个让大伾山文化更为丰富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