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学良阿訇与《回教女子三字经》

求尔林，是天命，中阿文，并未分。

男与女，皆一般，圣训中，谆谆言。

做穆民，念阿文，当国民，读国文。

中国人，当穆民，读中文，兼阿文。

读阿文，干教门，读中文，治浮业。

格致诚，修齐治，皆以学，为根基。

　　这是1946年，也就是61年前，虎嵩山（1879～1955）大阿洪的独子虎学良阿洪采用我国民间流行的三字经文体，基于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核心价值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针对当时的回族社会教育落后，尤其不重视妇女教育的社会现实，为了发展回族穆斯林的教育，重视女童的启蒙教育，延续民族文化的命脉，在教育中体现回族穆斯林的文化特点，帮助回族穆斯林女童和妇女接受教育，提高她们学习伊斯兰文化及汉文化的兴趣，把回族女童教导为一个有信仰、有道德、有基本做人常识及能认字、写字的孩子，以及解决她们缺乏识字课本的要求而编写，在宁夏吴忠石印出版的启蒙教材《回教女子三字经》中的倡导。

　　一、虎学良的生平与著述

　　虎学良（1918～1960），字心如，经名迈斯欧德。1918年5月28日出生于宁夏同心县。我国著名伊斯兰经学家、教育家虎嵩山大阿洪的独子，也是其得意门生和主要助手。虎嵩山对他的教育和要求非常严格。解放前他与虎嵩山的另外两名高足马福龙冶正刚被誉为宁夏回族穆斯林青年“三杰”。少年和青年时他一直跟随父亲接受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学习阿拉伯语、汉语、波斯语和伊斯兰经典。1934年到1937年在银川宁夏私立中阿学校学习，1938年到1942年在吴忠中阿师范学校学习。其间他在父亲的指导下，以及其他老师、同学的帮助和鼓励下，使用中文与“消经”文字为回族儿童著述了伊斯兰教义普及读物——《依玛尼问答实说》。《依玛尼问答实说》也是他得益于经堂教育，回报穆斯林大众，关注儿童信仰教育的第一部作品，1940年在宁夏吴忠油印出版，时年他23岁。出版后在宁夏和甘肃一些地方的回族穆斯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1946年由马鸿逵（1892-1970）题写书名后在银川石印再版，2006年1月黄山书社出版的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清真大典》和2008年8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回族典藏全书》都收录了该著作。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者称其“是了解宁夏回族与伊斯兰教近代发展状况的宝贵材料”。

　　虎学良的《阿文拼音读本》、《阿文音域学》、《穆民必读》、《圣训集》和《回教女子三字经》等著作也是他在吴忠中阿师范学校学习和在宁夏的一些地方帮助父亲开学任教期间的作品。今天对比阅读他和虎嵩山的著述，总能给人这样的感觉，虎学良的作品字里行间显示着青年学子的朝气、活力和鲜明的时代烙印。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著述勤奋，民国31年（1942年）7月8日宁夏吴忠中阿师范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时，当时的宁夏省主席兼宁夏最高学府吴忠中阿师范学校校长马鸿逵特别表彰了他，并给他奖励了一套名贵砚台。虎学良等毕业于宁夏吴忠中阿师范学校的学子，用他们的毕生实践回应了学校的召唤，将“中阿并通，才德兼优，沟通汉回文化，开发西北，阐扬教义，复兴中国”的吴忠中阿师范的办学宗旨落实在了他们的生命中，他们毕业后的实践，无论是成功或失败，都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启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掀起时，在全宁夏回族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吴忠中阿师范学校学习的虎学良，思想活跃，跟随父亲虎嵩山，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协助父亲于1938年在宁夏吴忠中阿师范学校用中文和阿拉伯文撰写并石印了反对日本侵略的传单——《抗战胜利祈祷词》。他带领同学们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每周在吴忠中阿师范学校的所在地吴忠中寺出一次墙报，举行一次演讲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他还与同学们轮流到吴忠集市上宣传抗日，诵念《抗战祈祷词》，并向各界人士邮寄和分发《抗战祈祷词》，号召回族穆斯林同胞们抵制日货，“衣裳料，穿国货”，唱抗日歌曲——《穆斯林进行曲》：“我们爱教更爱国，青年穆斯林勇敢前进，把侵略者进攻打回去……”呼吁人们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

　　1943年到1953年虎学良跟随虎嵩山在宁夏同心、固原、海原，以及甘肃临夏、平凉等清真寺学习、任教，帮助父亲处理日常事务，主持教务，教授学生和编译经典。其间，他协助虎嵩山完成了译著《波文之源》、《侯赛尼大辞典》和《米什卡提圣训集》，同时自己也坚持写作和编译伊斯兰经典。在他的努力和修订下，经政府批准，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和“消经”四种文字对照的《侯赛尼大辞典》于1951年5月在甘肃平凉再版发行。他还帮助父亲修改润色完成了百万字的译著《米什卡提圣训集》。他也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孝子。1948年，他为了照顾年事已高的父亲，放弃了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保送他和马福龙、冶正刚、王耀东等五名青年去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的机会。

　　1948年11月，在马鸿逵的安排下，他随父亲虎嵩山，从宁夏前往甘肃临夏韩家集磨川大寺，准备帮助虎嵩山在临夏筹办一所中阿师范学校。根据几个老人的回忆，虎学良时年30岁，颇有一番大展宏图的决心。但由于时局的变化，筹建中阿师范学校的计划落空，他们父子都颇感失望。

　　虎学良受学于父亲虎嵩山，成长于清真寺，毕业于中阿师范学校，服务于回族穆斯林社区，几乎终生跟随父亲致力于回族教育。家庭和穆斯林大众期待着他能传承家学，经过千锤百炼，成为一位品端学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大“阿林”，做振兴中国伊斯兰教的精英。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他不得已于1953年离开了虎嵩山任教的平凉清真西大寺，离开了寺坊，离开了他生命的土壤，改行参加了工作，在平凉地区保险公司任经理，或许这也是前定。解放后，他小心翼翼地规避着政治，却由于家庭、本人和社会的原因，加之“年富力强，文化知识高，善于辞令，接受新鲜事物快，办事积极热情，工作认真负责”，他被推进了当政者的视野，成为了公众人物，担任了平凉政协副主席、专区民委委员、专区抗美援朝委员会副主任等社会职务。1952年在政府的安排下，他赴北京等地参观学习，受到了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接见，并见到了全国各民族的一些精英，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丰富了人生阅历。但他一刻也不敢忘记身为学者的使命，“那些年，他几乎牺牲了所有业余时间，每天伏案写作至深夜，炕上和炕桌上堆满了经典”。1958年初当他在家中将自己再次修订的《波文之源》用蜡纸刻印，在平凉“地下”印行后不久，一场席卷全国的“宗教制度改革”运动使中华文明和中国伊斯兰教遭受了无情的摧残，许多正直的阿洪和信士，受到迫害和打击，甚至付出生命。刻写了近一半的百万字的译作《米什卡提圣训集》也不得不中断。《波文之源》和汉译《米什卡提圣训集》是完成于作者的知识生涯最富创造力的岁月，这些著译也是他为中国伊斯兰教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对话而奋斗不息的生动写照。由于历史上他的家庭与马鸿逵的关系和他解放前后的特殊身份，在“宗教制度改革”运动中，虎学良也必然首当其冲，受到批斗、侮辱和非人折磨。由于敢于直言、性格刚硬、拒不认“罪”，坚持自己的信仰，被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有关部门没有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将虎学良逮捕，押送银川西湖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11月28日被残酷迫害致死（与虎嵩山同月同日归真）。“呜呼！哀哉！一代学者，伊斯兰的精英，华年42岁的虎学良阿洪，惨死在真理泯灭，人性颠狂，伊斯兰正遭受着灭顶摧残的年代里。他同着他的依玛尼归主了，他同着他的‘犯人服’一块儿实埋了。求真主升高他在天园之品！”

　　虎学良精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谙练中文。他不仅熟悉《古兰经》及其著名注疏和“圣训”、伊斯兰教义学、教法学和苏非学，而且熟悉中华文化。虎学良一生著述较多，主要用中文写作，编写、翻译、合译的著作近十部，似乎是要从数量上赶超他父亲虎嵩山的著述，内容涉及伊斯兰教义、教法、“圣训”、语言、苏非、《古兰经》诵读规则、以及儿童与妇女教育等方面。他留下的著述和译作，有的已经流失，保存至今的，根据甘肃和宁夏民间回族穆斯林对笔者这几年调查、搜集虎学良著述时的大力支持，现已发现的虎学良已印行出版的著作有：

　　阿拉伯文、中文、“消经”文字合璧的《阿文拼音读本》；

　　阿拉伯文、中文对照的《阿文音域学》；

　　中文、“消经”文字合璧的《穆民必读》、《依玛尼问答实说》；

　　中文的《回教女子三字经》；

　　合著阿拉伯文、中文、波斯文、“消经”文字合璧的《波文之源》和《侯赛尼大辞典》等。

　　合译百万字的《米什卡提圣训集》，生前未能出版，手稿在“文革”中散失。《回教女子三字经》中提到的汉译《圣训集》至今还未找到。根据虎学良的几个同学冶正刚、马明文、罗明道等阿洪，以及他的妻子的回忆，汉译《圣训集》全书约100多页，由虎学良自己刻版，于1940年前后在吴忠油印出版。由于当时经费不足，印数很少。汉译《圣训集》的阿拉伯语原文均选自《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艾布·达乌德圣训集》、《提尔密济圣训集》、《奈萨仪圣训集》、《伊本·马哲圣训集》六大圣训集和《米什卡提圣训集》。据此，我们可以说，虎学良是近代我国最早翻译“圣训”的回族穆斯林学者之一。他的翻译活动，对促进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同时，他的译作使养育他的人民“超越了本民族、本世纪、本文化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见闻、激动、感悟、灵智与启迪，使他们开始了从狭窄的地域走向辽阔的世界的心路历程”。他的著述不仅体现了宁夏吴忠中阿师范学校的办学宗旨，也为后人了解、研究该学校的历史和启示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虎学良的著述，我们可以看到，虎学良不仅学到了虎嵩山等经学大师的知识，传承了他们的品德，更重要的是在他一生的坎坷生涯中沿着他们的学术轨迹，继承了他们的传统，发扬光大了他们的思想。虎学良的毕生实践为我们勾画出了民国至新中国初期西北穆斯林学者的一个独特类型。这种类型的学者，既不同于精研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或是对汉文和儒家文化若即若离的经院派学者，也不同于热衷神秘主义、注重内部道统联系的苏菲派学者，而是强调中阿并重。注重现实，倡导发展教育，中正温和，对内致力于回族穆斯林不同教派之间的相互团结，对外致力于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尊重，且能够在世俗和神圣之间自由跨越，有着不忘发扬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赤子情怀，同时他们还以思想和勤奋的著述为后人留下了具体而宝贵的精神遗产，打破了人们对西北阿洪和经师是一个只重口授，不重著述，刻板而沉闷的单一印象。

　　二、《回教女子三字经》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容特点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人中国，伊斯兰教育始终伴随着中国穆斯林的教育，中国文化也始终影响着中国伊斯兰教的文化。明清两代，以先贤王岱舆、马注、刘智和马复初为代表的中国伊斯兰教汉译著述运动的产生及其发展，基本上与中国社会和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步，实质上它是中国伊斯兰教育必然需求的结果，他们的著述在那样一个“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社会里，似乎主要针对的是男性穆斯林，特别是男性穆斯林知识分子，鲜有专门涉及回族穆斯林女童学习伊斯兰教的著述和教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宁夏经济文化落后。虽然回族教育在马福祥和马鸿逵父子两代人的不懈努力下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回族穆斯林家庭由于受中国传统“男尊女卑”影响和担心学习汉语被汉化的观念的束缚；或由于学校的缺少，大量的回族穆斯林学龄儿童不能上学或失学；或者上了学，因家庭贫穷而中途辍学，能让女童入学者更是寥寥无几。根据《同心县志》的记载，民国28年同心县的总人口为33435人，男性17539人，女性19896人。而当时全县仅有完小和小学15所，在校学生740人，男生653名，女生87名。到1949年时，宁夏全省有37万回族，而在校的中学生仅有200余名，小学生1000余名，文盲率占90%以上。鉴于当时严峻的社会状况，激发了虎嵩山父子对自己的教门和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奔走呼吁，“求尔林，是天命，中阿文，并未分”，躬身实践，积极动员和说服当地乡绅商号和军政人士兴学助教，号召发展教育，兴办中阿学校，培养中阿兼通、品学兼优的新人才，同时鼓励回民儿童经书并读，“中国人，当穆民，读中文，兼阿文”，积极兴办回民中小学，培养回民人才，提高回族素质。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新式教育在宁夏的一些回族聚居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如固原三营回族穆斯林就掀起了学习高潮，就学儿童约300人，“满拉”50人，妇女每天学习两小时。20世纪上半叶，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宁夏地区，能够出现那样令人振奋的局面，当然主要得益于执政的马鸿逵的支持和推动，以及虎嵩山作为宗教大师的躬身实践和权威影响。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适合回族穆斯林儿童的教材非常缺乏，适合回族穆斯林妇女，特别是女童的教材更为缺乏，虎学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以往回族穆斯林学者编写的各种教材的基础上，亲自尝试编写了这本《回教女子三字经》。

　　《回教女子三字经》可能是我国近现代回族穆斯林学者专门为回族穆斯林女童编写的第一部三字经著作，也是虎学良倾心于回族穆斯林儿童教育的第二部作品。全书共1326句，4183个字，曾于1946年在宁夏吴忠石印出版。199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兆国先生主编的《西北伊斯兰教教派资料汇编》刊载了全文，宁夏社会科学院存有手抄本。宁夏和甘肃一些地方的民间也有手抄本流传。2005年，虎学良的三子虎希柏哈吉将《回教女子三字经》原文中的繁体字、异体字改为简化和通用字，竖排版改为现代汉语的左行文，重新编排刊印，并在后记中对《回教女子三字经》首次作了简要介绍。

　　《回教女子三字经》全书采用我国民间流行的三字经文体，每三字一句。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种三字经文体的教材的字数符合启蒙阶段儿童的语言发展需求，而且其编排方式颇符合儿童能力的发展，能使儿童集中识字，并激发儿童识字的兴趣。因为儿童在学语言的过程中是由一字句，两字句，再三字句，所以比起其他用五字或七字写成的教材，三字句容易得到儿童的青睐，容易背诵，也很适合儿童朗读。《回教女子三字经》里的句子不再是为了让回族穆斯林女童朗朗上口而拼凑成的押韵句子，而是含有深奥的哲理，作者以精确简短的句子把丰富的内涵呈现出来。虽然作者当时只有28岁，但全书内容全面，文笔自然流畅，词汇朴实无华，叙述深入浅出，读来朗朗上口，富有韵味，情真意切。它不但体现了作者丰富的宗教学识及深厚的汉语文字功力，也显示了作者通晓中华文化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以及涉及妇女教育的《女诫》、《女学》、《女儿经》、《女三字经》和《女学篇》等经典著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陕西学派在西北地域中培养出来的回族穆斯林青年学子独特知识风采的体现，这在当时西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实是难能可贵的。作者在《回教女子三字经》中强调，通过学习该书，女童和妇女们既可学习伊斯兰教义常识，又可修身益人；既可识字，增长知识，又可宣传伊斯兰教基本教义，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

　　《回教女子三字经》的内容由天道篇、人道篇、求学篇、礼节篇、衣食篇和杂事篇六个部分组成。该书内容包含广泛，说理性强，富有哲理，激情洋溢，从强调信仰教育的重要性到做人的常识全都是它的内容。《回教女子三字经》寓中华文化于伊斯兰文化之中，用回族穆斯林喜闻乐见的经堂语和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汉语语言，不但教授女童伊斯兰教的“五大天命与六大信仰”的基本教理知识，也一步一步地向女童介绍了道德修养、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尊敬师长、邻里和睦、求学识字、生活礼节、为人处世、衣食住行、文明卫生、饮食健康、锻炼身体、家务劳动、勤俭节约、生活常规、迎宾送客、合法非法、日常知识，以及先贤明哲的嘉言懿行等方面的知识道理。作者的这些教育理念，几乎涵盖了今日我们所说的IQ教育（认知教育）、MQ教育（道德教育）和EQ教育（心理教育）。此书中的“求学篇”仅用500多字便概括了“求尔林，是天命，修齐治，皆以学”的重要性，历来备受赞誉。

　　《回教女子三字经》出版后受到了宁夏、甘肃一些地方的回族穆斯林群众特别是妇女及女童的广泛欢迎与好评，无疑是回族穆斯林妇女和女童们的良师益友。它对发展当时宁夏、甘肃一些地方回族妇女及女童的教育，传播伊斯兰文化基础知识，培养女童道德品质，拓展知识能力和开展信仰、德行、卫生、健康教育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时隔50多年后，我们在宁夏、甘肃一带的回族穆斯林社区调查搜集回族古籍时惊奇地发现，至今还有不少老妪甚至老翁能背诵其中的部分内容，不难看出它的影响还在持续。今天，它仍然可以作为中国穆斯林妇女，乃至男士进行家庭教育、学习伊斯兰文化的一份参考教材。该书不仅对认识中国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发展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促进回族教育的发展和探索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回族教育具有现实的启迪意义，也为研究和了解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西北回族穆斯林女童教育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资料。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局限，该书毕竟是时代的产物，当然也避免不了时代和思想的局限性。

　　三、《回教女子三字经》的教育观

　　《回教女子三字经》这部书，是虎学良众多著述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与他的其他著述共同构成了他的伊斯兰思想，体现了他的信仰观、伦理观、人生观、教育观、价值观和两世幸福观。作者当时力排教内某些人反对学习汉文的主张，在该书中全力倡导“做穆民，念阿文，当国民，读国文”。该书以《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教育哲学的理论为基础，以伊斯兰教的教育理想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理想为架构，勾画出了明确的女童教育方针，针对这个方针、特定的教育目标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他编写了这本回族女子启蒙教材——《回教女子三字经》。

　　伊斯兰教的教育观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女童生存的第一环境，是对女童进行伊斯兰信仰教育、道德教育、认知教育、生活常规教育、社会教育及劳动教育的第一课堂。对女童的重视，就是对母亲、家庭和伊斯兰教的重视。对女童而言，一个信仰虔诚、温馨和睦、文明幸福的家庭和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女童健康成长的摇篮和重要基础。家庭教育既是启蒙教育，也是日常教育，伴随其一生的终身教育，它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具有学校教育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个人的信仰是否虔诚，品德是否高尚，习惯是否良好，知识是否丰富，身心是否健康，都和家庭教育以及母亲的素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母亲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孩子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和希望。通过母亲素质的提高，影响家庭和社会，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母亲素质和家庭教育的好坏，不仅影响孩子的性格形成、价值观念，甚至会决定孩子的一生。从《回教女子三字经》的教育观念看来，虎学良将回族穆斯林女童教育的重点摆在信仰教育、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生活常规的教育、社会教育及劳动教育上，他认为造就一个安定的社会，一个理想的家庭，一个有思想、有信仰、有道德、有高尚情操的人，最好而易行的办法是从儿童开始。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健全的个人，使家庭和谐，国家及社会安乐。他还认为基本的伊斯兰常识及道德是每个回族女童在进入学校之前必须学习的。他主张女童从小通过家庭教育学习一些生活、卫生、健康、社会及劳动知识的行为规范，让她们记忆深刻，好像生来就具有的能力一般。综上所述可知，《回教女子三字经》是以回族穆斯林女童教育方针为根据来编写的，教材的内容完全配合了教育回族穆斯林女童的需求。综合《回教女子三字经》的内容，虎学良的回族穆斯林女童的教育思想包含了五个方面。

　　（一）信仰教育

　　虎学良在教育女童的实践方式上，希望用很自然而不拘泥于形式的方法，在一般生活中把伊斯兰信仰传递给儿童，使女童从小认识、了解“我教名，伊斯兰，意顺从，与平安”和“五大天命（念、礼、斋、课、朝）与六大信仰（信真主、信天仙、信经典、信圣人、信后世、信前定）”，掌握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懂得如何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坚守伊斯兰教信仰，认真而虔诚地做好各种宗教功修，严格地遵行各种礼仪，履行“天道”，实践信仰，维系与坚定宗教信仰与宗教情感，达到敬主爱人，化己达真。以便在中国保存和发展伊斯兰教，使伊斯兰信仰、基本教理知识、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世世代代的传承下来。这些对女童的要求为的是要教育出一个全心全意地热爱和关注、坚守伊斯兰信仰，并以此为她们生活和言行指导的人，使信仰成为她们能接触到的一切生活活动的核心。

　　（二）道德教育

　　道德是伊斯兰信仰教育的集中体现和结果，它是《回教女子三字经》“人道篇、求学篇、礼节篇、衣食篇和杂事篇”所阐释的主要内容。因此，道德教育也占据了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回教女子三字经》倡导女童在学习知识之前，必须先学习做人，具备“人道”，并教导女童要虔敬真主、爱戴人类及万物，要有同情心，要诚实，不说谎，要言而有信。后面提到的社会教育其实也是道德教育的一部分。《回教女子三字经》根据伊斯兰教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家庭伦理观念，教导儿童必须孝敬父母，既要履行“天道”，也要践行“人道”，“拜真主，孝双亲，缺其一，功不成”。倡导喜爱家人，团结友爱，亲爱邻居，济困扶危，尊敬师长，诚实忠厚，“敬师长，如父母，待同学，如手足。对亲戚，宜亲爱，要柔婉，勿傲怠。对邻家，要和睦，有事情，应救助。对他人，要厚忠，占便宜，是小人。非礼事，不与闻，己不欲，勿使人。凡银钱，来不易，应节俭，勿浪费。有余钱，宜储存，或买书，或济贫”。这样的道德规范再由家中推及到外人，也就是说要敬爱长辈，慈爱和平，宽容理解，服务社会和造福人群。

　　虎学良的道德教育的目的旨在阐明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和生活标准，使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时在每一个回族穆斯林的物质与精神两个世界里得到统一，使肉体和心灵、宗教和道德、信仰和科学、教育和学习、今世与后世，以及现实与理想之间达到完美的和谐。引导穆斯林女童直到堪称“你们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被培育的最优秀的民族，你们劝人行善，止人作恶，确信真主”。

　　（三）知识教育

　　除了信仰、生活常规、品德及社会教育外，《回教女子三字经》为女童所拟定的教育计划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知识教育。女童接受教育时便了解、认识学习知识是天职的重要性的基本概念，“各种书，多览诵，既知古，又通今。一开卷，即有益，要博闻，要强记”。不仅要学习阿拉伯语，也要学习汉语；不仅要学习伊斯兰文化，也要学习中华文化。“做穆民，念阿文，当国民，读国文。中国人，当穆民，读中文，兼阿文。读阿文，干教门，读中文，治浮也”。虎学良特别强调，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具备高尚的道德，有了崇高的品德，才能用知识做安拉在地球上的代治者，全心全意地为人类服务，“格致诚，修齐治，皆以学，为根基”。因为这些都是中国穆斯林的生活与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所互动的各项事物的真理。这些要求的目的是要培养女童从小将学习知识与道德修养紧密地结合起来，培养由女童成长为母亲的回族穆斯林女性在一般生活中不仅要把本土文化与伊斯兰信仰，甚至要把其他人类文化同时传递给她们的下一代。

　　（四）生活常规教育

　　根据女童身体发展的状况，《回教女子三字经》要求女童学习生活和社会礼节，虎学良强调“礼节是，做人基，穆斯林，尤当习”。女童嬉戏时不可以大笑喧哗，不可鲁莽跑跳。用餐时要遵守礼仪，嚼食时不发出声音，不说话，“饮食时，莫出声，让长老，先动筷”。这些要求的目的是要培养行为端庄，举止得宜的女童。对女童的卫生和健康，该书也有要求，“用饮食，有定时，卫生理，总要知。劝姐妹，勤运动，增健康，且免病”。穿着整齐朴素，保持衣物清洁，整理自己的衣服和鞋袜，“穿衣服，勿华丽，贵朴净，与整齐”。生活常规的教育里还包括了劳动教育，“鞋与袜，宜自做，既经济，且劳作。自用的，各衣物，应整好，无乱撇”。《回教女子三字经》特别强调，女童作为家中的一名成员，就有义务分摊家务。这些对女童的要求为的是要培养女童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教育出一个有健康身体、有群体生活能力、爱好劳动的人。

　　（五）社会教育

　　《回教女子三字经》的女童教育方针里对女童与人交往时应有的态度、举止和应对非常的重视。在伊斯兰礼仪的影响下，女童从小便被教导如何分辨交往对象的亲近远疏，并练习如何针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例如对待长者要恭敬，对待他人要友爱，要柔婉，勿傲怠。“敬师长，如父母，待同学，如手足。对亲戚，宜亲爱，要柔婉，勿傲怠。对邻家，要和睦，有事情，应救助。对他人，要厚忠，占便宜，是小人。非礼事，不与闻，己不欲，勿使人。”父母及长辈询问时，得恭立倾听。家有宾客时，女童得知道如何迎接客人及送客。

　　综上所述，虎学良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了对回族女童的信仰教育、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生活常规的教育、社会教育及劳动教育上，他期待女童——未来的母亲能够“顺主圣，遵经训”，具有“好人格，良品性，能自训，能教人”的巾帼模范，以便将来“作贤妻，为良母，身能修，家能齐。不辜负，主造恩，不枉费，父母心”。成为她的孩子的模仿对象，终生受益的学校，影响几代人的优秀女性。“尘世上，女英雄，复生日，享尊荣”，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回教女子三字经》从形式到内容不仅反映了中国伊斯兰教育的精神，也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关于妇女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的精神。而且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它的作者以实践探索了回族女童的教育模式，具有开创意义。《回教女子三字经》的作者虎学良正是回回民族的核心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精神所塑造的一位“以饱学有德为旨趣，以安贫乐道为其富，无时不在求知中”，致力于回族穆斯林女童教育的阿洪，没有虔诚的信仰，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没有宁夏吴忠中阿师范学校的哺育，没有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氛围，没有中华文化的熏陶，就不会有《回教女子三字经》和他的其他著述，而这些著述则是表达这种民族精神、文化自觉和促进中国伊斯兰文化与主流文化和谐发展的工具。

　　结语

　　斗转星移，《回教女子三字经》已经诞生了半个世纪，今天我们驻足在新的起点上重温这部著作，眼前仿佛仍然隐现着虎学良阿洪等先辈们艰苦跋涉的伟岸身影，耳际犹回响着他们弘扬教门，发展教育，振兴民族的振聋发聩的呐喊。但教育落后仍然是当今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非常重要的问题，制约着民族的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西北的一些回族穆斯林社区至今仍然不重视女童的教育。让每个回族穆斯林女童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争取一个比以往更好的生活，这是虎学良60年前的呐喊。如果历史是一种记忆，那么虎学良便是让回族穆斯林借助教育来认识安拉，承载和谱写出人类文明的历史。事实上，教育能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塑造有信仰、有道德、爱国爱教的社会公民，教育能对认识“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界一样是必不可少的”，能对社会发展、个人成长作出持久的贡献。同时，教育也培养了劳动者，让他们得到基本知识，用以谋生，从而改造和关爱现在的世界，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石。

　　教育能扩展我们的视野，促进自由、民主及公正。教育也是人类生而就有的基本权利。正因为如此，教育素质的高低是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教育是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有力武器，教育可改善健康及增加收入，帮助人们改善自身的生活。教育可促进民主参与及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也能帮助其他人共同寻求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如果我们的兄弟姊妹们在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里，缺乏优质教育，两性在教育面前仍然不平等，我们将很难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

　　今天我们回望虎学良阿洪一生的艰辛历程，就是要从这样的历程中，获得一种历史结论，汲取一种精神力量，坚定一条发展道路，这就是怎样应用他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坚定不移地走发展本民族的教育之路；致力于促进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谐多元文化并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的发展；致力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把为他人服务和坚持正义贯穿在我们的生命中，敬主爱人，化己达真。

　　《回教女子三字经》不愧为是中华文化和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一棵奇葩。希望对虎学良的阿拉伯文、汉文、波斯文和“消经”著述及有些鲜为人知的事迹，著述的价值、思想以及产生的历史影响和社会意义展开研究、发掘和探讨，也希望对吴忠中阿师范学校的历史以及产生的影响和社会意义展开调查、发掘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