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恢复应尊重自然的选择
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人退沙退”的成功实践给了我们启示,那就是要敬畏自然,让自然充分发挥其自我修复能力。本文作者正是巴音胡舒嘎查治沙实践的亲历者和指导专家,他在文中详细论述了人为何应该敬畏自然、爱护自然,提出了生态恢复应尊重大自然选择的观点。希望本文能够加深读者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从根本上认识到保护环境、敬畏自然的重要性。
人类要不要敬畏自然?这是个讨论了很久的哲学问题。古代人在自然面前小心翼翼,因为那时他们自我感觉力量太小,对自然现象不了解,不得不敬畏自然。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依靠各种科学技术与发明,部分掌握了自然的演变规律,就有些不把自然放在眼里了。然而,需要提醒人类的是,只有敬畏自然才能保护自然,也才能恢复自然。
从敬畏自然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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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敬畏自然的结果是破坏自然,而敬畏自然才能保护自然,免遭自然的报复。自然生态系统因被人敬畏而少受干扰,处在健康状况之中,生态系统就能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如提供水源、食物、药物、建筑材料,保持水土,维持生物多样性,提供游憩服务等。
综观人类的科技进步史,人类实现最多、也是最引起人类自豪的是:向自然无限索取。那些埋藏在地下的自然资源、能源及各种矿产、甚至深海里自由觅食的海洋生物,都变成了人类的食物、药物、器物。有了科学的武装,那些曾经与人类共存的生物,被不断驯化,有些则永久消失了;即使人类培育了上万年之久的农作物,也被一些科学家利用生物技术(即转基因),对物种进行改造。
然而,人类离开了大自然呵护,离开了阳光、空气、水、食物、热量等这些必要的元素,将寸步难行。现在,人类还不能利用无机元素,创造一个最简单的物种,哪怕是病毒那样的简单生命。即使有了现代科学技术,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还仅仅是小学生。
不敬畏自然的结果是破坏自然,而敬畏自然才能保护自然,免遭自然的报复。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陶醉在战胜自然的狂喜之中,然而同时自然环境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人类虽然上天入地了,但是环境污染随着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而来;物种的消失在加速。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干预自然的能力,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人们认为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控制自然,并由此掌握自己的命运。然而,面对全球变暖、臭氧层扩大、水资源危机、人口爆炸、土地荒漠化,科学为什么又制止不住呢?
祖先以朴素的智慧告诉我们,万物是有神灵的,山有山神,树有树神,水有水神,地有地神。人在神灵面前心存畏惧,就保护了自然山水。换成今天的科学语言就是,自然生态系统因被人敬畏而少受干扰,处在健康状况之中,生态系统就能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如提供水源、食物、药物、建筑材料,保持水土,维持生物多样性,提供游憩服务,增加文化多样性等。
如果相信科学万能,对自然粗暴干涉,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生态系统退化,物种消失。荒漠化加剧、水土流失、持续的干旱、流行病肆虐、食物短缺、环境污染并由此诱发各种地质灾害等,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对于我们朝夕相处的自然,我们不敬重她,其结果是加速生态环境恶化。在保护自然的问题上,我们的祖先遗留下的珍贵的思想财富和哲学思辩,值得我们借鉴并发扬光大。
“人类属于大地,但大地不属于人类。世界上的万物都是联系着的,就像血液把我们的身体各部分联系在一起一样。生命之网络非人类所编织,人类只不过是这个网络中的一根线,一个结。但人类所做的这一切,最终会影响到这个网络,也会影响到人类本身。”印地安酋长西雅图的话,道出了人与万物息息相关的联系。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首先要谦虚谨慎,从敬畏自然做起。
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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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退化有些是自然的原因,然而,人类的生产生活加剧了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却是不争的事实。近代发生的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大多是人类过分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
地球生态系统演化约40亿年后,为什么到如今发生大规模退化?首先要说明的是,生态系统退化有些是自然的原因。例如,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自然界中的物种要么适应,要么消失。60万年之前,北京地区尚分布有野象,当时森林非常茂盛,有大量的食物供应。大象南移显然是气候变化的结果。然而,人类的生产生活加剧了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全球共有十大类陆地生态系统,我国占其中九类,分别是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红树林、草原、高寒草甸、荒漠、苔原,我国唯一缺乏典型的非洲萨王那群落(稀树疏林草地生态系统),但是我国的四大沙地(浑善达克、科尔沁、毛乌素、呼伦贝尔)在健康状态下其结构与功能恰恰是萨王那类型。这样,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囊括全球所有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度。
遗憾的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上述生态系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退化。生态退化与人类破坏有很大的关系。
上世纪60年代,为了备战备荒,辽阔的三江平原、新疆绿洲、内蒙古草原被开垦,虽然今天变成了“米粮仓”和“棉花垛”,可是土地荒漠化和沙尘暴却困扰了中国首都和华北地区;70年代,围湖造田、围海造田,使自然生态系统迅速碎片化、岛屿化,大量湿地消失,地球之“肾”发生萎缩;80年代初,我国生态学家从丹麦和英国引进大米草护滩,大米草在原来引进的地方并没有保住海岸(那里的大海向陆地侵入了10公里),反而迅速侵占了南到福建、北到辽东湾的海岸线,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栖息地因为大米草蔓延而萎缩,水产养殖大受其害。由于围海造田,红树林面积由历史上的25万公顷,下降到目前的1.5万公顷。
近代发生的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大多是人类过分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人们在山地大面积砍伐森林,在草原上过度放牧,在干旱区过分利用地下水、过度开发绿洲,在沿海围海造田等,造成了以森林、草原、荒漠、湿地为主的生态系统出现严重退化。
对于这些问题,已故著名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先生当年就奋笔疾呼,强调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恢复生态平衡。可惜,这样的声音未能及时受到重视,人们热衷于对大自然进行改造,如在草原上造林,在干旱半干旱区种粮种草,在热带亚热带山地毁林种桉树等。
这些做法看似是恢复生态,实则加速了生态退化。今天,只有在东北、西南、海南、台湾等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还保留了相对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从源头上制止生态系统退化。
自然界经历了几十亿年的演化后,各种过程都达到了动态平衡。一些自然灾害是环境要素正常波动的结果,即使海啸、火山和地震也是自然发生的,我们要学会躲避。我们必须敬畏自然,相信人力不如自然力。
大自然无私地养育了人类,人类要知恩报恩,不能恩将仇报。对于自然,只要我们不粗暴干涉,她会修复人类给她造成的创伤,而这个代价是相对较小的。
失败的治沙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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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内蒙古自治区浑善达克沙地进行了10年的实践。我们发现:人类在自然面前不作为或少作为,反而得到更好的草原恢复效果;而违背自然规律的人工措施,如草原造林、草原植灌、草原农耕、草原飞播、打井舍饲,收效甚微,甚至帮倒忙。
生态退化了就要进行恢复,这个过程专家们称之为生态恢复,或生态修复,也有人称之生态重建。不论哪一种叫法,都是试图将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力提高,增加有效的植被覆盖,并吸引野生动物回来定居。
针对生态恢复,笔者在内蒙古自治区浑善达克沙地进行了10年的实践。10年下来,我们惊奇地发现:人类在自然面前不作为或少作为,反而得到更好的草原恢复效果;而违背自然规律的人工措施,如草原造林、草原植灌、草原农耕、草原飞播、打井舍饲,收效甚微,甚至帮倒忙。
实验是从2000年开始的,浑善达克试区是中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划”在全国的5个试区之一,其余4个试区分别位于黄土高原、岷江上游、黑河流域、新疆干旱区。
我们设计的治理路线图是:科学家出思路,政府出资金,牧民出力气,三方共同努力,共同缚住这条威胁北京的“黄龙”。试验地点在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这是一个有72户牧民、310口人、面积12.1万亩的典型牧村,牧民将这一嘎查严重退化的4万亩夏季牧场交给我们做实验。我们在实验区外种植1000亩饲料玉米给牲口吃,4万亩严格封闭起来进行自然恢复。
当时在干旱半干旱区流行的生态恢复做法是造林,我们也不能脱离这个治沙的法宝。科学家比牧民聪明的地方是,我们手里有全球定位系统,还有很多的仪器,这些仪器能够精确测定植物每天甚至每秒钟能够生长多快。
但是,我们所使用的方法并没有比当地林业部门高明多少——我们也只有造林这条路可走,这是人们使用了50多年的武器。“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也是用的这个办法。
2001年春,我们设计了乔、灌、草,多层次、高密度的防风林,防护林采用杨树、柳树、沙棘、沙柳、锦鸡儿等乔灌木。感觉万无一失了,我们将设计方案提交当地旗政府,旗政府又组织牧民按照我们的方案施工。牧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科学家提供的方案肯定比当地林业局的好。实际上,树木能不能活?防护林能否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们心里也是没有底的。
为了保证树木成活,我们还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根剂来处理树苗,牧民们按照我们提供的生根剂配置药液,从来没有接触过喷雾器的牧民抗起了喷雾器,向树根上喷药。为了保证树木成活,我们规定树坑一定要一米见方,浇足底水。这样,连工带料,成本约10万元的防风林在草原上“屹立”起来了。
刚种上的第一年,树木萌芽了。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树木就不再抽叶子了,枯死了。原来,第一年是树木欺骗了科学家。那些萌发是假萌发,植物用的养料是树干中储存的。半干旱区强烈的蒸发、严酷的冬季、强烈的大风使得它们很难生存。到了第三年,我们种植的树木全军覆没,那些枯干的树木似乎在嘲笑科学家。我们开始怀疑,在草原上造林是否有问题?
后来,我让牧民们保护好死树,作为反面教材,而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科学证据。牧民们答应归答应,最后还是将枯死的“防风林”砍去当柴烧了。幸亏北京电视台现场录下了树木枯死的镜头,这使得我们的“作品”能够在世上留下来——虽然是失败的试验,但勇于承认现实才是科学的态度。
应尊重大自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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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然力恢复是最科学的,也是最省力、最省钱的。生态恢复的物种最合理的应当是那些原本存在的物种,即利用本地物种,人类要做的是帮助消除影响物种定居的破坏因素,如减少草原牲畜的过度啃食,或提供植被建植时必要的土壤条件。
改变我们思路的是牧民家一个孩子的发现。2002年7月14日,巴音胡舒嘎查支部书记那松乌日图的小儿子胡赫图格,告诉了笔者一个发现,实验地里的草长到了半人高。听到这个消息,笔者当时非常兴奋,早饭也不吃了,拿上照相机、摄像机,开上车带上几个学生随他到了实验地。那正是4万亩试验区中的一块区域。看到眼前的景色,谁都会被陶醉:绿草已经齐腰深,各色花朵装点其中,微风过处,风吹草低,这才是草原的风光。当年15岁的小儿子,估计也没见过这样的景色,所以才高兴地跑回家去告诉我们。
实地测量的结果更让我们兴奋:这里的草层高度就达到了1.43米,产草量每亩为5300斤鲜重,自然萌发的两年生榆树苗达321棵/平方米。实际上,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退化严重的碱滩。
至于榆树疏林种群,围封保护同样也取得了显著的恢复效果。在围封保护两年后,围封保护区与对照区正蓝旗相比,榆种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试验区沙地幼榆树繁多,平均达到1.8株/平方米,特别是当年的实生苗数量最多,达到7株/平方米,其中在固定沙丘阴坡的坡基处,栽种的当年幼苗,可以高达158株/平方米。2008年,当笔者再次带记者参观这片榆树苗时,榆树的高度已达3米~5米。可见只要适当保护,幼苗就可以发育成稀树疏林,因为浑善达克的榆树没有一棵是人栽的。
2004年,牧民由原来的每户每年买两万斤干草,到每户分到7万斤干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结束了买草的历史。4万亩草地的成功恢复,还带动了全嘎查12万亩草场的恢复。因为牧民们看到,只要不放牧,大自然能够还给他们希望的草原。浓密的牧草就连很多白发苍苍的老牧民都没有见过。
“我小时候的草原就是这个样子。”出生在正蓝旗、时任正蓝旗党委书记的斯琴毕力格看到高草,激动地说。“开天辟地头一回见过这么好的草。”内蒙古草业勘察院的专家实地测量了我们的产草量后,对媒体关于巴音胡舒的报道数据再也不起疑心了。
如今的巴音胡舒嘎查已成为治理的成功案例在国内外广为人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内逾百家媒体;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路透社等几十家国外媒体对试验进行了报道。今年,美国地理学家D.D.Trent博士在其编著的教科书《地理与环境》中,增加了巴音胡舒案例。
巴音胡舒自然恢复成功的例子并非偶然,中国科学院的其他4个试区传来的消息也都证明:利用自然力恢复是最科学的,也是最省力、最省钱的。我们都知道“适地适树”、“适地适草”这样的道理,也就是说,进行生态恢复最合理的应当是那些原本存在的物种,即利用本地物种,人类要做的是帮助消除影响物种定居的破坏因素,如减少草原牲畜的过度啃食,或提供植被建植时必要的土壤条件。
生态恢复之所以选择本地物种,是因为长期的自然演化结果,本地物种最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如果选择了正确的生态恢复方向,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大面积退化的生态系统,自然恢复不失为重要的途径。在英国,针对采矿引起的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英国人成功的重要经验就是借助自然力进行恢复。自然力其实就是指在一定的土地上,不同的植物群落从无到有的生物群落演替过程。
利用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过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围封,就是在保证土壤不损失的前提下,保证自然分布的各类繁殖体(种子、孢子、果实、萌生根和萌生苗)等能够安家落户,并得以自然繁衍。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存在生命生长的条件,这种自然力就能存在。
笔者在我国的四川九寨沟、陕西佛坪、北京延庆、山东临朐,及国外的很多地方如英国、美国等,亲眼目睹了利用自然力恢复的成功例子,被大自然的顽强生命力所折服。
在生态恢复过程中,过分强调人力,忽视顽强的自然力,既造成了大量资金浪费,又延误了自然恢复的宝贵时间。因此,生态恢复要相信大自然的力量,相信大自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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