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大师的品格与道德思想略论

　　法显大师的品格与道德思想略论

　　徐文明[1]

　　摘 要：法显是中国早期西行求法僧人的代表人物，他求律重律，自律律他，爱教爱国，弘法利生，无论是他的个人品格还是对中国佛教和中华民族道德意识的关注与贡献，都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仰。

　　关 键 词：法显，求法，天竺，品格，道德。

　　法显大师是中国西行求法僧人的杰出代表，其业绩贡献世代流传，广为人知，而对于法显的品格修养和为人处世之道，虽然亦有论及，但还需要进一步的挖掘。

　　法显一生对戒律十分重视，寻求戒律，也是他发愿西行的根本原因之一。

　　据《高僧法显传》卷一：

　　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2]]

　　当时经典不备，律藏尤缺，因此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行为上，中国佛教界都缺乏对戒律的足够重视。众所周知，戒律是佛法的根本，也是佛教徒人格完善的依据，不重戒律，不仅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出家人，体现不了佛教的道德威仪，甚至连当一个普通的人的资格都大有问题。法显有感于此，以求律为本愿，历尽千难万险也不改其志。

　　据《高僧法显传》卷一：

　　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涉乃至中天竺，于此摩诃衍僧伽蓝得一部律，是摩诃僧祇众律，佛在世时最初大众所行也，于祇洹精舍传其本。自余十八部各有师资，大归不异，然小小不同，或用开塞。但此最是广说备悉者。复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萨婆多众律，即此秦地众僧所行者也。亦皆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于文字。复于此众中得《杂阿毘昙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綖经，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经》，可五千偈。又得《摩诃僧祇阿毘昙》。

　　故法显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3]]

　　法显到天竺游历，备观法化，但他始终以求律为根本目的，并非只是旅行。他之所以从北到南，到中天竺，也不是想争当远游天竺第一人，而是因为北天竺缺少经本，只能南行。

　　与同行道友道整相比，法显更体现了大乘菩萨普度众生的精神，他寻求戒律，不只是为了个人修行，而是想将其带回汉地，改变中国戒律残缺的局面，以之提高中国僧俗的道德水平。当然，对于道整的作法也不可苛责，他能不避艰险，远行天竺，也是值得敬佩的，他发愿世代不生边地，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对生地的贡献、在后世的影响方面来讲，当然和法显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衡量一个出家人的道德水准，不能单一来讲，智者大师强调“爱教、爱国、爱众生”，这是非常全面的。法显大师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早期爱教、爱国、爱众生的典范。

　　首先，法显是一个非常爱教的佛教大师和宗教家，他不避万死，远行求法，没有深厚的佛教信仰，是不可能做到的。他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为了弘扬佛法，而完全没有个人的私利的要求，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纯粹的人的品格，这是十分难得的。

　　据《高僧法显传》：

　　法显于新城中买香华油灯，倩二旧比丘送法显上耆阇崛山。华香供养，然灯续明。慨然悲伤，抆泪而言：佛昔于此，说《首楞严》，法显生不值佛，但见遗迹处所而已。即于石窟前诵《首楞严》，停止一宿。[[4]]

　　这是法显对佛教具有深厚信仰的一个例证，体现了他对释迦牟尼佛的无比崇敬热爱之情。

　　其次，法显是非常爱国的。法显求法的目的，是想改变本国戒律残缺的现状，是为了中国佛教的发展与提高，是为了中国人道德的提升与人格的完善，因此，从一开始，他就下定了把完整的佛法（特别是戒律）传到中国的决心，无论遇到多少艰险，这种决心从未动摇。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多年，他对故国的怀念从未衰减。

　　据《高僧法显传》卷一：

　　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析，或流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5]]

　　千载之后看到这段文字，我们仍然有感动泪下的感觉。法显虽然在外十几年，但他并未完全天竺化，没有变成一个天竺人，而是始终怀着一颗中国心，始终以报效祖国为己志。

　　爱教与爱国在法显身上得到了高度统一，二者事实上是有可能产生矛盾的，特别是在某种宗教的发源地和中心不在本国时。爱教与爱国的矛盾在中国佛教早期相当明显，在许多佛教徒的心目中，佛教信仰不仅是第一位的，也是压倒一切的，因此作为佛教发源地的天竺在他们心中就是至高无上的佛国，也是作为世界中心的中国，而中国（汉地）只是边地，无论是文化还是语言都是相对落后的。甚至有人还主张放弃汉语，让中国人都学习梵文，直接了解佛法，这样就避免了翻译佛经的麻烦。

　　对于佛教的“以夷变夏”，中国历代王朝和作为本土文化代表的儒道两家都是十分警惕并且强烈反对的，因此一味宣扬爱教（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爱天竺、爱西方），不提倡爱国，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显然是不利的，甚至会危及佛教的生存权。因此包括法显在内的中国佛教有识之士，强调爱教与爱国的统一，努力把佛教中国化，本土化，逐步消除中国人对佛教的排斥心理，宣扬佛教的护国佑民思想，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主干之一。

　　据《高僧法显传》，在法显乘船归国途中，遇到大风，大船漏水，命在须臾，商人都将不太值钱的财物扔到海中，“法显亦以军持及澡罐并余物弃掷海中。但恐商人掷去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地众僧：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6]]法显在海上遇险时将其它净瓶、澡罐等个人财物都扔到海里，只想保住经像，这种行为也体现了他的爱教爱国精神，因为他想将经像带到本国弘法，为中国佛教发展做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遇险时他不仅念观世音，还归命汉地众僧，希望他们威神加被，这是相当罕见的，这一方面体现了在他心目中汉地众僧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对中国佛教的强烈自信和归属感，体现了他的爱国精神，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据《高僧法显传》，法显住师子国二年，“更求得弥沙塞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此悉汉土所无者。”[[7]]这表明法显在寻求佛经时有两个标准，一是注重律典，二是汉地缺本，因为他始终考虑的是中国佛教的需要。

　　法显是一个富有慈悲爱心的智者，除了爱国爱教，他对众生都十分关爱。例如他对于西行求法的同伴就特别有感情。法显与道整、慧景三人度小雪山，慧景中途病死，法显抚之悲号，叹息其本愿不果。

　　据《高僧法显传》，“法显道整初到祇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地，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8]]法显见佛空处而心悲，一是念物是人非，佛已入灭，二是感慨同行诸友或亡或归，不得相见，这表现了他对同行道友的深厚感情。

　　法显在传记中，虽然惜墨如金，文字精练，却对同行道友的行踪尽其所知都有交代，表现了对他们的尊敬和重视。在他回国之后，他之所以亲近佛陀跋陀罗僧团，除了译经的需要之外，还由于这个僧团中有智严、宝云等求法道友。

　　由于资料不备，对于法显大师爱众生无法提出更多的例证，但从其持戒的精严、为人的谦厚、对道友的友爱可以推知其对所有众生都是十分关爱的。

　　法显既是一个爱教、爱国、爱众生的佛教大师，是中国佛教僧人的典范，同时他的个人品格和道德修养也同样是令人崇敬的。

　　《法显传》之后有一段跋文：

　　晋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际，重问游历。其人恭顺，言辄依实，由是先所略者，劝令详载。显复具叙始末，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然后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奖，无功业而不成。夫成功业者，岂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这段文字，我认为很可能是慧观所作。其中对于法显的品格，慧观言其为人“恭顺”、实在，法显自称“愚直”。法显确实有一些“愚”，象他这样创造了多项西行记录的求法高僧，没有任何炒作，也没有享受任何特殊的待遇。和后世的玄奘和义净相比，被誉为西行求法第一人的法显确实平常，没有皇帝的接见，没有万人空巷的欢迎仪式，没有成为一个僧团的领袖，甚至连何时入灭也没有明确的记载。如果不是由于他的西行传记有幸流传到了后世，现在恐怕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虽然慧观称赞他是“古今罕有”的伟人，是“大教东流”以来忘身求法的第一人，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但他在当时佛教界的地位并不太高。当然，慧观也说得很对，法显作为一代高僧，与世俗不同，他所看重的是世人所忘的道德修养，而他所忘的正是世人所重的名利待遇。

　　法显的愚是大智若愚，而他的直则是真正的正直无私。他为人正直、谦虚、宽厚、恭顺，不与人计较，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德，他是一个具有完美人格的大写的人，是一个值得崇敬的道德典范，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这一贡献并不亚于他的求法活动。

　　法显对戒律的执着追求一方面是由于汉地律典不备，出家人无章可寻，另外也是为了在提升出家人道德素养的同时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平。可以发现，法显在游历时特别注意观察各地的风俗，尤其是其道德状况。

　　据《高僧法显传》：“乌夷国人不修礼仪，遇客甚薄。”[[9]]这是比较少见直接对某地风俗的批评，这表明法显确实正直，并非一味奉承。

　　又据《高僧法显传》：僧伽蓝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揵搥食，入食堂时，威仪齐肃，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钵无声。净人益食，不得相唤，但以手指麾。[[10]] 这是对于阗国瞿摩帝寺过堂用斋时井然有序之况的赞美，记载简洁明白，栩栩如生，难怪后世程颢赞叹“三代礼乐，尽在于斯”。用餐虽是小事，但也体现了佛教的威仪风范，是僧人风度品格的表现，同样值得重视。

　　据《高僧法显传》：

　　凡沙河已西天竺诸国，国王皆笃信佛法，供养众僧时则脱天冠，共诸宗亲群臣手自行食。行食已，铺毡于地，对上座前坐于众僧前，不敢坐床。佛在世时，诸王供养法式，相传至今。从是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斩，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搪揬。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生口，市无屠店及沽酒者。货易则用贝齿。唯旃荼罗猎师卖肉耳。[[11]]

　　这是对中天竺（中国）风俗制度的描述。中天竺之所以号称“中国”，不光是地理位置居中，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礼仪值得效法，足以成为道德精神的中心。一是国王崇敬三宝，供僧行食法式谨严，谦恭得体；二是气候适中，寒暑调和，无有霜雪；三是人民生活富足，舒适安乐，而且自由自在，来去随意，法轻刑宽，没有死刑，有罪只是罚款；四是举国人民都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荤，都奉行五戒，过着佛化生活。虽然其中也有旃荼罗这样的恶人，但毕竟是极少数。

　　在法显心目中，中天竺就是佛国，是一个理想世界，是全民道德境界最高的地方。显然，他希望中国（汉地）也能达到这种境界，成为道德水平最高的地方。虽然法显对中天竺极尽赞美，但他并未象道整那样留恋不行，因为此地虽好，却非故乡，他的心中还激荡着爱国的情怀。

　　法显对中天竺中的巴连弗邑特别欣赏，这里“民人富盛，竞行仁义”，符合孔子的“富而好礼”的标准，并非还有文殊师利与罗犮私婆迷師徒这样的大乘佛教大师。罗犮私婆迷深受国王崇敬，但“以清净自居”，即便是国王出于爱敬，偶尔执手，他也要赶紧洗净。

　　此地不仅崇敬三宝，而且特别关爱弱势群体。“其国长者居士各于城内立福德医药舍，凡国中贫穷、孤独、残跛、一切病人，皆诣此舍，种种供给，医师看病，随宜饮食及汤药，皆令得安，差者自去。”[[12]]可见此地的慈善事业开展得非常好，穷人、病人、残疾人都能得到救助和治疗，富人都乐于捐助施舍。

　　法显用了大量篇幅来描述中天竺特别是巴连弗邑的道德风俗，显然是为了见贤思齐，希望中国也能变得如此美好。

　　总之，法显不畏艰险，远行求法，一生重律，不仅体现了他严以律己的精神，更体现了他希望借助戒律提升中国佛教徒和整个中华民族道德水平的良好愿望。无论是以身作则还是努力弘律，法显对于中国佛教和中华民族道德精神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1] 作者徐文明，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2] 大正藏51册，857页上。

　　[3] 大正藏51册，864页中下。

　　[4] 大正藏51册，862页下、863页上。

　　[5] 同上书，864页下、865页上。

　　[6] 大正藏51册，866页上。

　　[7] 同上书，865页下。

　　[8] 同上书，860页下。

　　[9] 大正藏51册，857页上。

　　[10] 同上书，857页中。

　　[11] 大正藏51册，859页上中。

　　[12] 大正藏51册，862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