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城镇和牧区蒙古族藏传佛教态度对比研究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城镇和牧区蒙古族藏传佛教态度对比研究

　　姚学丽 刘仲康

　　藏传佛教在新疆有着悠久的历史，受多种因素影响，城镇和牧区蒙古族对藏传佛教的态度存在差异。本文使用问卷法和访谈法，从认知、情感和行为的角度分析二者的态度现状。发现用知识作为衡量标准，城镇略好于牧区，但二者宗教认知都较差；城镇和牧区普遍具有超验感，牧区的安全感需要明显强于城镇，城镇的宗教情感出现以安全感为主，多种情感并存的发展趋势；除诵念经文外，二者的宗教行为都较高，牧区所有宗教行为都明显高于城镇。

　　关键词：巴音郭楞　城镇　牧区　蒙古族　藏传佛教　态度

　　作者：姚学丽，蒙古族，1978年生，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刘仲康，1955年生，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一、研究背景

　　藏传佛教在新疆主要流行于南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和北疆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005年底，巴州蒙古族人口47899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9.7％，在少数民族人口中位居第三。在巴州所有县市中，和静县蒙古族人数最多，占巴州蒙古族总数的62.4％，因此，本研究选择和静县作为调查地点。和静县辖一区公所(巴音布鲁克区)，四镇(和静镇、巴仑台镇、巴润哈尔莫敦镇、哈尔莫敦镇)八乡(乃门莫敦乡、协比乃尔布呼乡、克尔古提乡、阿拉沟乡、额勒再特乌鲁乡、巴音郭楞乡、巴音乌鲁乡、巩乃斯)，一个管理委员会(铁尔曼区)，共53村。2005年末蒙古族人口29878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36.5％，在少数民族人口中位居第二。巴仑台镇和巴音布鲁克区蒙古族人口占和静县蒙古族总人口的43.3％，和静镇是和静县的县政府所在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鉴于蒙古族人口数量和重要性的考虑，本次调查确定和静镇、巴仑台镇和巴音布鲁克区为具体调查对象。调查要求被试完成课题组自编的《新疆蒙古族藏传佛教调查》问卷，发放和回收问卷情况如下：

　　回收问卷中，有效问卷316份，在对问卷进行初步整理后，选择典型被试进行访谈，共访谈21人。课题组假设，城镇和牧区蒙古族对藏传佛教的态度存在差异，故根据调查地点的社会功能将和静镇、巴仑台镇政府和巴音布鲁克区政府所在地化为城镇，其他地区化为牧区进行研究。依据上述标准，此次调查共获得城镇有效问卷112份，访谈资料12份；牧区有效问卷204份，访谈资料9份。

　　二、巴州城镇和牧区蒙古族藏传佛教态度状况

　　“态度”是社会心理学家十分重视的研究领域。在20世纪30－40年代西方学术界曾经形成以此内容为中心的研究高潮。心理学家奥尔波特(Allport，G.W.)说：“这个概念在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中，也许是最有特色的和不可缺少的概念。……它已使自己成为美国社会心理学这座大厦的拱心石。”目前，对态度的界定还未能达成共识，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态度是个人对待外界对象(包括人、事和物)较为稳固的，由认知、情感、意向三种成分所构成的内在心理倾向。其中，认知成分是对态度对象的知晓状况，是态度形成的基础；情感成分是指人对态度对象的情绪情感体验，是态度的核心和关键；意向成分是个人对态度对象的偏好与反应倾向，是行为的准备状态。本研究将围绕以上几个方面分析城镇和牧区蒙古族对藏传佛教的态度。

　　(一)城镇和牧区被试对藏传佛教的认知

　　知识是衡量认知状况的标准。因此，本研究通过了解被试掌握藏传佛教知识的情况来分析他们的宗教认知状况。藏传佛教知识内容丰富、深奥，笔者从易操作的角度将这个体系划分为表层知识、深层知识和核心知识。表层知识是一般人知晓的藏传佛教内容和与佛教徒生活紧密联系的宗教活动；深层知识涉及到教义的一般内容；核心知识是对教义的深刻理解。在巴州这个藏传佛教气氛浓厚的地区，当地蒙古族应该了解表层知识和深层知识，核心知识是宗教神职人员应该掌握的内容，本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非神职人员，所以调查主要考察被试对表层知识和深层知识的知晓状况。

　　1、对知识的掌握

　　问卷中设计了佛教是谁创立的?佛教产生于哪个国家?酥油灯节(点灯节)是纪念谁的节日?新疆蒙古佛教属于藏传佛教的哪个教派?您相信死后有天堂、地狱吗?5个关于藏传佛教知识的题目，前3个题目用来考察对表层知识的掌握，其中前两个问题是和藏传佛教相关的最基本、最简单的问题；酥油灯节是巴州蒙古族的一个大型节日，访谈中喇嘛和一些蒙古族群众说每年农历10月25日，寺庙和很多蒙古族家里都会做酥油灯庆祝节日，邻居和亲戚朋友在节日里相互串门，互致问候，和静县最大的寺庙——黄庙里也供奉着宗喀巴的像，几乎每个被试者都去过黄庙。因此课题组认为这三道题能了解二者关于表层知识的掌握情况。所属教派和蒙古族的日常生活关系较远，但它是宗教的一个重要问题；死后如何更是藏传佛教教义的核心内容。因此，课题组认为这些问题属于深层知识。调查结果见表2。

　　由表2可见，城镇和牧区表层知识的平均正确率都较低，但城镇被试表层知识的掌握状况明显好于牧区被试。课题组认为这与二者的文化水平关系紧密。问卷中所设计的表层知识具有大众化的特点，作为常识性的知识很多非佛教徒都知晓，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接触这些常识的可能性就越大。城镇高中或中专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试占83.9％，而牧区这个比例仅占25.5％，因此，城镇被试表层知识掌握的情况明显好于牧区。据此推论，在目前城镇蒙古族文化程度普遍高于牧区的情况下，前者对表层知识的掌握情况必然好于后者。

　　表2显示，城镇和牧区被试对所属教派回答的正确率分别是24.1％和27.5％；在藏传佛教看来，如果不能得正果成佛，就得在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人道、修罗道、天道六道中轮回，所以藏传佛教是相信天堂和地狱的，但是调查发现相信死后有天堂、地狱的城镇和牧区被试分别是16.1％和20.6％，这和基本教义相差极大。结合被试对所属教派的认识，城镇和牧区被试对深层知识回答的平均正确率分别是20.1％和24.1％，正确率非常低，城镇和牧区差别很小，说明二者都严重缺乏深层知识。

　　2、藏传佛教知识贫乏的原因分析

　　上文从与蒙古族联系紧密的表层知识和深层知识角度考察了城镇和牧区被试的宗教认知状况，城镇被试回答的最终正确率为36.0％，牧区的最终正确率仅为29.1％，说明二者对藏传佛教知识的了解情况不佳。课题组认为导致上述状况的原因如下：

　　宗教心理学家凯特·洛文塔尔(Kate M.Loewenthal)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角度分析了宗教信仰，认为情感和行为在信仰中起重要的作用，认知在信仰中的作用非常微弱，各种宗教信众的宗教知识都比较贫乏。根据凯特·洛文塔尔的观点，被试的宗教知识掌握情况自然欠佳。

　　寺庙分布广泛、均匀，寺里的神职人员能够给蒙古族提供所需要的帮助是被试知识缺乏的共同客观原因。

　　由表3可见，调查对象共有4座寺庙，58位宗教人士；调查了解到，和静县另有5座寺庙，27位宗教人士，当地蒙古族没有盖新寺庙的要求，说明寺庙和宗教人士基本能够满足蒙古族百姓的需要。可见，在现有的条件下，城镇和牧区被试不需要知晓藏传佛教的某些知识，有问题去

　　找喇嘛就可以了。藏传佛教知识的来源是知识缺乏的另一客观原因，城镇和牧区被试从家庭和朋友那里获得宗教知识的比例分别为50.4％和60.0％，说明知识来源和传统联系紧密，在牧区更加明显，这种知识的传递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大量遗失，限制蒙古族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接触藏传佛教的原因是导致被试知识匮乏的主观原因。问卷中问到，您为什么接触藏传佛教?城镇有76.8％的被试是由于长辈要求、周围人影响和传统影响而被动接受的，牧区这一比例则高达83.3％。被动接触的蒙古族被试缺乏对藏传佛教的深刻体会和情感联系，因此也不会积极主动的去获得相关知识，课题组认为大部分城镇和牧区被试被动接触的状况是导致他们知识匮乏的主观原因。

　　城镇被试表层知识掌握较好，二者深层知识掌握都欠佳，总的说来，知识掌握状况较差。上述被试宗教知识的掌握状况说明由它代表的被试宗教认知情况也较差，被试缺乏对宗教信仰的理性思考。

　　(二)城镇和牧区被试对藏传佛教的情感体验

　　有些心理学家继德国新教神学家F.施莱尔马赫之后确认宗教情感是一种“依附感”；另外一些心理学家同意德国神学家R.奥托的观点，认为宗教情感是“神圣的恐惧和赞美”的特殊统一；还有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安全感和强烈的期待感”是宗教最大的特点。本次调查发现城镇和牧区被试对藏传佛教有着全面深刻的情感体验，主要表现为超验感和安全感。

　　1、超验感

　　宗教经验，有强烈的、不那么强烈的或者是温和的多种形式，尽管形式多样，但却包含着某种“核心”的特征，即是一种超验感(敬畏、崇敬、与一种神圣存在的关联)，同时有一种神秘的和上帝无处不在的感觉(失去自我、永恒等等)。本研究发现城镇和牧区被试普遍具有超验感。

　　(1)日常生活中的超验感

　　访谈时课题组询问了被试者每天的生活情况，通过对回答的整理发现城镇和牧区被试者每天早上第一杯茶要敬佛；家里做了好饭(如宰羊)要先供佛，节日的时候，要先念经才能吃饭；很多被试者每天都要烧香。他们做上述事情时首先要把自己洗干净，宗教人士修行以前也要洗漱、打扫房间、点熏香。喝过酒的人不能碰佛像；请喇嘛念过经的马不能卖，女人也不能骑；睡觉的时候脚不能指向佛像。这些活动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体现着对佛的敬畏和崇敬之感。

　　(2)特殊经历的超验感

　　案例1(牧区喇嘛)说宗教人士修行中可能忽然就感觉到身体不舒服了，头疼、眼花，到医院去检查又没有病，这就是修行有问题了。案例17(城镇喇嘛)说在塔尔寺学习时，他的老师是金刚上师，金刚上师负责给人摸顶，他第一次举行法会的时候有10多万僧俗参加，法师坐在法座上，头顶上出现了彩虹，彩虹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信众依次走过法座，接受上师摸顶。这次摸顶给案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他信仰中记忆深刻的事件。一般蒙古族的生活中也有类似的经验，案例13(牧民)的小儿子和他父亲关系不好，两人总是吵架，案主想了各种办法调节矛盾都不起作用，后来在妈妈和家里人的建议下案主去寺庙里找喇嘛，喇嘛说他们父子两个生肖相互占位，所以总是闹矛盾，安排完以后，父子两个关系特别好，案主认为这是因为喇嘛通过念经把父子俩的位置安排好了。如何解释上述现象呢?宗教人士和蒙古族百姓把它们归结为他们和佛祖有某种关系，佛祖在帮助他们。

　　城镇和牧区被试在日常生活中认为佛帮助他们的事比比皆是，几乎每个被试者都有这方面的体会，习惯和现实生活中的体会让二者对佛的敬仰油然而生。

　　2、安全感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Maslow)将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5个层次，需要获得满足，人就会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反之，就会产生驱动力，越是低层次的需要产生的驱动力越大。安全需要就是寻求依赖和保护，避免危害与灾难，维持自我生存的需要。藏传佛教满足了城镇和牧区被试的安全需要，让他们产生了安全感。问卷中问到：您认为参加佛事活动有哪些帮助?

　　通过对表4和访谈资料的综合分析，课题组认为城镇和牧区蒙古族可以从藏传佛教中获得如下安全感：

　　(1)生存和生产安全感。

　　牧区蒙古族每年都要在冬牧场、春牧场、夏牧场往来穿梭，恶劣的气候是他们人身和财产的巨大威胁，几乎每年都有牛羊被冻死，调查时在一些草场边缘就看到去年被冻死牲畜的尸骨；一些野生动物如狼也经常在草场周围出没，调查时也发现有被试者家里的羊被狼咬死在羊圈里，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生存生产条件下，安全是最基本的需要，牧区98.5％的被试者选择“保佑平安”反映了这种艰苦的生活生产条件，牧区的蒙古族认为佛祖可以给他们保护。祭祀敖包是蒙古族祈求佛祖保佑的重要集体仪式，和静县一般每个乡都有一个敖包，各乡每年会根据实际情况举行祭祀活动。课题组参加了巴音布鲁克区3乡(牧区)祭祀敖包的活动。那天阴雨绵绵，课题组成员乘吉普车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才从巴音布鲁克区赶到祭祀地点，敖包附近已经聚集了一些牧民，喇嘛在简易的毡房里念经，仍然有很多牧民带着酒、糖、酥油、肉等祭祀用品从四面八方赶来。牧民们在心里祈祷风调雨顺，祈祷土主保佑自己的牛羊。转敖包把牧民内心的期待外化了，转敖包的意思是财运和吉祥都向我们靠拢了，牧民围绕敖包转的过程中，听领头的人说吉祥话(发财、平安、快乐等)，然后作出回答。如领头的人说：“财神到我家了”，他们回答“噢”。可见牧民通过这种方式使自身和财产获得了庇护，心理上也获得了安全感。

　　城镇蒙古族主要是教师、医生、公务员和个体户，虽然生存的自然环境威胁较小，但是也有人身安全、工作安全和财产安全等需要，他们也认为佛教可以提供这些帮助，城镇被试者回答藏传佛教可以保佑平安的比例也高达96.4％，每年也通过祭敖包和祭灶火等佛事活动祈求平安。表4显示，城镇被试回答藏传佛教可以提高道德水平的比例达到26.8％，说明他们在安全需要的基础上，出现了更高级的需要。因此，城镇蒙古族的宗教情感需要可能呈现以安全感为主，多种更高情感并存的发展趋势。

　　城镇和牧区都有部分被试希望通过藏传佛教减少疾病，在牧区这种需求体现的更加明显。课题组认为减少疾病是生存安全需要的表现，2005年，巴州每千人拥有2.2个医生，和静县平均每千人拥有1.0个医生，在牧区这个比例更低，很多牧民由于就医和经济条件的限制，生病就去拜佛的现象还非常明显。案例2(牧区)的母亲生病就去寺庙拜佛，案例3(牧区)的父亲心脏不好，多次拜佛没有效果才去医院求治。不管拜佛在治疗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如何，大量牧民尤其是年老者对此十分依赖，这主要是因为拜佛给他们提供了心理上的安全感。

　　(2)经济安全感。

　　2005年和静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508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3808元；同年，巴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09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4268元；和静县城镇和牧区人民收入普遍低于巴州的平均水平。调查还发现城镇和牧区的被试者都非常赞同佛事活动可以带来财运的观点。可见，二者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缺乏经济安全感。城镇和牧区被试希望佛教能减少疾病一 方面说明他们缺乏生存安全感，同时也反映出疾病对他们经济安全的威胁。案例3的父亲心脏不好，多次拜佛没有效果去医院求治，10多天花了2000多元；案例14家里没有羊，在放牧的季节帮别人放羊，羊群超过500只，每月1000元工资，300多只羊，每月600元工资，2006年4月给别人放羊时从马上摔了下来，现在不能放羊，也没有工资，已经花了6000多元医疗费。可见疾病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支出，家人住院会给家里经济带来巨大压力。

　　通过调查分析，课题组认为藏传佛教确实给城镇和牧区的被试提供了超验感和生存生产、经济安全感，牧区被试者对安全感的体验更加深刻，城镇居民可能出现安全感为主，多种更高情感并存的发展趋势。总之，藏传佛教在被试获得良好的主观体验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可能是当地蒙古族世代信仰藏传佛教的深层动机。

　　(三)城镇和牧区被试者对藏传佛教的行为

　　现代社会心理学界认为要想了解一个人是否会采取某种行动，最好是去了解他的行为意向，也就是某人是否打算去采取行动。行为意向受行为态度(赞成或反对这样做)和主观规范(头脑中存在的某些行为规则)两个因素影响。行为的态度由个人对这种行为会导致某种后果以及他对这种后果的评价决定；主观规范由特定的个人或群体认为他应否去执行这种行为所决定。

　　藏传佛教在蒙古族中能够世代相传与蒙古族相信这种信仰会产生积极的、有价值的后果密不可分，这种信念一次又一次的被风调雨顺、疾病康复、困难解决证实，因此被试者有行为的态度；调查中发现二者均有超过75.0％被试是因为长辈要求、周围人影响和传统影响而接触藏传佛教的，这说明二者都有接受藏传佛教的氛围，周围的蒙古族会支持个体的宗教行为，因此宗教行为符合主观规范。根据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观点，他们的生活中会有宗教行为。鉴于上述关系，课题组直接考察了被试者的宗教行为状况，认为它和态度意向正相关。

　　诵念经文、参加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花费是宗教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调查中设计了三个对应的问题：您会诵念什么经文?您多久做一次佛事活动?您往寺庙里放钱物吗?结果见表5。

　　《度母经》10个字，六字真言6个字，心经字数不等，这些都是很简单的经文，统计结果显示，城镇被试会念度母经、六字真言和心经的比例为32.1％，牧区会念上述经文的比例是59.8％，牧区会念经文的被试者多于城镇。调查时观察到，选择“其他”的被试者，对经文知道的很少，更谈不上念经了。课题组分析认为牧区被试者会念经文的比例较高与他们的年龄分布和生存环境相关。城镇和牧区被试者的平均年龄分别是32.8岁和32.7岁，仅差0.1岁，但是城镇40岁以上的被试占19.6％，牧区40岁以上的被试者占31.9％，40多岁的男性是家庭的主角，对家里的事物承担主要责任，他们已经从上辈人那里继承了和生活联系紧密的传统，诵念简单的经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再者由于牧区生活困难重重，日常生活中需要祈求佛祖保佑的事情很多，这就需要他们会念简单的经文。因此，牧区被试者日常诵念经文的比例高于城镇。

　　从表5可见，79.5％的城镇被试者和98.0％的牧区被试者会参加佛事活动，二者参加佛事活动的比例非常高，牧区高于城镇。无论城镇还是牧区，每天都做佛事活动的人数都很少，二者差别不大；城镇和牧区选择“遇到不顺利的事情”做佛事活动的比例最高，而且牧区选择的比例显著高于城镇，一方面和藏传佛教可以给蒙古族提供安全感的结论一致，另一方面也证明牧区蒙古族在生活中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初一和十五是藏传佛教的重要日子，蒙古族一般会选择这些日子去寺庙，不能去寺庙的会在家里烧香念经，这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习俗，城镇和牧区都有部分被试者沿袭这个习俗，但是，从统计结果中可见，牧区对习俗的沿袭明显好于城镇；二者选择“想起来就做”的被试者分别是26.8％和4.9％，间接说明牧区被试者的宗教行为更具有规律性；选择“其他”的被试者分别是20.5％和2.0％，访谈中发现这些被试者很少参加佛事活动。在牧区对被试者的访谈情况让人印象更加深刻，10岁左右的孩子就知道水和火是干净的东西，不能在火里烧卫生巾等不洁的东西，牛粪是干净的东西，可以烧；不能在河里用洗衣粉洗东西，否则身上就会起疙瘩。综合起来分析，牧区被试者的佛事活动更多，更具有实用性和规律性。

　　牧区蒙古族一年要在冬牧场、春牧场和夏牧场穿梭，这些牧场距离寺庙较远，牧民主要以马作为交通工具，加之牧民平日要照顾牲畜和牧场，他们不可能经常去寺庙，也就不可能经常放钱物，所以，课题组认为牧区经常放钱物和有时放钱物的被试在宗教行为表现上差异不大，因此牧区蒙古族经常往寺庙放钱物的比例高达98.5％；城镇蒙古族经常放的比例仅为17％，有时放的比例为75％，共有92％的被试者会放钱物，可见，牧区被试者放钱物的行为高于城镇。为了进一步了解宗教花费的情况，问卷还问到：您2005年花费多少钱购买宗教用品(法器、佛珠、哈达等)?(见表5)

　　城镇蒙古族收入状况显著高于牧区，但是同年，牧区被试者的宗教花费高于城镇，上述宗教花费中，牧民们未将他们的非金钱花费如自己生产的羊肉、酥油等祭祀用品计算在内，因此，牧区被试者在宗教花费这个行为表现上肯定比城镇被试者明显。

　　综上所述，牧区会念经的被试者比例显著高于城镇；他们的佛事活动更多，更具有实用性和规律性；他们往寺庙里放钱物的频率高于城镇，而且宗教花费也高于城镇，显而易见，牧区蒙古族的宗教行为更普遍，他们对藏传佛教的态度更积极。

　　三、结论

　　本文主要对比考察了巴州城镇和牧区蒙古族对藏传佛教的态度，结果显示，城镇被试表层知识掌握较好，这主要与文化水平相关；二者深层知识掌握都欠佳，但是总的说来，知识掌握状况较差。从理论上说，这与许多宗教心理学家得出的结论一致；具体来说，这种状况与被试者的主动性、知识来源和当地寺庙分布情况关系紧密。鉴于上述这些难于变化或变化缓慢的因素，课题组预测，上述宗教知识掌握状况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变化。

　　和对藏传佛教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对比，毫无疑问，城镇和牧区被试者的情感体验更加深刻，范围更加广泛。二者都体验到超验感，这种超验感主要来源于习惯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特殊体验，它是宗教的特有内容，不可能消失；同样，二者都赞同藏传佛教能给他们带来多种安全感，但是由于艰苦的生存方式，牧区被试者依靠藏传佛教获得安全感的情况更明显，城镇被试者的情感需要呈现出以安全需要为主，多种更高层次情感需要并存的发展趋势。鉴于情感的非理性特点，考虑到藏传佛教在牧区蒙古族情感影响上更加巨大的现实作用，为了预防脱离轨道的宗教情感的严重危害，政府尤其要采取有力措施改善牧区蒙古族的生活、生产条件，完善合作医疗体系，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内容，开拓多种渠道满足他们的安全需要。

　　除了诵念经文以外，城镇和牧区被试者的佛事活动频率和宗教花费都较高，在课题组考察的三种宗教行为中，牧区表现更加明显。由于生活条件和习俗影响，二者的宗教行为难以改变，牧区更是如此，因此，政府要引导相关部门关注群众的宗教行为，从行为表现上发现城镇和牧区蒙古族对藏传佛教的态度变化和存在的问题，最终，促使藏传佛教与当地社会和谐发展。

　　总之，调查反映出，非理性因素在巴州城镇和牧区被试者对藏传佛教的态度中占主要地位，这和已有的理论相一致。具体来说，牧区蒙古族的情感需要更加集中在安全感上，体验也较深刻，他们的宗教行为普遍高于城镇。这种非理性的现状可能蕴涵着巨大的危险，仅靠佛教团体内部努力难于改变，为防止蒙古族的宗教信仰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增加信教群众对信仰的了解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这就要求政府管理部门引导相关组织共同完成此项工作，同时也应该在改善牧民生存生产、就医条件等方面做出最大的努力，从根源上避免宗教情感和宗教行为走向极端。

　　(责任编辑：李建欣)

　　出自: 《世界宗教研究 》 201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