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的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日本佛教的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吴春燕

　　摘 要:佛教作为日本的外来宗教之一,于公元6世纪中叶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消化吸收、改革创新之后,日本佛教终于在镰仓时代成功地完成了本土化的历程,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镰仓新佛教。

　　关键词:日本佛教;本土化;镰仓新佛教

　　中图分类号:B3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1—0170—03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在中国历经若干世纪的译经历史后继续东渐,于6世纪中叶经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在日本经历了巫术宗教——艺术宗教——学派宗教——信仰宗教的发展阶段后,终于在镰仓时代完成了日本本土化的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镰仓新佛教。

　　一、佛教东渐及早期的传播

　　学术界就佛教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具体方式说法不一。但总起来可以分为“公传”和“私传”两种。所谓“公传”是指佛教通过朝廷传入,“私传”则是通过民间传入。关于“公传”,在奈良时代成书的《日本书纪》、《元兴寺伽蓝缘起》和《上官圣德法王帝说》中均有记载,虽然具体说法略有不同,但总体来说可以认为:佛教在钦明天皇时期,即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传入方式为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将佛像、佛经传入日本。另据12世纪皇圆《扶桑略记》载,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归依礼拜”①。这是关于佛教私传的最早记录。

　　佛教进入日本后的早期传播并非一帆风顺。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以及朝廷内部利益对立的政治集团的斗争都给佛教的传播设置了层层障碍。与注重现世生活的享乐、具有咒术性质的泛神信仰——神道教不同,佛教的根本义蕴“在于它的人生观,在于它对人生的独特价值判断,即以为人生的意义是苦,人生的理想在于断除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痛苦”②。佛教所宣传的消极厌世思想,世事皆“空”、放弃今生以求来世的主张,都使得它在传播之初难以得到日本社会的认同。

　　真正为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奠定基础的是推古时期的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执政之初,朝廷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国内,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实力单薄;国外,隋朝帝国崛起,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不安,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这一切都使圣德太子意识到革除旧弊、开创新风的迫切性。与传统的神道教相比,佛教作为一种系统的、先进的宗教文化,对统治阶级凝聚民族信仰、完成国家统一极其有益。于是,圣德太子在推古十二年(604)颁布了融合儒、佛二教思想的《宪法十七条》。其中第二条明确提出“笃敬三宝”。他不仅将佛教看作治国、教育民众之本,还以道德训条的形式,号召从中央到地方的臣民“笃敬三宝”,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外,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和造诣颇高的佛学家,圣德太子不仅潜心于佛教教义的研究,还亲自为君臣释讲佛经,并在此基础上撰成《三经义疏》。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朝廷内外佛风渐盛,出家造寺成为时尚”③。

　　然而,在这一时期,极少人能如圣德太子般正确理解佛教教义,佛教在当时的日本与其说是作为解脱的说教,毋宁说被视为一种外来的、与本土的“国神”相异的“他神”、“蕃神”,是“以消灾祈福的巫术而传播的”④。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可以说是在本质上与民族宗教并无区别的巫术仪式,可以称之为“巫术宗教”。

　　二、佛教的持续发展

　　在日本文化史上,一般把推古、舒明、皇极三朝称为飞鸟时代,而把从大化革新至迁都奈良之间称为“白凤时代”(645—710年)。在这一时期,佛教不仅在日本社会稳固立足,而且在朝廷的扶持下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在随后的奈良朝迎来鼎盛时期。

　　公元645年,日本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史称“大化革新”。改革不仅彻底清除了以苏我氏为代表的守旧势力,还废除了长期制约社会发展的部民制,实行了取效唐朝的班田制和租庸调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改革任命留学隋唐的僧旻法师、高向玄理为国博士(国家政策的最高顾问),并将佛教定为治国的根本思想。至此,佛教终以“国教”的名义稳固地立足于日本社会。

　　大化革新将日本从氏姓制的奴隶社会带入了律令制的封建社会,为了巩固得来不易的天皇制中央集权,朝廷将“镇护国家”的期望寄托于佛教,对弘扬佛教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政府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通过建造大陆式的壮丽伽蓝、制作精巧的佛像和佛具、绘制精美的寺院壁画等行动,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皈依。在律令制度呵护下继续发展的白凤佛教,由于具有“镇护国家”的政治色彩,在思想上并未出现值得一观的东西,“但在艺术领域却营造出古代文化中的一大奇观,至今仍被人们叹为观止”⑤。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以其浓郁的艺术氛围而被称为“艺术宗教”或“寺院宗教”。

　　和铜三年(710),都城从藤原京迁至平城京(奈良),日本由此进入“奈良时代”(710—794年)。奈良时代依托前代构建的律令制度基架,如饥似渴地吸纳唐朝的先进物质和精神文化。在朝廷的大力提倡与扶持下,佛教持续发展,终于在圣武天皇时(724—749年)迎来了兴盛的顶点。

　　这一时期,日本与唐朝频繁往来,大量的汉译佛经和章疏被渡来僧和留学僧传入日本。与此同时,奈良也出现了专事研究某部(或几部)佛教经典的学僧团体——“众”。以寺为单位的“众”,在朝廷支持下经过横向统合,扩大为超越寺院的“宗”,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南都六宗”,即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南都六宗之制的建立,说明朝廷开始重视佛学研究,统治阶层的视线从眩目的伽蓝表象,投向深奥艰涩的佛典内蕴”⑥。然而,律令制度下的佛教,始终难以摆脱与政治的关联。在国家直接控制之下的佛教界,僧侣非但不能自由布道,且具有准官僚身份,其行动受到法令的严厉约束。这就决定了从大陆传去的南都六宗“只能在大寺院内进行研究,是学僧们的书斋学问,与现实生活的信仰几无关系”⑦。此外,由于唐代佛教界“兼学”风气的折射,奈良佛教“一寺一人兼习数宗的现象”极为普遍,这一方面反映了佛教在当时仅被视为一种高深的学问,同时也说明了奈良佛教宗派意识的淡薄。因此,严格地说,奈良佛教充其量是一种“学派宗教”,还称不上是“信仰宗教”。

　　通观这一时期,日本佛教宗派的创立大都是对中国佛教宗派的照搬和模仿,创新和改造极少。

　　三、佛教的日本化

　　随着都城由平城京迁移至平安京(京都),日本进入了历史上的平安时代(794—1184年)。为了继续使佛教发挥“镇护国家”的作用,迁都前后的光仁、桓武二皇对佛教界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其中,“改革度僧制度,鼓励佛学研究”这一措施对日本佛教由学派宗教向信仰宗教的转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从中国刚刚传入的两个重视教义理论和修行实践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和真言宗受到朝廷的重视,并迅速崛起。

　　由最澄和空海分别开创的日本天台宗、真言宗虽然均传自中国,但为迎合当时的日本国情都有创新和改造。天台宗经最澄传入日本后,除宣传天台宗的教旨外,又大力提倡持戒守律,还与密、禅二宗混合,完成了“圆、密、禅、戒”的“四宗相承”。据此创立的日本天台宗已不是中国天台宗的简单翻版。空海的真言宗在印度、中国密教的基础上创立,提倡“三密成佛说”,即若能完成“手密”、“口密”、“意密”三密,则可即身成佛。真言宗“教名即强调咒语(真言)的灵力,与标榜山林修行可获特异功能的修验道融合,已非唐土密教旧观”⑧。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佛教已愈来愈明显地呈现出日本化的特征。

　　由于受本土文化的影响,日本天台宗、真言宗都带有咒术、祈祷的特征,并且有许多事相与民族传统信仰的神道教仪式暗合,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还明显地呈现出“神佛调和”的倾向。平安时代中期由佛教产生的“本地垂迹说”,具有浓郁的神道教色彩,进一步加快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

　　日益日本化的平安佛教虽然完成了由“学派宗教”到“信仰宗教”的转变,但其始终以贵族阶层为护法母体,从未广泛深入到民众中去,依然没有脱出“现世佛教”的巢窠。

　　四、民族佛教的形成

　　平安时代末期以及随后的整个镰仓时代(1192—1333年),战乱连连、天灾不断,社会陷入混乱状态,人们处在对现世的极度不安之中,渴望得到灵魂上的救赎。然而,在此之前的佛教无一例外地仅仅面向贵族,且教义十分艰涩深奥,难以成为武士阶层以及平民百姓的精神寄托。在这一背景下,镰仓新佛教应运而生。

　　所谓“镰仓新佛教”,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从旧佛教天台宗中脱颖而出的新兴教派,如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等。二是从中国传入的禅宗诸派,如临济宗、曹洞宗等。新兴教派的创始人均为因关心民众疾苦而奔走于民间传教的僧侣,与前代的高僧大佛不同,从未到中国求法镀金。然而,正是这些扎根于日本社会底层、专心一意拯救民众灵魂的草根僧侣,使得“佛教在传入日本七百年后,首次成为日本人自己的信仰”⑨。另一方面,早在7世纪便已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禅宗,此时也因入宋禅僧荣西、道元的积极宣传而兴起,构成了镰仓新佛教的另一半。禅宗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佛教宗派之一,是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国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倡导“道在日用”、“不立文字”等简洁明快的修行方式,并大力宣扬“兴禅护国”的思想,迎合了武士阶层的口味,受到幕府、皇室、贵族的信奉,成为整个中世时期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由禅宗、净土宗等新兴教派共同构成的镰仓新佛教具有与以往旧佛教截然不同的鲜明特点:由以往的“现世佛教”转变为凭个人信仰获得救赎的“出世佛教”,佛教开始发挥原有职能,朝着深化信仰的方向发展;信徒不再拘囿于贵族阶层,扩大到地方的广大民众;注重实践,主张专修念佛、一味打坐的简易修行方式;推崇精神信仰,轻视理论及造寺建佛之类的外在行为。

　　佛教和神道教在这一时期继续交流和融合,也成为促进日本佛教本土化的一大重要因素。如前所述,平安中期兴起的“本地垂迹”思想在本时期直接催生出天台宗的“山王神道”和真言宗的“两部神道”。此外,各个新兴教派也先后提出自己的神道学说。

　　至此,随着镰仓新佛教的日渐兴盛,日本民族佛教的格局得以确立。佛教也在传入日本七个多世纪后,深入到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与日本以神道教为代表的传统思想、生活习俗逐渐融合,完成了漫长的本土化历程。

　　五、日本佛教本土化的特色

　　由以上论述可知,日本佛教是以中国佛教为母体,在对中国佛教的改造和创新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日本佛教具有独特的、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鲜明的护国主义

　　纵观日本佛教的发展历史,无论是佛教初传时期的“崇佛”与“排佛”之争,还是后期发展阶段以佛教“镇护国家”的政府行为,佛教始终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进入镰仓时代,新兴的佛教宗派一反前代的“现世佛教”,努力宣传出世主义,从表面上看,此时的佛教似乎已经远离政治,其实不然。开创日本禅宗的荣西著《兴禅护国论》,阐明禅宗“专护国家利众生”,使镰仓新佛教依然表现出强烈的护国主义倾向。

　　(二)“神佛调和”的特性

　　初传时期,佛教曾遭遇到本土信仰神道教的短暂排斥,但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日益发展,两者之间开始友好相处、相互调和。从奈良时期“神上佛下”的“神悦佛法”、“神前念佛”到平安时期“神下佛上”的“本地垂迹说”,佛教和神道教在日本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交汇融合过程。日本佛教这种“神佛调和”的特性,不仅促进了神道内部的统一和发展,也进一步加快了自身的本土化进程。

　　(三)教义、教理及修行方式的简化

　　“与印度、中国的佛教相比,日本佛教的哲理和思辨程度不发达,注重内心的信念、修行方法简单便成为日本佛教的特点”⑩。这一特点始终贯穿在日本民族佛教的形成阶段。在日本佛教的发展阶段,直接移植于中国的佛教各宗派之所以难以在民众间普及开来,除了其“政治宗教”的现世性特征外,佛教教理和教义的繁琐深奥以及修行方式的复杂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由主张“顿悟成佛”的禅宗与主张“专心念佛”的镰仓新教派构成的镰仓民族佛教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流行并普及,可以说与其浅显易懂的教理、简易明快的修行方法有直接的关联。

　　(四)世俗化倾向

　　大化革新后,佛教获得了“国教”的地位,僧侣也被允许参与政事,获得了准官僚的身份;奈良中后期,寺院的政治、经济势力急剧扩张,“僧侣犹如身披袈裟的公务员,关心朝廷大事有余,留意宗教事务不足”(11),这都使佛教不可避免地显现出世俗化的倾向。进入平安后期以及镰仓时代的日本社会,由于战事与天灾的不断发生,整个佛教界再度陷入戒律松弛、争权夺利的世俗化状态之中。这一时期产生的镰仓新佛教不但没有试图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倾向,反倒迎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用简易的教义吸引民众,主张无须念佛、无须固守传统戒律的修行方法,进一步加重了佛教的世俗化倾向。

　　综上所述,佛教在传入日本后,历经巫术宗教——艺术宗教——学派宗教——信仰宗教等几个发展阶段,终于在镰仓时代,以独具特色的日本民族佛教的诞生为标志,完成了日本本土化的历程。在漫长的本土化历程中,佛教作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与国家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更对当时及后世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②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页。

　　③⑤⑥⑧(11)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5、174、203、277、261页。

　　④⑨[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岩波书店,1992年,第40、97页。

　　⑦魏常海:《日本文化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⑩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7页。

　　责任编辑:耦 合

　　出自: 《中州学刊 》 201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