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朝对百济佛教文化的影响

　　中国南朝对百济佛教文化的影响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杨泓

　　一

　　在中国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古代中国与韩半岛上的古代国家保持着频繁的交往。当时韩半岛南部的百济，在军事上正抗御着北方的强敌高句丽。因为高句丽与北朝交往密切，而且它又阻断了百济通往北朝的通路，因而百济只能选择通过海路，不断加强与南朝的联系。

　　从公元5世纪初期开始，百济已越海与中国江南的东晋和南朝历代政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接受了东晋南朝的封号。据《宋书·百济传》记载，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以百济王余映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宋书·夷蛮·百济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393页（本文所引二十四史皆用中华书局校点本，以下不另注版本，仅注明页数））刘宋取代东晋后，宋武帝刘裕即改百济王镇东将军进号镇东大将军（《宋书·夷蛮·百济传》，第2394页），由第三品进升至第二品（《宋书·百官志》，诸大将军为第二品，诸征、镇至龙骧将军为第三品，第1260～1261页），表明当时对百济的重视。以后南齐亦赠百济王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南齐书·东南夷·百济传》之上半篇缺佚，《册府元龟》九六三：“齐高帝建元二年三月，百济王牟都遣使贡献。诏曰：宝命维新，泽被绝域。牟都世藩东表，守职遐外，可即授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应为《百济传》缺页中佚文。见中华书局校点本校勘记注〔六〕，第1020页）。梁代齐以后，又于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以百济王牟太号征东将军。后来有一段时间交往中断，因为百济“寻为高句骊所破，衰弱者累年，迁居南韩地。普通二年（公元521年），王余隆始复遣使奉表，称累破句骊，今始与通好。”（《梁书·诸夷·百济传》，第804页）余隆即百济武宁王，从此百济与梁交往更加密切，梁改赠余隆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百济戊午（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年）移都泗沘后，进入了中国南朝与百济之间的文化交往达到高潮的时期。在两国文化之间的交流方面，特别是在中大通六年（534年）和大同七年（541年），百济累遣使至梁，送来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 毛诗 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梁书·诸夷·百济传》，第804页）近年来有些研究者看待南朝与百济的关系时，总是仅着眼于政治层面，又总是强调其对当时韩半岛诸国军事斗争的影响。但是当我们实事求是地观察这一时期的历史，可以明显地看清南朝与当时日本的倭人不同，从没有派遣过武装力量去干涉韩半岛的事务，也并没有与百济建立过军事方面的同盟，两国之间纯属和平交往。百济与南朝的文化联系日趋密切，不断加强了两国文化交往的势头，从对百济武宁王陵（大韩民国文化财管理局：《武宁王陵》，永岛晖臣慎日译本，［日］学生社，1974年）的考古发掘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该墓的墓仪制度深受南朝影响。出土遗物中如方形的石质墓志和买地券（ 武宁王陵葬于乙巳年（525年），放置武宁王石墓志和买地券各1件，在已酉年（529年）葬入王妃时又在买地券背面加刻王妃墓志），都是依照中国习俗并且全用汉字书写。志文中的“宁东大将军”，正是梁武帝赠予的官职。石雕的牛状镇墓兽，也明显是接受南朝文化的产物。随葬的瓷器和铜镜，有些应是由南朝输入的物品（参看〔日〕 口隆康：《武宁王陵出土镜と七子镜》，《史林》55卷第4号，1972年7月。亦可参看杨泓：《吴、东晋、南朝的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6期第564～573页）。同在宋山里墓群中的第6号坟，在墓内有些墓砖的侧面，还曾发现有汉字“梁官瓦为师矣” 铭文（该砖现存韩国忠南大学校博物馆，参看韩国忠南大学百济研究所：《百济の古瓦》图版170，日本学生社，1976年），表明制砖曾得到来自梁朝的匠师的指点，更可证明当时百济请求梁派工匠、画师的记载确是历史事实。同样是中国古代文化对百济影响的实物例证。

　　中国东晋南朝对百济的佛教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可以从对佛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反映出来，其中表现在佛寺规制方面最为明显。

　　二

　　众所周知，源于古印度的佛教是经由中国初传百济的，时在百济沈流王即位时，当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胡僧摩罗难陀自东晋来到百济，受到沈流王礼敬，于次年春二月创建佛寺于汉山，百济佛法始于此（《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到萧梁时期，不但百济佛寺建筑和造像受到南朝影响，而且还曾在百济为梁帝建寺。《三国遗事》卷三记“于大通元年（527年）丁未，为梁帝创寺于熊川州，名大通寺。”注云“熊川即公州也”。当时公州属百济版图，丁未年为圣王五年（《三国遗事》将此事系于“原宗兴法”条，见崔南善增补本第129页，韩国瑞文文化社，1999年。谓为新罗法兴王事，大同元年当法兴王十五年，当时熊川（公州）为百济版图，故大通寺应为百济圣王所立，时武宁王逝世不久，正是梁与百济交往最密切的时期）。 宿白 先生指出，按《南史·梁本纪》中记大通之名，系“取反语以协同泰”，同泰为梁武帝于大通元年（527年）创建有九级浮图的皇家大寺。百济为梁帝所创大通寺，或亦有取法同泰之规制（宿白：《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第45页，《庆 祝邓广铭 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现在韩国公州邑斑竹洞发现的寺庙遗址，出土有百济时期的莲花纹瓦当以及押印“大通”铭文的残瓦（图1），可能即为大通寺址（大川清：《百济の考古学》，日本雄山阁，1972年）。

　　佛教自东汉末传入中国以后，到东晋南朝时期，已然经历了漫长的佛教中国化的行程，佛寺的建筑特征和布局，都呈现出与古印度完全不同的面貌。再经过中国传向百济时，佛寺已是中国化的宗教建筑，后再由百济传往日本，所以东亚地区的佛教寺庙都显示出与中国佛寺相同的特征。中国南北朝时期佛寺的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佛寺的总体布局，采用了与中国传统宫殿和庙堂的平面长方形的封闭式结构，四周以围墙围护。一般方向坐北朝南，正门在南壁正中位置，向内沿中轴线布置主要塔、殿建筑，两侧建筑均衡对称。

　　二、佛寺内的佛塔，虽然早期还沿袭印度以佛塔为寺院中心的布局，但其形制已是中国传统的高层楼阁式木构建筑，仅将印度的覆钵形塔保留在顶部相轮之下作为装饰。瘗藏佛舍利的成组合的容器，直接瘗埋在舍利塔的塔基之中。

　　三、佛寺内的主要佛殿建筑，均是模拟人间殿堂的形貌，在台基上的木结构瓦顶建筑，使用斗栱，瓦顶装饰同样使用瓦当、鸱尾等瓦件。

　　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寺庙建筑遗址至今还缺乏考古发掘资料，目前只有北朝时期北魏都城洛阳中的永宁寺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和东魏北齐邺城赵彭城村佛寺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魏北齐佛寺塔基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3年第10期第3～6页），经过考古发掘。其中永宁寺遗址可以视为当时佛寺建筑的代表。北魏洛阳永宁寺，坐落在洛阳城内宫城以南御道西侧，在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已规划在中轴线旁建皇家大寺，并预留了位置（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冬，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曰：“仰惟高祖，定鼎嵩，卜世悠远。虑括终始，制洽天人，造物开符，垂之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魏书·释老志》，第3044页），但直到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才由灵太后胡氏主持修建，神龟二年（519年）九级木塔已建成，塔内塑像应完成于正光元年（520年）七月以前（神龟二年（公元519年）八月，崔光曾上表谏阻胡太后登九层佛图，可知木塔营建已竣工，但表文称“今虽容像未建，已为神明之宅”，又可知塔内尚未设佛像。见《魏书·崔光传》。又胡太后被幽禁于正光元年（公元520年）七月，故推测塔内塑像应在此前已完成。参看注15，第143页）。但到永熙三年（534年）木塔即遭火灾而毁废。据《洛阳伽蓝记》所记，永宁寺建有木构九层高塔，塔后有可比拟皇宫中太极殿的佛殿，殿内“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作工奇巧，冠于当世。”（魏·杨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第21页，中华书局，1963年）四周筑院墙，四面各开一门。另有僧房楼观一千余间（同注19，第19～24页）。经考古勘探永宁寺院墙以土夯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01米、东西长212米，墙体宽约1.5米。外表施白灰墙皮，上涂朱色。推测原来寺院四角可能有角楼一类建筑。院墙四面均有门，但北门因修铁路等工程已破坏无迹可寻。南门为永宁寺正门，筑于南壁中央处，为面阔七间、进深二间的宏大建筑，正与《洛阳伽蓝记》所记“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同注19，第22～23页）的宏伟壮观相当。进入南门，在中轴线上为前塔后殿的布局。南门北距木塔塔基92米。木塔的塔基大致保存完好，为由地下至地面的多层的巨大夯土台基，地基夯土面与寺院地面大致取平，东西长101.2米、南北长97.8米，深入地下厚度超过2.5米。地基中心部位为正方形夯土基座，四周包砌青石，每边总长38.2米，座高2.2米。基座四面居中各开宽约4.5米的斜坡慢道，表面原铺砌有青石板。台基之上保存分五圈排列的方形柱础，总计124个。在自外数第二圈柱础内，用土坯垒砌实心方柱体。方柱体的南面（正面）和东、西两侧各开5座弧形佛龛，北面不设龛，或许原设登塔木梯。木塔北约60米，建有佛殿，已遭严重破坏，仅能测知夯土殿基东西长54米、南北长25米。永宁寺院墙东、西两门，规模小于南门，均开于院墙偏南处，正对木塔塔基东、西两侧的慢道。东门遗址破坏严重，仅能测知位置。西门基址平面呈凸字形，东西长18.2米、南北长24米～30米，东距塔基72米。表明永宁寺是以佛塔为中心、前塔后殿的平面布局。

　　对永宁寺塔基的发掘中，获得数量多达1560余件彩塑残件，因遭火灾高温焚烧，泥塑已坚硬如陶质。按形体大小可分为大型像，包括等身像和比等身更大的塑像；中型像，小于等身像，身高约1米～1.4米；小型像，身高多数在50厘米左右。各型像无一完整的，但中小型像有的头部尚保存完整，小型像有的虽缺头部但身躯保存尚较完整。从残存头像观察，有佛像、菩萨像和比丘像，还有世俗人像，其中有戴笼冠或小冠的侍臣，梳各式发髻的仕女，也有戴兜鍪的武士，扎巾着帽的胡人，等等。这些小型像应是塔内影塑礼佛图损毁后的残件。

　　永宁寺遗址出土的板瓦和筒瓦多为素面，少数带有绳纹。瓦当图案以莲花纹为多，花瓣8～10个，瓣形较窄，也有的莲瓣宝装且周绕一圈联珠纹。还有在莲芯生出化生的莲花化生图案瓦当，似为佛寺所特制。此外，还有兽面纹、忍冬纹和云纹瓦当。

　　东魏北齐邺城（邺南城）的佛寺遗址，位于今河北临漳县赵彭城村西南约200米处，北距邺南城南墙约1300米，邺南城中轴线（朱明门大道）延长线的东侧。目前考古发掘工作还没有结束，但寺中的塔基已发掘完毕。塔基方形，与永宁寺塔基同样是由地下和地上两部分构成，地下基槽为正方形，边长约45米；地上部分边长约30米，尚存3圈柱础遗迹。其形制应略小于永宁寺木塔。值得注意的是在塔基中央发现了刹柱础石，其下设砖函，可能原瘞藏舍利等，惜早遭盗掘一空。虽然这座佛寺的平面布局还不清楚，但从佛塔形制与永宁寺近似，且时间相近，也可能具有同样的平面布局。

　　在南方，据有关文献的记述，在北方大规模建造佛塔佛寺时，南方同样在大规模兴建佛寺，南朝都城建康城更是佛寺林立，而且竞造高塔。特别是梁武帝时，更是大事修造佛寺，仅从普通元年到大通元年（520～527年）就先后建造了大爱敬寺、大智度寺、同泰寺等，还改建了阿育王寺。大爱敬寺“中院之去大门，延袤七里”，足见其宏大。大智度寺中“殿堂宏敞，宝塔七层，房廊周接，花果间发”。同泰寺中更是“九级浮图迴张云表”。改建阿育王寺时，还新起双塔。后来又想在同泰寺作十二层塔，因侯景作乱而没有建成。只是目前还没有经过发掘的南朝佛寺遗址，但可以推知其总体布局应大致与北朝佛寺没有区别，只是以永宁寺为代表的北朝佛寺，中轴线上明显以佛塔为中心，佛殿后并无讲堂建筑，而南朝佛寺在佛寺和佛殿以后，还应设有与佛殿规模大致相近的讲堂。这应与当时南方佛教偏尚玄学义理，而北方佛教重在宗教行为有关（ 汤用彤 先生在论佛教之南统与北统时，已指明“至晋末宋初，拓跋氏自代北入主中原。秦凉佛教，颇受兵残。自后政治上形成南北之对立，而佛教亦且南北各异其趣。于是南方偏尚玄学义理，上承魏晋以来之系统。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487页，中华书局，1955年）。南朝帝王特别是梁武帝，深重涅槃之学，作疏并自讲（同注22，第703～712页）。所以《梁书·武帝纪》说他“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盘》《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因此《武帝纪》中多有去佛寺讲经的记述，如中大通三年（531年）“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义，讫于十二月辛丑。”中大通五年（533年）“二月癸未，行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高祖升法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讫于己丑。”两次讲经用时都长达7天之多（《梁书·武帝纪》，第75、77页）。而《魏书》记北魏帝后去石窟佛寺，则多系礼佛，缺乏帝王用数天时间去佛寺升法座讲授经义之记录。因此同泰和永宁虽同为南北的皇家大寺，但前者可能在寺院主要位置构筑讲堂，而永宁寺遗址中轴线上主要位置缺少讲堂。

　　目前已发现的百济佛寺遗址，除前已提到的可能是大通寺的公州班竹洞寺址外，还有扶余东南里的定林寺遗址（尹武炳：《定林寺址发掘调查报告书》，忠南大学校博物馆、忠清南道厅，1981年）和新近发掘的扶余王兴寺遗址，另一些早年发现的百济时期佛寺遗址，如扶余邑西琴江川西岸的金刚寺址、陵山里古寺址（图2）（ 宿白 先生在《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的附录“百济、新罗佛寺遗迹资料”中对金刚寺址和陵山里古寺址的情况有概要介绍，请参看注13，第46页。关于陵山里寺址的简要介绍又见《国立扶余博物馆》图录71～77页，1998年）、军守里古寺址（石田茂作：《扶余军守里废寺址发掘调查》，朝鲜古迹研究会：《昭和十一年度古迹调查报告》第45～55页，1937年）等。这些寺庙遗址多保存有较完好的平面布局，都是前塔后殿、殿后设讲堂、周绕回廊的佛寺平面布局，其中班竹洞寺址中百济时期的遗迹只保存有讲堂遗址，推测其南原来也有佛殿址和佛塔址。此外，也有不设佛塔而只有佛殿和讲堂的布局，如扶余邑东南里古寺址（石田茂作、斋藤忠：《扶余东南里废寺址发堀调查》，朝鲜古迹研究会：《昭和十三年度古迹调查报告》第36～46页，1940年）。其中定林寺遗址曾经过较全面的发掘，其平面布局具有典型意义。是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中门、佛塔、佛殿和讲堂，周绕回廊（图3）。中门距佛塔、佛塔距佛殿、佛殿距讲堂之间距离的比例为4︰5︰6。讲堂前庭院空间明显大于佛殿前和佛塔前。且讲堂的面阔大于佛殿，讲堂创建时台基面阔27.05米，佛殿台基面阔仅为20.55米。如与北魏永宁寺平面布局对比，虽然二者都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寺门、佛塔和佛殿，同为前塔后殿的布局，但永宁寺的佛殿看来似与佛塔同为观像礼佛的场所，缺乏专供讲经的讲堂。上述百济定林寺与北魏永宁寺相比平面布局的差异之处，正说明百济定林寺是仿效当时南朝佛寺修筑而成。同时百济定林寺的寺名，很可能亦源于南朝，仿自南朝都城建康钟山当时有名的上定林寺。 宿白 先生曾指出：“钟山上定林寺创于宋元嘉十二年（435年）或元嘉十六年（439年），齐梁以还，律师僧 、《成论》僧柔、《摄论》法泰等高僧多止此寺，诵经宣讲。11世纪以寺久废，有僧善鉴移寺额改建于方山，今钟山寺址已无踪可寻，韩国定林之遗迹，或可仿佛其一二。”（同注13，第45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