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山泗洲堂与吴越王宝塔

　　岱山泗洲堂与吴越王宝塔

　　作者： 王自夫

　　一千多年前，岱山有座佛寺名叫泗洲堂，内有吴越王送来的两尊阿育王宝塔。笔者最初在舟山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元《大德昌国州图志》中看到这一记载，有点惊讶，由此一直在寻找史料考证其事。

　　吴越王仿铸阿育王宝塔

　　《大德昌国州图志》载：“普明寺，在蓬莱乡古泗洲堂。窣堵波二，以铁为之。世传阿育王所铸，钱氏忠懿王置之于此。往宋大中祥符中赐今额。 ”

　　窣堵波，印度梵文的音译，意指佛塔。阿育王是两千多年前印度的君主，据说他派遣僧侣到各地造了八万四千座宝塔，每座塔中均藏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

　　佛教传说，阿育王“令羽飞鬼，各随一光尽处，安立一塔。 ”据说在中国共建造了19座舍利塔。这19座塔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座就是西晋会稽贸阝县塔，即今宁波鄞州阿育王寺舍利宝塔。

　　岱山泗洲堂显然不可能会有两尊阿育王塔，因此古史家也用宝塔“世传阿育王所铸”来表达将信将疑的感觉。

　　但古史家称，此宝物是“钱氏忠懿王置之于此”，这倒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弄清真相的方向。因为这位吴越王效仿阿育王也造过八万四千座宝塔。这说明古史家所记不是空穴来风。

　　钱氏忠懿王，即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最后一任国王钱俶（929-988年）。他一生信奉佛教，刻印了大量的佛经，前后曾建造了许多佛寺、佛塔。

　　钱俶与佛塔关系密切。杭州的雷峰塔据说就是钱俶为庆祝宠妃得子而建。西湖边还有座保俶塔，据说钱俶被北宋皇帝赵匡胤召到汴梁，其舅为保佑其平安归来而建此塔。

　　钱俶崇佛最著名的事例就是效仿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座宝塔。浙江博物馆收藏有其中17座银、铜、铁塔出土实物。

　　浙江博物馆介绍，钱俶造塔均为金属小塔，藏经卷或瘗舍利之用，又称“宝箧印经塔”。出土实物以铜塔为多，铁塔略少。铜塔塔身内壁铸“吴越国王/钱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铁塔底部封板上铸“吴越国王俶/敬造宝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由塔上铸铭可知，钱俶分两次集中造八万四千座阿育王塔，相隔10年。

　　吴越国乙卯岁，即公元955年，钱俶造铜塔。乙丑岁为公元965年，钱俶在这一年造铁塔。因此，送到泗洲堂的两尊阿育王铁塔，应是钱俶仿铸宝塔，时间不会早于公元965年。

　　南宋时泗洲堂两尊宝塔犹在

　　吴越王仿铸宝塔同样是稀世珍宝。宁波历代地方志中，笔者没有找到过其他寺院曾得到过吴越王送宝塔的记载。

　　舟山地方志中，定海的翠萝寺闪现过这一荣耀。《大德昌国州图志》说：“翠萝寺在金塘乡之海西，成于唐开成，废于会昌。往宋建隆中锡以铜钟。吴越国受封奉国，又镇以铁塔。寺一名金钟。”但书中没直接把寺中铁塔与阿育王相关连。

　　翠萝寺曾是佛教天台宗一大名寺。《佛祖统纪》一书介绍，天台宗高僧宗晓（1151-1214年）年轻时“掌四明昌国翠萝寺，学者云集”。他所编成的《乐邦文类》《四明尊者教行录》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著作。《大德昌国州图志》记载钱俶送泗洲堂铁塔，其史料来自比其成书要早70年的南宋《宝庆四明志》。它几乎是照录了后者这一内容。

　　《宝庆四明志》（成书于1227年）记载昌国县寺院有：“普明院，县西北海中，古泗洲堂也。窣堵波二，以铁为之，世传阿育王所铸，钱氏忠懿王置之于此。皇朝大中祥符中赐院额。绍兴十八年，僧昙解、侈大之高丽入贡，候风于此。”

　　从《宝庆四明志》的叙述口吻来看，两宋时期古泗洲堂里这两尊宝塔犹在，因此还非常出名，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皇帝给它赐了院额。笔者由此认为，宁波、舟山地方志中有关钱俶送泗洲堂铁塔的记载应是可信的。

　　大中祥符（1008—1016年）是宋真宗的年号，距钱俶造铁塔年代约半个世纪。岱山泗洲堂此时就获朝廷赐额普明院，这比普陀山寺院获赐额要早约70年。

　　这就更令人惊讶，岱山泗洲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座寺院，能得到如此青睐？

　　北宋日僧目击岱山泗洲堂

　　我们今天对吴越国时期舟山历史所知甚少，岱山泗洲堂的史料更少。 2004年，笔者发现日本古籍《参天台五台山记》，里面有北宋日僧成寻目击岱山泗洲堂的记录，因此倍感兴奋。

　　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一艘中国商船从日本航行到明州（今宁波），途经舟山海域。船上有一位62岁的日本天台宗高僧，名叫成寻。后来，他把自己在华见闻写成《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这部十万余字的日记体著作，为后人了解当时中日海路交通、宋代佛教概况、北宋政治制度及社会风俗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了商船从日本航行到明州路线的详细过程。成寻所乘的商船在舟山海域逗留了9天。但他只登陆了一个岛屿——东茹山。

　　这位高僧记载，东茹山上面有一个香火旺盛的佛教寺院——泗洲大师堂。书中写道：四月二日，“辰时，出船，依潮满，以橹进船。午时，到东茹山。船头等下陆，参泗洲大师堂。山顶有堂，以石为四面壁，僧伽和尚木像数体坐，往还船人常参拜处也。 ”“山南面上下有二井，水极清净也。 ”“福州商人来出荔子，唐果子，味如干枣，大似枣，离去上皮食之。”

　　商船船主径直上东茹山岛拜佛，说明这里是当时东亚航线上船主时常光临的地方。岛上有福州商人出售水果等商品。船主看来还在这里补给淡水等物。

　　航海者在舟山佛寺祈求平安，国内古籍记载最早出现在北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作者是1123年出使高丽的徐兢。祈福的地点在梅岑山，今普陀山。

　　成寻的记载比徐兢早半个世纪，而登陆的地方是另一座岛屿。

　　成寻看到舟山小岛多有人家。其中小均山（应为今天的衢山海域某岛），“有四浦，多人家。一浦有十一家，此中二宇瓦葺大家，余皆萱屋。有十余头羊，或白或黒斑也。”

　　萱屋，指草屋。瓦葺大家，即瓦屋大房，主人恐怕不是一般人家。有资料说，直到解放初期，舟山渔村仍多草屋。但900多年前，小岛小均山已有瓦葺大家。这与东茹山有福州商人做生意的信息一样令人鼓舞：当时的岱山已经颇有财富效应。

　　公元1072年，舟山还属鄞县管辖。第二年，皇帝才同意设昌国县。远离京城的岱山诸岛，却已经显得人气旺盛。

　　岱山泗洲堂在今东沙

　　笔者在《北宋日僧眼中的东岱山》一文中写道：结合中日古代史料来分析，东茹山就是东岱山，泗洲堂在今岱山东沙。

　　成寻详细记录了商船航行于舟山诸岛方位等情况，使得后人只需打开舟山地图便可大致确定，东茹山应位于嵊泗列岛到舟山本岛之间的今岱山区域。

　　书中说：商船自徐翁山（即嵊泗徐公岛）南下，经过一些小岛，抵达东茹山。“东茹山相邻袋山，东南有栏山。 ”以后又从东茹山出海，“向西行，上帆，驰（驶）船，南见烈港山（沥港）金塘乡。 ”

　　古代，岱山岛还分为东岱山、西岱山两个姐妹岛，中隔一浦（即水道），两头通海，自北浦（今东沙镇桥头）至南浦（今岱中南浦）间，可通船舶。

　　东茹山就是东岱山，而相邻的“袋山”即是西岱山，东南的“栏山”应是兰秀山。从商船离开东沙到烈港山的航行时间不长来看，它有可能就是取这条水道捷径而行。《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从今嵊泗列岛到金塘岛众多岛屿的名称，其中许多与后来的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相一致。比如书中说，商船三月廿五日“至苏州大七山宿”。大七山，即今嵊泗大戢山。《乾道四明图经》就称为大七山，其后《宝庆四明志》改称大碛山，指出昌国县“北五潮至大碛山与平江府分界”，平江府即苏州。

　　舟山地方志史料显示，岱山区域仅有一处古泗洲堂遗址，地点在东沙。

　　成寻指出东茹山上的佛教寺院叫“泗洲大师堂”。《大德昌国州图志》记载，吴越王时蓬莱乡有泗洲堂。又记舟山有六大渡口，泗洲堂渡为其一。泗洲堂渡即在东沙。《岱山镇志》：“泗洲堂渡船，在东沙角山嘴头，往来定城宁郡等处。 ”

　　由此可见，吴越王时蓬莱乡泗洲堂在东茹山（东岱山），即今岱山东沙。

　　当时可能比普陀山还要有名

　　那么,泗洲堂又是怎么样一座寺院呢？东茹山“泗洲大师堂”供奉的僧伽和尚是谁呢？这里为何会成为当时东亚航线“往还船人常参拜处”？

　　僧伽和尚（617-710年）原是一位唐初的高僧，据说当年泗洲（在今安徽盱眙）屡闹水患，他施用功法降伏了妖魔水母，使得泗洲永绝水患。唐末五代被视为观音化身，尊为泗洲大圣。到北宋时期，僧伽信奉达到顶点。宋太宗重盖泗洲大圣塔，泗洲普照寺名闻天下。成寻去开封途中，就亲眼看到盱眙祭拜泗洲大圣塔盛况：“途中十万人满路敢无隙，买卖食物如杭州市。 ”

　　当时，全国各地都建泗洲塔、泗洲堂、泗洲庙、泗洲寺。北宋诗人黄庭坚说：“僧伽本起于盱眙，于今宝祠遍天下。 ”到了北宋末年，金人入侵，泗洲大圣塔被焚。禅宗开始在南宋各地大行其道。杭州的天竺观音寺、普陀山观音道场兴起，僧伽大师的影响力渐渐消退，泗洲堂以后大都成了历史遗迹。

　　一千多年前，舟山各地同样建起众多泗洲堂。其后，岱山、嵊山、金塘、东极等地还有与泗洲堂有关的地名遗存，就是有力的证据。

　　东茹山“泗洲大师堂”成为“往还船人常参拜处”，这应与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异常活跃有很大关系。

　　吴越国继承唐代传统，积极开展海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旧五代史·钱镠传》云：钱镠“自称吴越王，行册封，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

　　吴越王还通过商人从高丽、日本求得中原已失传的佛教天台宗经典回国。北宋杨亿在《谈苑》中说：“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缺，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寓书于其国王，送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

　　吴越商人频繁往来于东亚航线之间，当时的浙江成为中国与高丽、日本交往最多的地区。明州成为全中国最重要的海上航运中心。

　　帆船时代，航行于东亚航线之间非常危险。亲历惊涛骇浪的成寻对此有十分生动的记述。宋神宗问他：“日本自来为甚不通中国，入唐进奉？”成寻说：“沧波万里，人皆固辞，因之久绝也。”因此,航海者在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东茹山参拜“泗洲大师堂”，一点也不令人称奇。

　　“泗洲大师堂”就像后来兴起的妈祖庙、天后宫一样，成为航海者顶礼膜拜的祈福地，并且名气越来越大。《宝庆四明志》说：“绍兴十八年，僧昙解、侈大之高丽入贡，候风于此。”这说明直到南宋初年，这里还是中国与高丽、日本航线上“往还船人常参拜处”。

　　吴越王送佛塔给东茹山佛寺，只能是出于这么一个历史背景。

　　普陀山曾是当时航海者必到的地方。普陀山有高丽道头、新罗礁古地名，日本高僧慧锷在此开山更是在唐朝晚期。但在北宋初期，普陀山还没有成名，影响还十分有限。《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提醒我们，至少到公元1072年，东茹山比普陀山还要有名。

　　日本也有吴越王宝塔

　　岱山泗洲堂内有吴越王送来的宝塔，但是成寻没有提到他在这里看到宝塔。此事也引起了笔者的注意。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

　　成寻知道吴越王仿铸阿育王宝塔事。《参天台五台山记》就记载有日本和尚日延带着钱俶赐送的铜塔回国一事。日本史料说，当年日延受日本天台座高僧委派，将中国已散佚的天台教籍送至吴越国。钱俶大喜，在朝廷上面见日延。公元958年，日延携归钱俶之“宝箧印经塔”回国。公元965年，日本僧人道喜在《宝箧印经记》中，对此事有详尽的叙述。成寻应是看到过这篇文章。他如果在岱山泗洲堂见到吴越王宝塔，一定知道其来龙去脉，不会不记载此事。

　　但是，笔者认为，综合考证古代史料，可以认定岱山泗洲堂内有吴越王宝塔。成寻当时没能见到此物，其中有一些客观原因。

　　首先，钱俶所铸宝塔，不是像阿育王那样造坐落在地面的大型砖塔，而是用金属铸造的小塔。因此，吴越王宝塔不像阿育王大型砖塔那样引人注目。

　　见过吴越王宝塔的日本僧人道喜写道，宝塔高九寸余（约30厘米）。这能够与国内的考古发现相印证：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钱俶所造的宝箧印塔，塔高35厘米。另一座则是1957年在宁波天封塔塔顶上发现的青铜舍利塔，高只十几厘米。安徽博物馆藏金涂塔，高仅32厘米，出土于塔下地宫。

　　从国内近年来一些发现吴越王宝塔的情况来看，这些小型金属塔大多被安置在寺院塔顶或者地宫中，作为镇寺之宝。如此说来，外人不是那么容易见到这一佛门圣物，也就可以理解了。

　　据专家研究，现存日本的“宝箧印经塔”共有五座，从中可见在吴越国时期流向日本的吴越王宝塔之多,更可见吴越国与日本文化交流之繁盛。

　　那么，一千多年过去了，岱山泗洲堂内的吴越王宝塔又在何处呢？它会不会还静静隐藏在古泗洲堂遗址地宫中呢？这又是一个让人倍感兴趣的话题了。

　　来源： 舟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