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印度现代社会——尼赫鲁论佛教及其影响

　　佛教与印度现代社会——尼赫鲁论佛教及其影响
　　朱明忠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
　　佛教与印度现代社会是什么关系呢?尽管今天印度的佛教徒只有五百多万，仅占总人口的0.7％，但是，佛教思想和文化对印度社会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这不仅因为印度佛教在其兴盛的一千多年中间对印度的思想和文化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因为在其沉寂的数百年中，它的许多思想也被印度教所吸收和容纳，从而变成了印度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佛教的思想文化融汇于印度思想文化之中，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因素。
　　佛教对现代印度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只要阅读一下印度现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对佛教及其思想的评述，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例如，甘地极力赞扬佛教所倡导的非暴力思想，把佛教戒律中的“戒杀”信条加以改造，并吸收西方的人道主义，创造出他自己的“坚持真理学说”和非暴力主义，以之指导印度人民进行反英斗争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此外，奥罗宾多也高度评价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思想，并吸收这种思想，采构筑自己的“精神进化论”和“神圣人生学说”。他所理想的“神圣智者”或“超心思的人”都应当像大乘佛教的菩萨一样，不仅自己能够精神化或神圣化，而且也能够帮助别人，普度众生，使天下人都从困苦中解脱出来，最终实现“人类大同”，使整个人类形成一个“神圣的大家庭”。
　　应当说，在印度现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中，尼赫鲁对佛教的分析和评述则更为突出、鲜明和全面一些。他不仅论述了佛教的思想和学说，而且论述了佛陀的人格、佛教的历史、教派、文化、艺术、以及佛教对印度和世界的影响等等。下面，我们想概述一下尼赫鲁对佛教的一系列的评论，以使读者能够了解作为印度政府首届总理的尼赫鲁对佛教的关心和重视，以及佛教对现代印度社会的影响。
　　一、赞扬佛陀的人格与精神
　　尼赫鲁对宗教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从总体上说，他对待宗教，尤其是印度传统宗教，是持批评态度的。他把宗教视为一种阻碍社会发展的保守势力，认为宗教有如下几个主要缺点：(1)它总是把真理束缚于某种固定的形式和教条中，阻止人们的好奇心和思想能力，阻碍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2)它鼓励各种繁琐的教义和礼节，使人们沉迷于这些固定不变的仪礼之中，限制人们的自由行动。(3)它教人们服从造化、服从信仰、服从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从而阻止人们改变现实社会的各种努力。(4)许多官方的宗教组织，都发展成为追求自私利益的组织，它们不可避免地变成了阻碍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障碍。但是，尼赫鲁并不否定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他承认“宗教在人类的发展上曾有过重大的贡献，它们树立了一些价值和标准，并且提出了一些指导人类生活的原则。”[1]
　　虽然尼赫鲁反对宗教的愚昧和保守，但是他并不否定宗教，而且还能以理性主义的态度去分析和评述各种宗教人物及其思想，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他对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态度就是一个曲型的例子。在考察印度历史和佛教思想时，他对释迦牟尼的思想和人格则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扬。他说：“甚至在我的少年时期佛陀的故事就打动着我，我被这个悉达吸引住，他经受了许多内心的斗争和痛苦才成了佛。”[2] “佛陀勇于攻击流行的宗教、迷信、祭仪和祭司，以及一切属于他们的特权。他也斥责形而上学的和神学的观点、奇迹、天启和对付超自然物的一些作法。他号召的是逻辑、理性和经验；他着重在伦理方面，而他的方法是一种心理的分析，一种不讲灵魂的心理学。他的整个看法好像来自高山的一道清风，吹到这形而上学的空论的陈腐空气里。”[3]
　　为什么尼赫鲁会这样高度地评价佛陀呢?因为在他看来，佛陀不仅是一种新宗教的开山祖，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和旧势力的反抗者。在佛教产生之前，古老的婆罗门教在印度已经流行了近千年，婆罗门教视吠陀经典为最高权威，崇尚“婆罗门至上”、“祭祀万能”的信条。婆罗门祭司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大搞祭祀活动，婆罗门教的各种祭仪名目繁多、形式复杂、规模巨大。这些名目繁多的祭祀活动愈演愈烈，它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大量宰牲畜，对社会生产造成成了巨大的破坏。由于种种原因，婆罗门教在佛教产生之前已经演化成相当陈腐的一种宗教。就是在这个时候，释加牟尼奋起反抗吠陀的权威，敢于反对婆罗门祭司的种种特权和繁琐的祭祀制度，勇于批判婆罗门教的迷信、腐朽和各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他在反对传统宗教的浪潮中，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宗教——佛教。这种宗教不承认吠陀天启的权威，建立了新型的教义；废除了名目繁多的祭祀仪式，提倡通过教徒的个人修行来实现解脱；甚至否定神和灵魂的存在，主张世界万物皆由因缘而生；不承认婆罗门教严格的种姓制度，允许低级种姓者加入佛教社团……由此可见，佛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是一位反潮流者，而且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他倡导个人修行，如“八正道”等，废除劳民伤财的祭祀仪式，他否定种姓分立，容纳不同种姓入教，这些都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尼赫鲁多次赞扬佛陀是一位“反抗者”和“社会改革家”。
　　尼赫鲁还赞赏佛陀的思想方法具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特点。他认为，与其他的宗教领袖不同，佛陀没有宣传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而是主张通过实践、通过理智去探索真理。佛陀经常对自己的弟子说：你们不要因为尊敬我而接受我所说的佛法，你们先要到实地去试验，去体悟我的话是否正确，然后再去接受，这就好比用火炼金子一样。关于神或“绝对”是否存在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如果神或“绝对”被看作是一种和一切已知事物没有关系的东西，那么，它的存在就不可能用任何已知的论证来加以肯定，人们根本无法知道一种与其他事物毫无关系的东西是否存在。在佛陀看来，整个宇宙都是一个具有种种关系的体系，人们不可能知道有什么东西是与外界毫无关系的。可见，佛陀的认识方法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精神。尼赫鲁对他的评价是“佛陀的一切说教都没有带着任何宗教的权威，也没有任何关于上帝或他世的话。他所信赖的是理性、逻辑和经验，并且要求人们在自己的心中找寻真理。”[4] “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学。”[5]
　　在佛陀的思想中，尼赫鲁最推崇的是佛陀的宽容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他认为这两种精神都属于科学的精神。他所谓的“宽容精神”，就是指一个人在赞成一种观点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别人的观点和意见，承认在别人的观点里也有真理的存在。因为有关宇宙和人生的道理太广博、太奥妙了，以至于一个人或一个派别根本无法全部掌握。一个人即使知道的再多，世上仍有许多事情是他不知道的。即使你占有一部分真理，其他人也可能占有一部分真理，因此你必须尊重其他人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存在。在尼赫鲁看来，在印度历史上曾有两个重要的人物最倡导宽容的精神，一个是佛陀，一个是阿育王，他们所提倡的宽宏大度和允许不同观点存在的思想对印度人民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957年1月14日，尼赫鲁在印度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曾讲：“我认为，佛陀的教诲，撇开其宗教的意义不谈，就是宽容的思想，反对迷信、仪式和教条的思想。这些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属于科学的精神。除了被经验和实验所证明了的事物之外，佛陀要求人们不要相信任何事物。他让人们做的就是追求真理，不轻信其他人的话，哪怕是他本人的话。在我看来，除了宽容和同情之外，追求真理就是他的教诲的本质。令我激动的是，这些教诲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在当今世界上仍有其特殊的意义。”[6]
　　尼赫鲁还非常赞赏佛陀的伟大人格，他说：“……佛陀的伟大庄严、光明万丈的人格感动了人民，而在他们心灵中留下了记忆常新的印象。他所说的法虽是古老的，然而对于潜心于形而上学的玄妙的那些人们来说，仍然是新奇而又有创见的，因此这佛法就系住了知识分子的想象，并且深入人心。”[7]尼赫鲁认为，佛陀的伟大人格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佛陀出生于贵族家庭，是释伽族的王子，但是他却舍弃优裕富贵的生活，放弃了登基做国王的机会，而不辞劳苦、不怕艰辛地去寻找解救广大受苦民众的真理。(2)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悟出了解脱之道，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满足于自己的解脱，而是遍游四方，到处布道，力求使一切受苦的人都获得解脱。(3)他蔑视富贵和权势，主张人人平等，在他的宗教社团内不分贫富贵贱、不分种姓差别，一切人教者皆为兄弟。(4)他宣传仁爱，主张以慈克怨，以德克恶等等。尼赫鲁在赞扬佛陀的人格时说：“人格在今天还和以往一样是有价值的，一个人像佛陀这样，在人类思想上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就是在今天一想到他都觉得有生气而被感动，他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就像巴尔特所说：他是一个‘完善的模范，安详而温和庄严，有对于生者的无限慈悲，有对于受难大众的怜悯，有完全的精神自由和对各种偏见的超脱’。一个国家和种族如果能够产生这样一个伟大的典范，一定具备着深深蕴藏的智慧和内在的力量。”[8]由此可见，尼赫鲁把佛陀的人格看作是印度民族的伟大典范，看作是印度人民崇高精神力量和智慧的象征。他在许多场合都号召印度人民学习佛陀的伟大人格和精神。
　　二、评述佛教的教义
　　为了研究佛教，尼赫鲁还考察了佛教的教义和哲学。他对初期佛教的教义论述较多，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那时正是印度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佛教代表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它的思想和教义也充满着新鲜、朝气和创新的精神。他评述了初期佛教的因缘说、四谛说、八正道、涅槃说等等。他认为初期佛教的教义有如下几个特点：
　　(1)具有反抗旧势力的精神。佛教从一产生就否定吠陀的权威，不承认婆罗门祭司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在当时应当说是一种大无畏的造反精神。我们知道，婆罗门教在当时已经流行了上千年，并且在印度社会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它—一直把吠陀经典奉为“天启”，神圣不可侵犯，因而谁敢反对吠陀，谁就等于是它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的教义敢于蔑视吠陀，不承认吠陀经典的权威，这当然需要一点造反精神或挑战精神。
　　(2)反对形而上学，充满理性精神。初期佛教的教义认为，世上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由一定的因缘或条件而决定的，离开了因缘、条件，事物就不能存在。因此，它反对婆罗门教的形而上学观点，不承认宇宙第一原因——神的存在。佛陀曾经多次警告他的弟子们不要在形而上学的各种问题上做学究式的争论，他主张“人在说不出所以然的事情上应当不开口”[9]，神的观念是一个不能用逻辑来证明的假设，因而应置之不论。另外，他还主张，人生的真理只应当在人生本身中去寻找，而不应当在人生领域之外的事物中去寻求。在他看来，他的四谛学说——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就是在人生中探索到的一种可以使人摆脱痛苦的人生真理。
　　(3)强调通过人的行为和道德修养来实现解脱。婆罗门教竭力宣传祭祀的重要，要求人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各种祭祀天神的仪式上，而忽视人的个人修行。但是，佛教却反其道而行之，它反对各种烦琐的祭仪，不主张通过祭祀仪式来取悦于天神而得到神灵的保佑，而主张通过人自身的行为和道德修养来实现解脱。因而，为了灭除痛苦，早日达到涅槃境界，佛教提倡八种正确的道路，即“八正道”。这“八正道”是；“正业(正确的见解)、正思维(正确的意志和思维)、正语(正确的言语)、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正确的生活)、正精进(正确的努力)、正念(正确的思想)、正定(正确的禅定或精神集中)。
　　(4)具有某种类似近代科学的思想。尼赫鲁认为，初期佛教的因缘学说和五蕴学说是把宇宙万物都看作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而且也是运动的、瞬息即变的，因而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神或灵魂之类。他说：在佛教看来，“河流长流，看起来好像时时刻刻全都一样，然而水时常在变换。火也是如此。火焰一直在放光，甚而还保持着它的模样和形式，然而它并不是同一个火焰，而是每一刹那都在变化。因此，一切事物都是连续地在变，而人生在一切形态上也是川流不息的转变。实体并非是永久不变的，而是一种辐射能，是具有力和运动的东西，是继续次第发生的事情。”[10]尼赫鲁认为初期佛教的这种思想很类似近代的科学思想，因此他说：“……令人惊奇的是，佛陀的这种哲学把我们携带到了一种多么接近于近代物理和近代哲学思想的某种概念的境界啊。”[11]
　　此外，尼赫鲁还评述了大乘佛教的教义。在大乘佛教的思想家中，他比较推崇中观派的代表人物——龙树。他说：“在贵霜时代佛教中发生个大分裂，于是分成了两派——大乘和小乘，两派之间展开激烈的争论……在这个争执中有一个人的名字特别显著，那就是生活在公元第一世纪的龙树。他是一个巍然杰出的人物，在佛教学术和印度哲学方面有伟大的成就；主要由于他，大乘派在印度才得到胜利，大乘教义流传到了中国。”[12] “在大批有大智慧的人们之中，龙树菩萨巍然地成为印度产生的最伟大的人之一……他是制定大乘教义的主要负责人。他的思想之有力和大胆是惊人的，他并不怕他的结论会被大多数人认为惊世骇俗。”[13]
　　虽然尼赫鲁比较推崇龙树，但是他对大乘教义的评价却不高。他认为大乘佛教的思想与初期佛教的思想大不相同了，它在许多方面已经违背了佛祖释迦牟尼的意志，逐渐地走上了玄学或形而上学的道路。例如，在释迦牟尼时代佛教并不承认神的存在，而且反对各种偶像崇拜，但是到了大乘时期，佛教却把释迦牟尼本人奉为神，把他作为有人性的神灵来敬奉，为他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偶像而顶礼膜拜。此外，尼赫鲁还分析了大乘中观派的“空论”，他认为这种理论脱离了释迦牟尼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立场，把我们所见所闻的事物不断地加以否定，最后推导出一种超越我们思想之外的东西——“空”或“绝对性”，从而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在尼赫鲁看来，无论是中观派的“空论”，还是瑜伽行派的“唯识论”，都充满着一堆烦琐的形而上学和脱离实际的假设，从而“使佛教始祖的崇高而平易的教训，反被一堆炫人的形而上学的玄妙所掩蔽了”[14]，这正是大乘佛教逐渐脱离广大民众而走下坡路的原因之所在。
　　三、论佛教对印度社会的影响
　　尼赫鲁对佛教在印度所产生的影响有较多的论述。他认为，公元前六世纪佛教作为一种新兴宗教首先在婆罗门教势力比较薄弱的摩揭陀国(今天的比哈尔地区)兴起，然后逐步向印度西部和北部传播。公元前三世纪，由于孔雀王朝阿育王的大力扶持和推广，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不仅成为印度的主要宗教，而且向海外不断传播逐渐演化为世界性宗教。虽然后来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渐被印度教所同化，以至销声匿迹，但是，佛教在印度存在的一千多年中对印度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即使它在印度绝迹以后，它的许多教义和思想也被印度教所吸收和融化，而成为印度教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继续影响着印度人民。尼赫鲁在评述这种影响时说：“佛的教义对于古老的亚利安宗教和印度通行的民众信仰有些什么影响呢?毫无疑问，这些教义对于宗教生活和民族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强大而持久的影响。”[15] “佛教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印度的生活，这是必然的，因为必须记住，佛教在印度是一种千年以上的、活生生的、有力的、传播广远的宗教。即便在它衰退的一个漫长时间中，也就是后来它实际上已经不成为印度的一种单独的宗教时，它有许多的内容，依然成为印度教的一部分，而在民族方式的生活和思想中存留着。虽然如此，佛教作为宗教终于受到人民的摈弃，然而那不可磨灭的印痕仍然存在，并且强烈地影响了种族的发展。这种持久的影响不在于教条或这些哲学理论，也不在于宗教信仰，而在于佛陀的伦理的、社会的和实际的理想主义以及他的宗教。这些东西影响了我们的人民，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正如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影响了欧洲……”[16]
　　尼赫鲁认为，佛教对印度人民生活的主要影响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宗教仪式简化了，祭牲现象基本上消失了。
　　佛教主张通过自己正确的言行和个人修行来实现解脱，反对婆罗门教的有神崇拜和各种繁琐的、取悦于神的祭祀仪式。在佛教的反对和冲击下，婆罗门教的祭祀制度逐渐减弱，婆罗门祭司的地位也随之下降。原来，婆罗门教祭祀仪式的种类繁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马祭。马祭只能在王室中进行，正式仪式为期三天，而准备仪式却要持续一年以上，甚至两年。参加仪式的有四位婆罗门祭司、国王的四个妻子、400名侍从、以及大批教徒。一匹专门用于献祭的马，不受羁绊、任其自由漫游一年，并由400名武士护卫着。如果这匹马在一年之内未被人掳获，那么，它所到之处的国王就要向纵马之国的国王称臣。当这匹马回到京城时，要举行盛大的仪式庆祝，在仪式上这匹马与600头牧牛作为牺牲品被杀掉。据说，这匹献祭的马代表在世界上空运行的太阳，象征其国王将主宰整个大地。这种献祭仪式大量宰杀牲畜，劳民伤财，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尼赫鲁说：在佛教出现以后，“许多与吠陀有关的教仪和礼节消失了，许多更流行的宗教形式也消灭了，特别是那种祭牲的行为。”[17]
　　(2)“非暴力”的观念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佛教反对婆罗门教大量杀害牲畜的献祭活动，而积极倡导“非暴力”(即“戒杀”)，主张对人和一切有生命的物类不加伤害，并把它作为佛教徒必须遵守的戒律和修持原则。应当说，非暴力的观念早在吠陀和奥义书中就出现过，但是并没有得到婆罗门教的应有重视，因此婆罗门教仍然盛行大量杀生的献祭活动。由于佛教和耆那教对“不杀生”的极端重视和宣传，婆罗门教和后来的印度教都慢慢地接受了这种观念，并把它作为自身的一种戒律。如印度教经典《摩奴法典》曰：“杀驴子、骆驼、鹿、象、山羊、绵羊、鱼、蛇或水牛，应被理解为沦为杂种姓罪”，“杀大小虫子或鸟类……是不净罪”。[18]
　　现了现代，圣雄甘地在继承佛教非暴力观念的基础上，又吸收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创立了他自己的“非暴力主义”和“坚持真理学说”，并把这些学说作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指导思想。他的非暴力原则，实质上，就是反对一切暴力的手段，试图应用人某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或爱的力量，来感化一切犯错误者或敌对者，使他们改恶从善，改邪归正。甘地还把他的非暴力学说看作是至高无上的，设想用这种学说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30年代尼赫鲁并不完全赞同甘地的非暴力原则，认为非暴力只是一种斗争策略，并不是任何时侯都可以应用它。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尼赫鲁的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他担任印度总理之后，他越来越强调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和宽容哲学的重要性。他说：“我认为，我们从阿肓王、甘地和其他思想家与政治家那里所继承下来的方法和哲学——即‘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非暴力、宽容、共存的哲学，是解决我们现时代各种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19]到了晚年，尼赫鲁就更加倾向于甘地的非暴力哲学，主张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方法解决一切国内和国际的问题。他把非暴力作为他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基石，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他坚信甘地的非暴力原则，并建议世界各国都实行这种原则。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说：“我们认为，想用侵略、战争和暴力的手段是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和印度的问题的。我们都是渺小的凡人，我们常常不能做到领导我们国家获得自由的那个伟大人物的教导。但是，他的教诲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灵魂中，我相信，只要牢记这种教导，我们就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我大胆地向联合国大会建议这种非暴力的原则……”[20]由于甘地和尼赫鲁的提倡，佛教的非暴力思想对现代印度人民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3)节欲和素食的习俗逐步流行开来。
　　佛教的最高追求是解脱，是从世间的苦难中解放出来，他们向往的是美好的来世，而不重视现世的生活。因此，佛教主张节制性欲，过独身僧侣生活，并提倡素食。在释迦牟尼以前，节欲和素食的思想在婆罗门教中就存在，但是重视的程度很不够。婆罗门教把结婚以及男女性生活作为宗教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把人生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即成家立业、养儿育女的“家居期”，被视为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但是在佛教的影响下，婆罗门教和后来的印度教都把节欲和素食提高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英国学者查尔斯·埃利奥特说：“在印度没有一个宗教导师能够指望有人听他讲道，除非他首先舍弃世俗生活。”[21]事实上，印度教那些有影响、受人尊敬的宗教大师一般都是舍弃世俗生活，终身实行禁欲者。现在，印度教最大的教派——毗湿奴派的各个分支大都实行严格的素食和禁欲等规定。
　　(4)修建庙宇的风气逐渐兴盛起来。
　　初期佛教虽然没有偶像崇拜，但是建立了许多独身僧侣组织，同时也修建了很多的寺庙和尼庵。这些寺院不仅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独身僧侣的居住地，而且也是传播教义、培养宗教人才的教育机构。尼赫鲁考察了佛教的历史后，曾说：”从前居住在森林村落中的小群的偏向苦行的人们往往能吸引住弟子，但是，随着佛教的兴起，庞大的庙宇和尼庵到处建筑起来，经常有人前去参拜。现在的比哈尔(Bihar)省名本身就是从庙宇‘毗诃罗’(Vihara)这个字引伸而来的，这表明那个广大的区域内一定有过许许多多的庙宇。”[22]应当说，在佛教产生以前，婆罗门教并没有修建庙宇的风气，只有一些婆罗门苦行者常常隐居于森林静修，并把净修林作为培养弟子的场所。英国学查尔斯·埃利奥特认为：“在佛教之前，印度没有产生寺庙、神像或其他的宗教古迹，大概也不会发现这些古迹。”[23]后来，在佛教的影响下婆罗门教和印度教才慢慢地兴起了修建神庙寺院的风气。印度教大小诸派别都为自己崇拜的主神修了庙宇，并把神庙作为宗教活动的中心和朝圣地，这种风俗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凡是有印度教徒居住的地方，都建有规模宏大的神庙，教徒们为修建神庙都甘心情愿地捐献钱物，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5)对种姓制度产生巨大的冲击。
　　尼赫鲁说：“佛教对于印度及其社会组织，还有一种很奇特的影响……这就是关于种姓的看法。佛教不赞成种姓，但却承认它原来的基础。在佛陀的时代，种姓制度很有弹性，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的严格。能力、品格和职业要比出身受到更大的重视。佛陀本人常常把婆罗门这个名词当作一个意义，指能干的、认真的、受过锻炼的人。”[24]佛教产生之前，婆罗门教社会是把信徒分为四个等级，即四大种姓。所谓“种姓”，就是一些根据血缘、婚姻、职业等条件所划分的社会等级集团。婆罗门教所实行的种姓制度，是以明显的等级差别和种姓歧视为根本特点的。这些差别和歧视表现在职业、婚姻、宗教仪式、法律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低级种姓者——首陀罗处于最受压迫、最受歧视的地位，他们不能与高级种姓通婚，只能从事洗衣、制革、清扫等低贱的职业，不能进入神庙，参拜神灵，甚至不能诵读吠陀经典……”这种不合理的等级制度越来越受到下层群众的强烈反对，佛教就是在这种反对种姓制度的思潮中产生的。佛教蔑视种姓制度，不承认婆罗门种姓的权威，反对种姓压迫和歧视，允许低级种姓者加入自己的僧团。在佛教僧团内部，高级和低级种姓者一视同仁，不分贵贱，享受同等的待遇。佛教的这种平等观念给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造成巨大的冲击，因此有大量的低级种姓者，纷纷脱离婆罗门教，加入到佛教的行列里，使佛教迅速扩大起来。在佛教的冲击下，婆罗门教内部的种姓制度也有很大的松动。
　　到了现代，印度佛教复兴运动也是由于印度教的广大贱民反对种姓压迫而兴起的。该运动的领袖安培克，出生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个贱民种姓家庭，他看到了印度教种姓制度的不合理和广大贱民的悲惨地位，认为佛教主张种姓平等，只有改信佛教才能彻底改变贱民的地位，因此他号召广大贱民皈依佛门。1956年，他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那格尔市广场组织了一场有50万贱民参加的集体脱离印度教改佛教活动，从而使印度佛教复兴运动进人高潮。从这一事件也可看出，佛教的平等观念和反种姓歧视思想对印度现代社会的强烈影响。
　　通过以上尼赫鲁对佛教的一系列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首届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对佛教的历史文化是十分关心和重视的；此外也可以看出，佛教不仅在印度历史上曾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在今天对印度社会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尼赫鲁对佛教的关心和重视，并不仅局限于理论和书本上，而且表现在他的实践活动和政府工作上。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所领导的新政府充分地认识到佛教及其文化在亚洲各国人民心目的地位和印度佛教在世界佛教史上的重要性，因此采取了许多措施和行动来支持印度佛教的复兴和发展。例如，印度政府领导人每次出访亚洲的佛教国家时，都邀请印度佛教的高僧同行，以增进印度与其他国家佛教界的交往和友谊。1954年6月，尼赫鲁与周恩来总理签订了中印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共同提出了作为国际关系发展新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联合声明中，尼赫鲁就借用了佛教术语“潘查希拉”(Panchasila，即“五戒”)一词来表述这“五项原则”，因为他认为佛教的基本教义就是和平的教义、共处的教义。他曾说；“印度是佛教的祖国，佛教教义崇尚和平，向世界宣扬佛陀的和平主义，是我们每个佛子都应有的责任。”[25]印度的佛教徒们对用佛教术语表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感到非常的自豪和荣幸。1956年，印度政府举行了庆祝佛陀涅桨2500年大典。11月24日，在新德里拉姆利拉广场隆重召开了纪念释迦牟尼涅粲2500周年的公众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中国、缅甸、斯里兰卡、越南、朝鲜、英国、瑞士等国的佛教代表团和当地群众数十万人。印度的总统和尼赫鲁总理都出席了纪念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尼赫鲁政府对佛教的重视以及宣扬佛陀的作法，赢得了亚洲一些佛教国家政府和佛教徒的好感，增进了印度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也提高了印度在亚洲和世界的声誉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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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687页，世界知识社，1956年。
　　[2]同上书，第153页。
　　[3]同上书，第140页。
　　[4]同上书，第150页。
　　[5]同上书，第151页。
　　[6]萨维帕里高帕尔编：《尼赫鲁文选》，第448页，德里，1980页。
　　[7]尼赫鲁：《印度的的发现》，第149页。
　　[8]同上书，第155页。
　　[9]同上书，第208页。
　　[10]同上书，第151页。
　　[11]同上书，第151-152页。
　　[12]同上书，第162页。
　　[13]同上书，第210页。
　　[14]同上书，第220-221页。
　　[15]同上书，第213页。
　　[16]同上书，第214页。
　　[17]同上书，第216页。
　　[18]蒋忠新译：《摩奴法典》，第2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9] R.K.卡兰吉亚：《尼赫鲁先生的思想》，第86页，伦敦，1960年。
　　[20] V.薄格万：《印度的政治思想家》，第171页，德里1976年。
　　[21]查尔斯·埃利奥特《印度教和佛教史纲》，第一卷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22]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216-217页。
　　[23]查尔斯·埃利奥特：《印度教和佛教史纲》，第151页。
　　[24]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217页。
　　[25]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53页，东方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