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眼里的红楼梦：世界文坛的丰碑

红楼梦——宝黛共读西厢

　　《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著作，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体现，她是中国人和中国生活方式的思想宝库。在欧洲，第一个欧洲语言译本的《红楼梦》，不是德文，法文，也不是英文，而是俄文，世界第一部外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是俄罗斯的《中国文学史纲》。在这本书里，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就注意到《红楼梦》所承载的中国人的价值观，他说：“你可以(从《红楼梦》里)了解到平淡而和平的生活，以及熟人如何聚会，如何交谈或者饮食，如何迎接初雪。同时，父亲对宝玉的惩罚场面，可以令整个家族震撼，知道祖母出现才可平息，愤怒的儿子在母亲面前也感到窘迫。你还可以看到对于接待原不过是宝玉的姐姐，而现在是皇帝的一个妃子的描绘。为此，需要专门建造宫殿花园，就连他的父亲也须跪拜。如此这般情节很难从脑海中遗忘。”

　　这段话，我们不要片面理解成外国人对《红楼梦》的溢美之词，或是文人学者的片面认识，《红楼梦》在欧洲的最初传播，正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

　　《红楼梦》与法国的世纪病

　　确切地说，19世纪中期，法国读者读到了《红楼梦》，在当时的《法国大百科全书》里，已经涉及了《红楼梦》。而那个时期的欧洲，是怎样一个形势呢？缪塞说得很客观，“凡是经历了1793年和1814年的人，心灵遭受了两次重创。”“目前这个世纪的所以病态”都是因为这种“心灵创伤”，缪塞将它形容成欧洲的“世纪病”。原来，拿破仑曾经在欧洲广阔的土地上，推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打碎了欧洲的旧秩序，进行了彻底的革新，可是，滑铁卢一战，拿破仑大败，拿破仑和他带来的欧洲新秩序，也全部被消灭，但是胜利者们并没有胜利的轻松感，因为，即便是最反动的人也不相信欧洲的秩序还能倒退到1789年以前的旧秩序里，大革命埋葬了旧欧洲，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欧洲，倒退却是不可能的了，那么人们新的前途又是什么呢？从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治，到拿破仑的帝国体制，再到连年的对外扩张，最后一败涂地，法国大革命无论是道义，还是实力较量，都一一失败，法国人需要的是静静地思考，欧洲新的航线在哪里。但是，思考的同时，缪塞的“世纪病”也深深折磨着人们的心灵，那是一个尴尬、痛惜、悲愤和困惑的欧洲……

　　《红楼梦》在法国的传播

　　《红楼梦》此时传入法国，有着深刻的历史和人文背景，到了法国《大百科全书》(1885-1902年)出版之后，《红楼梦》的传播更加扩大，《红楼梦》在法国的流传，主要脉络是这样的：

　　1933年，德拉格拉夫图书公司出版的巴黎版《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巴拉丛书)，连载了徐颂年译《梦在红楼》(贾宝玉与林黛玉之戏剧性恋爱的故事)。这个译本是节译《红楼梦》原书第17、27、28、32回中的部分故事。这就是迄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法文版《红楼梦》了。

　　1957年，翻译家Armel Guerne出版了法文新版《红楼梦》第一卷，这是德国翻译家库恩的德文版《红楼梦》转译之作，在库恩的德文本上节略而成。

　　1964年，翻译家Armel Guerne的法文《红楼梦》第二卷出版。同年，Armel Guerne 1957年的法文译本《红楼梦》第一卷再版。

　　1965年，Armel Guerne的两卷法文本《红楼梦》同时出版。

　　1981年，翻译家李治华出版自己的法文《红楼梦》全译本。

　　法国人研究《红楼梦》突出“阶级斗争”

　　法国对《红楼梦》的研究，不及俄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相对比较晚，Armel Guerne出版的法文译著，还是从库恩的德文版转译的，不是直接从中文《红楼梦》翻译过去的。但是，《红楼梦》研究中的“法国货”，也有自己的特点。

　　1. 中国人推动了法国红学的研究

　　中国的留法学生，华侨学者主导了法国对《红楼梦》的研究，比如，1934年，巴黎大学博士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1935年，吴益泰的《爱情小说——红楼梦——曹雪芹生平》，1936年，里昂大学郭麟博士的《红楼梦——18世纪中国著名小说》，1936年，巴黎大学卢月化博士的《红楼梦派的中国少女》，这些论著在法国的公开出版，极大地推动了法国对《红楼梦》的研究。

　　2. “法国货” 的特点

　　法国的红学研究虽然后起，但是却有“后起优势”，具有自己的特点。1964年，法国的《大拉罗斯百科全书》第三卷中写到《红楼梦》，这样记载：“18世纪下半叶，(中国)出版了一部极为成功的小说《红楼梦》，这部长篇小说内容广泛，意趣横生，语言纯洁，充满诗情画意，心理描写也十分深刻。”

　　在这里，法国人注意到了《红楼梦》最特别的艺术特色，对人物的“心理描写”，认识到这是“十分深刻”的。

　　1970年代，法国《通用百科全书》出版，这样评价《红楼梦》：“(《红楼梦》)既不是一部描*人真事的小说，也不是一部神怪小说或自传体小说，这是一部反映18世纪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现实主义古典作品。”作者认为，曹雪芹“并不想宣扬厌世的观念，而是在歌颂建立在双方自愿和志同道合基础上的崇高爱情。他深刻而细腻地剖析了这种爱情，因此，《红楼梦》成了第一流描写爱情的作品。”“但是，小说并不仅仅局限于描写爱情。曹雪芹根据自己对千年传统的亲身感受，通过贾家兴衰，说明剥削人民的封建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一方面，他以荣府和宁府为缩影，描绘了特权阶层的骄奢淫逸……另一方面，她巧妙和婉转地揭露了传统制度的虚伪，揭露了建立在奴役他人伪善基础上的人剥削人制度。《红楼梦》是18世纪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贫富不均，提示了隐藏在表面繁荣背后的种种弊病，所以它是世界文坛上的一座丰碑。”

　　这里有几个非常独到的见解：1. 否定了《红楼梦》是悲观厌世的作品；2. 肯定了《红楼梦》是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不是很多西方人以为的“浪漫主义作品”；3. 很有趣的是，法国研究者们也意识到了《红楼梦》里阶级斗争的一面，“通过贾家兴衰，说明剥削人民的封建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一方面，他以荣府和宁府为缩影，描绘了特权阶层的骄奢淫逸……另一方面，她巧妙和婉转地揭露了传统制度的虚伪，揭露了建立在奴役他人伪善基础上的人剥削人制度。”对意识形态和哲学情有独钟的法国人，在这里似乎被《红楼梦》触动了100多年前的那场“世纪病”。所以，法国人研究《红楼梦》也有自己的“法国特色”。

　　我们观察法国人对《红楼梦》的态度、研究和思考，实际上，也是给我们自己打开一扇宽容的窗，中国与法国，中国与西方，东方与西方，通过这些文化概念的对比，我们就会清晰地感受到，不同文明的融合才是长久的。

　　自古以来，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都在力求融合和互通，《红楼梦》是不同文明之间融合与互通不可多得的一个桥梁。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仇恨、战争，乃至偏见、纠葛，在历史长河中都是短暂的。我坚信文化的融合能够超越政治偏见、隔阂，乃至地理的距离，因为这些才是久长的，代代传承的。从对《红楼梦》的认知和研究里，我们感受到了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荷兰人……他们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欣赏、尊重和传播，不同文明之间的善意、接受、爱与沟通，才是值得我们珍惜与呵护的。今天，我们能够超越偏见、隔阂、误解与距离，是因为我们拥有文化的骄傲和信心，全世界对《红楼梦》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我们要有足够的骄傲，足够的信心。这份骄傲和信心，决定了我们的文化胸怀和态度——宽容、大度、从容、不偏激、不情绪化。

文章摘自《莎士比亚眼中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