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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寺行宫及其文化遗产

       

发布时间:2010年10月16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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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寿寺行宫及其文化遗产

  始创于明万历五年(1577)、坐落在京西北长河岸边的万寿寺,不仅以恢弘的寺院建筑规模著称,更以其具有壮观的行宫建筑群于寺院一侧而为世人瞩目。建于清代的万寿寺行宫,其兴建与发展同寺院的兴衰紧密相连,也与清皇室的巡幸文化、祈寿文化紧密相关。研究万寿寺行宫兴建与发展的历史渊源,揭示这些文化联系的内涵,也有利于挖掘万寿寺文化遗产,也有利于万寿寺行宫的保护和利用。

  一、行宫兴建体现的皇家巡幸文化

  万寿寺在明代即出现皇族驻跸活动的记载。据记载,万历十六年(1588),明神宗曾在寺院假山用膳。《长安客话》载:万寿寺假山“上曾于此尚食,不敢启视。”①这是万历皇帝去巡视他的寝宫时在万寿寺驻跸的记录,也是万寿寺最早具有的皇帝巡行记录。

  万寿寺当时的假山及后花园所行使的功能之一就是为皇家驻跸服务。万寿寺的假山以及寺后的果园所构成的园林景观是供皇族巡幸时休憩的最佳理想场所。据记载,当时的假山由三座具有佛山道场象征意义的山石构成,山上分别坐落代表在此说法的菩萨殿:观音、普贤、文殊。山下有四个水池环绕,山后有亭榭连接水池。假山之后是广阔的果园,种植多种珍贵植物和果树。这种寺院内的园林式建筑景观,具有很好的实用观赏性。而在寺院中建立这种景观的目的,无疑是为皇家巡幸服务。所以它本身的作用具有了行宫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皇家巡行时游乐的需求。在明代大学士张居正《敕建万寿寺碑文》中即可见当时明确的记录:万寿寺“中为大延寿殿五楹,旁列罗汉殿各九楹,前为钟鼓楼、天王殿,后为藏经阁,高广如殿,左右为韦驮、达摩殿各三楹。修檐交属,方丈庖具列。又后为石山,山之上为观音像,下为禅堂、文殊、普贤殿。山前为池三,后为亭池各一。最后果园一顷,标以杂树,琪株璇果旁启,外环以护寺地四顷有奇。”②为什么在碑文中要描述寺后的果园情景呢?这种景象显然不是寺院随意的装饰和布置,而是一种特意的规划。后来万历皇帝的巡幸以及在假山上的用膳活动说明了这一点。可见早在明代万寿寺就开始实施了与皇家巡幸文化相关的建设。当时虽无行宫建筑之形,但是已具有行宫功能之实。实际上,万寿寺从兴建之始,就与皇家的巡幸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清代行宫的兴建是明代万寿寺作为皇家驻跸地功能延续的表现。因为清皇室更注重行宫建设,所以皇家驻跸功能进一步体现在实体上面。

  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直到康熙年间,才有精力和实力在京郊营建离宫别馆。营建离宫是清皇族巡行皇宫之外的建筑活动惯例,也是政权稳定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皇室的巡幸活动才有可能在京西北进行。这个时期清皇室在京西北的建设便以畅春园的建设为中心展开。

  作为崇奉佛教特别突出的清皇族,清世祖于顺治二年(1645)即赐予皇家寺院万寿寺新的寺匾。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取代旧皇朝的行为,也是必然之举,因为万寿寺毕竟是皇家寺院。然而在顺治十一年(1654)万寿寺却惨遭火灾重创,仅余残垣断壁。清初学者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这样记述:“寺乃万历初所造,为母氏祝禧,最为巨丽。己亥二月,余在退谷,寺僧报夜毁于火。”其所作诗赋称:“丹垩尚焕烨,俄惊劫火红。形骸原土木,焦烂倾西东。”③其描述反映当时寺院已经残破不堪的景象。

  万寿寺遭遇火焚后,顺治皇帝数年后也去世,所以万寿寺难以在顺治年间修复。康熙初年,皇族还没有精力去营建离宫的时候,一座皇家寺院的荒废也更不是皇族所能关注的。直至康熙皇帝登基二十余年后,国家政权得到了稳固,内忧外患得到了解决,清圣祖才开始着手营建京西北皇家御园。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京西北的皇家建筑群才会得到皇族的重视和关注。

  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首选万泉河水系一带来营建畅春园。按照清皇室巡幸的惯例,在往返离宫的途中要建设行宫、行殿,作为休憩之所。从畅春园向南返宫路途中建有一条土路直达万寿寺,此街由万寿寺得名万寿街。此街南端抵达长河,其东侧即为万寿寺。从畅春园顺此路南行至万寿寺,恰好所行路程是西直门出城后的大约一半,对于长途跋涉的皇族来说,此时有一处行宫作为歇息之所是必要的。万寿寺作为皇家敕建寺院,皇族于此建立行宫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由此可见,万寿寺的地理位置在行宫建设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修缮畅春园离宫的同时,对其外围的环境进行修整当然是必要的。万寿寺作为行宫地点的选择,使它列入了修缮工程之列。故在康熙二十五年畅春园修缮工程启动之时,万寿寺得到皇室的重修和扩建。据乾隆初年大臣励宗万的调查报告《京城古迹考》所载,“寺院殿宇九层,庄严色相,巍焕如新。”④当时修建之后的万寿寺中路有九层殿宇,这与明代所记载的五进院落不同,增加了两进院落。寺院不仅得到重修,而且得到扩建。寺院的重修和扩建,不仅是对佛教寺院的尊崇表现,而且也是皇族建立行宫的需要。

  康熙朝对万寿寺的改造实际上就是对寺院原有园林景观设施的改造。明代万寿寺以最后的假山和寺后果园作为接待皇室成员游兴的场所,清皇室则一改前朝的做法,将寺后园林景观作为寺内一景,更向后扩展寺院二进院。由于假山地区作为园林功能的减弱,假山周围的水池也由此被掩埋,两侧则建有配殿长廊,假山后建佛殿三重。而行宫则建于寺院西侧,以示更为隆重实用。行宫附在一座皇家寺院一侧,是皇家尊贵的需要,也是恩泽于佛祖的祈求。这个时期行宫在寺院西侧的出现,规模还比较小,仅为一个行殿院落。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万寿寺皇室驻跸功能有了从形到实的转变。

  万寿寺的重建、扩建以及行殿的增建举措,实际上就是清皇室离宫建设的外围工程。从万寿寺增辟行殿的那一时期起,万寿寺这座皇家寺院的兴衰就与皇室御园的建设休戚相关,皇室在御园的任何重大活动都会影响到万寿寺及其行宫的建设,也就是皇室的巡幸文化在影响着万寿寺行宫的发展建设。

  这种情况在清乾隆时期达到顶峰。乾隆时期,清高宗加紧了对离宫的修缮和扩建,西北御园规模进一步扩大,达到了历史上的最繁盛时期。这种情形证实清皇室巡幸文化达到了巅峰。与之相应的建设便是皇宫至御园间御道的建设。长河水域的疏浚和河道堤坝的绿化建设是其中之一。水上御道的建立,随之而来的是长河沿线皇家寺院园林建筑的修建与扩建。仅于长河沿线就建有万寿寺、真觉寺、紫竹禅院三处行宫,以万寿寺行宫为最。这种庞大的行宫规模则与万寿寺建筑规模相匹配。

  万寿寺之所以能在乾隆年间扩建行宫,其地理位置再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真觉寺行宫相比,在这一点上万寿寺占有优势。因为它在长河御道上的居中位置,而且是从圆明园出发后返宫的第一站点。而从皇宫出发到御园,行水路则在广源闸换舟,皇帝需从水上转移到陆路上,再到闸的另一侧上龙舟。在这种活动中,行宫的存在显得异常重要,因为皇族有中途休憩的需要。据《乾隆御制诗文集》记载,乾隆皇帝此时造访万寿寺的机会频繁,其在巡幸寺院后,到行殿休息或者办公都是可行的。

  二、行宫发展展现的皇家祈寿文化

  万寿寺兴建行殿后,也就是它在得到清皇室真正重视之后,其皇家寺院的地位才真正显示出来。与明代万寿寺由太监主持寺院活动,受宫廷控制的特征不同,清代万寿寺由佛界高僧主持寺院的佛事活动,他们以居万寿寺讲经说法为荣,更有以终身修行此寺为幸者。因此,万寿寺僧众在清代得到了在佛界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万寿寺僧众与皇家的联系实际上就建立在行宫兴建之后。皇家要通过在行宫的驻跸活动建立与寺院僧人的联系。行宫的最初功用仅为皇帝巡幸时驻跸之用。其地位和作用自然不可为人所轻视,就是寺院本身也为此身价百倍。清皇室对万寿寺的修缮和扩建就是尊崇佛教的无言宣告。从这以后,万寿寺佛教文化的发展也与皇家活动密切相关。这种发展的直接纽带就是皇家的祈寿文化。

  清皇室是重视寿文化的皇族,每逢皇帝、皇太后寿典,必然在皇宫举办隆重的寿典。除此之外,信奉和崇拜佛教的清皇室还要举办寿典的佛事活动。万寿寺行宫的兴建为皇家在万寿寺举办佛事寿典活动提供了条件,又因为万寿寺寺名的缘故,万寿寺寿典活动更富有实际意义。

  我们从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六年御制重修万寿寺碑文就可以看到选择万寿寺作为清皇室的佛事寿典场所的意义。这种选择是促使万寿寺行宫得以扩建发展的根本原因。皇家祈寿文化的发展促进着万寿寺行宫的建设,使之不断完善和壮大。

  乾隆年间,畅春园乃至后来的圆明园,都是皇太后常年居住的场所。乾隆皇帝探望母亲常往来于皇宫与畅春园之间。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母后慈宁皇太后六十寿辰即将到来,乾隆皇帝往来畅春园更加频繁。为了表示孝心,乾隆筹划举办大规模的寿典活动。寿典中的佛事活动是重要的一项内容,乾隆皇帝为此亲自选择活动场所。慈宁皇太后的寿典要在皇宫内举办,从畅春园返回宫中的路途上,刚好是举行佛事寿典活动的时机。而万寿寺的地理位置以及寺名、行宫的存在都成为选择作为佛事活动的最佳场所之一。据乾隆十六年重修万寿寺碑记载:“自昆明湖循长河而东,缘岸所乔林古木,僧庐梵舍远近相望。广源闸西,万寿寺实为之冠。宏畅深静,规制壮丽。考碑志,建自明神宗初,迄今二百余载矣。朕时从舟过之。乾隆辛未之岁,恭值圣母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皇太后六旬大庆,海内外臣民举行庆典,朕恭奉大安舆由畅春园道西直门,至大内。銮舆所经,兹寺适居其中,且其嘉名符祝之意,命将作新之,更加丹,绣幢宝铎,辉耀金碧,以备临览。”⑤可见,乾隆在选择万寿寺作为佛事寿典的原因主要为二:一是地理位置居中,万寿寺居于皇家巡幸路途的中间位置,刚好在畅春园至西直门的中间地带;其二,是万寿寺的寺名“万寿”符合祝寿的喜庆意思。因此,命将万寿寺重修一新,且扩建改建行宫,增建寿茶寿膳房,使之更适合寿典之需。

  《乾隆十六年重修万寿寺碑记》接下来引经据典讲述了 “万寿”二字的含义。“《传》有之曰:万,盈数也。《诗》、《书》之称寿者曰,欲至于万年,曰万寿无疆,又有万有、千岁、眉寿、无有害,皆举成数以致其欢欣颂祝之诚。而《帝王世纪》则谓天皇氏寿一万八千岁,地皇氏寿一万八千岁,人皇氏寿九千岁,合四万五千岁,则上古盖实有之,非虚言也。至释氏《阿含经》则谓四天王寿五百岁,以人间五十岁为一日,忉利天寿千岁,焰摩天寿二千岁,兜率天寿四千岁,化乐天寿八千岁,他化自在天寿一万六千岁,摩身天寿三万三千岁,而曰梵天寿命无有大期,古佛且有无量寿之号。贝叶经函,支那传译,净众敬持,故凡以欢喜心作佛事、植功德林报罔极恩者,咸有取焉。”⑥这段文字充分展示了寿文化中经典文献关于“万寿”这个含义的论述。这个论述不仅涉及到传统文化,也论及佛教经典关于寿文化的定义。乾隆皇帝在这里的阐述,表明的是以佛理寿文化与中华传统寿文化之间内涵的相通性,证实祈寿文化中的种种敬佛活动是敬重佛教文化的表现。这个解释也说明皇家在万寿寺举办佛事寿典的合理性。

  万寿寺修复扩建工程的重点就在行宫方面。寺院中路建筑基本上保留了康熙年间所留下的格局,只是将建筑又粉饰一新。新增建的建筑主要在西路,于西路前方添置寿茶寿膳房两组两进的四合院,它用来作为寿典时御用茶膳之所。在其后改建行殿五间。同时进行的还有寺院东路建筑群的建设。乾隆母后的生日在冬天,寿典前一日,乾隆皇帝与他的母后乘冰船沿长河水路至万寿寺,礼佛之后,即在行殿内享用寿茶寿膳房提供的饮食。

  乾隆二十六年(1761),时逢乾隆母后七十寿辰,此时正值乾隆皇帝全力扩建圆明园之时,为使寿典更加隆重喜庆,乾隆皇帝下令再度重修万寿寺。据乾隆二十六年《御制重修万寿寺碑文》载:“盖贞元嘉会保泰者,兢兢乎千载一时,而我圣母皇太后七秩庆辰适逢斯盛。朕将率亿兆臣庶祝嘏延洪,以圣节崇启经坛,莫万寿寺宜。爰敕内府丹垩即工,视乾隆辛未例,弗懈益虔,事载蒇,系之辞曰:维兹寺修建端委,暨诸天无量寿义着在前文者,无俟繁称矣。曷记乎?则敬颂我圣母爱民延禧之懿训,以质言胪近事可乎?”⑦乾隆皇帝在碑文中发出了“以圣节崇启经坛,莫万寿寺宜”的赞叹。再次重申万寿寺作为寿典佛事活动场所的合理性。令内府遵照乾隆十六年的成例进行修饰一新,并完善行宫建筑群。这一次重修他在寺院中路添加了中西合璧门,引进了洋式建筑(法国巴洛克式建筑,扩建圆明园时已引用),又增建御碑亭。在西路行殿院新建建筑,据《乾隆皇太后万寿庆典奏案》中录《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旬万寿庆典奏案》中载:“西所大悲坛五间,顺山厢房十间,后楼五间,顺山厢房十二间。新建重檐八方亭一座。”可知此年行宫的后楼和大悲殿建成。“粘修行宫前殿五间,后殿五间”,可知此二殿建于乾隆十六年。增加了后楼、大悲殿等建筑院落。至此,行宫建筑全部就绪。一组完整、功能齐全的行宫建筑群诞生了。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事已高的慈宁皇太后居于皇宫,在皇宫举办过寿典之后,仍赴万寿寺举行八十寿典的佛事活动。可见,万寿寺已经被清皇室视为寿典佛事活动的专用场所。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往来颐和园期间驻跸万寿寺行宫。凭借六十寿典佛事活动在万寿寺举行,慈禧下令重修万寿寺。即使在国库银两很紧张的情况下,在修缮颐和园的同时,还是修缮了万寿寺。其在重修碑文中说:“粤壬辰癸巳之岁,万寿山、颐和园告成,皇太后以春秋令日,清跸莅止道西直门,经广源闸,御凤舸西迈,闸之上有万寿寺焉。寺为乾隆中一再修建,高宗纯皇帝御碑纪事。谓嘉名符祝之义,特敕将作葺而新之。兹者恭逢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六旬庆典,懿旨申谕:以民生国计为念,罢臣工进献,发内帑,普振各省穷黎。凡踵事增华之举,概以撙节,渊乎懿哉!皇太后之心,一佛之心焉。维兹寺宇为慈圣所瞻礼,且成宪具在,敢不恪尊?于是侈者举之,驳者饰之, 不劳,轮奂斯美,既固既完,竖石中除,爰刻铭曰:…… ”

  可见,慈禧皇太后重修万寿寺,虽然强调要以撙节为重,但还是以遵循乾隆先例为名义,作为修缮的理由。这里所强调的是,万寿寺的祝寿功能,“且成宪具在,敢不恪遵?”说明皇家的祈寿文化活动在万寿寺始终延续不断。

  三、行宫布局显示的皇家建筑文化

  万寿寺建筑群就寺院整体布局上而言,具有三路建筑规模、集寺院、园林、行宫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建筑特点。具体到行宫建筑群本身,它也形成了集宫殿、园林、佛堂建筑于一体的建筑格局。这种三位一体的建筑风格,表明了万寿寺行宫建筑艺术的特征。

  乾隆二十六年以后完善的行宫建筑群,具备了皇族休息、处理政务、礼佛、饮膳等宫廷中所应有的四大功能。建筑的风格也由此形态各异,群体布局合理,堪称皇家行宫建筑的典范。建筑群按不同的功用,从建筑风格到体量等级、形式规模都有着显著区别。形态各异的建筑汇聚一堂,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行宫建筑艺术风格。行宫的进深和跨度与寺院中路大体相同,建筑规模与寺院建筑可相媲美。

  行宫建筑群的构成:由附属建筑、行殿建筑、后宫建筑、佛堂建筑依前至后四部分组成,对应行宫的四大功能。附属建筑坐落在行宫的最前端,临街,即寿茶寿膳院建筑群,是由两组小型的四合院构成。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皇家寿典时制作和提供寿茶和寿膳。这也是万寿寺行宫建筑的特点之一。由于寿茶和寿膳房建筑群的从属地位,它的建筑体量比其它行宫建筑都小。主建筑五开间,分前房与正房两个院落,东西两个跨院。东西配房各三开间。屋顶采用硬山卷棚顶规制。

  行殿建筑群为行宫主体建筑,由一组大型的四合院组成,主建筑有前正殿和正殿,为皇帝处理政务之所。两座殿堂高大宽敞,显示出皇家宫廷建筑的气派和堂皇。前正殿采用卷棚式悬山顶,正殿采用卷棚式歇山顶,各五开间。两侧各有东西配殿,各五开间。前正殿又称乐康殿,其东西配殿又称为昭景斋和来鹤轩。正殿又称履绥殿,其配殿又称燕喜斋和景云轩。院落由游廊将正殿与配殿连接环抱,正前方有垂花门。垂花门两侧为院墙,饰透花窗。垂花门前为前庭院,院南正房五间,两端偏房四间各开侧门,两侧配房各八间。院中有木影壁一座。院落与寿茶寿膳房院不连接,表明它们之间的从属关系。建筑采用苏式彩绘,是典型的王府式四合院规制。

  在行殿之后,为后宫式建筑,主建筑为御书楼,是两层楼阁式建筑,上层前廊两端接游廊,转接两侧爬山游廊,游廊下端出口接行殿后端游廊。东侧游廊中部有八角亭一座,西侧游廊中部有四方亭一座。爬山游廊九级,外侧围墙饰透花窗各16 个,形态各异。下层楼阁有穿堂门。楼下两侧、爬山游廊下有太湖石装饰堆砌的山石。书楼开间为五间。屋顶用硬山卷棚式。庭院布局呈现宽阔、舒朗、典雅的风格,楼、廊、亭、石共同构成了园林式的建筑品位,浓郁的园林氛围显然是为皇族休闲所设计的。所以此建筑的功能是御书楼,是乾隆皇帝的书房休闲之所,也为皇太后的休憩之所。后为慈禧皇太后行宫驻跸时的休闲之所。

  行宫最后端是佛堂建筑大悲坛殿,这里是供奉观音菩萨的场所。乾隆皇帝的母后慈宁皇太后因最喜参拜观音菩萨,所以在行宫中特立供奉之所。建筑群以大悲殿为主殿,五开间,卷棚硬山顶。两侧偏房各五间,东西配房三间。大悲殿前立《金刚经》碑两座。碑文书写《金刚经》文,碑内绘七级浮屠,宝塔内绘佛像多尊,经文则环绕佛像书写,旋转起伏,曲折展开,漫布宝塔的各个角落层面,及至塔檐,形成迷宫式的文字走向构图。读者只要依照迷宫路线读经,就能读遍全文。

  行宫中建立佛殿建筑,正是体现皇家崇佛思想的征象,也象征皇家以佛心治理国家的思想意识。正如乾隆二十六年重修万寿寺碑文中所称:“维兹寺修建端委,暨诸天无量寿义着在前文者,无俟繁称矣。曷记乎?则敬颂我圣母爱民延禧之懿训,以质言胪近事可乎?向者东南耆,颙迓安舆,树颔翘趾者相属。偶会偏隅赈,朕上体慈怀,载稽撰日,阅丙子而丁丑,阅辛巳而壬午,迨取道展礼清凉,则祥甘澍, 缤纷,九宇奄观倍稔,揆诸古德所云觉照佛心,福利仁化,何以加兹?若乃西人叩关请师,亟于救焚拯溺,朕荷天祖鸿庥,寅承敢后,每旁午擘画,禀命璇闱,备仰我圣母始事之勤劬,与功成之恺豫。迄今流沙数万里,悉古乌孙、大宛、勃律、于阗诸部,不啻偃修罗之弓戟而亭以慧云,沃以法雨,同登极乐国土者。我圣母寿世无量之心,一我佛寿世无量之心,而朕额手庆抃,即愿以无量万世寿我圣母者,庶于是焉征实可记也夫!”

  在这段碑文中,乾隆皇帝特别赞扬了皇太后“爱民延禧”的懿训。他把太后的这种慈心比喻为佛心,激励他发奋治理国家而获得民众的拥护爱戴。在这里佛的教诲发挥了巨大的作为。太后敬佛崇佛的结果就是告诫他爱民勤事,以德治理天下。所以“我圣母寿世无量之心,一我佛寿世无量之心”,以佛理教诲为指导,天下得到妥善治理。所以敬佛是理所当然的需求。即使到了慈禧太后时期,也要以此标榜“皇太后之心,一佛之心焉。”(光绪二十年(1894)《重建万寿寺碑文》)以此作为修缮万寿寺,敬佛崇佛的原委。

  行宫建筑群中的主体建筑体量采用了与寺院中路建筑主体建筑的体量大致等同的做法,这样它们就共同构筑了万寿寺建筑群的皇家气势,两种不同风格的建筑群相互映衬,相互媲美,造就了万寿寺建筑群的艺术特色。

  ①(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三《万寿寺》。

  ②(明)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十二《敕建万寿寺碑文》。

  ③(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十五。

  ④(清)励宗万:《京城古迹考·万寿寺》。

  ⑤⑥⑦(清)于敏中等纂:《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九。

  (作者为北京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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