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佛教社会运动之代表人物、团体

　　台湾佛教社会运动之代表人物、团体

　　传道法师是当代台湾佛教最早具有「运动意识」的锋，他深受印顺导师人间佛教思想的影响，早在民国七十年代起，就开始以人间佛教呼应现代的环保理念，领导信众有系统地推行环境保护与生态保育的相关运动。
　　民国六十二年传道法师接办台南妙心寺之后，亦创办了妙心幼稚园、慈恩妇女会与法云文教协会等机构，积极从事弘法、文教、慈善救济工作，环境保护、生态保育更是法师所大力推动的项目。其中，慈恩妇女会的会务集中在文教、环保等活动的推广，至於法云文教协会的成立，最初由台南商业界数位热心公益之人士集结而成，之后传道法师建议将松散的组织转化成社团来运作，遂於民国七十六年於妙心寺成立「佛教法云慈善会」，民国七十九年更名为「台南法云文教协会」，翌年正式登记为社团法人。
　　法云文教协会的主要活动项目有：社会服务、推展文教、育乐文康、弘扬佛法、供僧护教、生态保育、环境保护。其中最后两项：生态保育及环境保护，是该会最常举办的活动和关心的议题。实践的方式主要是演讲、研习营，在抗争方式上，由於身为佛教徒，故以不冲突、平和之方式为主，故以静坐、签名来表达抗争理念，有时亦以游行方式来宣达给一般民众。
　　在环保运动的推动上，法师初期以观念的宣导为主，主要是办理演讲、展览、研习营等方式。到了民国七十七年，为了石化公司的污染事件，妙心寺才开始加入草根性的环保运动，开记者说明会、请愿陈情，直言批判破坏环境、制造污染的资本家，以及与金权挂勾致公权不彰的政府这两个共犯结构的不公不义，而屡次受到黑函及电话的恐吓。
　　除了有计划性的运动，传道法师本人也利用每一个可能发言的场合，疾呼「重视环保是建立人间净土的根本」，呼吁佛教徒正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并导正佛教徒对於环境破坏的漠视，以及对於社会运动的排斥心理。他提出改革佛教传统放生的主张，建议佛教界应将关心救济、放生的善款，以及资源回收所得汇集成立佛教界的「环保护生基金会」，从事更广大、更彻底的环保运动。虽然理想未能实现，但经由他的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对佛教界的环保意识与行动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此外，传道法师也不管一般的异样眼光，率尔於民国八十年投入净化选风的政治关怀运动，以召开记者会、连署、问卷调查、游行、拜会、演讲、座谈会等等一连串的行动，展现政治人物不能忽略的改革呼声。法师的理念是：政策的良窳关系到众生的生活、生命和生计，政治人物的观念行为，也直接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的走向。而且更重要的，菩萨的救苦救难，不应只是事后的救济，而应防患未然、洞烛机先！因此他觉得：净化政治才是解决社会苦难的「治本」方法，政治正是人间菩萨最隹的实习道场。
　　传道法师迥异於一般僧人的果敢行动，获得不少来自教外的掌声，他因此结识了不少社运菁英，社运界也好与他一起携手推行环保运动。他曾表示，自己实际推动生态环保的动力，除了得自於印顺导师所提撕的依、正二报相依相存的缘起观之外，主要得自於台湾环保前辈林俊义的启发，以及吸收保育人士陈玉峰有关生态环保的实务经验。
　　换言之，传道法师的社会运动，系以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为活水源头，他从佛教的「缘起」理念出发，本着凡夫菩萨的特色：具烦恼身、正信正见、悲心增上、力行十善、利他为重、护持正法；以印顺导师「人间佛教」——此时、此地、此人的关怀与净化，作为奉行不悖的圭臬。他念念於心的，是要将得自於印顺导师人间佛教的法益弘扬，以及将佛陀本怀落实於现代社会——建设人间净土。
　　有很多社会关怀事件，传道法师是与昭慧法师南北呼应，甚至是共同从事的，例如思凡事件、反婴灵事件、援救马晓滨事件、反「抓春鸡」事件、以及反挫鱼运动等等。因为有两位法师一南一北所发挥的作用，打破了外界觉得佛教软弱怕事的不隹印象，让台湾佛教界的社会关怀事业，呈现出勇猛无惧、光明开朗的崭新气象。
　　昭慧法师是中国佛教在台湾光复之后，首批在台湾养成而力求改革旧有佛教习性的一代。法师初始投入社会运动，乃是基於一股护法卫教的使命感，起因於民国七十六年四月「国文天地」杂志刊出一篇污辱僧尼的文章。从此以后，法师便一次次地投身於护教大业，后来更由於一股「不忍众生苦」的悲心与济弱扶倾的正义感，投身社会关怀乃至政治争议的地带。
　　昭慧法师认为，实践大乘佛教的救度精神，没有争议性的慈善救济是不够的，因为社会许多的灾害，背后都隐含人为因素在内，人为灾害则往往牵涉政治的不公正与不公义。然而，由於中国佛教长期在「亲善政权」与「逃尘避世」的两极中摆荡，大多时候只有在政策或法令危害佛教权益时，才站出来大作不平之鸣，而无法发挥清明政治的积极功能。这样的状况，在思凡事件之后昭慧法师与外界接触愈多，才愈感觉到外界对於佛教的不以为然与轻视。这令他深深反省：如果佛教要获得社会更多的尊敬，宗教师应该要超然於「被（政治）收编」与「被（政治）消音」这两种角色以外，成为弱势的代言人－－而不纯粹是「自己宗教利益的代言人」。
　　佛教要如何成为弱势的代言人？昭慧法师的看法是，佛教不必采取在野党的方式对执政者处处挞伐，也不宜以佛教僧侣的身分从政或参选，而是，共愿同行者可以形成「压力团体」，以社会运动的种种努力，一方面监督政府，减低政策错误的机率，甚至於积极要求政府改变恶法、制订善法，是为体制面的改革；另一方面，佛教则要面对群众，帮助群众抛弃成见（例如对僧伽、对女性或对动物的歧视），更正错误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是为思想面的改革。
　　换言之，昭慧法师认为，宗教团体其实可以发挥更积极而根本的社会功能，成为政治和金权以外的第三种不可忽视的在野力量。如果社会运动的目标明确、手段是非暴力的，这就是在实践以「护生」为本的佛法，以及「严净国土，成熟有情」的大乘佛法。这才是落实到现实政治的层面，符合「佛教主体性」而超然於政党流派的精神。
　　昭慧法师对於社会关怀乃至政治关怀的独到看法，来自印顺导师人间佛教思想的启发极大，他推崇印顺导师所抉择的大乘精义，就是菩萨行旅中让人不致岐路亡羊的指针。投身社会运动多年下来，法师对於人间佛教的具体实践，有许多独到的体会，他曾在接受访问时提出，开展人间佛教的正确方式，必须要把握如下重点：
　　一、走入人间，普遍关怀，特别重视扶济弱者。
　　二、落实救度意义的菩萨行，在慈悲的前提下，维护公理。
　　三、「勿将佛法当人情」，不要因为个人名利而牺牲佛教的正义。
　　四、 需要勇气与智慧，没勇气即可能因过多顾忌而不敢伸张正义，从而萎缩其「无畏施」的慈悲心；没有智慧则可能出现於众生无益的溺爱与滥慈悲。
　　这样，昭慧法师相信，透过缘起深义的掌握而启发智慧与慈悲，进入到众生群中接受考验，在一次次的护教护生运动当中，心智也被磨练得愈来愈坚强、无惧、无私、慈悲，这不正是「在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萨道吗？如是，人间佛教将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菩萨道也并非只是经典中流传的伟大故事，而可以具体实践於此间。
　　昭慧法师所创立的「关怀生命协会」，是当代台湾社会从事生态保育与动物保护运动的重要团体。其成立肇始於民国八十一年初，针对社会上时兴的「挫鱼」歪风，昭慧法师发起抵制运动。在该年当中，台湾接连发生犀牛角、黑面琵鹭与虎骨事件，引发国内外保育界的强烈批评，使得野生动物保育的问题，又广泛地引起舆论的注意。
　　经由以上事件的发生，昭慧法师深有感触，他觉得，佛教由「缘起论」开展出来的「护生观」，有它不共世间而更深层的义蕴，迥异於来自西方（神学与哲学）的动保理论，因此，根源於佛法「缘起论」的「护生观」，应可以弥补当前动物保护运动的不足。因此，昭慧法师乃率同师友同道，成立以「护生」为宗旨的关怀生命协会，希望透过影响公共政策的努力，为受尽人类荼毒的动物，争取立法保护、谋求相对改善。
　　在运动策略上，关怀生命协会以立法与教育为两大主轴，前者，介入公共领域，力促野生动物保育法、动物保护法之立法，监督中央及地方行政机关有否落实法案之执行；后者，则透过出版、演讲、研讨会、展览会等软性活动，将人类社会制度化虐待动物的事实公诸於世。此外，还有防阻虐待动物的危机处理，例如台南天后宫文化季举办抓春鸡活动、欧洲大马戏团来台表演等等，关怀生命协会亦予以抵制。
　　在行动上，关怀生命协会大致与其他社运团体没什么不同，但是比较起来，则少采用街头游行的方式，亦摒弃群众暴力的手段，而比较常运用连署、记者会、陈情、拜会、游说、公听会、串联国内外动保团体等方式，集结各方有力人士，联合谴责政府措施不道德、不合理之处。并且运用大众媒体争取社会各界的关切与认同，让政府感受到强烈的舆论压力，而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措施。
　　当代台湾佛教的护生运动，除了前述的「反挫鱼」运动，关怀生命协会也对政府非人道处置流浪狗的方式加以谴责，并说服环保单位改善捕犬技术及收容环境，并要求实施晶片植入与饲主登记，以免饲主滥弃犬只。
　　此外，协会还串联国内的动物保护与环保生态团体，共同组成「生态保育联盟」，曾於民国八十三至八十四年间，强力串连国外之同属性团体，对行政部门施以压力、对立法委员展开游说，从而使立法院通过了民间版为主轴的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案，这远比原官方版带给野生动物更大的生存空间。
　　但是，有鉴於野生动物以外的经济动物、同伴动物（特别是流浪动物）、实验动物，毫无法律保障其福祉，关怀生命协会於是又极力推动动物保护法，经过四年之奋斗，该法案也终於在民国八十七年於立法院三读通过。其中，特别是第十条的「反赌马条款」，使得台湾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立法禁止赌马的国家，甚得国际之推崇。
　　这两项法案，都有佛教的人道思想之融入，也都透过佛教徒的主导，凝聚民意力量，而成功地对抗了官僚体系、业者与财团的恶势力，对於弱势动物的苦难做了最根本的救济，从而减轻了台湾动物乃至人民的潜在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