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信仰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信仰

　　张泽洪

　　摘 要：土主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村社保护神。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信仰绵延千年传承至今，在云南彝族、白族民间仍然盛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崇拜，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产物。土主信仰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流播，是在历史上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各民族文化相互融摄交流的结果。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 土主 本主 南诏 阿吒力教 道教

　　中图分类号：B9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张泽洪（1955-），男，四川省三台县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宗教。

　　土主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村社保护神。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信仰绵延千年传承至今，在云南彝族、白族民间仍然盛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崇拜，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产物，与中原的社祭有着密切关系。本文主要探讨西南少数民族土主信仰的起源，土主信仰所蕴涵佛道二教的影响，土主信仰与中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

　　一、西南地区土主庙的起源及其分布

　　土主是中国古代的村社保护神，至今在云南彝族、白族地区，土主信仰在民间还有深刻影响，具有悠久历史的土主庙还大量遗存。因此，考察土主庙的起源当从云南说起，土主信仰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流播，最早可追溯至南诏时期。明倪辂《南诏野史》之《南诏古迹》载：“土土庙，蒙氏十一年建。”[1]（P378）此载南诏第三世威成王盛逻皮时事，盛逻皮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即位，此蒙氏十一年即为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明倪辂《南诏野史》“威成王”条明确记载唐开元“二年迁都，立省城土主庙。”[1]（P381）由此可知南诏最早兴建土主庙的年代，是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在蒙氏第九世劝利晟时，又曾兴建土主庙。元张道宗《纪古滇说集》载：“其子劝礼立，乃第九世也，建元全义，以王嵯颠为相。……王建昭灵育物土主庙在城北。”[2]（P154）蒙氏第九世劝利晟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年）即位，在位八年而卒，则昭灵育物土主庙建于公元816－823年间。

　　南诏第六世王异牟寻封山神之事，一般认为与土主崇拜有关。胡蔚本《南诏野史》卷上《大蒙国》说：“封十二圣贤为十二山神。”[3]（上册P10）明倪辂《南诏野史》之《大蒙国》说：“蒙氏平地方，封岳渎，以神明天子为国步主，封十七贤为十七山神。”[1]（P380）学界认为所封山神即为土主。元张道宗《纪古滇说集》载兴宗王乐诚九年：

　　追封阿育王三子一舅，皆谥以帝号，而神主各山，以庙祀之；长子福邦为碧鸡山主庙山之下，谥曰伏义山河清邦景帝，次为灵伏仇夷滇河圣帝，三为金马名山至德景帝，庙于金马山麓；谥舅氏神明乃曰大圣外祖神明天子，庙亦碧鸡山主庙之左。[2]（P151）

　　这是有关南诏封山神的明确记载，上述追封的景帝、圣帝，是土主封号末尾后缀的常见圣号。

　　在南诏发迹的巍山地区，南诏蒙氏十三代国王，皆被尊为土主而立庙祭祀。云南巍山县城南十余公里的巍宝山巡山土主庙，就是彝族祭祀南诏开国先祖细奴逻的庙宇。另一祭祀细奴逻的蒙国土主庙，位于巍山县城西北十余公里的垅圩山麓。巍山县城东北十余公里的蒙舍庙，祀蒙氏第四代王皮逻阁。民国《蒙化志稿·山川志》说蒙舍庙“俗名土主庙，蒙氏十三代为郡中十三土主，此居其一”。[4]南诏蒙氏后裔所立祭祀先主的土主庙，分布于今云南巍山境内，使巍山一带成为土主文化最兴盛之地。

　　大理国段氏执政时期，土主信仰仍然流行。胡蔚本《南诏野史》卷下《段宝传》载：“中庆路土主庙圯，梁王重修，立碑纪事。”[3]（下册P13-14）中庆路土主庙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为当地耆民杨光所修，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红巾军攻陷中庆时，土主庙被毁于战火。云南各地的土主庙，多为元明清时期兴建。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三载云南府：“土主庙碑，有二在府城中。一为《土主圣德碑》，元至正壬辰年立，云南诸路儒学副提举王升撰。一为《重修碑》，宣光二年立，佥云南诸路肃政廉访司事郃阳支渭兴撰。”[5]（681册P334）对王升所撰《土主圣德碑》，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有简略记载：

　　大灵庙，在城隍庙之东，元儒学提举王升有庙记，其略曰：“蒙氏威成王，尊信摩诃迦罗大黑天神，始立庙肖像祀之，其灵赫然。世祖以之载在祀典。至今滇之人无问远迩，遇水旱疾疫，祷无不应者。”又曰“神主盟誓烛幽明，昔有阴为不善而阳誓于庙者，是日暴卒于庙庭，亦愿治者之所嘉赖也。”[5]（681册P23）

　　《土主圣德碑》又称《大灵庙碑》，撰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撰写者王升为昆明人，官至宣慰副使，以文章政事名于南诏。宣光二年（1371年）撰写《重修碑》的支渭兴，为云南行省考试官，官至宣慰副都元帅，所著有《龙溪诗集》。从元代文士镌刻的土主碑文，可知地方官员对土主崇拜的推动。

　　明代徐霞客游历云南，记载考察所见的多处土主庙。其中剑川金华山的土主庙，在徐霞客笔下有清楚记述。《徐霞客游记》卷九下《西南游日记十六》载金华山：“有神庙当石坡上，为土主之宫。其庙东向，而前有阁，阁后两古栢夹立，虬藤夭矫，连络上下，流泉突石，错落左右，亦幽閴名区也。”[6]（P683）即使云南佛教名山鸡足山，也有土主庙的兴建。《徐霞客游记》卷八上《西南游日记十三》载游鸡足山：“入门即迦叶殿，此旧土主庙基也。旧迦叶殿在山半。岁丁丑，张按君谓绝顶不可不奉迦叶，遂捐赀建此，而移土主于殿左。”[6]（P629）伫立于鸡足山绝顶的土主庙，为历代文人游览所记述。明王士性、冯时可撰写《游鸡足山记》，都记载游鸡足山土主庙事。冯时可《游鸡足山记》说迦叶殿“右土主殿，神最灵。”[5]（682册P129）

　　明清时期土主庙的兴建，多由知府，将军、土官、耆民等主持，并附会有土主神异的各种灵迹传说。清修《嶍峨县志》卷三《寺观》载：“香柏土主祠，在县西南二里。嘉庆三十八年，土官禄万钟建。桂峰土主祠，在县南二里。明万历辛丑年桂峰村民同建，康熙二十七年重修。”[7]（24册P52）禄万钟是雍正、嘉庆年间的乌蒙土府土官。而巍山的蒙国土主庙，则由明代蒙化土府土官左瑛兴建。少数民族土官倡行修建土主庙，促成土主信仰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流播。

　　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在白族中一般称为本主，“本主”是“本境土主”的简称。白族所谓的本主就是土主，在云南白族本主碑文和诰文中，就直接称本主为土主。大理瓦色本主庙《应国安邦神庙记》颂扬本主说：“驱邪辅正，殄恶灭灾，锡福格祥，为斯方之土主也。”[8]（P186）大理市喜洲区波罗塝本主庙《波罗塝两坛本主历史碑记》说：“敬奉两坛土主，同居一院。”[8]（P184）大理下关上村本主利济将军李毖的诰文云：“敕封本主龙尾山泉利济将军，五位公子，感应土主，合坛有感灵神。”[8]（P185）至今云南部分地区的白族，仍沿袭历史传统称本主为土主。

　　南诏大理国时期土主庙的兴建，以致明代地方志的祠祀志中，留下各府州土主的不少记载。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十六，载明代云南的云南府、永昌府、大理府、临安府、楚雄府、蒙化府、澄江府、姚安府、武定府、景东府、元江府、广南府、顺宁府等，都兴建有土主庙。清乾隆《云南通志》卷十五《祠祀志》，除《滇志》所载以上各府土主庙外，还记载有镇沅府、威远府、普洱府分布有土主庙。而据民族志调查资料记载，云南土主庙在民间的分布更为密集，几乎村村寨寨有土主庙。西南各民族的土主崇拜，形成了地方定期举办的土主会。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三十《种人》载僰夷：“俗尚奢侈，孟春作土主会，称贷以炫其饰，倍出息偿人不惜。”[5]（682册P490）明何乔新《椒邱文集》卷三十二《奏议集略》说：“有本处军民，照依年例，迎赛壁山土主，装扮义夫节妇过街，人马喧闹，男女混杂。”[9]（P499）壁山土主在四川影响颇深，四川傩坛三圣之一为壁山土主，四川阳戏就有“出土主”一折。

　　历史上不仅西南地区的云南有土主庙，四川、贵州、广西，甚至在湖北、陕西、甘肃，都有土主庙的记载。清乾隆《四川通志》卷二十八上《祠庙志》，载成都府、保宁府、顺庆府、叙州府、直隶雷波卫、夔州府、宁远府、雅州府、直隶资州、直隶茂州等，都兴建有土主庙。其中宁远府的土主庙分布最多，清乾隆《四川通志》卷二十八上《祠庙》称宁远府“土主庙，在府西南十里，各州县卫所多有之。”[10]（560册P534）清乾隆《贵州通志》卷十《营建坛庙》载：“土主庙，在玉屏县南门内，明嘉靖间建，国朝康熙三十年重修。”[11]（P236）清乾隆《广西通志》卷十五《山川志》载浔州府，“武宣县高立山，又名独秀山。在县北郊平阡，一峰独秀，为县治主山，上有土主庙。”[12]（P378）广西罗城仫佬族《焚香通用》、《劝圣科目》、《收兵科》、《启师科》、《护坛科》等经书，祈请的神灵中有本村土主、本崮土主、山神土主等。[13]清乾隆《湖广通志》卷十《山川志》载恩施县：“成山，城内土主庙在上。”[14]（531册P317）清乾隆《湖广通志》卷二十五《祀典志》载巴东县：“土主庙有二，一在寇公祠左，一在连天关。”[14]（532册P58）元蒲道源《梁洋土主祝文》说：“惟王正直聪明，血食兹土。显自唐世，以及于今。册号称王，威灵赫若，捍灾御患，民所凭依。”[15]（P748）梁洋指唐代的梁州、洋州，唐代梁州、洋州所辖汉中、汉川之地，史籍中常以梁洋并称。清乾隆《甘肃通志》卷十二《祠祀志》载：“忠武王庙，在张掖县城西南隅。旧碑载神为西夏土主，有祷即应。”[16]（P397）从上述地方志所载土主庙的分布，可见土主信仰以西南的川滇地区为中心，从文献所见产生的时间是在唐代。

　　二、土主崇拜所见佛教、道教的影响

　　土主作为地方保护神的神格，在民间有广泛的信众和影响力。历史上佛教、道教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就竭力与土主崇拜结合以扩大影响。早在南诏时期的土主崇拜，就已受到佛教密宗的影响，南诏时期最早兴建的大灵庙，供奉的土主称大灵土主天神。元张道宗《纪古滇说集》载：“蒙氏威成王闻知，及亲幸于滇，册道清为显密融通大义法师。始塑大灵土主天神圣像，曰摩诃迦罗。”[2]（P151）威成王诚乐为蒙氏第三世，供奉的大灵土主是佛教的大黑天神，即以佛教密宗的神祇为土主。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八十六载云南布政司：“祠庙大灵庙，在府治东，昔蒙氏尊摩诃迦罗大黑天神，立庙祀之。元载于祀典，至今滇人信焉。”[17]（P805）清乾隆《云南通志》卷十五《祠祀志》载：

　　大灵庙，在府城内城隍庙东，即土主庙神，为摩诃迦罗。蒙氏城滇时建，其像乃蜀匠罗都道太所造，有天竺僧菩提巴坡，以秘咒丹书纳像中。复以手中菩提念珠一枚，种之庭前成树焉。神屡著灵异，滇人奉为土神，村邑处处奉之。独在官渡者，灵异与府庙同。[18]（569册P437）

　　大灵庙建于南诏初期。蒙氏城滇指凤伽义筑拓东城，时间为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所载官渡的土主庙，民间又称为黑水祠。明杨慎《丹铅总录》卷二《黑水之源》说：“黑水祠在云南昆明县之官渡，今名黑杀天神土主，俗祠祷之极众。”[19]（P356）现存的云南官渡土主庙，重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殿内供奉土主大黑天神。作为土主的大黑天神，本是阿吒力教的护法神，其形象是一狞恶八臂之神。由于此神青面威猛的相貌，史籍中载为黑貌胡奴、黒貌蛮奴、黑胡，其镇伏滇池蛟怪的传说，在云南民间广泛流播。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仙释》载：

　　元赵迦罗，昆明人，世精阿吒力教，尤通梵经。大德间，乡有蛟，化为美少年，尝淫妇女，父老请治之。即遣黑貌胡奴擒至，以水噀之，蛟见其形，因斩之。胡奴，云即大黑天神也。后不知其所往。”[7]（21册P299）

　　明倪辂《南诏野史》“滇池蛟怪”条说：“元成宗大德元年，滇池有蛟，化少妇淫人，神僧赵迦罗命黑胡擒至，噀水见形，斩之。黑胡，土主也。”[1]（P392）清乾隆《云南通志》卷二十五《仙释》，则记载大黑天神为黒貌蛮奴。大黑天神镇伏蛟怪的传说，甚至流播至曲靖地区。清乾隆《云南通志》卷十五《祠祀志》载曲靖府：

　　土主庙，一在旧府治，一在寻甸州城西十五里土主山。《滇考》云：元大德中，滇池有蛟，化为妇以淫人，遇神僧赵伽罗咒黑虎擒之，即土主也。明沐英征麓川，得神兵助，归而立庙。[18]（569册P438）

　　阿吒力教的大黑天神有不少神异事迹，在云南民间广泛流传。清乾隆《云南通志》卷三十《杂纪》载：“虎骨，在昆阳州土主庙。昔白虎浮滇池来噬人无数，居民苦之。摩迦罗大黑天神忽现形，缚之蹲于座侧，今虎骨一具尚存。”[18]（570册P739）大黑天神本是佛教的护法神，促成其衍化为土主的大义法师，就是一位颇有修行的阿吒力僧。明谢肇淛《滇略》卷十《杂略》说：“唐滇僧道清者，姓杨。殉道忘躯，日课经典，感现观音大士，遐迩钦风。渔者焚其网，酒家隳其具，蒙氏册为显密融通大义法师。一日，微哂而化，火中彩云盘礴，舌根不烂，如红莲然。”[20]（P240）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三《宗教考·佛教三》“大黑天神”条载；

　　云南各县多有土主庙，所供之神非一，而以祀大黑天神者为多，塑像三头六臂，青面獠牙，狰狞可畏。何以祀此神像，民间传说多不稽之谈。近年留心滇史稍有涉猎，乃知大黑天神为阿阇黎教之护法神。盖其教以血食享祀，民间犹敬畏之。村邑立祠，疾疫祷祝。初谓之大灵庙，后乃目为土主也。[21]

　　大黑天神几乎遍及昆明、大理、巍山、洱源、剑川等地区，昆明附近各县乡村祠庙，多供大黑天神。云南滇池区域的土主庙，迄今仍有132座，绝大部分供大黑天神，而土主神号都叫“本境土主大黑天神”。

　　云南巍山县城东三公里的东山嵯耶庙，祭祀的土主神是南诏武宣王隆舜，此土主庙以武宣王隆舜年号嵯耶命名。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十六蒙化府载：“土主庙，一名嵯峫武宣庙。在府城东南，祀蒙氏十三世孙名法者，土人请祷有应。”[5]（682册P51）清康熙四十四年《嵯耶庙碑记》载：“故三十六部各建庙，貌肖像以祟祀，步祷明虔，以酬大德。庙曰嵯耶，谥曰武宣。盖中心诚服而不能忘也。迄今千有余岁。”[8]（P192-193）嵯耶，又称阿嵯耶，为云南佛教密宗的真身观音。隆舜改年号为嵯耶以表崇拜观音，而该土主庙称嵯耶亦具佛教色彩。清张泓《滇南新语》载：“土主神，传为大士所化，作男像。滇人奉之谨。研和者，古玉乞城也。有庙，藏土主印。志载岁旱，出印则立雨。”[7]（119册P340）云南民间相传观音大士化八大明王以卫灵山，认为土主即八大明王之所化。

　　有关土主神显示灵异的事迹，也多与佛教僧人的神异结合。明代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晟，就有际遇土主神的种种传说。清乾隆《云南通志》卷三十《杂纪》载：

　　曲靖真峰山一僧，功行神异，明成化间，黔国公过宜良，有一人皁冠绯衣，迎谒道旁，左右不见，公问此中有神祠否？对曰：“有土主庙，祷嗣甚灵。”时公尚无嗣，乃祷焉，久而无应，欲毁之。梦告曰：“当有积功累行者生君家，勿以嗣晚为虞也。”后内人有娠，一日坐厅事，见僧人入，俄而不见。内报生子，已而询之，僧以是日坐化。[18]（570册P735）

　　清乾隆《云南通志》卷十五《祠祀志》载，嵩明州城南嘉丽泽畔的土主山神庙，因黔国公沐天波赴京袭职，道经此云雾迷路而祈祷土主有应，黔国公沐天波因此为土主请封号，此后民间形成每岁上元日致祭的习俗。

　　当时云南省城土主庙，因有佛教僧人种植的优昙花树、娑罗花树、菩提树而闻名。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三载：“优昙花树，在城中土主庙内，高二十余丈，枝叶丛茂，每岁四月开花如莲，即木莲花。有十二瓣，闰岁则多一瓣。占花多寡，可以卜岁。蒙氏乐诚魁时，有神僧菩提巴波自天竺至，以所携念珠分其一，手植之。”[5]（681册P334）史称大灵庙的菩提树，是大义法师以萨提珠九子种植；大理会城土主庙娑罗花，是高僧以二念珠入土种植。优昙花见于《阿含经》，该经有当观如来出世，如优昙钵罗花之语。这些来自印度的树种的种植，具有佛法传播的象征意义，透过其生根开花的象征表达，折射反映出阿吒力教影响土主信仰的历史真实。

　　明代云南府的五灵庙，将道教的真君与土主合祀，这是道教曾力图影响土主的结果。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十六云南府载：

　　五灵庙，在都院仁台左。所祀以真君称者凡五：曰吴客三真，相传为周厉王时三谏官，弃而游吴，得仙去，其姓唐、葛、周；曰祟宁至道，为关汉寿侯，在宋真宗时有此封号；曰清源妙道，为隋嘉州太守赵昱，入冷渊斩蛟为神。以土主称者曰碧山土主，为蜀汉将军赵云庙。旧名五龙，而所祀六神，亦未知所以合祀之意。[5]（682册P46）

　　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十《重修五灵庙记》说：“碧山，盖蜀汉赵将军子龙，意尝偕孔明南征，有功德于此而崇祀。”[5]（681册P173）清乾隆《云南通志》卷十五《祠祀》载：“五灵庙，……又有三国汉镇军将军赵云，亦附祀于内，为碧山土主。”[18]（569册P437）唐代蜀中道教兴盛发展，蜀中亦有道士被祀为土主。清乾隆《四川通志》卷二十八上《祠庙》载重庆府：“土主庙，在铜梁县南。唐土寇猖獗犯邑，知县赵延集兵于六嬴山灭之。后遇黄冠道人于茅莲洞，忽飞仙去，奏封土主，至今邑人祀之。”[10]（P529）四川壁山土主相传伏妖有功，被玉帝册封为“土主清明梓潼帝君”。清乾隆《湖广通志》卷八《山川》载麻城县：“五脑山，县北八里，即土主飞升处，有紫微侯庙。”[14]（531册P245）此土主飞升具有道教神仙色彩，而紫微侯即为道教星官封号。

　　四川龙州祭祀土主李龙迁的庙宇，唐代曾为道教的宫观，一度由道士焚修住持。唐代道士杜光庭《李赏斫龙州牛心山古观松柏验》说：“龙州牛心山古观，即大唐远祖陇西李龙迁。梁武陵王萧纪理益州，使迁筑城于此所居。既没，葬于山侧，乡里立祠，号李古人庙，武德中改为观。”[22]（P845）唐僖宗时龙州录事参军李特立，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先后在牛心山古观举办斋醮法会，置立金箓道场、黄箓道场以醮山祈福。关于龙州祀李龙迁为土主的由来，清乾隆《四川通志》卷七上载龙安府：

　　梁李龙迁，武帝普通三年，土豪杨杰据龙州，武陵王萧纪镇益州，以龙州为邓艾取蜀快捷方式，遂命龙迁为守，筑城捍蔽一方，民德之。大通三年卒，葬牛心山侧，乡人立祠祀之，历代封龙州土主。明革去淫祀，以龙迁有功于民，仍命有司春秋致祭云。[10]（559册P299）

　　由于仙人李龙迁祠颇有灵应，明洪武元年确立国家祀典，龙州祀李龙迁仍被确立为诸神祠之列。

　　始建于南诏盛逻皮时期的巡山土主庙，历史上与道教有着密切联系，该土主庙清光绪年间的修复，就是由道教女冠贺道姑主持。巍山彝族各地的土主庙，与土主同坛供祀的有西王母、财神、城隍神、土地神等道教神仙。[23]（P220）南诏蒙氏细奴逻躬耕于巍山时，曾得太上老君示现点化，此传说在地方史志中多有记载。历史上土主崇拜受佛教、道教影响，反映出佛道二教与民间信仰互相融摄的实况。

　　三、土主信仰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西南各地被尊为土主而祭祀的神灵，多是历史上有功于民的文臣武吏，因此具有祖先崇拜的特质。这种祖先崇拜源自中原的祭祀理论。《国语·鲁语上》载春秋时鲁国大夫展禽说：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24]（P166）

　　黄帝、尧、舜、禹等古代圣贤，以有功烈于民，载在祀典，享受崇祀。在西南各地土主庙的神坛上，南诏大理国的蒙氏、段氏各代国王，甚至十国时南平王高季兴都被尊为土主，他们以能法施于民，以劳定国而享受祭祀。据清乾隆《四川通志》卷二十八上《祠庙志》载：成都府彭县的铁峰土主庙祀隋姚苌，而蒙阳土主庙祀唐韦皋；保宁府通江县的李土主祠，祀洋州刺史李继贤；顺庆府仪陇县土主庙，祀晋仪陇县尹张英；夔州府巫山县土主庙，祀县令李镇修；直隶资州资阳县的土主庙，祀唐代文士陈子昂。云南临安府石屏州尉迟敬德祠，以唐代名将尉迟敬德为土主。而吴南郡太守吕蒙，被荆州公安县人祀为土主。这些人之所以能被祀为土主，其根据就是有功于民的原则。在此祭祀原则影响下，凡是曾对地方生民做出过贡献的人，都可能被尊为土主而享受香火供祀。

　　明曹学佺撰《蜀中广记》卷二十二下《名胜记》川东道夔州府载：

　　阳台山下有土主庙，其神即唐张巡将雷万春，县之跳石人也。史载令狐潮益兵围雍丘，巡使郎将雷万春于城上与潮相问。语未绝，贼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动。潮疑其木人，使谍问之，乃惊。遥谓巡曰：“向见雷将军，方知足下军令矣。”[25]（591册P271）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五十六上《风俗记》上下川南道属载：

　　《后汉书》曰：岑彭至武阳，蜀刺客诈为亡奴降，夜刺杀彭，蜀人怜之，为立庙，岁时祠焉。《眉州志》云：“五月二十三，州人赛土主祠，祀岑彭。”其日盖岑死事也，必有霖雨之应。[25]（591册P752）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五十八《风俗记》川北道属载：

　　阆中人以谯君黄为土主，元陈友庆《祠记》云：“侯墓在县北十里，谯坝庙在街东，邦人旱涝灾疾，祷之随应。宋嘉熙间，封宁福忠佑侯，赐灵惠额。”[25]（591册P766）

　　巴郡谯君黄是西汉成哀之世的清节之士，他官为谏议大夫敢于直言进谏，以不避公孙述死亡威胁而闻名。雷万春、岑彭、谯君黄三人被祀为土主，是土主神中以死勤事的典型。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七十九《神仙记附录神明》载：

　　简州协济庙，在郡城外东隅。旧郡《土主梅使君记》云：神定州长陆人，汉南昌尉梅福之裔，为郡太守，生则遗爱万民，死则享祀百世。唐玄宗幸蜀，……锡爵土主太师昭庆启泽侯，遇水旱祷之辄应。[25]（592册P293）

　　明李贤《明一统志》卷七十二载雅州：

　　顺应庙，在州东，俗名土主庙。祀汉邛谷王任贵，贵仗义秉节，有惠于民，邦人德之，岁祀不乏。[17]（P532）

　　清乾隆《湖广通志》卷七十四《仙释》载：

　　土主，世传宋西蜀人张姓，行七，称张七相公。《明一统志》张相公庙注：宋时麻城县人。张行七毁沿江淫祠，系狱。邑有火灾，释而捍之。跨乌骓，执朱挺，指火火灭。遂至县西北五脑山，人马俱化，后人建祠祀焉。宋封紫微侯，明封助国顺天王。[14]（533册P756）

　　清乾隆《陕西通志》卷二十九《祠祀》载略阳县：

　　武都王庙，在县治灵峻山。晋臣杨盛有功于略，南北朝、宋累加王爵，立庙祀之，土人呼为土主庙。[26]（P530）

　　梅使君、任贵、张行七、杨盛等被祀为土主，则以能御大灾，能捍大患之功德。

　　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信仰，源自中原文化中的社祭。先秦时期以社为五土之神，稷为五谷之神。唐张鷟《龙筋凤髓判》卷四注引《孝经纬》说：“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以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27]（P914）《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引《春秋大传》说，天子之国有泰社，将封五方者，“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为社，此始受封于天子者也。此之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28]（P2115）史籍中确有祀社即土主的记载，明刘登《枭》载：“戟手诟社公，媿汝威棱棱。虽云土木偶，想亦钦名称。人皆祀汝作土主，安然坐视，反不如枭能。社公颜忸怩，渥若朝霞蒸。”[29]（P640）《徐霞客游记》卷七下《西南游日记十二》载游昆明土主庙，观菩提树：“土人每以社日，群至树下灼艾代炙。言炙树即同炙身，病应炙而解。”[6]（P598）唐张鷟《龙筋凤髓判》卷四就明确说：“社为土主，稷是谷神。”[27]（P914）上述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土主崇拜与社祭确乎相关。

　　南诏蒙氏积极接受唐文化，是土主崇拜传播的历史因素。胡蔚本《南诏野史》卷上《大蒙国》说盛逻皮于“开元二年，遣张建成入朝于唐。立土主庙”。[3]（上册P10）此记载隐约透露出南诏的土主庙，是受到唐朝的影响而后而设立。史籍所载南诏接受中原儒释道三教文化，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南诏隆舜自称大封人，改国号曰大封民国，南诏蒙氏在境内封五岳四渎，都是学习模仿中原文化的举措。

　　西南少数民族土主崇拜起源于唐代，更受到唐朝以土德立国的直接影响。《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志》说：“国家土德乘时，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于南郊。”[30]（P844）在《周易》的五行理论中，有“土王四季”之说，认为五居中央属土。宋王溥《唐会要》卷十上，载博士齐贤等议社主之制，就援引《礼》说：“社祭土，主阴气。”[31]（P260-261）唐朝以合土德而立国的易学观念，是唐代土主信仰流播的思想基础。

　　结语

　　土主崇拜本来是产生于中原的文化，但在传播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后，能够历经千载而保存至今。相反，土主信仰在中原地区，却随岁月流逝而趋于消亡。中国古代有“礼失而求之于野”之说，即认为在中原周边的“四夷”中，会保存着中原随历史衍变而丧失的礼俗制度。在人类学的文化传播理论中，认为属于大传统的上层文化向地方流动，会经历逐渐地方化的过程。西南少数民族土主信仰形成的实例，充分印证了人类学的文化传播理论。同样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土主信仰的形成，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是历史上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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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zhu Faith in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Zhang Ze-hong

　　（the Religious and Social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Abstract：

　　Tuzhu is the God for Safeguarding the village and community in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southwest. Tuzhu Faith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has been continuous for thousands years until today and it is in vogue in Yi and Bai of Yun’nan Ethnic Groups. The worship of Tuzhu is the product of the influence of Central Plains Culture on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The prevalent and sowing of Tuzhu Faith in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southwest is the outcome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among Ethnic Groups in China on the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in history.

　　Keywords：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Southwest， Tuzhu ；Benzhu； Nan-Zhao；Acarya； Tao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