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宗教团体的社会资本

　　美国宗教团体的社会资本

　　刘澎

　　[内容提要] 宗教团体是美国社会资本的最大占有者。社会资本的特点是使用越多，增值越多。宗教组织把致力于社会服务和兴办慈善事业作为体现自身价值谋取回报的最佳方式，这是宗教团体对其社会资本的独特的使用方式。美国宗教组织的社会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国家，除了法律对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原则的保障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一个由教会与教徒之间广泛的横向联系构成的无处不在而又运转良好的社会网络。宗教组织依靠不断增殖的社会资本，站在满足个人与社会的基本需要，弥和社会矛盾的最前线，发挥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关键词：美国宗教/宗教团体/社会资本

　　美国社会中最大的群众性组合是以宗教团体形式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教会，除了耸立在美国城乡各地造型各异的教堂以有形的方式，随时提醒人们宗教在美国的广泛存在外，教会真正掌握的重要资源是其看不见但却无法估量的社会资本。正是依靠巨大的社会资本，宗教得以对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宗教的实力与魅力就是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有了社会资本，教会在作为市民社会中非政府组织核心力量维护公民权益时，就能够发挥比工会、各种专业人员协会、商会、学生团体、文化与体育组织等其他形式的非政府组织更为强大、更加有效的作用。

　　社会资本的生成

　　所谓社会资本，是一种隐形的、特殊的资源，它不是经济学意义上金融财富的集合，也不是商业上物质商品或市场服务的集合，但它使得互惠、信任、团结和参与等规范变得具体化；它通过家庭、组织成员、朋友、合作者、邻居构成的潜在的社会网络，能够有效地保证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资本尤为重要，它是保障人们正常生活不可缺少的资源。社会资本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或地区、社区中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这个系统包括面对面的接触和人与人的交流，以及由人员交流带来的义务关系和相互信任。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社区对居民的价值，由社区基础的各种关系组成，而它来自志愿服务和市民参与。[1]社会资本强调互惠、信任和社会和谐的道德规范和网络系统，能够为解决教育、城市贫困、失业、控制犯罪和毒品，以及公共卫生问题带来更多的潜在资源。当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教会来说，最大的人力资本是教徒）二者结合起来时，人们就能够组织起来创建公共文明、解决共同的社会问题。

　　作为民间最主要的社会网络中心，宗教团体是美国社会资本的最大占有者。宗教团体通过组织宗教信徒共同进行活动，逐渐使自己变成了美国社会中最普遍也是最方便的社会资本的汇集地。“所谓教会就是指人”， “它不是指建筑物，甚至也不是指一个组织，它指的是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2] 如果考虑到90%以上的美国人声称相信上帝、30万个教会和2千多个教派组织的存在、参加宗教活动的美国人超过了参加美国社会中其他任何组织活动的人数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人都不能无视美国社会中这个拥有庞大资源的非政府组织力量。[3]

　　那么，教会何以会成为美国社会的“网络中心”呢？这与美国主要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的国情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上，初到美国的移民惟有通过宗教才能保持他们的文化和传统，才能融入社会。道德与价值、社会联系、人际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社团之间的交往与帮助、移民文化传统的继承等，都是以教会和以教会为核心的网络而实现的。教会在帮助个人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志愿者、社会慈善服务力量、社区领导、选举参与者等等。通过教会，传统的价值观和公认的道德准则得到了发展，个人与社区的诸多需求得到了满足。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教会以一种极其自然的方式变成了民间最主要的社会网络中心、社会资本的重要基地。千百万隶属于各种各样宗教团体的美国人，不论其社会经济背景如何，在参加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的同时，一方面从教会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具体的帮助，特别是得到了其它任何组织都无法提供的归属感、安全感和精神慰藉，另一方面也为教会增加了社会资本。

　　参与宗教活动或加入教会组织，对美国人来说除了出于对宗教神学或教义本身的精神信仰需求外，更多的往往是对教会在教徒日常生活中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的现实考虑。教会成立各种委员会和特别工作组开展各种社会服务，他们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吃住，举办宗教学习班，建立唱诗班，为新移民提供帮助等等。这些由教会举办或赞助的活动使人们得以改善自己生活的小环境。就一个地区而言，教会是社区的中心，是获取社会资源的最佳途径，是社交兴趣、规则和技巧的孵化器。教徒通过积极参与宗教活动，通过教会学会了如何发表演讲，组织会议，处理分歧和承担管理责任；学会了人际交往，从而获得了在更大范围内参加更多与宗教有关的社交活动的机会。参加这些活动的结果往往会导致教徒参加更广泛的各种非宗教的组织与活动（例如选举投票等政治性的活动）并获得更多的社会关系。[4]

　　美国曾有一项对职业联合会、兴趣小组、退伍军人组织、自助小组、体育俱乐部和服务俱乐部等22个不同类型的志愿性群众社团的调查。结果显示，宗教组织的成员最乐意参加其他形式的社会活动，如投票、作陪审员、参与社区项目、与邻居交谈，或慈善捐献。[5] 还有一项调查要求被调查者计算出一天中与之有过面对面交谈的人的数目，结果发现宗教徒更容易推测出每天交谈的人数。定期去教堂的人在一天中会与更多的人交谈，平均比其他人多40％。[6] 这些调查表明，宗教和教育一样，都能有效的将各种社会活动联系起来，使参与宗教活动的人能结识更多的人，在使用社会资本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资本。

　　许多人参加宗教组织和教会活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教会能够提供的成员平等与教会内部的民主环境。例如，对妇女、有色人种和穷人来说，教会是他们获得技能培养的重要场所，如写信，参与决策性会议，筹划和主持会议，以及公共场合发表演讲等。尽管他们也能通过其他非宗教性团体或自己的工作学习这些技能，但非宗教性场合往往更愿意吸收或迎合白人和中上层社会成员，从而强化了权利的不平等。只有在宗教团体中，妇女、移民、有色人种和穷人才有机会培养自己的人力资本，获得政治参与的必备技能。因此，宗教是反对美国社会参与中阶级不平等的重要场所，宗教以自己掌握的社会资本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不依靠经济上享有特权的人而实现“民主参与”所需的条件。[7]

　　宗教组织的这一特点对黑人教会来说尤为重要。美国历史上，宗教组织从来都是黑人社区中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的中心。教会是美国黑人中最古老和最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它是美国历史上备受压迫的黑人的唯一一个由“黑人控制”的社会组织。不论处于何种社会阶层，非洲裔美国人都比其他人宗教信仰更加虔诚。黑人的宗教传统鼓励各种宗教的糅合和对社区事务的关注。从19世纪的废奴和禁酒运动到20世纪的民权和保护生命权力运动期间，黑人的教会活动都与社会活动关系密切，部分原因就在于教会为黑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社交机会和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8]

　　一位1950-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有影响的分析家曾经指出，“黑人教会是现代民权运动的组织中心……教会提供了有组织的群众基础；经济上独立于白人社会、具有良好管理人和资源技能的牧师领导者；向抗议活动提供资助的财政基础；以及群众共同商讨斗争战略战术的聚会场所。”[9]

　　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林科恩也曾表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如同发挥了宗教作用一样，黑人教会还是美国黑人的文化之母、自由的冠军和文明的标志，扮演着学术讲堂、音乐学校、公共论坛、社会服务中心、政治学会和财政支持的历史作用”。[10]

　　事实上，教会为教徒提供的社会资本远远不限于对社会的参与、对人的技能的训练和对社交需要的满足。教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它能从精神和感情上同时满足人们对“生命意义”，“爱”和“自我价值”的需要。这种需求是人维持生命、参加社会生活的重要动力。许多人认为只有在宗教组织中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宗教可以为个人和群体提供一种身份的认同感和根基感”[11]。宗教团体还能频繁的为个人提供群体的友谊和生活的意义。[12]

　　因此，参加宗教团体不止是为了寻找“灵魂”的意义。它为具有相似背景和兴趣的人们创造了一个社会环境，使之得以相聚组成各种小的团体。属于某个宗教团体意味着从属与一个社会关系的网络。参与宗教团体的社会活动给其成员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得到其他宗教社区的认同，顺从道德规范和与其他成员分享活动和资源。而因为他们参与社会服务的工作，许多成员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团体以外的人们交往和工作的机会。

　　宗教团体正是通过这种看似简单的模式源源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社会资本。对教会来说，社会资本的增加是一个不断从个体到小团体再到群体的人际网络的发散式聚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需要关系密切、充满热情的社会小团体。这些小团体能真正了解他们，与他们分享喜怒哀乐，讨论他们的价值观，显示爱心，使他们不会感到孤独、不会与社区内的朋友熟人相隔绝。人的这种需要并不特别，但却无处购买 —— 政府、企业、大型非宗教社团的着眼点均不在此。唯一能够以灵活的方式提供这种需要的是宗教组织。宗教组织的支柱是基层教会，教会的基础是其内部众多的小团体。宗教关注每一个生命个体，更重要的是，宗教对个体的关注不分人种、性别与年龄；没有政治、商业或其他专业方面的条件。对一个没有什么特别资本的普通人来说，把自己和别人、社会联系起来并能得到温暖和帮助的简单而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加入教会或隶属于某个宗教组织的小团体。

　　美国学者伍思诺曾就宗教组织的小团体问题做过一项调查，发现在所有被调查者中，十分之四的人隶属于某个小团体，他们定期聚会、为成员提供帮助和支持。[13] 在小团体成员中，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属于查经小组或祷告团契，另四分之一的人是主日学校的成员。其余的一半可以被称为互助小组，常见的有读书俱乐部，兴趣小组，体育运动小组，酗酒者匿名互助组织等。[14]

　　人们在小团体中也感受到显著的关爱。根据调查结果，82%的人因为自己的团体而不再感受到孤独；72%的人说当沮丧时，团体给予他们鼓励；43%的人说团体曾帮助他们度过情绪的危机。这些团体还是其成员相他人表达关爱的渠道。事实上，74%的人曾帮助过自己团体中的伙伴，62%的人曾与团体一起帮助过外界的人。[15] 因为参加小团体活动，56%的人说他们变得更加关注和平与社会公正，45%的人更关注社会和政治事件；43%的人开始参加本社区的志愿工作，40%的人改变了对某些社会和政治事件的看法，12%受到鼓励参加政治集会或为政治选举工作。小宗教团体的成员更易于参加其他的委员会，并在教会中发挥领导作用。[16]

　　宗教组织成员在小团体中形成的宗教虔诚，也会在宗教之外的社会与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它可以培养人们的价值观并影响人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包括如何对待婚姻与家庭；如何看待钱和物质财富的价值；如何理解生命与工作的意义等。积极参加小团体活动的人能获得社会和精神的支持，从而更好地处理生活与事业中面临的压力。遇到问题时，他们中的很多人能够从价值观的角度，摒弃了自私的思想，做出符合宗教道德的决定。

　　从组织规模上说，宗教小团体无疑是微不足道的。但如果把美国宗教看成是美国社会中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的话，那么，宗教小团体正是构成这条大河的涓涓溪流，而教徒则是纵横交错的溪流中的小水滴。美国宗教组织的力量就在于能将无数柔弱分散的小水滴汇集在一起，使它们一边奔腾，一边吸纳更多的水流，最终成为波澜壮阔的大江大河。宗教组织社会资本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取决于它对“小水滴”的吸纳汇集能力。

　　社会资本的使用与增值

　　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不同，它的特点是使用越多，增值越多，使用者得到的回报也就越多。掌握着巨大社会资本的宗教组织不是将其资源主要用于与政府或商业企业的竞争或抗衡，而是选择了把致力于社会服务和兴办慈善事业作为体现自身价值谋取回报的最佳方式。教会团体在努力从社会和民众中汲取营养促进宗教发展的同时，始终以积极的方式极力表明自己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关爱，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是与其对慈善事业的特殊重视和巨大贡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可以看成是宗教团体对其社会资本的一种独特的使用方式。

　　对讲求实际的美国人来说，一个宗教组织如果把自己的活动仅仅局限在教堂之中，定位在纯宗教范围内，这样的组织是注定没有活力、没有前途的，它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每个教会、每个宗教组织、每个宗教领袖对此都非常清楚。因此，美国的各个教派，不论大小，都把开展社会服务、从事慈善活动作为自己的天职，把提供社会服务看成是在社会中发挥和扩大影响，体现自身价值的最主要、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全力以赴地投入其中。宗教机构通过其庞大的组织网络有效地征集丰富的人力、财力，将其用于满足社会，特别是弱势群体的需要。广大受益者在接受宗教团体社会服务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和支持教会的社会服务，从而有效地形成了宗教组织社会资本与物质财富的良性循环与增殖。

　　美国的宗教社团每年花在社会服务上的资金大约为150－200亿美元。1998年全国60%的教会宗派（大型教会中的比例更大）声称从事了社会服务、社区建设、或街区组织的项目。其中，33%的教会成员支持向饥饿者提供食物的项目，18%的人支持提供人道主义住房项目。绝大多数（93%）历史悠久的城市教会开展社区服务，如提供食品室，自助小组，和休闲娱乐项目等，而项目的受益者中有80%都不是这些教会的成员。黑人教会在目前“重建城市中心社区”的项目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如“波士顿10点联合会”。“工业区基金会”——被广泛认为是最成功的草根社区组织的典范——就植根于当地教区和教会。[17]

　　由于构成美国宗教的主体是基督教，因此，美国宗教机构的社会服务主要体现为基督教兴办的慈善事业。过去传统的基督教慈善事业往往集中在医疗、教育和救助穷人等少数几个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人们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复杂，基督教的社会服务也相应地扩展到了更加广泛的领域。只要有社会需求，针对这项需求的服务就会应运而生。

　　今天，美国宗教的社会服务，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程度。宗教慈善机构在消除贫困、社区发展与改造、预防犯罪、帮助移民与难民、帮助少数族裔、提供医疗与卫生援助、反对酗酒、毒品与艾滋病、发展文化与教育、保护妇女与儿童权益、老年人服务、环保、解决无家可归者等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美国各种社会力量中战斗在解决社会问题第一线的主力军。在所有这些慈善活动中，宗教机构最基本最经常的服务是救济贫困。尽管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济贫，始终是美国宗教机构社会服务的重点。例如，1999年由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教会发起的“信仰与家庭”计划已经帮助了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南卡罗莱纳和印第安等州的许多美国家庭。[18] 作为市民社会中坚力量的地方教会组织在反贫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宗教团体的社会慈善服务也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民间慈善机构的发展。兴办慈善机构本来就是宗教团体的传统，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教派都设立了自己的慈善机构。今天，宗教团体慈善机构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包括了济贫、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与家庭援助、法律援助、社区服务、国际援助等社会需要的各个方面，这也是美国市民社会的一大特色。

　　根据美国学者霍奇金森和魏茨曼的研究，1992年美国宗教慈善机构中，参与贫困救济与家庭援助的占92%，从事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的占90%，开展国际交流活动的占74%，维护民权的占62%，提供海外救助的占60%，从事教育的占53%，支持文化艺术的占50%，提供食品服务的占50%，关注社会正义的占34%，保护妇女权益的占25%，提供住房援助的占20%，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19]

　　除了以上类型的社会服务与慈善机构外，地方宗教团体还有许多针对当地教区或社区的某些专门问题的服务机构。地方教会的教堂、会堂、礼拜堂及其附属设施等，本身往往就是社区居民活动集会的中心。

　　对于宗教组织社会服务的作用，美国社会学家南希·安默曼认为，教会是“社会资本的源泉”，是“参与更大范围的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美国全国城市复兴委员会的威廉·高尔斯顿认为，宗教组织是“文明社会的支柱”，在费城、底特律、芝加哥、亚特兰大、洛杉矶等大城市的旧城改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社会服务“涉及的人数超过了美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它“对那些收入甚微、教育程度较低，也无意加入其他团体的人特别重要。”[20]宗教组织通过社会服务使社会受益，而它本身也正因为对其社会资本最大限度的使用，从而成为社会资本增殖的最大受益者。

　　宗教组织与慈善事业的关系

　　宗教组织能够在美国慈善事业中提供如此众多的社会服务，充分显示了宗教组织在整个非政府组织中雄厚的实力地位。1996年，美国约有各种宗教机构35万个，这个数字仅占美国全国所有非营利机构总数的20%、所有慈善机构总数的30%，但其获得的捐款占全国慈善捐款总额的60%，义务工作时间（志愿者捐献的时间）占全国总额的40%，相当于240万个全职雇员的工时。宗教机构当年的收入约为770亿美元。宗教组织本身雇佣的工作人员超过了100万人[21]，这个数字几乎等于美国所有从事社会服务的非宗教机构就业人员的总和。

　　从宗教机构内部的收入看，各教派的成员构成不同，教徒捐赠水平和教会的财务能力也不平衡。根据美国教会联合会1999年对36个主要教派的统计，基督教新教教会中，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有12个，其中超过10亿美元的有5个。收入最多的是南浸礼会，1998年的收入总额为74.5亿美元。[22]

　　从教会成员的捐款水平看，在36个被统计的教派中，人数只有几千人的几个小教派（如门诺派教会、国际五旬节派教会等）个人捐赠最多（国际五旬节派教会人均捐款2320美元，福音门诺派教会人均捐款2095美元）。而一些拥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成员的大教派，其成员的人均捐款反而不多，只有4、5百美元的水平。如南浸礼会成员人均捐款为473美元，联合卫理公会人均捐款为472美元，福音信义会人均捐款为529美元。其他一些教派如归正宗、长老宗、主教派教会等，人均捐款水平都在1千美元左右。[23]

　　但对宗教机构兴办的慈善事业来说，教会收入的多少与用于慈善事业的资金多少并不存在相关的关系。从统计数字看，大多数教派的收入主要用于宗教事业和维持教会本身所需的费用。36个教派中年收入用于社会服务的部分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超过20%以上的仅有9个，其中最高的是拥有84万成员的安息日会（年收入8.57亿美元，人均捐款1021美元，其中用于慈善的捐款为5.88亿美元，人均慈善捐款700美元，慈善捐款占教会年收入的69%）。另一个可以与安息日会慈善捐款比例相比的是一个只有2500人的微型教派--兄弟会联盟，这个教派虽然人数不多，但教会年收入中的慈善捐款比例也高达69%。其他教派的慈善捐款在教会年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大多在10%-20%之间，不足10%的仅有三个。[24]

　　另据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1999年对基督教新教62个教派（拥有成员4968万人）财务状况的统计，被统计的62个教会年收入总计262亿美元，人均捐款588美元，其中慈善捐款为40亿美元，人均慈善捐款为91美元，慈善捐款占教会年收入总额的15%。这个比例基本上代表了新教教会成员慈善捐款的一般水平。与1990年的同类调查相比，当时被调查教会的人均捐款为399美元，人均慈善捐款为74美元。[25] 10年来，教会成员的慈善捐款呈上升趋势。这个事实表明，宗教团体不仅拥有巨大的社会资本，而且是美国社会所有非营利机构中最大的财富拥有者。

　　宗教和利他主义之间的联系体现了宗教价值观的力量。“宗教理想主义是专注和动机的潜在来源，”因此，“如果人认为自己为某种神圣的力量所驱使，那么他们将会做出大量的牺牲。”[26] 除了充足的财力外，宗教团体还掌握着丰富的人力资源，这就是参加教会慈善活动的志愿者。

　　华盛顿一个非营利性组织的联合体在2001年10月份发布的一年两次的调查报告中指出，2000年约8390万美国志愿者平均每周义务工作4小时，累计达155亿小时。[27] 芝加哥大学教授安德罗·格利立指出，15年来，志愿社会服务工作呈上升趋势，美国的志愿社会服务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根据欧洲价值研究会1991年的调查，有47%的美国人口参加社会志愿服务工作。社会志愿工作包括：社会福利服务，宗教组织，教育文化活动，工会，政党，社区行动，环保，专业联合会，青年工作，体育，妇女组织，和平运动，动物权利，医疗卫生等。调查发现，参加志愿工作与到教堂做礼拜的比例是联系在一起的。宗教在市民社会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独立部门在1992年和1994年的调查表明，52%的美国人参加志愿工作，其中有28%志愿参加宗教工作。在志愿人员中，34%的人认为他们参加社会志愿工作与宗教有关。60%的人说他们绝对相信上帝，79%的人说他们相信上帝存在，78%的人说他们在生活中需要宗教精神，比1994年上升20%。[28]

　　宗教提倡行善，参与宗教活动的人往往更容易参加志愿者活动和慈善活动。据统计，近半数的有组织性的社团与教会有关，半数的个人慈善事业具有宗教性质，一半的志愿者行为也与宗教有关。75－80%的教会成员向慈善事业捐献，而非教会成员捐献的数字是55－60%；50－60%的教会成员有志愿者经历，而非教会成员中仅有30－35%。虔诚的信仰者往往更愿意向教会以外的活动提供时间和金钱。即便除去人们向宗教事业的捐献不考虑，参与宗教组织活动本身就意味着更多的慈善和志愿行为。[29]

　　定期参加宗教组织活动的人比其他人（有些也参与志愿性活动）更珍视救助危困的价值。大量证据表明，参与宗教活动本身可以强化教徒宗教信仰在慈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如果人们不参加宗教活动，信仰本身的利他主义效果就会大为减弱。比较研究也证明美国志愿行为高于其他国家的原因是美国人参加宗教活动的比例较高。[30]

　　下表是关于美国志愿者情况的一个统计，从中不难看出宗教对志愿者捐赠行为的影响。

　　志愿工作的时间和频率调查 [31]

　　所有被调查者 志愿者

　　去年作过志愿工作 上月志愿工作时间 去年作过志愿工作 上月志愿工作时间

　　（小时） （小时）

　　所有志愿工作 50.9% 8.0 100% 19.9

　　有关宗教 26.6 1.67 52.4 4.29

　　有关教育 16.3 0.96 32.0 2.41

　　有关健康 12.3 0.63 24.3 1.58

　　有关环境 7.1 0.12 14.0 0.31

　　说明：

　　1. 约51%的美国人去年曾做过志愿工作，近27%的人做过有关宗教的志愿工作，而只有约16％的人曾做过有关教育的志愿工作；在所有作过志愿者的美国人中，有52%的人做过有关宗教的志愿工作，只有32%的人做过有关教育的志愿工作。

　　2. 美国人平均上月志愿工作时间为8小时，其中1.67小时的工作与宗教活动有关，而花在教育上的时间不到1小时；所有志愿者上月平均志愿时间为近20小时，其中4.29小时与宗教工作有关，用于教育的只有2.41小时。

　　3. 不管比较人数比例还是工作时间，美国人用于有关宗教的组织的时间和精力均高于任何其他类型的志愿活动。

　　志愿者来源及志愿工作类型 [32]

　　志愿工作类型 来自教堂 会员组织 工作 朋友 家庭成员 自发的

　　各种类型 34.8 % 12.6 % 13. % 25.8 % 29.8 % 22.8%

　　宗教的 60.0 13.2 11.5 24.6 29.6 22.0

　　非宗教的 30.4 15.6 16.6 27.9 33.8 24.9

　　非正式的[33] 35.2 17.2 16.5 33.7 37.7 28.0

　　倡导的 32.5 21.7 18.3 34.6 36.3 30.8

　　说明：

　　1. 本表比较了通过不同途径参加志愿活动者的比例，及其参加志愿工作的不同类型。

　　2. 面对问题“你是从哪里接受邀请参加志愿活动的？”，比较各栏数字，回答很明显：教堂（教会）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大部分与宗教有关的志愿工作是通过教堂获得志愿者的（60.0 %）；教堂也为其他类型的志愿工作提供了志愿者，如倡导工作中，32.5%的人通过教堂得以参加，仅次于通过家庭成员和朋友介绍。

　　3. 结论：进教堂频繁的人，参加志愿活动也频繁；教堂是进入志愿领域最常见的途径。

　　市民社会需要培养公共志愿行为，而教会通常是推行公共志愿行为的最自然的交流网络。美国宗教社会学家伍思诺认为，“宗教组织为人们提供在组织内外服务的机会，提供与人交流的机会，提供委员会，电话号码，会议地点，交通工具以及所有那些有利于将善意转化为善行的条件。”[34] 因此，“被宗教激励的志愿者比非宗教者更倾向于使用一种类似于共产主义的语言来形容他们的行为并激起某种社会公益感，而不是简单地使用个人主义的语言来解释自己的行为”。[35] “教会成员更乐意捐献时间和金钱（包括向世俗项目捐献）”，“他们也更乐于参加投票选举”。[36]

　　如果社区内某人的邻居是教会成员，那么这一因素对其社区内年轻人的就业、毒品使用和参与犯罪活动的比例会有直接的影响。这时，教会产生的社会资本就会开始发挥作用，宗教伦理与道德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教会成员，而且会扩展至整个社区。

　　事实上，很多美国人相信教堂和犹太会堂比其他机构更有能力处理城市和社区面临的各种问题。根据盖洛普的调查，57%的被调查者认为教堂在解决社会问题时优于其他机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地方商业企业、政府、政治党派是社会问题的“富有同情心和公正的”解决者。[37]

　　由于宗教组织在社会中的作用之一是对教会成员进行持久不懈的公民道德教育，教会成员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得到了普遍的提高。因此教会成员一般比非教徒更富有公德心、更热心公益事业，也更愿意参与志愿活动。宗教组织的道德教育是以宗教教诲的形式出现的，宗教教诲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这种教诲即便没有完全付诸实施，但仍然具有引导年轻一代行为的重要作用。如果人们普遍认同宗教对个人态度的影响，那么，宗教教诲对一个充满关爱的社会的形成就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作为这种教诲的结果，它为宗教组织的社会活动的合法合理性提供了道德基础，并允许人们为与自己相关的事业团结起来。宗教教诲不仅培养了人与人之间公正的相互关系，而且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些教诲和原则。当教会把宗教组织巨大的社会资本与宗教教诲联系在一起时，这种鼓励就具有了某种神圣的、持续的暗示力量。

　　在教会之外，其他组织很难做到这一点，很难如此坚定地推行献身公益慈善的理念，也很少倡导对“邻人的爱和关怀”。尽管一般情况下，美国的社会道德并不公开主张以宗教为旗帜，但在实际生活中，美国公众早已把“救危助困”和“爱心关怀”当成了宗教的价值观。[38] 帮助危困者几乎成了人们对教会的期待。下面的两个表充分说明了宗教在捐款问题上对教徒的影响。

　　教会成员与非成员捐款模式比较 [39]

　　1989 1991 1993 1995

　　向各种慈善事业捐款的家庭比例

　　教会成员 77% 76% 78% 71%

　　非成员 55% 55% 54% 49%

　　向非宗教性慈善事业捐款的家庭比例

　　教会成员 57% 59% 58% 53%

　　非成员 52% 52% 50% 47%

　　每年每户向非宗教性慈善事业捐款数量

　　教会成员 $278 $265 $242 $257

　　非成员 $255 $190 $189 $208

　　说明：

　　1、 尽管1993到1995年间人们（教会成员和非成员）向慈善事业捐款比例有所下降，但历年来成员捐款的比例皆明显且稳定地高于非成员（20－25%）。

　　2、 历年来教会成员向非宗教性质的慈善事业捐款的比例皆高于非成员（5－7%）。

　　3、 教会成员向非宗教性质的慈善事业捐款的数量也高于非成员，如1995年，前者平均比后者高约20%（$257比$208）。

　　1995年教会成员与非成员向非宗教性质慈善事业捐款

　　家庭收入比较 [40]

　　宗教组织 1995年家庭收入

　　< $20,000 $20-39,999 $40-74,999 $75-99,999 >$100,000

　　成员 $70 $160 $350 $700 $1490

　　非成员 $25 $140 $275 $690 $1150

　　二者百分比 280% 114% 127% 101% 130%

　　说明：

　　不论家庭收入水平如何，教会成员向非宗教性质慈善事业捐款的比例和数量均不低于非成员，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中，则明显高于非成员（280%和130%）。

　　上表比较了教会成员的捐款模式。但事实上，“乐善好施”并非人的本能，而是人在社会交往和观察中习得的道德规范[41]。这正是宗教教诲的作用。所有主要的宗教都强调对他人利益和社会公正的集体责任，都有一套相应的规则和机制来帮助他人[42]。如果询问人们为什么乐意帮助他人时，答案常常是他们的动机来自于宗教的呼召和教义传达的信息。但宗教教诲必须要有社会资本做载体，如果没有建立在成员资格概念上的社会资本，教会就无法提供检验信仰的公正性，无法把个人的使命感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无法建立个人行为的道德反馈机制。因此，慈善活动要靠宗教组织对人的教诲，同时也离不开宗教拥有的社会资本。

　　至于其他非政府组织，它们虽然也拥有自己的社会资本，但在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活动效果上与宗教的社会资本所起的作用还是有差别的。这些差别主要表现为，首先，由宗教原因生成的社会资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方式生成的社会资本。“粗略估计，美国近半数的各类组织成员隶属于宗教组织，半数的个人慈善行为处于宗教原因，半数志愿行为有宗教背景。”[43] 这一点是美国社会中其他任何组织无法相比的。

　　其次，基于宗教原因的市民参与活动效果更为持久。这是因为人们衡量事物的价值标准不同。非宗教范围内的人们是从理性和功利主义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他们只能用“有效性”标准来衡量市民参与活动。这样，一旦发现自己的努力没有效果，或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达到，人们就会倾向于放弃努力。与此相反，宗教信仰者不以是否成功为标准，他们忠实于自己的信仰价值观、承诺和呼召。因此常去教堂的人比不常去的人更愿意作志愿者，坚持进行慈善捐献和参加其他市民活动。

　　第三，范围更广。宗教鼓励人们积极与人交往，不论这种交往是否会带来利益。当宗教谋求传达一种价值观时，它并不考虑能否为个人带来私利。宗教注重的是人们的虔诚度。出于对信仰和价值观的传播，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交往与社会参与。

　　第四，保持互惠性。宗教原因生成的社会资本提供了建立在精神、伦理道德与价值观上的合作基础，其动力不在于物质利益。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各种各样做社会服务的民间组织很多，但惟有宗教组织兴办慈善事业的历史最久，做得最好，最为民众称道。

　　美国公众和媒体（有时往往也包括政府）一致认为宗教组织应服务于所在社区，并认为它是对付社会问题的最有力的部门。一旦这种期待被公开地表现出来，它就不仅仅成为宗教组织成员的内在道德规范，而且成为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有效的道德规范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可以使人们对整个社会面临的威胁做出反应。美国在“911”之后的反恐战争中，宗教组织的作用立刻被放大了。同样，宗教组织中关于“社会参与”的规范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生产。经常性会面，交换意见，建立信任，共同进行崇拜活动，不仅对市民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形成了人际间良性互动。

　　长期以来，宗教作为公共生活中的“声音”，在唤醒美国大众的良知、呼吁进步的社会政策、塑造个人品格和美德、为大众提供道德选择、培养社会基本的文明规则、促进经济平等、争取社会正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 贝拉说的那样，“任何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中，个人和社会行为都遵循着共同的道德理解，即什么是坏，什么是对错。而这些共同的道德理解又是建立在一套共同的宗教理解上的。它们共同打造出社会的文化规则和判断标准。”[44]

　　结 语

　　美国社会和文化习俗认可的宗教组织生活的群体过程、政教分离的原则、各教派的同质相似性、宗教道德教诲的力量和地方性志愿组织的生态环境（宗教组织作为首要的地方群众性志愿机构而存在），为宗教组织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保证。宗教组织（教会）在实际生活中以信仰为大旗、以道德教化为武器、以服务为中心、以需要救助者为目标、构建了无数大大小小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社会中心，并因此而生成和掌握了丰富的社会资本。与此同时，宗教组织又利用自己拥有的巨大的社会资本，通过开展形形色色的宗教与世俗的活动，进一步为教徒和社会提供服务，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在这种良性循环的运作模式下，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宗教网络结构可以使宗教组织在看似无序的茫茫人海中，极为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本，对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迅速做出反应。美国宗教组织的社会功能远远大于其他国家的原因，除了宗教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原则获得了法律上的保障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一个由教会与教徒之间广泛的横向联系构成的无处不在而又运转良好的社会网络。在美国这样一个以移民为主的、种族关系复杂、历史与文化背景迥异、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各种利益严重对立、社会问题充斥的国家里，宗教组织依靠不断增殖的社会资本，站在满足人们基本需要，弥和社会矛盾的最前线，发挥着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为美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注释：

　　[1]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52-62

　　[2] Sara Terry, “Resurrecting Hope”, The Boston Globe Magazine (July 17, 1994), p. 22.

　　[3] 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第1页。

　　[4]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Simon & Schuster, 2000), p. 66.

　　[5] Putnam’s analysis of 1996 National Election Study.

　　[6] Putnam’s analysis of a Scripps-Howard/Ohio University national survey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ne 1997.

　　[7] Cnaan, Boddie and Yancey, “Bowling Alone But Serving together”, in Smidt, ed., Religion as Social Capital: Producing the Common Good (Baylor University, 2003), p. 23.

　　[8] Fredrick C. Harris, Something Within: Religion in African American Political Activ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sp. 59, 63-64: C. Eric Lincoln and Lawrence H. Mamiya, The Black Church in the African American Experienc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Mary Pattillo-McCoy, “Church Culture as a Strategy of Action in the Black Commun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 (December 1998): 767-784. The greater religiosity of African Americans is confirmed by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National Election Study, Roper Social and Political Trends surveys, and DDB Needham Life Style archives, as well as Verba, Schlozman, and Brady, Voice and Equality.

　　[9] Aldon D. Morris,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Black Communities Organizing for Change (New York: Free Press, 1984), quotation at 4. See also McAdam, Freedom Summer, and 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0] C. Eric Lincoln, “The Black Church and Black Self-Determin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Black Foundation Executives, Kansas City, Missouri, April 1989).

　　[11] Joseph, M. V. 1987. the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aspects of clinical practice: a neglected dimension of social work. Social Thought 13 (1): 17.

　　[12] Cnaan, Boddie and Yancey, “Bowling Alone But Serving together”, inSmidt, ed., Religion as Social Capital: Producing the Common Good, p. 25.

　　[13] Robert Wuthnow, Sharing the Journey: Support Groups and America’s New Quest for Commun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14] Robert Wuthnow, Christianity and Civil Society: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96), p. 35.

　　[15] Robert Wuthnow, Christianity and Civil Society: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p. 36.

　　[16] Robert Wuthnow, Christianity and Civil Society: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pp. 37-38.

　　[17] Mark Chaves，“Religious Congregations and Welfare Reform: Who Will Take Advantage of Charitable Choi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 (1999), pp. 836-46, 和 Mark Chaves, “Congregations’ Social Service Activities” (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 Center on Nonprofits and Philanthropy, 1999).

　　[18] Amy L. Sherman，“小小的奇迹：教会是如何响应福利改革的？”，《交流》，北京，2000年第一期。

　　[19] Lester M. Salamon: America’s Nonprofit Section, p. 154, The Foundation Center, 1999, New York, 2nd ed.

　　[20] Donald M. Bishop:“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第25页，《交流》杂志，北京，2000年第一期。

　　[21] Lester M. Salamon: America’s Nonprofit Section, p. 151.

　　[22] Yearbook of American & Canadian Churches, 2000, p. 360, Abingdon Press, Nashville.

　　[23] 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第327页。

　　[24] Lester M. Salamon: America’s Nonprofit Section, p. 154.

　　[25] Yearbook of American & Canadian Churches, 1991, p. 279.

　　[26] Kenneth D. Wal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pp. 29-30. See also Strate et al., “Life Span Civic Development,” p. 452.

　　[27] Leslie P. Norton，“志愿者: 社会资本创造者”，《交流》，北京，2000年第一期。

　　[28] 朱世达：《市民参与中的变数--美国市民社会现状一瞥》，《世界知识》2001年 第15期。

　　[29] Virginia A. Hodgkinson and Murray S. Weitzman,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in the Unitd States, 1996 Edition (Washington, D. C. Independent Sector, 1996), pp. 5, 14, 121-31; Virginia A. Hodgkinson, Murrat S. Weitzman, and Arthur D. Kitsch, “From Commitment to Action: How Religious Involvement Affects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And Mordechai Rimor and Gary A. Tobin, “Jewish Giving Patterns to Jewish and Non-Jewish Philanthropy.” Both in Faith and Philanthropy in America, ed. Robert Wuthnow, Virginia A. Hodgkinson, and associat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0), pp. 93-114, 134-64.

　　[30] A. Greeley, “The other civic America: Religion and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n Prospect 32 (May-June, 1977), pp. 68-73.

　　[31]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Survey, Gallup Organization, conducted in 1989,1991,1993,1995.

　　[32] 同上.

　　[33] 非正式的志愿工作范围很广，包括帮助某个邻居、朋友，临时性的帮助某个组织，花时间帮助朋友照顾老人或照看小孩。

　　[34] Wuthnow, God and Mammon in America (Free Press, 1994), p. 242.

　　[35] Wuthnow, Acts of compassion: Caring for others and helping ourselv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25.

　　[36] Wald, Kellstedt & Leege, “Civic involvement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Leege & Kellstedt, eds. Rediscovering the religious factor in American politics (M.E. Sharpe, 1993), p. 49.

　　[37] Emerging Trends. Churches rated best able to deal with local community problems. (December, 1990), p. 3-4

　　[38] N. Ammerman, Congregation and communit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67.

　　[39]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Survey, Gallup Organization, conducted in 1989,1991,1993,1995.

　　[40]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Survey, Gallup Organization, conducted in 1995.

　　[41] A. Keith-Lucas, Giving and taking help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Carolina Press, 1972).

　　[42] E. L Queen, The religious roots of philanthropy in the west: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Center on Philanthropy, Working Paper,1996).

　　[43] R. D.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p. 66.

　　[44] Robert Bellah, The broken covenant: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in time of trial (Seabury Press, 1975), p. 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