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东亚思想传统

　　佛教与东亚思想传统

　　赖岳山

　　由中山大学人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主办、香风谷宋智明纪念基金会赞助的“佛教与东亚思想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9月17日一21日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召开。学者分别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德国、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地区，共28人；提交论文论文27篇围绕“佛教与东亚思想传统”这一主题，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

　　(一)现代学术方法及其指向

　　纵观本次会议论文，可以勾勒出一个整体趋向：以中国或者东亚佛教为对象的纯粹学术研究蕴涵在“现代性”观念之下，以“语言一文献”为基础进行“泛历史”的研究。

　　在“语言”范围内，又有诸多子目和二阶性质的问题。第一、这些论文所触及的佛典语言载体有梵文、藏文、汉文：西夏文以及现代英译和日译。第二、因此，借助多种语言、多种版本进行文本对勘，以求切近经典及其思想，就成为常用、甚至是必要的研究进路。万金川、范慕尤、刘震、邓伟仁、李炜、索罗宁、Morten Schlutter诸位学者就以此为基础和方法来展开论述。第三，以“正确”为目标的对勘目前固然占据了佛典研究中的强势；但是，也有学者对翻译的“不正确”保留了思考的余地。比如，龚隽、梅谦立、万金川等学者恰恰以翻译的“不准确”甚至“误译”为突破口，寻找思想史、社会史意义，追问翻译的策略、目的和意识形态，发掘翻译中“误解一理解”的文化史内涵。第四、当学者们以比较语言、文本对勘为方法探查“文本一佛典”内部与外缘的时候，“翻译方法”、“佛典语言”、“译主本身”也成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基本上属于二阶陛质，或者说进入了“元问题”的层面。比如李炜教授提出早期佛典翻译的方法是“略译”；Konrad Meisig教授指出汉译佛典之“宗教文本”的性质，以及译文所蕴涵的“元语言”特征；邓伟仁博士则把翻译方法具体到对译主(窥基)的梵文水平乃至一个群体、一个时代的梵文水平的考察。

　　从文献的角度看，出现一种二元对立：“传世文献一出土材料”(陈金华、刘震、范慕尤)，“同一文献群一不同时代与宗派的编撰”(黄绎勋、马德伟)，“中国文献群一日本文献群”(廖肇亨)，“中国文献群一东南亚大陆文献群”(马克瑞)，“流行本一古写本”(林敏)，“汉文佛典——梵藏西夏文佛典”(万金川、范慕尤、刘震、邓伟仁、索罗宁)。这些文献群呈现出对立或者互补的态势，学者们借之考证、将之比较、以之对勘；希望从中刻画历史本貌，揭示文献汇集的机制，或者勾勒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征。当然，由于学者们大多具备哲学的素养和训练，他们并不止步于比较语言、订正文献、重构历史，而试图以此为基础和起点，探索思想史、文化史、历史一社会学论域，或者对佛教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和问题作出现代的观察和梳理，或者从事哲学性质的探讨。

　　所谓“人弘道而非道弘人”，佛教之载体除了佛典(语言和文献)外，还有“人”——学佛者与观察者——的因素。尤其是后者，有中国本土的(儒家)知识分子、革命者，外邦人士如欧洲基督教传教士。相对于中国佛教而言，这些历史人物构成了宗教或者文化上的“他者”。从他者的视角来观察佛教组织及其教义——比如陈继东、梅谦立、龚隽——或许代表了当前中国佛教史学术研究的新动向。

　　以语言、文献版本为基础的研究，至少在逻辑上承认“实有其事”、并尽力作为—个结论呈现出来。与此相反，与会的学者们也得出了“虚有其事”的结论，比如林佩莹博士、何燕生教授。他们采用了“系谱学”或者“观念史”的方式，把“事”变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形象与观念；但它们是“实”存的，至少存在于想象或者文献当中。

　　因此，从方法上看，本次会议论文包含了比较语言学的、系谱学或者观念史的、历史学的、历史一社会学的、哲学一解释的诸多研究方法。

　　(二)论题分类与主要内容

　　1、东亚佛教中的历史编撰与史学传统

　　(1)佛教史实的考订、编撰：现代学术方法和视野

　　学者们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整理存留在文献中的东亚佛教历史。陈金华教授的论文为Zhihuilun智慧轮(?－875／876)，a Late Tang Promoter 0f Esoteric Buddhism Whose Life was Misrepresented by Zanning赞宁(919－1001)：A Re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New Textual and Epigraphie Evidence。他运用近年陕西法门寺的出土材料，详细考订了晚唐密教高僧智慧轮的生平和思想，修正或者大部分推翻了赞宁在《宋高僧传》中关于智慧轮的记载，并尝试重建智慧轮的行迹。这里隐含的信息是，以现代考古学成果为基础的历史研究，能够让研究者警惕传世文献的讹误。黄绎勋教授的论文与陈文异曲同工，她详细考察永嘉玄觉的传记，发现由相似历史文献来构造的同一历史人物，居然具有不同甚至是具有宗派对立性质的身份：天台宗弟子和禅宗祖师。较之陈金华教授采用严格的材料互证以定真伪而言，黄绎勋教授提交了《永嘉玄觉之传记再考——兼论汉传佛教历史宗派思想的发展》论文，认为当代研究者需要注意文献的成书立场以及其中所潜藏的宗派意识形态，这实质上是在二阶的层面上来考察宗派(教)历史及其编撰与其支配性观念之间的关系，从而跳出了较为严苛的实证式历史学。MarionMeisig教授讨论了康僧会以不同方式运用“善财童子”的意义，指出康僧会目的在于谴责残酷的血祭，认为众生获得救度应该依靠正确的佛教教义。

　　较之学者个体的案牍劳作，较之中国佛学史研究者囿于佛教经典、僧传、灯录等资料，马德伟(MarcusBingenheimer)教授介绍了他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佛寺志的电子化：在技术上借助了现代电子技术和网络平台，不仅有效地汇集散落世界各地的相关资料，同时也扩充了史料的范围、提高了史料使用的效率。这里有几个重要的目标和贡献。①马德伟教授带领其团队收集了超过230种佛寺志，将纸质文献变成高质量的、可以检索的电子资源，为学界研究提供方便；②通过比较《中国佛寺志丛刊》和《中国佛寺史志丛刊》，在文字、内容层面找出佛寺志各个版本重叠、差异的部分；③尽可能查找出这些文献的起源和变异；④通过电子技术实现迅速而全面的交叉索引，寻找并确定出佛寺的时空参数，厘清不同寺志之间的内容关联与差异；⑤通过以上的步骤和方式，进而勾勒佛寺、寺志与佛教经典、观念之间的关系；⑥尤其值得钦佩的是，佛寺志数位化的资源完全免费开放，网址：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fosizhi/

　　(2)佛教：他者的视角

　　就佛教内部来观察佛教(史)是惯常的做法，但学者们的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佛教或者中国佛教本身并非独立自为，毋宁是，还并行并存有其他社会现象，这里暂时将之命名为“他者”。这个他者可以是人物、地域、教派、教义等。他者的存在意味着比较的研究顺理成章。马克瑞(John R McRae)教授的研究就是一个案例。其论文《东亚与东南亚佛教之比较——从周边看传统中国》通过比较的眼光——从东南亚大陆来反观东亚

　　的中国，这个比较横贯两个千年。如此恢宏的时空比较，目的在于说明一个主题：东亚佛教中“超脱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马克瑞划定了比较的基础，即亚洲大陆这两部分的“地理一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人类居住模式和文字，他希望从中找出相似和差异。由于第一个千年(中国的东汉到五代)东南亚资料的匮乏，实质上很难得出有意义的结论。而在第二个千年(中国的宋到清末)，马克瑞教授认为东南亚佛教“忠于经文”，在修行上是一种“净化的过程”；而中国佛教宗派与教理的发展则表现为“新陈代谢”，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或者说中国佛教开始了对理论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形态。在此过程中，由于对教义和修行在理解和实践中差异，东南亚诸国促成了政教合一，或者说缺失了超脱与权力的二元对立，而中国正好相反。

　　与此宏阔的视野相比，其余三篇堪称小题或者个案。梅谦立教授提交了论文An early investigation on Chi-nese Buddhism by the Jesuit missionary Prospero Intoreetta(c.1668)。论文描述、分析并评价了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Prospero Intorcetta(1626－1696)在遭遇佛教时所获得的理解。他认为当Intorcetta凭借其欧洲哲学和宗教的背景来理解中国佛教的时候，未免消极，或者带有某种简单、片面甚至是错误；比如将净土宗看作是“迷信的”，将禅宗看作“无神论的”，再如认为佛教的“绝对实在”无法比肩西方思想中的“超验的神”。对于这样的理解和判断，梅谦立教授认为是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结果。换言之，西方传教士由于基督教所提供的理论模式，使其难以理解中国佛教、儒家等在理论、修行、语言、仪式等方面的多义性；这种疑难并非出自个人或者教派之间的自闭，实质上源于不同文化传统和体系之间的隔阂。

　　面对这种文化差异或者宗教的差异所带来的冲突，龚隽教授(论文《译经中的政治——李提摩太与《大乘起信论》》)也提供了一个案例。从李提摩太对《大乘起信论》的翻译入手，指出李提摩太的翻译实践及其原则不能看作简单的误译，毋宁是在某种目的之下的“政治修辞”。

　　陈继东教授的论文是《<旭书>初刻本(一九〇〇)看章炳麟的早期佛教认识》，他反驳了学界对章炳麟在1903年以后趋向佛学之动因和态度的简单化判断。指出章氏研习佛教并非“偶然的突变”，而是“自然的趋向”。--陈文还引而未发地指向一个更为宏大和深邃的背景：晚清知识界在清末国际化的浪潮中，从满汉之争走向中西对峙，敏锐的学人有感于西方的强盛而中华的积弱，希望从文化、知识、理智的根源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自然、生命、人类、信仰乃至语言、历史和社会——寻求比肩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国传统资源。这个资源就是汉语佛学，尤其是唯识学。

　　(3)佛教：在日本的展开

　　关于日本的佛教，本次会议仅有四篇文章论及。末木文美士教授把日本的判教分为3个类别：综合性判教、选择性判教以及大乘非佛说。廖肇亨、林佩莹、何燕生等学者基本上是在系谱学或者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讨论日本的佛教现象。廖肇亨教授勾勒了“普陀山－观音”信仰文化从中国到日本的演变、从佛学到文学的渗透；认为普陀山之所以成为东亚各国发展观音信仰的神圣空间，一方面是宗教仪式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人心思维的外部投影。

　　林佩莹博士、何燕生教授则借系谱学的方式讨论了日本的社会与佛教现象。前者分析了圣德太子的化身故事，这实质上仍是马克瑞的问题：(在日本)超脱与权力如何结合到一起。何燕生教授分析了日本“禅宗与武士道”的言说和生成背景，明确指出，日本的这个传统实质上是“被创造的传统”。

　　2、东亚佛教中的译经与经典解释

　　(1)佛典：版本、写本、语言与翻译

　　这个论题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多有涉及。万金川教授提交了长文《梵本<维摩经>的发现与文本对勘研究的文化与思想转向》，以《维摩经》为案例，指出了文本“对勘”的研究意义。通过文本对勘，他认为《维摩经》风靡中土的原因，应该归功于译者们当年所采用的“归化”的翻译策略。这种归化实质上指向更大的主题：翻译并不仅仅是文字的转换，同时也是“文化的转换”。通过梵汉文本对比，范慕尤博士(论文Some Remarkson the Danapala's translation of Advayasamatavijayamahokalparaja)认为Danapala(施護)之所以对《佛说无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经》(Advayasamatdvijayamahakalparaja)的翻译，尤其是对“不道德”(有悖于当时中国伦理的)的教义及其实践部分失译，主要是受到当时的朝廷策令以及中国文化(道德观)的影响。刘震博士分析了上世纪90年代末新发现的梵文《长阿含经·修身经》中关于苦行观念的演变。邓伟仁博士(论文Kuiji's Methodological Paradigm for Chinese Buddhism：The Case of Exegetical Alignment with Sanskrit Grammar)检讨了窥基的梵文知识，分析了窥基所倡导和尝试的梵汉翻译的方法论范式。具体而言，邓博士以梵文的名词“合释”(samasa)的语法知识为案例，检讨了梵文文法与汉文文法之间的转换规则，并尝试在释译和义理的关系中来拿捏佛教经典的重要概念。李炜教授和Konrad Meisig教授都讨论到佛典翻译中的一些方法问题，比如略译、音译、直译和意译。Konrad Meisig教授(论文Buddhist Chinese Religiolect and Metalanguage)认为佛教汉语要注意其“宗教文本”(Religiolect)和“元语言”(Metalanguage)的特征。换言之，佛教汉语部分是“秘语”，仅为内部人士、信仰者或者专职人员所运用和理解；但是，即便如此，这些语言也是学术研究的对象。进一步，他认为，面对作为翻译语言的佛教汉语，我们不仅要注意其特定的宗教性质，还有要注意这些文辞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尤其是来自儒家和道家的观念——同样的语言符号包含着不同文化群落的信息。林敏教授的论文主要调查了《首楞严经》诸本——日本古写经与流通本——的差别。通过比较，林教授发现《首楞严经》的日本古写本多出了杂密的内容；他推测，清除了现行本《首楞严经》经文杂密内容，并使之转为纯密见识的高僧学者，极有可能是唐朝高僧一行禅师。

　　(2)佛教各宗：经典与问题

　　在佛教各宗的问题上，姚治华教授分析了华严宗“业相”概念中的“一念无明”。刘宇光教授详细讨论了东亚法相唯识学中的“所知障”概念。赖贤宗教授在解释天台智顗大师的“四句说无生”诠释经验的同时，试图将其转化为更具有普遍性的东亚佛教的“解脱诠释学”。唐忠毛教授则尝试解释“批判佛教”所带来的诠释差异与交流困境。

　　在禅宗方面，索罗宁教授讨论了西夏文《灯要》、《达摩大师观心本母》和《洪州宗师教仪》，认为《灯要》虽然接近《景德传灯录》，但完全不同，《达摩大师观心本母》属于流行版的不同原本，洪州宗思想则相当接近宗密的华严宗思想。Morten Schlfitter教授(论文On the Evolution of the Platform Sfitra六祖坛经)收集了《六祖坛经》的各种版本，试图分析各版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考察《坛经》各版本在增删当中所可能存在的思想转换和思想史意义。何照清教授讨论了惠能与《金刚经解义》，认为，《金刚经解义》应该不是惠能所作，其真正作者也可能不是神会，可能是后人踵事增华的结果。

　　会议结束于激烈而意犹未尽的讨论。最后，王邦维教授高屋建瓴，结合其个人学术经验，对国际佛教学术研究的前世今生作了概述，同时展望了汉语佛学的未来。

　　出自: 《世界宗教研究 》 201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