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高楼前立着佛像

　　泰国，高楼前立着佛像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泰国是一个神秘的宗教国度，特别是泰国有男孩短期出家的风俗。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泰国民众依旧信佛，供奉佛龛，但不少人所祈求的是今生今世的健康或财富……

　　泰国，连同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传统地都信奉佛教。中国人习惯称其为“南传佛教”。佛教从印度传入东南亚，不晚于公元3世纪。近200年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扩张，特别是20世纪最后30年来全球性经济体系迅速扩展，西方的价值观也随商业文化传播因风昌炽。对于外来文化的这种传播或侵入，泰国社会抱着爱恨兼有或喜忧参半的情绪。泰国佛教由是不能不作出自己的反应，有了缓慢而无奈的改变。

　　依然信佛，但不再寄希望于来世泰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佛教新传统主义的代表素拉·西瓦拉差指出：现代生活的诱惑使人们很难坚持道德的生活方式。佛教的比丘，在以往的数百年中，一直从事教育、医疗，并向社会示范道德。而今天，富人的子女可以上国立中学与大学，或者到国外留学，他们已经不用到佛寺去读书。因此，僧人们昔日的身份和地位正在丧失。也有的已经不能坚持自己的操守，有的人抽烟，尽管他们管这叫做“服药”，甚至还有吸毒的、积攒钱财并在银行中开户的……佛教的正法完全给忽视了，人们忘记了无贪、离苦和无嗔的教导。

　　如果我们认为：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已经削弱了泰国人民对于佛教的信仰，那又是失之偏颇的结论。到泰国旅游的人，南北转一圈后，就会发现，泰国的宗教仍然很有生气。在泰国坐公共汽车，你会看到司机头前的反光镜上，总挂有一串串的花环、护身符或者一个符咒；仪表盘上的平台上，总放着一尊佛像。凡车经过的十字路口，多半都会有一个神龛，这就像曼谷的每幢大建筑物的拐角处都会有佛龛一样。在路口通常竖起红绿交通灯杆的地方，那里就有一个佛龛。过路人或者司机常常会停下来，花10铢泰币（1铢泰币约合人民币0.2元）买一束花或一点清水放在佛像前。泰国不大，却有3000座寺庙，有30万比丘和沙弥。

　　据说，多数泰国人眼中的佛教其实是某种法术。这种观念是受他们父母的熏习得来的。从小到大，他们每天、每周、每个季度，逢年过节都有各种供养的仪式。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生活在曼谷这样的都市丛林中，人们随时可能遭遇意外和危险，需要帮助和保佑，所以便祈求佛陀或别的神灵。

　　几年前，我的泰国朋友曾经这么说：“现代泰国人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看成是积累功德的好机会。”所谓求功德，方法有多种：放生、布施（可以是向僧人供食或者赈济穷人）、起塔、造庙等。但泰国更年轻的一代已经不这么做了。如那位泰国朋友所说，“以往，我呆的那家寺庙，每年都还有一些年轻人到庙上听我们讲经，还有的想在庙里干点义工，他们相信这样可以获得功德。但今天不会有这样的事了。他们到庙里来是为了休闲，要不就是来祈愿什么的。总之，现在的人不想来世的因缘果报，他们所关心的是今生今世的健康或者财富等。”

　　佛教在泰国并没有国教地位1998年以来，泰国佛教僧伽（泰国僧人组成的团体称为僧伽———作者注）中有人一直想通过说服国会议员，在宪法中写进佛教是国教的字句。这一点是为外国人所不太了解的。以往我们听说，泰国是佛教之国、黄色僧袍之国，95％以上的泰国人都信佛教，因此，我们也许误认为佛教在泰国具有国家宗教的地位。其实，19世纪初以来，泰国逐步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从1932年的君主立宪革命以来，泰国虽然没有明确声称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政治家们也没有说要用宪法来肯定佛教的国教地位。佛教长老比丘们1998年以来的提议，应该放到社会背景下去考虑。这绝不只是原教旨主义情绪的流露，它应该与泰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经济的波动相关。现代化造成了世俗化，也造成人们的伦理困惑和理想失落。现实的无奈令人更依恋传统，而提高传统的权威性的方法，就泰国而言，莫过于从国会去争取佛教的国教地位。

　　20世纪90年代末，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一周之内，几千家工厂倒闭、数十万工人失业、近50家证券公司关门。这种经济打击很快反映到佛教方面来：城市中的寺庙，以往似乎永不枯竭的布施一下子断了流。很快的，连每天一次出家乞食的和尚们也感受到了善男信女们的窘迫。当然，要说和尚们要求佛教拥有法律上的国教地位，同经济的发展与相关的世俗化倾向有什么关系，似乎有点牵强；我们很难证明宗教与无法捉摸的经济危机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这本来就不是一个数学上的推导关系。

　　泰国佛教对全球化作出反应

　　一方面是社会上人们的心理失衡，另一方面是僧伽部分成员的腐败。面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佛教也作出自己的反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泰国社会中迅速发展的中产阶级，一直在寻求表达其宗教关怀的形式。最终在现有的正统佛教僧伽组织之外，出现了两个佛教新宗派运动：静无忧运动与法身寺运动。

　　“静无忧运动”的创始人为菩提罗比丘。这位比丘热衷于恢复传统林居派的修行道路，强调艰苦的宗教修行生活与直接明快的解脱手段，他同他的追随者都过着一种艰苦的生活。他们还严厉地批判泰国社会中的物质主义，批判正统僧伽和官方政治的腐败。为此，它触怒了官方机构，一度被官方取缔。

　　从20世纪80年代起，另一佛教运动“法身寺运动”也在兴起。这个运动承认人人都有佛性，说是通过修禅，人们便可以发现自己本来就有的佛之法身。法身寺运动发展很快，信众的供养布施也多，该寺的资产估计有3200万美元之多，也就被人攻击为以敛财为目的的伪宗教。法身寺运动的积极分子都是佛教居士。他们一般在周末到寺中修行，或坐禅或讲经，平时都有自己的世俗职业。参加这个运动的人，政治观念都比较保守，就像是泰国社会中的“雅皮士”。他们都是曼谷社会中的上流人，具有很强的精神化倾向。法身寺在泰国又被视为佛教传统主义的一种表现。

　　在南传佛教当中，历来有着两种倾向：一种主张坚持苦行，放弃世俗的物质享受，这叫林居派；另一种则认为不妨在村寨中甚至城市中生活修行，他们强调佛教世化俗的作用及对佛教义理的研究。上述的两个新佛教运动，显然都有林栖一派的宗教倾向的影子，但它更重要的是对现实泰国社会的批判。联系到这两个运动最活跃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正是泰国经济在上世纪末的经济危机之前，享受着“繁荣的”全球化经济积极成果的时期，也许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古老的佛教，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当面对规模空前的经济生产方式及其泛滥的物质主义时，它的回应恐怕还不至于就只是消极性的吧？

　　《环球时报》(2002年09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