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传》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

　　《法显传》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

　　薛克翘[1]

　　笔者旅印期间见到了《法显传》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觉得这不仅是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值得记录的大事，也是佛学界和佛学研究中一件令人高兴的大事。

　　我们知道，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中国早期去印度求取佛经的代表人物，由于他的示范，才有后来玄奘等一大批舍身求法者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壮举和辉煌灿烂的业绩。他回国以后撰写的《佛国记》（即《法显传》）一书，详细介绍了他巡礼西域的经过，记录了当时南亚一些国家的民风民情和佛教发展情况，极具史料价值，是研究印度乃至南亚各国古代史的必读书，也为中外史家广泛引用。因此，法显不仅是中国人民、中国佛教界的骄傲，也是世界人民、世界佛教界的骄傲；《法显传》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所以，《法显传》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的出现在情理之中，意义也十分重大。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本子的情况。

　　一、关于《法显传》的印地文译本

　　印地文《法显传》的书名为《中国旅行家法显的游记》，大32开本，简装封面加塑料贴面。全书121页，正文仅占54页（48—101页）。其余，书名和法显巡礼路线图各1页，又书名（包括作者和出版社）和版权各1页，目录2页，《序》2页，《导言》47页，注释12页。据版权页：“此书的第一版由卡西公民宣传联合会于公元1918年出版。”[[2]]2001年第二版，版权属于印度国家图书托拉斯。

　　译者贾甘莫汉·瓦尔马在1918年12月写的《序》中讲述了他翻译《法显传》的经过：“这是六年前的事情了，一名叫王慧[[3]]的沙门到卡西来学习梵文，尊敬的室利钱德拉马尼[[4]]比丘让他到我这里学习梵文。他在我这里一年多，教他学习梵文的同时我也开始学习中文。”“当王慧在我这里时，我就决心把中国旅行家的游记翻译成印地文，如果有出版商要，我再把它译为英文。”后来卡西公民宣传联合会要出版历史典籍丛书，其中包括《法显传》的印地文本。“尽管从英文翻译很快就可以解除负担，但我还是觉得从原文翻译更合适。”“翻译中我参考了Legge[[5]]和Beal[[6]]的英文译本，还有Prof. Samaddar的孟加拉文译本[[7]]。为此我很感激他们。”“我的译文与英译本有很多不同，因为我是尽量从中文原文翻译的。在不少地方，我把相反的意见写在注解里。”

　　由此可见，译者是以十分严肃的态度翻译这部著作的。他当时克服了多少困难、耗费了多少时间、研究了多少问题是可想而知的。

　　他的长篇《导言》也很值得关注。该《导言》可分为三个部分：开头、中间和结尾。开头先介绍佛教向中国的传播和法显的生平，结尾是对法显旅行路线的简要归纳，中间则是根据《法显传》的内容介绍法显的旅行经过，间或考证和发挥。译者毕竟是印度学者，熟悉印度的地理文物，因而有些考据是很有价值的。

　　例如，法显在离开摩头罗国（马土拉Mathura）后来到僧伽施国，译者解释说：“僧伽施（Sankashya）城在法鲁卡巴德县（Farrukhabad）沙姆萨巴德区（Shamsabad），今名僧克西亚（Sanksiya）。这里至今尚可见到一些寺院和塔的遗迹。这里还有两根阿育王石柱的遗迹，其中之一的上面雕有大象，这雕象也在这里被发现。”再如，《法显传》是这样介绍巴连弗邑（华氏城）的：“巴连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城中王宫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墙阙，雕文刻镂，非世所造。”“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本于此作泥梨城。中央有石柱，亦高三丈余，上有师子。柱上有铭，记作泥梨城因缘及年数、日月。”对此，译者介绍：“巴连弗邑（Pataliputra）的废墟在今巴特那附近拉特那·塔塔先生花园发掘出土，目前仅显露一小部分，其余部分仍掩于土下。”“应当说，阿育王为建造宫殿从很远的国度请来工匠，其中有从伊朗、希腊来的……所以旅行家们把它们说成是鬼神建的。”“旃陀罗·笈多以华氏城为都，此城自那时起不断繁荣。到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时代，那里建立了许多宫殿，特别是寺庙和塔。至于泥梨城，至今不知在何处，很有可能是阿育王皈依佛教后的单独居所。”

　　再看正文的翻译情况。总体看，翻译是相当准确的，但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汉文版本问题，二是他对汉语的理解问题。正如译者所说，他在正文里加有一些脚注，而这些脚注中有些是针对英文译本提出不同意见的。但问题是他提出的意见往往是不对的。先说第一个问题，由于他所依据的版本[[8]]没有经过多方校对，难免出现歧义。例如，“于阗国”一节说“其国中十四大僧伽蓝”，英译本正，而他则译为“其国中四大僧伽蓝”，并注释说“原文为四”，误。这就是版本问题，凡是写为“四大伽蓝”的，应当是出自《大正藏》或《高丽藏》（本自《赵城藏》）；而另外一些版本，如《万寿藏》、《毗庐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本则写为“十四大伽蓝”。据前后文推测，当为“十四”[[9]]。再说第二个问题。译者虽然细致认真，但毕竟汉文水平有限，又难免引出歧义。如“陀历国”一节说“九译所绝，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对于“九译”，译者采取了音译的做法，写作“这在kiuyi中提到，张骞和甘英没有到过这里。”注释说：“原文九译的意思是‘国家扩张的记载’，但Legge译为Records of nine interpreters'即九个翻译的记录。”显然，两种翻译都不对，都是因为不知道“九译”的真正含义造成的。九译，汉魏古籍中提到中外交通时常用，又作“重九译”，字面的意思是经过九重翻译才能懂得那里的语言，九是极数，引申为“极其遥远”。通常用的都是引申义，《法显传》也是。再如“弗楼沙国”一节，原文说“慧应在佛钵寺无常”，英译本解“无常”为死，正。而印地文译者解作“状况变坏”，误。译者注释说：“在中文原文里，意思是指状况变坏。Legge等人由于没有理解而把它译为死。”显然他不知道这里的无常是佛家语anitya的意译。

　　类似的问题还有，但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较好的译本，为印度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二、关于《法显传》的尼泊尔文译本

　　首先声明，笔者不懂尼泊尔文，之所以在这里谈这个译本，是因为尼泊尔文中有大量梵文和印地文词汇，勉强可看出些眉目。

　　《法显传》的尼泊尔文译本是2000年由锡金建设出版社出版的。书题为《法显所撰佛国记》，译者为巴德利·纳拉扬·普拉丹（Badri Narayan Pradhan）。

　　此书简装32开，比之印地文本略显简陋。全书除封面外，有文字的书页共71页，正文58页，英文本原序5页，译者序《该书的历史意义》5页，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处写给译者的授权通知书1页，书名和版权各1页。

　　从使馆文化处写给译者的信可知，译者曾于1993年8月写信给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提出翻译事，使馆文化处于1994年3月通知其获得翻译许可，被许可的英文译本是李荣熙先生翻译的，由中国佛教协会于1957年印制。李译的标题是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Countries。

　　从译文看，译者只是翻译，除了一篇序言外没有做更多的事。在序言《该书的历史意义》中，译者首先介绍他所依据的英文译本，说它是为纪念佛陀涅槃2500周年（1957）由陕西佛教研究所李荣熙先生译为英文的。认为《法显传》对于五世纪初期印度的社会状况和佛教传播情况作了描述，对于印度、中亚、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及东南亚人民的文化水平、文明程度作了精彩回忆和记录。接着谈到法显访问印度的时代背景，以及法显在印度到过的主要地点的情况。然后又谈到中印文化交流，谈到鸠摩罗什对佛教传播的贡献和佛教在西藏的传播。

　　正文分为54小节，外加一个《跋》。因笔者读不懂，故无从比较和评价。

　　（原作发表于2003年《南亚研究》第一期）

　　[1]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2] 卡西，古译迦尸，即今印度北方邦之瓦拉纳西市。说明，本文所有脚注均为笔者所加。

　　[3] 音译，原文Wang Hui或Wan Hui。

　　[4] Shrichandramani，意译为吉祥月宝。

　　[5] James Legge翻译的《佛国记》1886年出版于牛津。

　　[6] Samuel Beal的《佛教朝圣者法显宋云中国印度旅行记》1869年出版于伦敦。

　　[7] 1918年以前就有《法显传》的孟加拉文译本，这是首次听说。

　　[8] 据译者《序》，他所依据的版本是附在Legge的英文译本之后。

　　[9] 参见章巽先生《法显传校注》第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