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牛角挂书修名立
我们都“熟知”的司母戊大方鼎,新中国成立前在殷墟出土的,被李学勤称为“后母戊大方鼎”。司母戊是什么意思?解释不过去。后母戊大方鼎,“后”指王后,有别于如今已简化为“后”的“後”字,“母戊”是商王祖庚母亲的庙号。后母戊大方鼎是祖庚为了纪念母亲而铸造的,为我国出土青铜器之典型代表。他还解释说,青铜乃是纯铜与铅、锡的合金,有别于红色的天然纯铜。天然铜的硬度低、熔点低,烧陶器的窑就可以熔化制成器具,所以红铜是发现,而青铜是发明。
李学勤坐在自家沙发里,清癯、矍铄,慢条斯理说着这个的时候,他的脸上没有表情,眸子却有一丝迷离,好像他只有一小半还坐在我的身边,而另一半却飞到了一个遥远的年代,具体而言,是夏商周。
他的话不多,问一句才答一句。他说到往事,一旦发现我已经知道了,马上闭嘴,跟那种因为怀旧而絮叨的老人截然不同。
我们也聊往事,聊那些流传已广的对他的诘难和质疑,他不回避这些敏感话题,他说自己和疑古思潮学术观点上的分歧,说考古界和历史学界的前辈:李济、陈梦家、夏鼐、唐兰等,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怎么讨论都可以,只要不牵扯到政治。他还说,他相信事实,相信历史。他说话的时候,大盆的绿植在他的身后探出身子来,好像想插嘴,而书架上的仿古青铜器瞪着我,一言不发。
黑发即知勤学早
要不是一场意外,我现在采访的应该是李学勤工程师。人生的规律和变数、必然和偶然,总是让人着迷。
1948年夏,共和国即将建国,而李学勤从汇文中学初中毕业,他面临着人生的选择。在协和医学院工作的父亲,对孩子的期待是当个脑外科医生,要是能作开颅手术,那就再好不过了。当时全世界也只有7人能作这样的手术,协和医学院就有一位。
可孩子另有志趣,他看中了国立高等工业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工业大学。相对于北平市立高等工业学校(现在石景山的北方工业大学),国立高工更有名,毕业生相当于有大专文凭,而且读书期间还管饭,所以也更难考。
李学勤报的是电机系,考了个榜首。全家都做好了他学工科的准备,万事俱备,只欠去北平防痨协会体检了。不曾想体检的结果是“肺结核二期”。李学勤自小身体就不太好,因为这个,还在家读了一年书,3、4年级才进的校园。但这一次非同小可,当时肺结核可是要命的病,事涉生死,读书求学的事自然抛开了。后来证明是协会的工作失误,虚惊一场,但这一场惊吓和打击改变了李学勤的人生道路,他没有上工业学校,仍读高中去了。
说到小学同学邵燕祥,李学勤笑嘻嘻的,说,我们曾经是同桌呀,一起玩,一起去书店看书,其实我们俩很不一样。他说的不一样,或许就是他从小喜欢神秘,喜欢不懂的东西,比如符号:里面含着意思,但不让你知道,如读天书。这对李学勤充满了诱惑。他外语好,中学已经开始看一些英文著作了,或许就因为外文也是一种类型的符号。
1950年前后,17岁的李学勤接触到一种符号:甲骨文。从1928年开始,到抗战爆发,殷墟考古一共进行了15次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却直到建国前夕才正式发表,就是《殷虚文字甲编》和《乙编》的一部分,在中国科学院内部卖,其中乙编的上、中两辑标价50万(即后来的50元),对于家境一般的李学勤来说,不啻为天文数字,但父母还是支持他买了自学。为了搞清楚当时学界正热火朝天的关于殷墟甲骨分期的“文武丁卜辞”争议。李学勤着了迷,有空就骑自行车去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看相关的书。由此机缘,他认识了图书馆负责金石部的曾毅公。曾先生支持这个半大的中学生看书,包括不对外开放的特藏书籍和拓本。
他在中学还接触过另一种符号:数理逻辑。他偶尔读到金岳霖写的介绍西方数理逻辑的著作《逻辑》,满纸符号,文字寥寥,李学勤对数理逻辑一见倾心。金先生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得,高考就奔着那儿去了。
需要说明的是,中学就自学甲骨文的李学勤可不是书呆子,他在高中是学生会主席,也搞学生运动,“反饥饿”的游行,他可是参加了的。
1951年,李学勤如愿以偿地拜到金岳霖门下。当时学生很少,上课就在金岳霖家,大家围着金先生坐下,听先生畅谈哲学。
那段如沐春风的日子,李学勤印象深刻。当时清华大学还延续着抗战前的态势,有全国最好的文科。可惜一年之后,国内高校院系大调整,清华从一所综合性大学,被肢解为纯工科院校。李学勤应该随着被转移到北大哲学系,但他更想转到北大1952年刚刚成立的考古系去。学校不让转系,让李学勤很失望。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科院的前身)考古研究所有一项工作,他便放弃学业,参与进去,从此走上工作岗位,再也没有校园求学经历。所以圈内人评价说,李学勤不是一般的聪明,也不是一般的勤奋,他基本上都是自学出来的。
胸次全无一点尘
在考古所,李学勤的工作是参与整理殷墟的甲骨文。缘起是上海的郭若愚对《殷虚文字甲乙编》进行缀合,就是将破碎的甲骨文拼接复原,成果呈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转交给考古所所长郑振铎。陈梦家刚从清华大学中文系调入考古所,认为文稿还可以做些补充工作,便请了北京图书馆的曾毅公和年方19岁的李学勤来修订,那是1952年的事。
小时候的拼图游戏和甲骨文缀合、排谱一样,都是那么神奇又有趣的事儿,完整的东西破碎了,成了一个秘密,李学勤做的工作,就是破解那个秘密。此后,他不仅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而且首创殷墟甲骨“非王卜辞”说,还对青铜器及其铭文提出新的分期方法,并且开始了战国文字的整理和研究。那是他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时期。
增补工作1954年完成,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殷虚文字缀合》。就在李学勤寻求确定工作岗位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机会。中国科学院1953年决定成立历史所,分一、二、三所(即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三块),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被任命为二所副所长,负责筹备工作。他对李学勤很赏识,便将他要了过去,李学勤作为侯外庐的助手,做了多年的思想史研究,他将重点放在先秦部分,而且那一段时间,他意识到自己的功底不够,开始转入金文和青铜器的学习研究,并且在21岁时完成了第一部学术专著《殷代地理简论》的撰写工作,这本书直到1959年才出版。
国内政治风云变幻,不久之后“文革”爆发了。李学勤跟着社科院的大部队,于1970年下了干校,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好在只有一年多,因为郭沫若修改《中国史稿》的机缘,他又回到了北京。就在这时候,考古界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
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挖防空洞时,发现了巨大的古汉墓群。当时因为政治运动,全国的科研工作几乎都陷于瘫痪,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整理研究是极其难得的项目。李学勤很幸运地被国家文物局借调过去,从1974年开始参与帛书的整理和考释。
终于可以摆脱无休止的运动,回来干专业了,李学勤别提有多高兴,他负责的是帛书的医学部分,跟中医大夫配合。出土的帛书都是支离破碎的,有的帛书变形了,还要还原。文物出版社送来实物照片,李学勤便一张张剪开,拼接,开始玩高级拼图游戏。
就这样,李学勤和合作医生一起,拼出了《胎产书》、《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等医药学文献。时至今日,“马王堆医书”已经成为医学界的一个专有名词,有些内容甚至改写了传统医学史。
拨乱反正的1978年,李学勤离开文物局,回到了历史所。不久,他面临两个选择,回思想史研究室,或者出任先秦史研究室主任,李学勤根据所内安排,选择了后者,他完全回归了先秦。
尽任他人说短长
李学勤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以古文字学为例,文字学古称“小学”,目前,古文字学有四大分支:甲骨学(甲骨文大约有四到五千字,对于甲骨文的研究已经成为专门的“甲骨学”)、青铜器研究(金文)、战国文字研究及简帛学。李学勤在四个方面都有所贡献,尤其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开拓者。
中国的文字发展史上,有个“书同文”的问题。战国的文字分秦、晋、燕、齐、楚等不同体系,同字异形。秦统一天下后,文字上“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六国文字由此灭绝。后世的真草隶篆,都是从秦系文字演化来的。
战国简帛的发现,将古文字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因为战国的简帛文字不少能够与传世文献对照阅读,这使得学者可以识别出战国文字中的生僻字。其中成果最喜人的是楚文字研究,因为出土的楚帛书、楚简材料最丰富。
当然,李学勤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作为首席科学家之一和专家组组长,承担并完成了国家年代学的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结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古代夏、商、西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年代,试图给古代历史一个时间的量度和坐标点。
那时候,李学勤是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又要顾及他在清华大学建立的国际汉学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工作千头万绪,但这丝毫不曾影响他的专业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下面有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多达200人。经过5年的努力,于2000年推出了明确的“夏商周年表”:夏代约始于公元前207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阶段性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随即出版发行,被评为“九五”期间科技攻关计划的重大成果。
我国古代的史书,言必称三皇五帝、夏商周。但因为没有考古实物的佐证,国外普遍不接受。殷墟发现之后,商的存在才获得了国际学界的一致认可,但对于夏朝之有无,仍多争议。夏商周三代也一直没有确切的年代划分。国外有学者主张中国古代文明始于公元前1600年的商代,甚至只承认盘庚迁殷时的前1300年。对于我们的五千年文明多有质疑。
李学勤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年代确切的“夏商周年表”,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包括很多质疑的声音。对此,李学勤处之淡然,毕竟“夏商周年表”每个数据都有其依据,而学术探索是没有止境的。他也不讳言年表有现实意义,即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增进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他还说,只要是严肃的学术讨论,他都欢迎,但工程是学术,是科学,不是政府投资买下的论断,这一点是要明确的,毕竟,他们一开始就明确了“政府支持,专家负责”的原则。
事实上,在此之前,李学勤就曾针对疑古学派提出不同看法,他引用冯友兰为顾颉刚《古史辨》第六册写的序言中,所谓历史研究要经过“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提倡现在应该走出疑古时代。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要求地下的文物和纸上的典籍文献能互相印证,李学勤则认为,古史古书所言,即使看来貌似荒诞不经,或者暂时没有考古实物的佐证,也未必不是真的,可能有一定的史实“素地”。
他举了一个例子:大禹治水一直只是“传说”,连大禹其人存在与否,学界都有争议。李学勤却鉴定了一个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盨,盨的铭文一开头就清清楚楚写着:“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老天爷要大禹划分九州,沿着山势治水。文字表达跟《尚书·禹贡》和《禹贡序》一致。
当然,不管如何,关于“夏商周分期年表”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但是李学勤已经转过头去了。他说,从年轻时起,他就有一个梦想,是做古代文明(中国古代文明和其他三大古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文明)的比较研究。这是他从年轻时就有的梦想,但做这项研究需要现代外语和古代外文,他曾经为此学俄文,还想学埃及文。可是当年刚开始学德文,就下放了,下放时带了本英文的拉丁文教材自学,一边干体力活一边背单词,结果挨了批判。现在人也老了,外语又不行,不知道还能不能做得动。……李学勤这么叹息的时候,他的夫人已经从房里出来,远远地站在门口,无声地提醒我采访时间到了。她不想听他的学术计划和展望,她只担心他的身体。
生平简介
李学勤,
主要著述
《殷虚文字缀合》(与郭若愚、曾毅公合作)、《殷代地理简论》、《东周与秦代文明》、《古文字学初阶》、《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定稿)、《睡虎地秦墓竹简》(定稿)、《比较考古学随笔》、《周易经传溯源》、《走出疑古时代》、《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中国青铜器概说》、《古文献从论》、《失落的文明》、《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甲骨百年话沧桑》、《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定稿)、《重写学术史》、《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等几十种。另有学术论文5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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