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武庙：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总护法神庙

　　承德武庙：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总护法神庙

　　作者：张羽新

　　一、 关帝——清朝的护国神

　　承德武庙之所以是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总护法神庙，是因为它所供奉的主尊——关帝，是清朝的护国神。嘉庆、道光时期曾任巡抚、总督等要职的著名学者梁章钜说：“相传每朝之兴，必有尊神为之护国，前明为岳忠武（按：此句是为清朝讳。其实明朝也是以关帝为护国。后详），我大清则奉关帝为护国。二百年来，武功之盛，震叠古今，神亦随地显灵，威震华夏。故朝廷尊崇封祀，漾溢寰区”（《楹联三话》卷上）。

　　封建帝王都宣称自己是上天之子，奉天之命统治万民，因此常常要供奉一尊天神，作为护国神，这是历史上常见的，本不足为奇。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传说中的神仙何止千百，为什么独奉关帝？而且，和其他许多虚幻的神仙不一样，关帝是由人演变为神的，他就是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关羽（？—219），曾与蜀汉皇帝刘备和大将张飞“桃园三结义”，结拜异姓兄弟，纯血统汉族无疑。那么，出身于满族的清朝皇帝，为什么要请这样一尊异己民族的神来保佑？这当然有历史、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政治上的需要。

　　清朝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努尔哈赤（1559－1626），作为一个小部落长，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欲图大业，与明朝争夺天下。但是，满族的历史文化起步很晚（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十余年，即1599年，才开始创制满文），他没有从先人那里继承一套治国、治军方略，为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利用与名人打交道的机会，努力学习汉文化。粗通汉文之后，开始阅读通俗易懂的历史小说。史书说他“好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经常随身携带一部《三国演义》，随时抽暇玩读，从中学习政治、军事谋略。《三国演义》尊刘贬曹，并把关羽神化。这些对他政治军事思想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他还曾以贸易为名化装进北京，观察明朝形势，当时明朝崇奉关羽的风气很盛，也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他的推崇、影响下，其管辖的东北地区，关羽走上神坛。其事业的继承者皇太极，尊奉关羽，一如乃父。在他们的政治中心盛京（今沈阳市）北门——地载门，建造了关帝庙，赐额“义高千古”，诚惶诚恐供奉。有的研究认为，努尔哈赤倡导、其继承者长期贯彻执行的基本战略方针——“结盟蒙古、联合破明”，就是学习《三国演义》中“联吴抗曹”战略而制订的。数次武装进攻明朝，都大造关帝助战的舆论。

　　入关前，满族只占据东北一隅之地，夺取全国政权之后，要统治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汉族地区，必须利用汉族文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战略，舍此别无选择。将深受汉族崇拜的关帝这尊天神拿来我用，是其治国、治军的重要方略。

　　汉族的关帝崇拜，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广泛深入人心。在战将如云的三国时期，关羽并没有特殊的超群绝伦之处，死后也随即被历史淡忘。数百年之后，著名高僧、天台宗创始人智顗（538－597），为传播佛法，创造了一个关羽于湖北当阳玉泉山显圣的神话，并尊其为护法伽蓝。这样，他就由人变成神，声名大振，神圣的光环愈加光彩夺目。北宋时期，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赐玉泉山关羽祠额曰“显烈庙”，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追封“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年）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敕封义勇武安王”，同时，将他引入皇家尊奉的道教，尊为“崇宁至道真君”；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加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加封“英济王”。这样逐步把他塑造成一个儒家伦理道德忠、义、仁、勇的化身，作为抗击辽金的精神号召。

　　降及元代，虽然蒙古贵族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但对汉族地区的治理，就统治思想而言，基本继承了宋代。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敕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全国各地大造关帝庙。

　　朱明王朝对关帝的崇奉，比宋、元更胜一筹。开国不久，即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在当时国都南京的皇家寺院鸡鸣寺，为关羽建专祠供奉，每年五月十三日（传为关帝诞辰）遣官祭祀。明成祖北征时，还编造了一个关帝骑白马为明军助战的神话。迁都北京后，又进而奉其为宫廷守护神，在皇宫各门贴其神像，祈求保佑平安。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将其神化为可以降伏人间天上一切妖魔鬼怪的天神。同时，明代创作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亦实亦虚，大力把关羽神化，使之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神圣。

　　“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三教尽皈依”，“九州隆享祀”。就这样，关羽成了忠义仁勇的化身，降除妖魔的天神，儒、释、道和社会各阶层共同崇奉的神祇。清朝夺取全国政权正需要这样一尊汉族创造、社会普遍信奉的神，既可借此宣扬接续明朝为华夏正统，又能加强政治号召力。

　　清朝入主中原、夺取全国政权之后，还面临着继续统一全国的重大历史任务。别无选择，还是和夺取政权一样，主要通过武力、运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这就需要一尊军神、战神，来鼓舞士气、威吓敌人，呵护战争的胜利。经过长期的历史塑造，关帝圣君具备了这种“职能”，因此，把它作为军神虔诚供奉，每次出兵作战，都祈求他的护佑，战后为其晋封号、修祠庙。

　　顺治九年（1652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答谢他助佑夺取了全国政权。

　　雍正三年（1725年），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又挫败政敌的雍正，敕封关帝三代公爵，以答谢他冥冥之中的呵护。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彻底统一天山南北，完成统一新疆大业。第二年，乾隆敕命改关羽原谥“壮缪”为“神勇”，又于三十三年（1768年）“加号灵佑”，使之封号变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同时，在当时新疆政治、军事的中心伊犁，大修关帝庙，又敕命京城关帝庙正殿及大门，易绿瓦为黄琉璃瓦，以崇规格，使如帝王之制。还借修《四库全书》之机，于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谕旨，将《三国志》关羽原谥“壮缪”改为“忠义”。

　　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农民起义军乘嘉庆木兰秋狝之机，突袭紫禁城。朝野震动。皇宫留守人员组织反击，义军失败。接着，清军又在河南打败了义军。于是，第二年，嘉庆颁发谕旨：“上年，逆匪突入禁门时，恍惚之中，望见关帝神像，畏慑奔窜，立就歼擒”，河南战事，也“屡荷关帝灵爽翊卫”，为此，将其封号加赠“仁勇”。

　　道光八年（1828年），经过数年苦战，清军战胜了武装扰掠南疆的张格尔，道光为答谢“关帝威灵显赫，默褫贼魂”，敕命将关帝封号再加“威显”二字。

　　道光之后，咸丰、同治、光绪朝，清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被太平天国起义军吓得寝食难安的咸丰，于其即位第二年（1852年）敕命关帝封号加“护国”，翌年，再加“保民”。六年（1856年）又加“精诚”，第二年，又加“绥靖”，欲图借助关帝神威，夺取镇压农民起义的胜利。

　　同治九年，再加封号“翊赞”，光绪五年（1879年），又加“宣德”。

　　这些封号连起来就是“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佑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帝君”，共26字，是清代，也是历史上字数最多、规格最高的封号。

　　二、清朝皇家宫苑祠庙循例建关帝庙护法，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循例建关帝庙总护法

　　正是由于清朝把关帝奉为护国神，竭尽忠诚祈求他护佑国泰民安，江山万年，所以皇家宫苑祠庙都要建造一座关帝庙护法。例如，景山、圆明园、畅春园之内，长春园（东门外西北）、颐和园（北门外）近宫墙处，历代帝王庙、雍和宫、清朝皇帝京郊猎场——南苑的德寿寺，天安门外的正阳门等都建有关帝庙。紫禁城内虽不建关帝庙，但在乾清宫设关帝神像，每天专人祭祀。避暑山庄作为皇帝避暑行宫，外八庙为皇家喇嘛庙，当然也要循例建护法关帝庙。但外八庙共有十二座寺庙，过于分散，难以每座寺庙都建护法神庙，而从建筑政治目的和建筑功能需求上来说，外八庙和避暑山庄又是一个整体，所以就建造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总护法神庙——承德武庙。

　　承德武庙坐落在避暑山庄正门——丽正门前右侧，距宫墙最近处仅20余米，其所处位置充分显示了它的崇高等级。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匠心选择的。丽正门作为避暑山庄正门，不仅是这座大型行宫的门面和对外窗口，在政治上也有重要意义。建筑形制仿天安门，城门上覆以城楼。门洞有三：中间的高大宽敞，左右略小。城门各九路钉（皇家专用最高等级）。皇帝正式进出避暑山庄都通过中间大门，王公大臣和少数民族首领以及外国使臣朝觐，都要通过左右掖门。

　　乾隆十九年（1754年），皇帝御书汉、满、蒙、维（维吾尔）、藏五种文字于丽正门门额，门内又有御题七律一首：“巌城埤堄固金汤，詄荡门开向午阳。两字新题标丽正，车书恒此会遐方。”其前两句是状景，写宫墙和宫门的壮观，最后一句是“诗眼”，寓意所在。“车书”是“车同轨，书同文”的略写，意即全国的统一。“遐方”，即“远方”，这里是指边疆少数民族王公。其寓意是，全国大一统，年年在这里接见各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这是用诗的语言道出了建造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目的和重要政治活动，其所有的建筑都服从于这个政治目的，承德武庙当然也不例外。

　　现仍存于承德武庙的《承德府关帝庙碑文》，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户部尚书梁国治奉敕撰写，表达了乾隆皇帝的心声。它写道：“关帝庙祀遍天下，各直省府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岁时展觐，典礼视文庙，况承德距京师数百里，日月所照临，中外所瞻，就庙貌之成，可以见国家褒崇忠义，凛纲常名教之大焉，可以使远近更易观听，动其严威严恪之诚忱焉。”这是说，关帝作为国家保护神，全国各地都设祀供奉，皇帝常年临幸的承德，为朝野仰瞻（“中外所瞻”），更应设关帝庙供万民敬仰，故此“重修丽正门右关帝庙，改易黄瓦，殿宇崇阁，规制大备”。这是说，此前这座关帝庙比较简朴，此次维修将正殿换为黄琉璃瓦顶（这是当时只有宫殿、皇陵、皇家寺庙正殿等才能使用的，显示最尊贵建筑等级的标志），以符合关圣帝君庙的规制，更显神威。

　　武庙建筑基址的选择，体现了这种良苦的政治用心。清朝皇帝每年到山庄避暑，都经由今承德市西大街由西而东至火神庙，折而向北，进入丽正门。武庙就坐落在火神庙至丽正门御道的西侧高坡上，而且打破庙门向南的常规，东向开门（这样，主尊神像就可以面东）。关帝圣君耸立在高坡上，近距离注视皇帝一行。随扈的王公大臣和少数民族首领，也能近距离感受关帝神威。

　　碑文又说：“国家揆文奋武，迈古超前。自圣祖肇启山庄，成都成邑，朝宗幅凑，万国会同。我皇上觐扬光烈，四十五年以来，开辟疆宇二万余里。自蒙古王公，喀尔喀及卫拉特、回部诸藩等，莫不倾心托命，奔赴俯伏，来享来庭。于是，承德遂为古北口外一大都会，将山川灵淑之气，蕴于古而发于今耶！抑天眷有德，圣天子赫声濯灵，薄言震之，莫不震叠者也。夫制祀以作民敬也，立庙以作民诚也。”

　　这段文字，更清楚地说明了乾隆重修承德武庙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目的。当然，这需要简单的释读。乾隆当皇帝以后，继康熙、雍正之后，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进一步加强全国的统一。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直捣伊犁，平准噶尔（即承德武庙碑文所说的“卫拉特”），二十四年（1759年）再定南疆维吾尔族地区（即承德武庙碑文所说“回部”），彻底统一了新疆，连境外的哈萨克、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这是两个跨境民族）也“延颈面内，愿为臣仆”。为此，乾隆命于避暑山庄外建普宁寺、安远庙、普乐寺等以纪武功。臣僚们认为，夺取这些胜利，除了乾隆皇帝的正确指挥，也有赖于关帝圣君的佑护，“岂非神威布获有以襄此太平之盛烈也”，因此，在准噶尔政治中心伊犁，建关帝庙以为纪念，祈求关老爷“神之降鉴有赫，而垂佑无疆”，保佑西陲边疆永远安宁（以上引文见伊犁将军伊勒图撰：《惠宁城关帝庙碑文》）。

　　平定大小金川是乾隆加强全国统一的又一重大事件。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川大小金川土司莎罗奔起兵攻打邻近土司，杀伤清军，乾隆遂敕命用兵，至十四年（1749年）莎罗奔兵败投降。二十年后，莎罗奔侄孙索诺木联合小金川反清，乾隆再命用兵，互有胜负，敕命阿桂为定西将军督师猛攻，恶战数年。丽正门内的正宫大门——避暑山庄门的东墙，仍刻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题写的御制诗《策马》，抒发其企盼阿桂战报的焦急心情：“祗渴望捷音，耆定武功罢。”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索诺木势穷请降，大小金川平定。这对于稳定川边藏区社会秩序，保证入藏道路畅通，乃至稳定西藏、巩固西南边疆，都有重大历史意义。在战争进程中，清军驻地建造了关帝庙，祈求神灵佑护，鼓舞士气。战事结束后，又大修关帝庙，感谢神威助胜。

　　大小金川的平定使乾隆极为高兴。他认为，从此彻底统一全国，社会安定，而这些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是在避暑山庄决策的，都是关老爷在天护佑，所以决定重修承德武庙。四十四年（1779年）四月动工，翌年八月竣工。

　　落成典礼之后，派僧人长住，洒扫焚香，以时祭祀。之后，皇帝每年巡幸热河，驻跸避暑山庄时，照例都要到关帝神像前拈香行礼，祈求神灵佑护，并赏赐看庙僧人。这在清代档案和官书中，有大量记载。仅举一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在仍保存有关档案数件，现录嘉庆十八年（1813年）七月二十三日“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和奏报此次关帝庙、城隍庙拈香请照上次之例赏给僧道银锞片”：

　　“奴才英和谨奏：查，每逢皇帝临幸热河诣关帝庙、城隍庙拈香，均系动用广储司银两，赏给关帝庙僧众四名，每名一两重银锞各一个；城隍庙道官一名，一两重银锞二个，道士四名，每名一两重银锞各一个。此次皇上诣关帝庙、城隍庙拈香，应否仍照上次赏给，请旨遵行。谨奏，等因。于嘉庆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具奏。奏旨：照例赏给。钦此。”

　　还有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总管内务府禧恩等奏报，此次关帝庙拈香请照上次之例赏给僧道银锞片”。除日期外，其文字内容与前件档案完全一样。从这些档案中我们可以知道：清朝皇帝每年到承德避暑，都要到承德武庙礼拜上香，祈求关帝保佑；承德武庙是由僧人看守，可视为一座佛寺，其所以不用喇嘛和道士，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是因为，喇嘛教主要是蒙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充当喇嘛的也主要是藏族和蒙古族，民族特点非常鲜明；道教是汉族的宗教信仰，道士也主要是汉族，民族特点也很显著。佛教则是已经中国化的外来宗教，没有明显的民族特征。如果用喇嘛或者道士看护武庙，就把它变成了一座喇嘛庙或道观，客观上容易造成皇帝的行宫（避暑山庄）是由蒙藏民族或汉族神灵来守护的社会影响，这对于满族皇帝来说，是有伤其民族自尊的，对其政治统治也是不利的。而佛教虽然已经中国化，但它毕竟是外来宗教，无论哪个民族的僧人，都被视为释迦牟尼子孙，没有明显的民族特点，用僧人来奉祀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总保护神，没有显著的民族性，这对于随扈的汉族官僚、蒙藏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王公贵族都不会造成民族感情的隔阂。

　　皇帝礼拜护国神，前来朝觐的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自然随侍，或者自行前往顶礼膜拜，以投皇帝所好。而这正是重修武庙的政治目的。户部尚书梁国治奉敕撰写的碑文说：“新庙既成，文武吏士邦人咸喜，而各蒙古外藩岁时朝觐者亦得展礼庑下，以申畏神服教之诚，以昭文德武功之盛”，这几句话，道出了乾隆帝的心事：重修承德武庙，就是“昭文德武功之盛”，向天下昭示他当皇帝以来的文治武功，特别是在承德做出决策的统一天山南北，平定大小金川和稳定西南边疆等加强全国统一的丰功伟绩；另外，关老爷是神威无比的战神，他暗中护佑我朝，所以攻必克战必胜，你们要、老老实实，不然的话，关老爷还会施展神威（出兵平乱），所以你们一定要听教诲，服从统治。这就是碑文所说，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礼拜关帝庙，“以申畏神服教之诚”的寓意。

　　综上所述，关帝是清朝的护国神，清代皇家宫苑、祠庙都建关帝庙以为护法。承德武庙也是依例而建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总护法神庙。其修建的政治目的和外八庙相同，纪念统一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德武功之盛”，同时也是向王公大臣和少数民族王公贵族展示、宣扬国威的精神威慑。这也正是乾隆题诗“车书恒此会遐方”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承德武庙的建造目的与避暑山庄外八庙是一致的，和避暑山庄外八庙是一个统一的建筑整体。因此，建议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将避暑山庄外八庙作为一个整体的“大文物”，加以保护、研究、利用。这样，才符合历史的真实，才能充分体现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重大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