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科学·科学家

佛教与科学的关系，看似复杂，实则微妙。试简述之。

其实，纯粹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分析，不管佛教与科学——甚或其它的学科门类，矛盾不矛盾、有多少矛盾，佛教都有充分的理由泰然自处、坦然面对，完全无惧于来自任何一方的挑战。

比方说，针对来自佛教外部的，如政治、经济、科学……甚至其它宗教的理论上的质疑与诘难，我们完全可以从容地，用《镜面王经》中“瞎子摸象”的经典比喻来个一言以蔽之：人人都是在瞎子摸象，何必自以为是，相互攻讦！人生没有旁观者。在生活里，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参与者和经历者，都能够“实践出真知”，当这些“真知”偶然相遇，并发现彼此面貌相异时，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贸然地否定与批判，而是耐心地倾听与尊重——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对真相了解得更多，也必须要对所谓的异端首先予以相当的尊重与倾听，只有尊重，才会带来自由的对话与交流，不愿意尊重，不想去倾听，最终引发的，只会是对抗，是暴力。即使在多次的对话与交流之后，我们得出的最终结论，如同《江边对话》所得出的一样：我不能证明我真，但你也不能证明我伪。这也绝对无妨于我们“信仰上相互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无伤于我们“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这应当是佛陀讲说寓言“瞎子摸象”，最为求真务实的启示了。

而对于来自佛教内部的理论见解上的不一与矛盾，我们除却以“瞎子摸象”的启示，照旧对异说兼容并蓄外，实际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法论，也可供我们面对冲突时巧加化解，此即“对机施设”法。《景德传灯录》上不是有这样一则公案——

有个居士问西堂智藏禅师：有天堂吗？有地狱吗？有佛法僧三宝吗？一连串地问下来，禅师一概全答：有。这个居士就起了疑心，神色有些异样。智藏禅师注意到了，就问他：你是不是见过其他的法师啊？居士答：是，曾见过径山的国一大师，可人家说，所有的都是无——没有。你们的回答截然相反，针锋相对，差距也太大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智藏禅师反问道：你有老婆吗？（有）国一大师有老婆吗？（无）这不就得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啊！

的确，正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所以面对相同的问题，佛经的说法、法师的解法就难免会有些相异或相反之处。这是极为正常的。试想，为什么众多佛经上来就是“如是我闻”等“六成就”（信成就、闻成就、时成就、主成就、处成就、众成就）？按照法相宗的说法，这个“众成就”，就是指该经的“所被之机”，是对哪些人有益。而非“所被之机”的，读了此经，当然就难以理解，甚至，还会因此而认为，这些诸多的矛盾不一，恰恰证明佛经的妄诞、法师的伪劣。《法华经》上所记载的五千弟子，不就是因为佛陀讲经前后不一而怀疑乃至退席？现实中，我们的胡适先生不也就是因为佛教种种的不一，而一辈子耿耿于怀，认为和尚造假？实际上，这不是经的问题，不是讲的问题，而是读的人、听的人的层次问题、理解问题。正所谓“黄叶止儿啼”，人家是重在“止儿啼”，你却非要横生枝节，纠缠于“黄叶”，根本不对机嘛！所以经云：“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恰是此类人的生动写照！

然而，如果在现实的实践论上来研究，佛教为因应科学理论的飞速发展而带来的挑战，所采取的态度与行动，却就难说是否能一如上面所谈的这样镇定与淡然。此说何据？

一、因为我们的认识有局限

无论是出家在家，在思维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成熟高度时，我们在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其实都特别容易犯两个突出的错误：以偏盖全和从众心理。比如说，“宗教与科学是一对本质上绝不可调和的矛盾”、“自然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宗教影响的无奈退后”……诸如此类的宗教与科学关系的认识，究竟对不对？当然对！但这个当然却有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必然：这是在研究中世纪的基督教历史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且不说这个结论对今天变化了的基督教而言，是否有刻舟求剑的嫌疑，单是只用一段时间内一种宗教的历史论证就作出对所有宗教的思想定论，显然也是颇有些以偏盖全，实在不够“科学”。当然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佛教不公平、不公正，因为佛教的发展史中不仅对科学研究没有横加地干涉，粗暴地打击，而且，出于弘法的需要，出家人中还涌现了众多的科学工作者，著名的，如搞自然科学的，世界上第一个测出子午线长度的一行法师；搞人文科学的，编制完善汉语三十六字母的守温法师等。况且，就佛教与科学的发展事实而言，众所周知，科学的核心是怀疑精神，它拒绝不容置疑地信仰主义，而佛教，特别是禅宗，“不疑不悟、小疑小悟、大疑大悟”的修行要则，二者简直就是不谋而合、如出一辙！这难道不是佛教与科学最大的相通之处？只可惜，众口烁金，积毁销骨，当大家习以为常地以为宗教与科学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即使是欧阳渐大师发出过“佛教非宗教非哲学” 的呐喊，最终也不过是被喧嚣的声浪淹没，无人理会。不能不令人慨叹：在认识领域里，能够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确实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可以说，此非智者所能为也！说到这里，我倒记起国宗局网站和《中国宗教》上曾登载过的一篇文章，是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老师写的，题目叫《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新思想》，立意公允，观点独特，非常具有开创性、启发性，特别有助于人们树立有关宗教的正确认识。建议没读过的朋友们一定要学习学习。

二、因为出家人的知识有缺陷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广锠老师编的那本《中国佛教文化大观》中，在“传教与科学”部分，特别强调：“任何宗教，都想把自己的教义向广大民众传播。教义要能让民众听懂，就需要百方解说，这就需要传教者有广博的知识。一个传教者要能得到人们的信任，广博的知识也是一个必要条件。他的知识和教义可能没有直接联系，但人们因为他的知识而尊重他、信任他，也会相信他所说的教义。在这里，知识作了教义传播的先导。早期在中国传教的僧人，许多都有广博的知识，其中包括科学的知识。”真是诚哉斯言、透骨之论！可惜的是，如今繁华似锦俱往矣。在这个知识爆炸的今天，我们教内至今常提的是朴老的名言：“当前佛教最严峻的问题，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而教外振聋发聩的，则是叶小文局长的“在佛教领域，时代也呼唤僧才，呼唤大师。”这反复地引用、多次地强调，目的何在？其实却是真真切切地反证出，当今的佛教界实在是僧才稀缺，大师凋零！不要看现在动辄是这儿开光、那儿升座，这儿大佛越来越高、那儿寺庙越修越大，实际愈是如此，便愈是泡沫经济虚假繁荣，仍然没有跳出“收钱修庙——修庙收钱”的轮回怪圈！香火再旺，它肥的只是庙。而在此基础上，只有大力发展知识文化，才能真正兴教！以前有广告词说：“唯有高处相等，方可坐而论道。”可对弘法而言，却就不仅是一个高处相等的问题，而是，“只有高屋建瓴，才能心悦诚服。”这少得了知识，欠缺了文化，如何能行？

譬如说这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即使我们对佛经中“瞎子摸象”、“对机施设”的智慧领悟得不多，不足以对治它，但假如看过人大李申老师写的那篇精炼的《科学与宗教简论》，其中说，“分析历史上宗教和科学的关系，可以看到，宗教，主要是人为宗教，所从事的科学工作，仅是科学中的一部分，仅是与该教教义有关的那一小部分。因此，与宗教发生冲突的，也只是科学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科学。与宗教教义无关、因而也不与教义相冲突的领域，仍是科学得以比较自由发展的场所。作为人为宗教，它不追求对自然界的一切都作出解释，甚至可以根本不追求对自然界作出说明，而只把精力关注于社会问题。那么，宗教与科学也会像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和平共处下去。当今的世界，大体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境。”这样的客观精辟与高度预见性，难道不给我们一些宝贵的启迪和轻松的释然么？我们佛教确实不是为解决科学问题而来，而是为解决人的问题而来，或者，甚至也可以这样简单地说，我们佛教对治的不是科学问题，而是科学家的烦恼问题！科学家也是人，也有人所固有的贪嗔痴慢疑，如果能用佛教的办法铲除它，我想，这好像也应该是科学家所乐而为之的吧。佛教，当然能够与科学长期共舞。

再如佛教最易受现代人怀疑的生命轮回说，虽然在弘法中我们可以从哲学化的角度，将六道轮回阐释成六种心态的轮回（义解法），使之变得易于理解些，但若是拈起科学界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用以补充说明，不管其内里差距如何，起码在形式上，好像更为现代人所乐意接受。而这些，显然都需要对知识文化的广泛涉猎与灵活运用。

诚然，造成这一代人文化残缺知识片面，有着历史时代的种种原因，但，个人以为，这些都不能成为个体不努力地借口。我听不少法师介绍说，济群法师在家好像不过是小学毕业，进入佛门后，也没有到这大学那大学的进修考博，完全是依靠坚韧不拔的毅力，苦苦自修积累，如今成就斐然，连历来对佛教法师刁钻严苛的台湾学者江灿腾老师都对他赞不绝口！还有太姥山的界诠法师，就讲戒律，也没有钱，而他的平兴寺一住就是几百人，根本不怕人跑！我想，这样的法师多了，才能真正成就中国佛教的脊梁！

三、因为时代的政治有底线

任何一种正信的宗教都是讲爱与奉献的。但是，“当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官方思想且在中世纪与政治权力结合之后，基督教的仁爱和同情心逐渐为野蛮和蒙昧所取代，于是有了中世纪后期基督教对异端的迫害和科学家的摧残。”（北大徐爱国语）以至于留下了宗教与科学是不可调和矛盾的阴影，至今阴魂不散。而佛教呢？个别宗派在个别地区政教合一之后，美丽的“香格里拉”，也只成为少数人的天堂，绝大多数人的人间地狱，使整个社会的发展凝滞落后，直到新中国成立，竟然还是奴隶社会时期。这样的环境，连基本的人权都不会存在，哪里还遑论科学的进步发展！历史是惨痛的，教训是深刻的，宗教与政治，这对过去历史上一直纠缠不清的欢喜冤家，在现代文明的演进中，确实要让他们永远地分离下去了。然而，当我们经历过并认识到，仁慈的宗教在成为政治的亲密爱人之后，就变得蛮横粗暴，不可理喻，从而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时，我们有理由追问：谁还会成为政治的下一个女友？或者说，哪一个还会迫不及待地趁势向政治投怀送抱，想做他的女友？若是如此的话，我们更需要警惕：在民主政治尚未根本完善的现实进程中，他是否同样会因为权力的骄纵、暴力的支持而飞扬跋扈、目空一切？此一问题值得思索。

还是在《科学与宗教简论》中，李申老师指出：“对宗教和科学关系的特别关注，开始于中世纪基督教会对新派科学家的迫害。在那时及其以前，宗教是社会的统治意识，一切其它社会现象都要以宗教为参照来决定自身的价值；现在情况不同了，科学的社会地位升到了宗教之上，宗教的存在也要以它对科学的态度来决定自身的价值。”我不知道李申老师的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但放眼当前，却又不能不承认，科学凌驾在一切学科之上，好像还真的有些嫌疑，尤其是，在我国重新迎来科学的春天，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国策之后。我们承认，科学技术所迸发的创造力远超于宗教，其创新发展的速度与力度用“日新月异”和“惊天动地”来形容，也丝毫不觉得夸张。科学的确是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在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快捷的同时，越来越依赖它，离不开它。然而，纵是如此，这也绝不意味着，当科学（家）可以任性地对其它学科文化发表否定性的讲话时，它就代表着“政治正确”，它就不容置疑，比如说，以科学的名义取消中医，以科学的名义唱衰宗教等等。这种并不多么严谨的讲话，表面看来，只是科学家的事，但不能不防，有否与恃政治之宠而骄且纵紧密相关。当然幸运的是，我们的政治显然是清醒而智慧的，就像特别借神七飞天的壮举，谈一谈中药的巨大作用——此一细节果真是巧妙至极，值得活泼的科学家们严肃对待并科学起来。

所以，再回顾一下上文所述。对于科学，我们佛教尽管可以在战略理论上宽容它，平视它，但在战术实践上，很显然，我们是不能不重视它。学好科学，提高文化，增进修养，这是时代政治的大势所趋，更是佛教飞跃发展的当务之急。我想，这也就是胡总书记曾多次提出的，要打造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的重要任务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