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堪的教育思想

　　允堪的教育思想
　　戒幢佛学研究所 界空法师
　　内容提要：北宋结束五代之乱，休养民生。佛教乘势奋起，一改颓废之势，翻然中兴。律宗至此，也气象峥嵘，龙象突出。元照三记，贯串千年至今。唐末至宋初之间，天灾人祸，于律宗犹甚，元照肇起，何以臻此伟功。实乃允堪等辈，于东南第一州，筚路蓝缕，草创开山，承前起后，呕心沥血，培育吐哺，陶铸子弟，抱旷世才德，宛转课堂之间，以金玉之质，甘为孺子之牛，掩阳春白雪于内心，演下里巴人于群蒙，终使一传之后，有元照贤孙。无允堪普及普通普遍之悲雨，焉有元照济缘、行宗、资持之硕果。迫及吾辈，数十年前之劫火，至今犹有劫灰。奈何人心本具，从善如流，虽亦艰辛备尝，但也风起云涌，修造建构，如雨后春笋，总算衣食无忧，岂料文章不著，碧海青天，五星月之朗，纷然冲荡，各领风骚。何年何月，混一车书。此时此事，不啻允堪当年，修筑戒坛之教室，制定十记之教材，乃是普及普通普遍教育之阶段。允堪—：生，于普及普通普遍之教育，下死功夫，得好消息，吾辈诸公，何不效哉?
　　关键词：普及普通普遍、会通、礼忏、护法、复一
　　一、允堪的生年
　　据《新续高僧传四集卷第二十七》记载：“(允堪)以北宋仁宗嘉佑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寂于昭庆”。与清人吴树虚纂修的《大昭庆律寺志》卷八所记载的：“以嘉佑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入寂于昭庆丈室”，十分吻合。《佛祖统记》、《释氏稽古略》也作了同样的记载。与《浙江佛教史》一书所述入寂于公元“一〇六一年”，也是没有差别的。有差别的是：《浙江佛教史》将允堪的生年考订确认在公元一〇二五年。依此推度，允堪世寿年仅三十六岁。依此计算，允堪在宋仁宗庆历二年，建坛度僧，年仅三十七岁。在建坛之前，撰著《四分律拾昆尼义钞辅要记》的具体时间，则在十五、六岁之间。这些不一般的数据，多少令人对允堪出生于公元一〇二五年有些疑惑。
　　这一问题，应该说在允堪大师所著的《四分律随机羯磨疏正源记》一文里有很明确的答案。据这一答案，允堪大师生年的问题可以得到水落石出的清晰答案。此文称：“始宋皇佑三年辛卯，终癸巳正月十三日，于净住清思堂解毕，时年四十九，十记已成”，这里所说的“癸巳”年，即是宋仁宗皇佑五年，也是公元一O五三年，距宋仁宗嘉佑六年(公元一O六一年)有八年之数。由此可知，允堪大师系五十七岁之际“入寂于昭庆丈室”。那么，依此计算，“一O六一”减去“五十七”，恰好是“一OO四”。允堪大师应于北宋赵真宗景德元年(公元一OO四)出生于杭州。
　　二、允堪一生的著作
　　九岁赋诗：“始生严谷畔，早有月中香”，并被收入《全宋诗》。
　　据《发真钞·序》云：“愚庆荷大师之道，凡三十载”，又云：“今年四十有一”，允堪祖师当于青年时期二十一岁“专精律部，续南山宗”，这之前，二十一岁之前“从天台崇教院慧思大师祝发，学无不通”
　　三十一至三十四岁之间，著《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发挥记》。
　　三十九岁著《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辅要记》。
　　四十一岁著《净心诫观发真钞》。
　　五十一岁著《四分律随机羯磨疏正源记》。
　　晚年著有《行事钞会正记》
　　《南山祖师礼赞文》疑似庆历二年作。
　　《衣钵名义章》疑似庆历二年以后的作品。
　　《新受戒比丘六念五观法》疑似庆历二年以后的作品。
　　据允堪大师自己所讲，四十一岁时，“所述诸科记，仅将百卷”，所以上述著作仅仅是允堪大师所有著作中一小部分。
　　三、允堪大师生年表及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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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元 │ 纪 年 │ 允堪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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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4 │ 景德元年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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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5 │ 景德二年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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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6 │ 景德三年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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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7 │ 景德四年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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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8 │ 大中祥符元年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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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9 │ 大中祥符二年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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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0 │ 大中祥符三年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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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1 │ 大中祥符四年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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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012│ 大中祥符五年│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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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3 │ 大中祥符六年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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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4 │ 大中祥符七年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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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5 │ 大中祥符八年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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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6 │ 大中祥符九年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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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7 │ 天禧元年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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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8 │ 天禧二年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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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9 │ 天禧三年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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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0 │ 天禧四年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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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l │ 天禧五年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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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2 │ 乾兴元年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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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3 │ 宋仁宗天圣元年│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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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4 │ 天圣二年 │ 2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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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5 │ 天圣三年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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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6 │ 天圣四年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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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7 │ 天圣五年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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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8 │ 天圣六年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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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9 │ 天圣七年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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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0·│ 天圣八年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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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1 │ 天圣九年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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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2 │ 明道元年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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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3 │ 明道二年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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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4 │ 景佑元年 │ 3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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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5 │ 景佑二年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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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6 │ 景佑三年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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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7 │ 景佑四年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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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8 │ 宝元元年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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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9 │ 宝元二年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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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0 │ 康定元年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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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l │ 庆历元年 │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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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2 │ 庆历二年 │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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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3 │ 庆历三年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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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4 │ 庆历四年 │ 4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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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5 │ 庆历五年 │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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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6 │ 庆历六年 │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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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7 │ 庆历七年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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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8 │ 庆历八年│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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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9 │ 皇佑元年│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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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50 │ 皇佑二年│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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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51 │ 皇佑三年│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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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52 │ 皇佑四年│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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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53 │ 皇佑五年│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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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54 │ 至和元年│ 5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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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55 │ 至和二年│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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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56 │ 嘉佑元年│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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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57 │ 嘉佑二年│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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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58 │ 嘉佑三年│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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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59 │ 嘉佑四年│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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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60 │ 嘉佑五年│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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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61 │ 嘉佑六年│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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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允堪一生的时代背景
　　在允堪十岁时，大宋王朝已经历了宋太祖十七年、宋太宗二十二年、宋真宗已登位十七年，总有五十四年的成长，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太祖一朝，礼遇僧人，建寺度僧，修刻藏经。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于大昭庆寺建万善戒坛：“九七六——九七八年，宋太平兴国元年—三年。元年重建杭州昭庆寺。宋太宗赐额“大昭庆寺”；三年于寺中建万善戒坛。使大昭庆寺成为当时全国最具影响的律寺”。宋真宗在祥符二年，诏京师太平兴国寺立奉先甘露戒坛。宋真宗本人也作《佛牙赞》诗宣扬佛法：
　　西方大圣号迦文，接物垂慈世所尊。
　　常愿进修增妙果，庶期饶益在黎元。
　　至宋仁宗一代，仁宗皇帝也作过《佛牙赞》一诗8：
　　三皇掩质皆归土，五帝潜形已化尘。
　　夫子域中夸是圣，老君世上也言真。
　　埋躯只见空遗冢，何处将身示后人。
　　唯有吾师金骨在，曾经百炼色长新。
　　特别是吴越王钱仿与宋太宗的和平统一共识，使吴越十三州之地免遭兵火洗劫，使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更为繁荣。在杭州，佛教各宗涌现了一批高僧，一时之间，明星灿烂。在允堪有生之年的时代里，就有天台宗的知礼、遵式等，华严宗的净源等，律宗的赞宁等，云门宗的重显、义怀、契嵩等，临济宗的德章等，黄龙慧南，扬岐方会等，净土宗更为普遍，皆彪然炳著，名噪一时。佛教顿时一派欣欣向荣、百舸争流的可喜景象。
　　但是，各自为阵，门户之见，在一派兴盛的山峰下潜流汹涌。更为可悲的是，宗派之间，寺院之间，师父之间，互相非议、攻击，各执一端，是非蜂起。甚至，有的为了声名鹊起，不惜大肆攻击，以求一夜成名。即使同宗同门同业也不能避免。四众弟子中，有识之士皆洞若观火，转而注重基础的巩固，对一些普通的方面进行梳理、订正，以期达到普遍的认识和作为。在一定层面上，获得了统一思想，有章可循的稳定柜架。并把这种认识和思想作为一项启蒙运动加以推动，形成普及的特色。在律宗，允堪无疑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代表。
　　允堪的教育思想可概括为普及教育思想。这是恢复戒律的初期阶段，不容犹豫的选择，在梳理、整理中建立正常运转的轨道。允堪一生为建立这种轨道做了两件事：建立戒坛和撰著十记。从今天来看，就是修建学校，编订教材。事实证明，这种基础建设为后代的高峰发展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础。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教材的订正，我们称之为普遍、普通、普及的教育。这与今天的佛教发展有微妙的相似之处，几十年来，大陆佛教基本上己完成寺院房屋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建设，各省佛学院已完成了多届的学僧教育任务，使当今佛教界僧人基本上了解了佛教各个方面的大体结构。那么完成初、中、高级的统一教材订正，及各宗统一初、中、高级教材的订正，已为期不远了。应该说这一项工作早己在各地佛学院开展了。相对于全国范围内来说，可以引申为早已悄然开展， 已作出从各自佛学院角度对全国统一教材作了很好回应和思考。普及普通普遍教育思想的落实完成，对佛教的团结、发展、稳定、持续、深化、提高将会产生决定性的力量。
　　普通，一般的，普遍的基础，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又具有不可替代的通用性、实用性，不具有解决特殊现象的特殊方法的特殊性。普通性还在于，只要一旦涉及这个系统，就必须要面对的基本元素，那么普通教育元素就是教学场所，教学教室和教学内容，教学教材，如允堪著十记，筑戒坛。这是教育的普通内容，普通内容还包括教材的内容，内容的真实性，这需要考订、辨正，内容还有逻辑性，全面并有条理。
　　青年时代的勤奋学习，刻苦修证，使允堪对律宗的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激发了允堪的责任感和自信心。他在大昭庆寺中的出众才具和严格修持使他获得了一些关键大护法的拥护。大昭庆寺当时高僧大居士如云，登坛说戒，需要多方面角逐方可遂愿。宋太宗已在大昭庆建万善戒坛，汇聚了大量的人才。可能由于唐末五代之乱，造成了律疏典章缺乏，通学乏人。所以大昭庆寺成了一个各方面都待完善的学戒地方，最后由于允堪等一批青年后学之士，学修俱优，平时言行不同于泛泛之论，所以引起了各方面的瞩目，并获得许多人的认可和支持意愿。包括依律完成戒坛的重建、完善、修补之类的项目，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修建，引得高度的赞扬，已寓示了戒律重兴的形象。这是允堪一生中宏法事业的一大转折点，奉旨开戒，岁岁度僧。这一期间，十记相继完成，这是允堪在讲学中集思广益最后定稿的教材。
　　允堪的作品，有再基础不过的《衣钵名义章》，也有《新受戒比丘六念五观法》，有理论整理的《发挥记》、《辅要记》、《正源记》，有禅修的《发真钞》，有思想教育、情感陶冶的《礼赞文》，其理论整理都很注重原本内容的梳理、解释，这些都是允堪普及普通普遍教育思想的主要面貌。
　　普通教育思想，并非主观臆想而成，实是现实环境所决定，实是长期弘扬佛法、教学活动的一个实际总结，问答之间，传唱之际，允堪根据具体情况，运用渊博的学识，耐心细致的剖析，虽草芥之微，但拈题曲尽，深浅次第，既全面而深遽，对学人“循墙而入堂奥”，有莫大的方便和功率。允堪大师的本地风光，虽有流露，但仍以普及普通普遍为主。草创之初，和光同尘，培育为第一要事。尽情发挥，非所不欲，非所不能，实不忍众学人的迷茫之苦。如才女归嫁之后，相夫教子，柴米油盐，不写诗词歌赋，只写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一如允堪搞建筑(筑戒坛)，编讲义(撰十记)，犹如今天各大寺院修建佛学院校舍建筑，及完善各类教材的订正。
　　五、《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发挥记》与允堪教育思想的酝酿期
　　《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发挥记》是允堪大师早期的作品，此时允堪大师居住天台山寿昌寺，据《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辅要记·序》说：“子景佑中，尝于佛陇撰戒本疏记”，景佑元年(1034年)--景佑四年(1037年)，允堪大师这时是31一34岁。
　　《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发挥记》仅有一卷为《卍字续藏》所收录，其余部份皆湮没无闻。
　　《卍字续藏》第六十二册所收入的这一卷，为《发挥记》的第三卷。第三卷对《含注戒本疏》的第三卷正果五篇，第四卷七聚重轻诸篇方便，持犯方轨，释四波罗夷等篇进行梳理、综合、解释，运用许多内外典籍进行精当的发挥讲述。 、
　　其《含注戒本疏》的内容相当于现在版《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卷三至卷五(第二册之五九八页一第三册之八二三页)疏文部份。
　　在《发挥记》中，允堪大师显示了不凡的学养功底，引用了涅槃经、目连问经、四分律藏、十诵律、摩诃僧只律，正量部，独柯多部的一些观点。
　　也引用了《行事钞》、《讲论》、《见论》、《如了疏》、《母论》、《二十二明了论》、《成实论》、《十住》的内容。
　　也引用了《诗》《书》《礼》《礼记》《左传》《汉书》《庄子》《易》《释名》《尔雅》《通俗文》的内容。
　　也引用了真谛、刘熙等言论。
　　这多多少少给了我们一点暗示，允堪的内心在激荡着什么，他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允堪在准备着什么呢?
　　纵观整个赵宋王朝，从建立伊始，便和佛教不解之缘，以及当时朝野上下对佛教也很推崇，也有一些希望，在僧人内部也欣欣向荣，复兴的精神召唤着许多僧人闻思修、信解行证。允堪处于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环境，受到的教育应该比较全面和扎实的。
　　佛教对赵匡胤的青年时代起了比较关键的作用，青年时代的赵匡胤四处闯荡，浪迹河南、陕西、甘肃，均无所获，便想南下发展，此时有一老僧，为他分析，汉水以南各个政权都比较稳定，发展前途不大，北方正处乱世，正是英雄有所作为之地，因此应北上而不能南下，而且老僧还厚赠金钱，送其北归，据说赵匡胤在那个时候还在和尚种的蔬菜地里偷吃过莴苣，以解难忍的饥饿。登基之后，赵匡胤吸收佛教不杀生的思想，宽待降士，约束士兵，不惊扰百姓，使赵匡胤赢得了很好的声望。特别是对吴越王的礼遇，力排众议，不扣不杀，让钱仿一生忠心耿耿，也使吴越十三州免遭兵火之劫。962年，赵匡胤于寝殿的夹室立誓碑，皇帝须跪瞻默诵：“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之罪，只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准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须谨遵此誓，有犯者，天必殛之”12。还有建寺度僧，修刻藏经，使当时的佛教人士有拔云见日之感，这都对佛教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之年于大昭庆寺建万善戒坛，宋真宗曾作“佛牙赞”一诗，宋仁宗也曾作“佛牙赞”一诗。
　　当时名流范仲淹、欧阳修、林逋、梅尧臣都有诗篇唱和。
　　这一切都将佛教捧护得繁花似锦，允堪大师的青年时代受着这种环境的滋养、激扬，形成了通内外学的思想，这在他以后的教育活动中有着不一般的作用，他的普通教育思想在这里完成了原始素材的积累和方法、内容的陶炼。
　　这个时候，江苏、浙江一带的佛教发展，受到历代帝王将相保护和推崇，高僧辈出，有东南佛国之誉，天台宗有义寂、义通、知礼、遵式、悟恩、智圆等，云门宗的重显(九八一一一O五二年)、义怀(九八二一一O五三)、契嵩(一OO七一一O七二)，临济宗有德章等，其时还有黄龙慧南，扬岐方会，律宗有赞宁(九一九一一OO一)、元肇(?一一一三O)、道光、守直、道标、玄俨律师等，净土宗，华严宗(慧因寺净源一O一一一一O八八)。
　　这一作品，使我们看到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作者表现出来的才华与勤奋，通儒学、明内典、精南山也表露无遗。《发挥记》一文表现了允堪的青年时代的博学强记，锐意进取，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才华横溢，学养深厚的青年僧人形象。
　　作者在这一作品中提出：“原其俗章，可鉴佛意”14的口号，纵横捭阖，广征博引，把深奥难懂的律学用广大知识分子所详熟的儒家、道家典章文句释出来，顿时令律学显得新鲜活泼，气象不凡，为大家所喜闻乐见。
　　如“世尊观机立制，十二年中徒众无过，但说略教， 自后僧尼根劣，多有毁破，须以五篇粗重调伏制御。”
　　允堪引用中国古代典章类比说：“如上古之时，人心淳笃，画地为园扉，以蒲为鞭，寻以功伪竞生，乃有新旧五刑”。
　　如此会通类比，使人们一一特别是儒家知识分子最易产生共鸣，上古的太平盛世在他们心底是无上的纯净和无比的温暖，试想现实中种种酷刑和惨绝的战争屠杀与“以蒲为鞭”的强烈对比，这“以蒲为鞭”的警示与温和、慈祥与对人的尊重在人心底层便是久响不绝的呼唤。
　　作者经意不经意间完成了情感移植，使戒律在弹指间走进了人心的最深处。
　　同样，作者引摘《周易》：“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来强调奉行戒律需要诚信的信仰品质，引用《庄子》：“言者所以在意也”一句，顿使戒律具有飘逸而透剔的传神。
　　这些多少已形成了允堪的性格特征和思想面貌：学的透澈而全面，讲的深入而浅出，厚实、灵活，从干头万绪的梳理中，；获得根本的认知。因此这份认知运用起来就灵活万千，拈唱不绝，神采非常。
　　这都源自于菩萨行的菩提心，“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用真实的学问功夫服务于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这一人生态度的奠定，便已宣告允堪日后所要面对的课题和将要取得的成绩，这一人生心态，决定了一个人所承担所冲刺必将是不寻常的范围，因为现实的根本问题就不是一个寻常的话题。
　　这些都表现了允堪作为一个教育家所具备了的应有素质。
　　六、《南山祖师礼赞文》与允堪思想的思考、实践时期。
　　《南山祖师礼赞文》的问世、昭庆寺戒坛的重新建立标志着允堪的思想成功。
　　“一0四一一一0四八年，宋庆历年间，著名律师允堪在杭州大昭庆寺建戒坛，岁岁度僧，专弘律部。全国律宗中心移至杭州。允堪卒于公元一0六一年。赐号“真悟大师”，“智圆大师”。
　　《大昭庆寺律寺志》卷之一：“庆历二年壬午，允堪建地诵戒坛及钟楼”。
　　陈舜俞《行业记》略云：“仁宗庆历二年壬午，建戒坛于杭之大昭庆寺”。
　　引日志戒坛图经》云：“赵宋太平兴国三年，西湖昭庆寺戒坛，永智律师建。庆历二年壬午冬，允堪律师昼夜精勤，依此行道。七年丁亥春三月，同母至此。夜分感韦天示礼，谓堪曰：‘今师行道处，是古燃灯佛降生地，最吉祥者。愿师以续燃灯慧命。弟子于西天竺取香泥和白牛粪，及世尊降伏外道处金刚王座下土，四大海心水，具如规制筑坛，使登践受戒者即入诸佛位，永为佛四众依止，不堕泥犁，师当荷之。’即以佛牙舍利付师，母醒，见火焰辉煌，惊惧久之。师于是创立地涌戒坛，广阐毗尼，事闻于上，皇佑元年奉旨说戒”。一一《大昭庆律寺志》卷之六
　　这一段文字除了时间与其它记载有出入之外，三分之二的内容还是神话故事，而且行文还相当诡异迷茫：“同母至此。夜分感韦天示现……母醒，见火焰辉煌，；惊惧久之”是梦吗?不是梦吗?非梦非非梦耶?令人费解，引人揣测不定，据《新续高僧传》说：“庆历二年建戒坛”，而这却是“庆历七年创地涌戒坛”，我们从《辅要记》、《发真钞》、《正源记》等文章来看，应是庆历二年建戒坛无疑。《昭庆寺碑》：“庆历间复坛焉”。
　　但是，《旧志戒坛图经》这一段文字至少讲了三件事：
　　第一件，允堪进入大昭庆寺初期的精勤用功，继承学习永智的遗范。第二，并由此获得大护法的支持，成功建坛。第三，事闻于上，奉旨说戒。
　　允堪大师在大昭庆寺旧有戒坛中，精进用功，实际上是他教育思想成熟的表现，经过多年的努力闻听思惟，也有成熟的著作问世，并为各方求学者所仰望，请益求教，令来访者都能有所裨益。允堪大师已于南山宗的教理相当通晓。特别是佛教的律宗，注重日常生活的规范和心地上的止观实践，允堪大师从多年闻思经教转到实际修证上来，说明了允堪大师的一种自信。允堪大师多年的闻思经教，也并非没有实践，没有专修，而这次特地在大昭庆寺精进用功，其意味非比寻常。而大昭庆寺的各位僧众领导、主持当家也允许允堪进入神圣的戒坛用功办道，此事也非等闲。须知永智至允堪时代之间，昭庆寺律宗大德，义学高僧，净行社，白莲社可谓群星灿烂，轰动朝野，吸引了当时杭州一带的社会精英，联袂共修，诗书唱和。特别是永智开山建坛，太平三年赐寺名额，当时律宗高僧要登坛讲戒：“推其长老能通五宗诸典者，登坛说法，敷陈具戒，其徒跪而听之”18。《游览志》也说“每岁上巳，律僧登坛说法，云水缁流，托钵来受戒者，何啻千百”。在这样一个硕学者如云的环境中能得到特殊的照顾，这本身也说明了当时的允堪绝非泛泛之辈，不说是冠压群芳，也算首屈一指，在当时大昭庆寺虽也以戒为宗要，但历经时日，“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月流”，提倡乏人，无通透之士，结合时际，提出一套令人耳目一新的成品，淘粹人心，故声望难以导众，但只能依时节因循用功而已，往来但有义学，他宗高僧便延入上席，也有本寺高僧因时利导，以时尚之学，传唱一代，所以律宗戒坛于此时虽未绝迹，相形之下，颇觉冷清，此时允堪一时才俊，人未到，名已久播，将律将戒，且定且慧，贯串诸宗，透明晶莹，文质彬彬，淋漓痛畅，令大昭庆寺一批矢志戒律之缁素，顿感扬眉吐气，期望中兴，如遗民苦盼王师，但见旌旗猎风，莫不涕泪相迎，允堪大师参学大昭庆寺之际，如何用功的方法篇章，难以确指，但观“礼赞文”确系修学之迹，虽不敢十分确定是这一时期的手笔，但也由此可以窥见其用功的精神，诚为一大成熟的普通教育系统。
　　“先向刹尘扬律藏”这实在是允堪的普通教育思想的内核，允堪要把律藏对每一位众生进行阐扬，虽然众生刹尘尘刹之多，但允堪要面对的就是这个多，虽然多，但在允堪眼中，无非一生一死之间，所以，礼赞文将道宣律师一生死之期划为十方面，进行礼赞，任何人的一生也不出这十个方面，意思即无论是谁处在人生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道宣律师为楷模为榜样而圆满戒律的学修，之所以这样做，允堪经过长期的亲生经历观察总结认为：众生“尘境攀缘，欲情竞骛”，“纵遇良师，讵怀深信”，“轻陵先觉，排斥真乘，将实教为凭虚，以权宗为戏论，慢幢高坚，爱纲宏张，居屏为非，逢人敛相”，“不义常行，无惭永坐”，“三乘观慧阙修，十聚罪愆深隐”，为当时的佛教界僧俗两众不如法者入骨三分的画了一幅群丑图。礼忏在这里有尊祖师以斥众生的味道，所以允堪至心发愿：“遮性无边誓等持，常游佛道开禅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长期的积极酝酿，允堪的普通普遍普及教育思想业已完整，业已成熟。
　　说允堪的思想成熟还可以从“感化”社会这一方面作深一步的探究，允堪的教育思想具有号召力，凝聚力，具有社会价值，具有社会推动力，这些我们可以从这一则“夜分感韦天示现”的神话中品味出一点什么意思，貌似离奇的神话是否曲折含蓄的说出了一桩重大的事件，“夜分”这个具有隐秘、神秘，不可测度的词汇，极力烘托出一种朦胧、影影绰绰、激动、涌动，充满力量刺激的气氛。韦天就是韦驮天将，是佛教传统说法中的护法，“韦驮天将，菩萨化身，拥护佛法誓宏深”，允堪点燃了大护法们火一样的激情，大护法的“大”，人数量大，财力大，地位大，计划书项目大。夜分两个字还隐含了他们某些身份，不便公开。总之，一位代表和允堪举行了约会，进行了商谈，达成了共识，制定了纲领，形成了组织，布署了计划，限定了日期之后，序幕由此拉开，简略的记载，不限制我们的合情的联想，合理的推度，大昭庆寺僧团内部管理系统，开始变换，在种种层层叠叠的实地演排之后，允堪被众星捧月一般坐在了大昭庆寺总裁一号座椅上，发号施令，调兵遣将：“师于是创立地涌戒坛”，从理论宣传到说服各个方面，对原有戒坛进行彻底改整组建，从建筑设计图纸，到具体施工，大至主体建筑，细至装璜落实，允堪的一切思想在这一建筑上得到了明确体现、强化、稳固、弘扬、扩展、延伸，即是考验，又是更加成熟的高歌猛进，如果说允堪思想在这之前是成熟了的柿子，那么现在就是霜叶落尽红灿灿挂在枝头上熟透的甜香之果了。
　　“七年丁亥，仁宗赐号真悟大师”，这一无上殊荣的获得，大约也少不了“韦天”的一份努力。
　　七、允堪思想的成熟时期
　　如果说要探究允堪大师的教育思想，其晚年所用心撰著的《会正记》应是首选的资料。据有关记载显示，《会正记》的问世给允堪大师赢来了极大的声誉，宋濂《释氏诸教编后记》云：“律学均以南山为宗，真悟智圆律师允堪著《会正记》等文，识者谓其超出六十家释义之外，何不可者”。
　　《稽古手鉴》云：“唯大昭庆真悟律师允堪作《会正记》独为尽理。
　　《比丘律仪与比尼律仪》——281页：“择悟之弟子有允堪……世称为四分律之会正宗。允堪之弟子择其，择其之弟子元照。”
　　《大昭庆律寺志卷之六》：“得南山宗之髓者，唯昭庆允堪律师“。
　　如此重要的著作，令人奇怪和叹惜的是，种种藏经均未收录，单行本也未见消息，倒是其它一些著作被收入卍续藏，这与允堪大师“凡二十载，所述诸科记，仅将百卷”的数目比较起来，我们今天所能接触的资料可谓少之又少。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庆历二年所著的《辅要记》，庆历四年所著的《发真钞》，皇佑三年所著的《正源记》等著作中，以及《衣钵名义章》，《五念六观》等文章中得见允堪大师的教育思想。
　　允堪大师教育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在历史的发展中，允堪大师综其一生，承上启下，为元照时代奠定了两个基础，一个是戒坛，一个是十记。戒坛确定了度僧的实质内容得以认定。
　　近代慧岳法师在《律宗教义及其纪传》一文190页中说：“一一唐道宣律所创立的南山律宗，经五代，至宋代时，已衰微了几百年，一直到宋仁宗庆历和皇裕年间(公元1041-1053)浙江昭庆寺的允堪律师，才按照四分律的规定，在昭庆寺建立戒坛，授戒度僧。又在苏州的开元寺和精严寺，也同样的弘扬律坛。不过，这还是振衰起敝复制中兴的初期，艰难程度，也就等于草创，而成效未能大著。”“允堪律师，他体会中兴四分律宗的艰困，所以，到了他的晚年。他便移居西湖的菩提寺，而撰著“会正记”一书来阐扬道宣律师的“四分律行事钞”。其用心艮苦，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最后他便得到了元照律师，作为他的法嗣，继续他的遗志，而大扬四分律学，使南山门庭得以光大”。
　　《律宗教义及其纪传》一文62页中——“到唐代未季，经过一次教难和五代的丧乱之后，律宗和以外的各宗一样，呈扎着衰微景象。但到宋代。允堪律师作行事钞会正记，无照律师作行事钞贤持记等。大弘律法，而衰颓不堪的南山律宗，又复兴盛起来。”
　　也许允堪的本意不是为了树立什么系统的教育思想，但在我们这个时期，大陆佛教界就是一个要从教育中壮大起来的时期，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从允堪的一生中吸收、获取相关的指导。从这种角度出发提出了允堪大师的教育思想，这也是提出允堪教育思想的现实理由。允堪大师的教育思想经过了长期的萌芽阶段，进入思考、实践阶段，进入成功阶段(所谓成功，即允堪的教育思想在教育活动中获得成功，成功的把握时代的脉搏，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并正确、准确的解决了问题)，进入成熟阶段(即为人们所接受，为时代所认可，为后学的继续深化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并能为作者所运用，赢来辉煌)。。 《发挥记》代表萌芽阶段。《礼赞文》代表思考、实践阶段。建立戒坛代表着成功阶段。《辅要记》、《发真钞》、《正源记》、《衣钵名义章》、《新受戒比丘六念五观法》代表着成熟阶段。现在所说的主要内容即成熟阶段。
　　据《辅要记》讲：辅要记的写作早在景佑年间便已经开始准备，到庆历二年之间，准备工作几乎没有停过，如《发真钞》也并非一夕之功：“知浮世之过半，遂用此观为治心之法，一日讲次，学徒有味，复立言以畅之，勒成三卷，题曰发真”。《正源记》也说：“探赜群籍，纂事钞等记”，可以说，建坛之后的讲说，是经过多次讲授，集思广益，最后敲定而成文的。
　　允堪大师的教育思想期源于一种责任，这就是：“大师之道，施及天下”。其动机是：“法鼓有声久而弗震，聊一提桴警之，后进同探秘藏，咸佩戒印，垂之未来，觊无煨烬”。“欲使履于期道而发真归源矣”，“发起净信，息于妄念，复一真心矣”。
　　允堪大师教育思想的方法是：“粗事科判”，“凡厥引据，悉考正文，帝虎之讹，于焉辨矣，一日讲余，遂发筐再览，因指见月，由言入道，开诱至要，举足修涂”。
　　允堪大师入主昭庆戒坛之后，进行的一系列教学活动，完全以普及普通普遍为重要轴心，将南山宗相关重要的柜架，进行完整全面的介绍，至此，由于受教育者所限，允堪大师教育的普及普通普遍的风格完全得以显现。其目的是要将：“大师之道，施及天下”。
　　如《正源记》表明，面对诸弟子的请问，“苟不引而伸之，则辜吾祖之训，是我罪也”，正是这种责任感，使允堪：“启迪后秀，津津不倦”。在《净心诫观发真钞》中也说：“夫学道者，以明已为本，立言者以益物为宗”，所以，“学徒有昧，复立言以畅之”，这种责任感在佛教传统中极为重要，因为这种责任感隐含着殉道的精神，为了奉行佛教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主张。《金光明经》讲舍身伺虎，《本生》讲半偈舍身，为了追求成佛，所有佛教出家众都必须严格遵守戒律，这些都是一种传承佛法，利益人天的责任承担，这种将佛教兴衰与自身价值紧密捆绑在一起，在允堪言行中是不难发现的：“何缘今日，偶得出家，披水田衣，纳尘沙戒，值能仁遗训，遇终南宝章”。佛法有无是生命价值有无的核心所在，所以，允堪在这种责任感的感召下，“遂学穷理，老而弥笃，启迪后秀，津津不倦”。其实，人生唯有这一精神才是唯一的活路，那种狭劣的自私行为，非但不能自我完善， 自我存活也是不能。离开了整体，个体也不复存在，所以勇敢奉献的承担也是对自己不朽的承担，允堪是充分认识了这一点的：“惟愿将此善缘，庄严净国，寿终此土，莲花化生，见佛证真，广度群品，后之览者，知我志焉”。
　　在这种责任感的警示下，对四周的诸多问题再也不会麻木不仁，而是感触良多，闻声识人，洞若观火。
　　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人们面临生存的重重压力，生存竞争的残酷性迫使许多人在夹缝里以非正常手法谋得生机，以苟且生存，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狰狞而恐惧，无限扩充和极度自卑，共业所感，业力所牵，求一喘息之时间而不可得，何况审虑情怀，返观心灵，何遑论及，鉴于此，允堪沉痛的说：“我及十方法界一切众生，无明风鼓，心源妄识。波腾性海，遂成起灭，乃受漂沦，死生流转。无穷众苦，婴缠莫尽。不闻正法，何殊三亿之徒；或染邪风，岂异六师之党。永招幽暗，长处愚蒙。尘境攀缘，若痴猿之得树；欲情竟骛，·犹逸象之无钩。纵遇良师，讵怀深信。致使衣珠空系，都忘知觉之心；宅宝徒盈，宁济困穷之厄。何缘今日，偶得出家，披水田衣，纳尘沙戒。值能仁遗训，遇终南宝章。不思议路全迷，未通幽邃，疑冰正结，罔构渊深。反系测海之知，妄恃挈瓶之智。轻陵先觉，排斥真乘，将实教为凭虚，以权宗为戏论。慢幢高竖，爱网宏张。居屏为非，肯畏幽灵而扫迹；逢人敛相，苟求邪利以资身。不义常行，无惭永坐。谅作福田荆棘，信为佛日烟云。三乘观慧缺修，十聚罪衍深隐。如斯衅戾，量等虚空”。
　　从这些来说，允堪的普及普通普遍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忧患色彩，具有服务、缓解社会忧患的意味。
　　允堪当然明白这些社会忧患，包括僧界忧患的背后，交织着一个时代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阶级的问题，这些问题绝非允堪一个僧人所能解决，虽然这些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作为允堪来讲，他也只能从僧人、佛教的角度，从细小的方面来表达、传递他内心的真实呼唤。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衣钵名义章》、《六念五观法》等一些相关衣食住行的文章。- 但是，就是这样一些文章，允堪也是浓墨重彩，黄钟大吕。如《六念五观法》一文，其中最后一节“出众生食法”，全文如下：
　　“《南山》云，或在食前唱等，得已出之，或在食后。经论无文，随情安置，凡出生食须事事如法，不得杂以所弃物。
　　《涅槃》因旷野鬼为受不杀戒已，告鬼言，我今当敕声闻弟子，随有佛法处，悉施汝食，若有住处，不能施者，即是天魔徒党，非我弟子。
　　《四分》，僧伽蓝中，立鬼神庙屋。
　　《传》云，中国僧寺设鬼庙、伽蓝神庙、宾头卢庙，每至二食，皆僧家送三处食，余此比丘不出。
　　《爱道尼经》，令出如指甲大。
　　《教戒议》云，凡所出生饼当如半钱大，饭不过七粒。 自余饭食，亦不得多出。时说偈云：“汝等鬼神众，我今施汝供，七粒遍十方，一切鬼神共”
　　《智论》云，鬼神得人一口食，而千万倍出也，若欲多出须以已直，纳常住中，不尔，则犯盗僧食矣。或自乞得，能节食减于则可。
　　故《宝云经》云，凡乞得食，分为四份，一份与同梵行者，第二份与穷下乞丐者，第三份与诸鬼神，第四份自供身。食准此，若欲运心普施者。按南岳食法，随自意中，云所得食，应云此食色声香味，上供十方佛，中奉诸贤圣，下及六道品，等施无差别，随感皆饱满，令诸施主得，无量波罗蜜。又云，念，食色香如檀柄风，一时普熏十方世界，凡圣有感各得上味，六道闻香发菩提心，于食能生六波罗蜜，如此运心亦大矣。
　　又《寄归传》，佛与大众受他毒药，佛令唱三钵罗怯多，然后方食，所有毒药变成美味，乃秘密之言尔，又应知，食有三德六味。
　　《涅槃经》云，三德六味，三德者，一轻软，二净洁，三如法。六味，一苦，二酸，三甘，四辛，五咸，六淡。新入道者，务在速知，勉之勉之。”
　　此一段文全系引援经论章句所成，有《爱道尼经》、《宝云经》、《涅槃经》、《四分律藏》、《大智度论》等。
　　其言辞高峻，如“若有住处，不能施者，即是天魔徒党，非我弟子”。
　　其数量：“饼当如半钱大，饭不过七粒”。
　　其运心观想：“食色香如檀柄凤，一时普熏十方界”。
　　其秘密：“唱三钵罗怯多”。
　　有解释：“三德者，一轻软，二净洁，三如法。六味者，一苦，二酸，三甘，四辛，五咸，六淡”。
　　其中闪耀着追求和平、鼓励和平、赞颂和平的光芒：“涅槃因旷野鬼受不杀戒已，告鬼言，我今当敕声闻弟子，随有佛法处悉施汝食，若有住处不能施者，即是天魔徒党，非我弟子”，既有慈悲，又有教诫，既有约束，又有指导，这种完满究竟的风格，对社会具有普遍的教育功效，适合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吸收和反省，补充和借鉴。面对这样的珠圆玉润，我们不得不赞叹允堪大师举重若轻的成熟气度，和烂熟于心的专业知识，及精深的素养，和独到敏锐的眼光，和悲天悯人的宗师情怀。
　　允堪大师始终关注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走向，也许他认为这是许多问题的关键，确实，佛教是强调心识的，“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允堪大师通过多年的教学和体会，愈来愈认识这个心的问题应给予刻不容缓的认知，虽然一段时间表达的很委婉，但到后来，终于以《发真钞》作狮子吼，令人“息于妄念，复一真心”，于戒律史上，回响不绝。
　　允堪撰著《发真钞》显然是有感而发：“南山所撰大部凡有三焉，曰删补钞，戒本疏及兹疏也(羯磨疏)，其诸述作，亦裨助此三而辅翼至化者也”，“能断一切邪道故”，“以能修八正道故”。但是“正由学人多滞心病，未臻法源”，所以，不知“夫尸罗者，止之妙门也”，对此，元照律师深有体会：“沦历诸有，沉屈已灵，余趣无知，人伦少学，纵令听习，多堕邪痴，奔逐名闻，封著知解，至有江南江北，未觅菩提，曲见邪心，未尝正直，野猿腾跃，家犬迟回”，原因是“为物转心，吸揽尘缘，积成劳结”。这是僧俗两界都会面临的教育问题。虽然教材、教室、师资、学生数量都圆满解决了，但学生的心态出现了微妙的蜕化，学生的质量出现了问题，学习的动机夹杂着其它的一些成份，学历文凭越多，资格越老，离根本宗旨越远，贪嗔痴慢疑，越被有效的保护，渐渐正不胜邪，风气大变，面对这种情况，有识之士，莫不以普通普遍普及教育为己任，大力整顿基础教育，从根本着手，如有的大德便一生只讲三皈依，这种脚踏实地、舍伪求真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将佛教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允堪针对这种局面：“欲使履于斯道而发真归源矣”，提出“此诫观不可一日而亡也”的说法，并表明自己以“此观为治心之法”，不但讲授而且“复立言以畅之”，可谓宏阐不遗余力，元照总结为：“古德传诵，双弘教观”。允堪自己也说：“余尝慨斯文，开诱至要，而传唱弥寡，示无辜先圣之恩耳，由是罄炉慨随释，不觉盈轻”。
　　允堪说：“又一切法本于自心，心若明净，诸法显了，能达此理则遍能含摄，岂以言诠广略而滞于知见乎”，“著文字而忘理观者，不亦病乎”。
　　允堪并希望：“庶藉此因，熏成大行，拨群类于九有，亲圣于十方，也自心源，极佛境界，庶冀见闻之者，愈宗净心，举足修涂，皆趣宝所，弹指合掌，咸成佛果”。
　　无论《发真钞》还是《正源记》，作者的眼光一如建筑戒坛之前，《礼赞文》中的眼光一般，注视着佛教界僧俗两众那一颗闪扑的心灵，念念不忘自己所处的地位及应尽的责任。《正源记》一书便说：“昔吾祖御之于前，复作疏以广其道，但后之驾说者鲜矣……于是嗒然隐几搞毫而述，因思羯磨乃昙谛始传派于法正之远源也……遂以正源为目”，其正源之目的仍然是为弟子们的“引而伸之”。从汪洋恣肆的《发挥记》，到《辅要记》“大师之道，将施及天下”到“息于妄念，复一真心”的《发真钞》，直至《正源记》：“尸罗羯磨，能仁所以立斯二者，犹车之两轮焉”。还有“世称为四分律之会正宗”的《会正记》，这些内容都展示了允堪的普及普通普遍的教育思想，具有丰富而具体的实质内涵，也构成了普及普通普遍教育思想的完全成熟。它表明对现实环境应具有透澈的解析，如《南山祖师礼赞文》。又表明应具有志向，应有纲领，应有具体方案，如《辅要记》信应有修证方案，如《发真钞》。应有紧扣佛教根本发展的体系，如《正源记》。应有鲜明、完整、独特，可以独立于宗教之林的特质，如《会正记》。允堪的普及普通普遍教育具有这些长时期累集而构成的完整体系，在佛教史上，在戒律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光辉，完成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任务，闪耀着非同一般的巨大价值，为后期的佛教发展，乃至现在的佛教发展，提供了宝贵而巨大的遗产。
　　八、允堪的遗憾
　　佛教发展至宋代，虽说是相当兴盛，但在皇权政治、封建文化、地主经济的交织网罗之下，佛教真能甩开膀子走路，无所忌讳的讲话吗?南来北往，三教九流，兴衰交递，争斗倾轧，社会什么样的风潮，无不圈圈荡漾波及到佛教的各个方面。从居士团队的经常变化，不稳定的学修，随意性的学修，消遣性的学修，以及居士群体本身的人生际遇，兴衰聚散，都能令僧团的弘法活动作出相应的调整。这给僧人的经济发展，修学发展，定居发展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僧人群体和僧人个体在政治地位、经济物质、情感生活的交相作用下，僧人的信仰不由自主的变得丰富而复杂。中层特别是下层的僧人，他们在保持信仰的同时，还关注着生存，当信仰和生存发生绝对冲突时，很可能他们会偏重于生存这一边，他们很清楚自己在人群中可有可无的境况，除了自己照顾自己外， 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个人来瞅瞅自己。所以有一句话：“铁打的寺院，流水的僧”。这给允堪等辈宗师级的僧人带来很大的困扰，不得不竭尽全力的支撑，又没有一个固定的队伍能够依靠，一批又一批的来，一批又一批的去， 自己的雄心壮志、胸襟情怀、喜怒哀乐、得失荣辱与谁可以商量， 自己的千古绝口吕又付与四海之中哪一个丈夫。这在佛教史上屡见不鲜，多少宗派荣极一时便绝响千古，多少人物辛苦一生，不过一死，万籁俱寂。允堪在许多作品中都流露了一种落寞的神色。如在《正源记》文后：后之览者，知我志焉。读我书的人啊，要知道我的追求啊!意外之意，一定有谁还不知道允堪我的心思。
　　《礼赞文》：思法乳以空频，但守婴儿之困。
　　在《衣钵名义章》文中：比见初机，入道多昧名义，人或询之，结舌无对，实为寒心矣。来自对整个佛教前途的灰心，壮志、理想一瞬间化为乌有，热腾腾被一盆冰水冲灭的寒心。
　　在《新受戒比丘六念五观法》文中：或始登具，弃而不奉者，往往有之矣，或专于诵语而不本其义者，亦有之矣。嘻。苟于此不了脱至皓首，诚恐涉道太远哉。
　　《发真钞》叹息：今年四十有一，知浮世之过半。
　　《发真钞》又说：后来览者，知予志焉。
　　《发真钞》还说：感圣法流涕。
　　允堪哭了，但不知为什么，在《发真钞》的末尾：“感圣法流涕”，又说：“后来览者，知予志焉”。一位四十一岁的出家大师，其泪光折射了一些什么呢?。何以会流涕?众生刚强难以调伏耶!建坛、度僧、传戒、授课已有三年之数，是否弥觉艰难，南来北往之辈，貌合神离，纷纷扰扰，于“了自心源，极佛境界”何曾一二会得。学戒日熟，离戒日远。大师流涕，我亦失声，千古有隔，肝肠同断。不忍写之，不忍卒之。
　　其普及普通普遍之教育，虽切中时弊，但也举步维艰。
　　“三无漏学，以戒为先。
　　至人不生，宗其谁传?
　　授笔作记，宏范人天。
　　寥寥千古，宝月空悬”。
　　元复这一首赞扬允堪的诗作，多少也有些苍凉的意味吧。
　　“师辨论精详，撰《会正记》《续南山宣律师行事钞》，著十二部经解法门赞序等文。七年丁亥，仁宗赐号真悟大师。皇佑年间，又于苏州开元寺，秀州精岩寺，皆建戒坛，弘范毗尼。嗣之者灵芝元照律师，以嘉佑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入寂于昭庆丈室，初塔于西湖涌泉山，有《塔铭》，后迁菩提寺，徽宗崇宁元年，谥号智圆大师”。
　　嘉佑六年，二十六岁的苏轼，远在陕西凤翔做了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的诗，虽非为允堪之逝而作，却似为允堪之逝而作：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己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生前的允堪有许多的遗憾，死后的允堪给我们留下的更多的遗憾。
　　不但《会正记》湮没无闻。就是《正源记》问世也颇多曲折：“正源之兴其来久矣。巨宋皇佑间真悟智圆律师，草创制造羯磨疏也。妙通宣和年游学钱塘，无相真教律师，讲疏多不用记。师云正源无板，写多错谬，所以不用。寻以兵火。抠衣慎水西昆因律师，以记主传授之记敷演，记主付玩，玩付因也，其记颇详。叹呼兹文，流传经久，未尝刊版。三豕渡河，四狙从欲。加以后昆谈规其短，不美其长，伊何徒哉，心行若是，负先德之训导者也。况平记主心慧难测，身证莫知，蕴出伦之见，彰独断之才。草创戒业二记，及诸记行世，中兴南山一宗，何异荆鸡光大佛垅之教与。妙通忝厕来裔，拟广南山之道，刊版行世，俾大部三记悉备。晚近免之异求，开记功成。聊纪岁月，圣宋绍兴十八年戊辰后安居日萧山蝠刍，妙通于会稽资圣讲堂题”。
　　九、结语
　　任何时代的佛教传播都有其最根本的普通内容、普通风格、普通要求，如果这个普通内容没有及时普及，也没有在社会上形成普遍的风气，获得普遍的认同，受到普遍的欢迎，得到普遍的支持，那就意味着某个时代的佛教处于停滞状态。而佛教是在发展中存在的，没有发展，所谓的停滞就是消亡。发展是一种存在形式，佛教用这个形式引领时代，也是保证自己的存在。
　　允堪用一生的勤奋和智慧， 自觉或不自觉的完成了一个时代的戒律普通教育，利用戒坛这一平台，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普及普遍的成绩。这给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给后来者留下了思考不完的主题。
　　我们从允堪大师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普及普通普遍教育需要极强的针对性，需要纯洁并强烈的心愿和完整的专业系统，以及深厚的学识和湛深的修持，这些都说明普及普通普遍教育并非因为普通而普通，并非可以粗心大意，轻描淡写，一蹴而就。
　　与允堪同时，全国范围内也有许多与允堪一样在戒律方面从事着普及普通普遍的教育事务，允堪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也许在更大程度上的艰辛，他们并不比允堪逊色，发挥的作用并不比允堪低微，他们有他们的伟大之处，就象允堪不能完全替代他们一样，他们也不能完全替代允堪，他们是在北宋某一时期举着火炬在黑夜中前进的人群。谨将此文献给他们。顶礼他们!
　　主要参考文献：
　　《卍字续藏》第64册，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正源记
　　《卍字续藏》第62册，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发挥记
　　《卍字续藏》第95册，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辅要记
　　《卍字续藏》第105册，净心戒观发真钞
　　《卍字续藏》第103册，南山祖师礼赞文
　　《卍字续藏》第105册，衣钵名义章
　　《卍字续藏》第105册，新受戒比丘六念五观法
　　《新续高僧传》
　　《宋史》
　　《佛祖统记》卷四五
　　《永乐北藏》第200册504页
　　《大昭庆律寺志》
　　《律宗概述及其成就与发展》张曼涛主编
　　《浙江佛教史》陈荣富
　　《释氏稽古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