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的中国“禅行”

　　一个美国人的中国“禅行”

　　比尔·波特 著 叶质 译

　　比尔·波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从1972年起他一直生活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经常在中国大陆旅行，寻找隐士文化的传统与历史踪迹。以一个美国人的眼光看中国，并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欧美各国。

　　——摘自南海出版社出版的《禅的行囊》一书

　　寻找鹿野苑石窟

　　收拾好行李，下楼退房的时候，值夜班的前台还在睡觉。六点刚过，三月初的大同依然笼罩在夜色之中，只有东方地平线上泛出微弱的曦光。开往五台山的班车七点半出发，但我有了一项临时计划。昨晚，我在旅馆房间里的一本旅游手册上看到，大同城北五公里处有一座鹿野苑石窟，又被称为“禅窟”。

　　中国人说到禅，通常指的是入定冥想的禅修，而不是菩提达摩所开创的禅境。这并不奇怪，禅最初的含义就是入定。也许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在此曾留下足迹？我的好奇并非全无根据。根据唐朝和尚道宣（596－667）留下的记录，菩提达摩于公元475年前后从印度南部渡海到达广州。在南中国当时的刘宋朝廷，他没有获得期望中的礼遇，于是一路向北行去。如果文献记载无误的话，五世纪晚期访问中国北方的达摩肯定来过大同，因为此时的大同正是占有整个北方的北魏王朝之首都。直到公元494年，鲜卑人才将都城迁至洛阳，达摩很可能也在那时随着他们一道去了洛阳。不管怎样，前往禅窟拜谒一番是必要的。

　　旅馆门前的大街上阒无一人，等了二十分钟，终于驶过一辆出租车。司机虽然听说过鹿野苑石窟，但他从没去过。我们共同掌握的唯一线索是它在城北。于是，我们就沿着城外向北的大路开去。这是一条还没有完全修好的公路，一路上异常颠簸，而且路程显然远远不止手册上宣称的“五公里”——如果它不是谎报军情，那就是从市区最北的边界开始计算距离的。

　　大约开了十公里，公路在小石子村外分出两条岔路，左边是铺好的公路，右边是土路，我们选了左边那条。路牌显示这条路通向新荣——天知道那是哪儿，连司机都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公路进入了一座山谷，并开始爬坡，我开始担心，照眼下的情形，别说找不着达摩用过的蒲团，连五台山的班车也赶不上了。又开了两公里，路边出现了一个不起眼的标志。停下车仔细观瞧，上写：鹿野苑禅窟。路标后面，就在山路转弯处上方的一道山崖上，立着一座小庙。

　　司机告诉我，他之所以听说过这地方，是因为有朋友到这儿来上过香。与大多数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一样，司机本人仅有的宗教活动只包括逢年过节时给自己的祖宗上几炷香，烧点纸钱。对他来说，一个人跑这么远来烧香是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干吗不在家烧呢？这是个好问题，但眼下没有时间深入探讨了。我感兴趣的是那座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庙里的石窟。

　　司机又说，他那些来过的朋友曾经告诉他，石窟在庙后面的山谷里，有的石窟里面有佛像，有的没有。我一面猜想着到底有佛像的石窟是禅窟，还是没有佛像的是，一面从背包里掏出闹钟（我没带手表，看时间和按时起床都得靠它）。已经6:50了。也就是说，出租车开到这里花了半小时。达摩也许会在这儿停留更长时间，但我必须撤了。我拿出GPS，记下此地的坐标，决定下次再来。回到车上，司机在坑洼的路面上一路狂奔，赶到长途车站时，才7:15，去五台山的大巴正在车场里停着。我额外给了司机一笔小费，然后跑到售票窗口，花六十二元钱买了张车票。还有几分钟时间，我又在路边的早点摊上买了张刚摊好还热乎的鸡蛋灌饼，这才跟着其他乘客一起上了车。

　　司机还在热车，我走过去问他，为什么每天只有一班车去五台山。他告诉我说，从四月到十月是五台山的旅游旺季，那时候每天有四班车，而这会儿才三月。车上装着大概十名乘客，没有一个人是去五台山旅游的。我在车厢后部一人占了两排座位——一排给我自己，一排放行李。大巴的最后两排座位和中间的过道都埋在了堆积如山的纸箱下面，纸箱里装着素虾、素蟹、素干贝、素鲍鱼、素肝、素糖醋排骨……一切以豆制品和面筋制成的素斋美食应有尽有，它们都来自深圳的一家工厂，是为香客们准备的。

　　去五台山的路上

　　五台山是黄河以北最为著名的佛教名山，也是所有佛教徒朝圣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站，但三月显然不是理想的季节。大多数朝圣者选择在夏季造访，而石家庄、太原或者大同则是他们经停中转的主要驿站，五台山与这三座城市的距离都在二百公里之内。也就是说，我乘坐的这趟班车将在中午之前到达——但这只是在途中一切顺利的前提之下。

　　开车后没多久，我注意到地板上有裂缝，透过裂缝可以直接看到车下的路面。还没出城，两条腿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我从背包里掏出羊毛袜套在脚上，总算聊胜于无。几分钟之后，车厢里传来一股燃烧橡胶的怪味，紧接着，靠窗的座位下面开始散发热量。看来是有人向司机投诉过了。然而好景不长，脚趾刚开始恢复知觉，暖气就消失了。接着，大巴开始不断抛锚，大概有六七次之多。每次抛锚停车，司机就把驾驶位旁边的发动机罩掀开，在变速箱或者连杆上拨弄几下，我看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司机修着他的车，我胡思乱想着我的往事。在中国，我从不担心汽车抛锚。中国司机能自己解决所有故障。我们这位一开始只是用螺丝刀鼓捣了两下，车就又能走了。后来情况越发严重，他也认真起来，拎着钳子、扳手和一股金属线消失在车轮下面。半小时之后，他钻了出来，跳进驾驶室，车子又继续盘旋在山路上，翻过一座又一座巨大枯黄的山峰向大同东南方向开去。

　　开进第二道山脉的时候，我们在峡谷里看到了悬空寺。顾名思义，那是一座建在半空之中、悬崖之上的建筑。这里是所有前往山西的旅行团都会停留的景点，我自己就已经来过两次。尽管看起来像座寺庙，它的修建其实是出于军事目的：过去驻扎在附近的戍边军人常到此焚香祷告，祈求上天神灵保佑边疆安宁，免受游牧民族侵扰之苦。我们的车不是旅行团包车，因此并没有停下。从车窗向外看去，悬空寺的空中楼阁在晨曦中凌空危立，不似人间。

　　继续向前，车子开进了一条隧道，悬空寺消失在黑暗中。从隧道另一端冒出来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座水库。冰冻的水面一片洁白，如同我在黄河源头见过的那些盐湖。冰面上没有轮胎印，也没有钓鱼或者滑冰的人，空寂的群山和肃杀的冰面之间一片苍凉。再往前行去，路边的田野中出现了几个挥着锄头，在去年残留的秸秆之间翻地的农夫，苍凉之气稍减。田边站着几头牛，眼睛正望着农夫，大概在猜想何时会轮到它们上场，开始新一年的劳作。我们还经过了一大群黑白相间的山羊，大概有五百只。羊肉是中国北方的无上美味。

　　在七十公里界碑处，我们经过青瓷窑煤矿拥有的一座附属矿井。农闲时节，农民们会到矿上挣点外快，还有些倒霉蛋一年到头在这里挖煤。蜿蜒的山路终于把我们送出这道山脉，然后向西进入一条无比宽阔平坦的山谷，那一定是远古冰川运动的杰作。司机突然又把车停下了。他跳出驾驶室，在一个车轮上踹了两脚。那条车胎在慢撒气。但仍然不必担心——中国的道路两旁，哪怕是再荒凉的地方，补胎的小铺子也随处可见。果不其然，前方几百米外的一座土坯房门口挂着块牌子：补胎。

　　司机找出千斤顶撬起车身，卸下轮胎，一路扶着它滚向土坯房，其他人都下了车，站在路边抽烟、放水或者活动着腿脚。我跟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男人聊了起来。这是个八十多岁的蒙古族老汉。在他干瘪的嘴里，我只发现了两颗牙齿。大概他每天只能就着稀粥吃点馒头了。他以为我是维族人，我以为他是藏族。互相搞清楚对方的身份之后，他告诉我，他认识五台山上一座庙里的喇嘛。每年春天，他都会去庙里修行一段时间，秋天再回大同去，如此坚持了七年。我跟他打听山上的住宿情况，他推荐了几家比较适合香客的旅馆。

　　车子栽进了路边积雪堆

　　司机回来了。装好轮胎，我们继续西行，开进砂河镇，从满街的行人身边呼啸而过。每天有两趟从北京出发的列车经停砂河镇，卸下那些去五台山朝圣的香客和游人之后，继续开往终点站太原。1989年，我曾来过砂河，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镇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一条大街从镇中穿过，镇上的一切都杂乱无章地堆在大街两边。有人向司机招手，但司机没有理会，继续向前开去。正常情况下，中国的巴士总是尽可能的拉客，也不管车上还有没有座位。现在碰上这么一位高傲的司机，让我感到很困惑。我自言自语地嘟囔了几句，被坐在前面的蒙古族老汉听到了，他转过头来为我解惑：在砂河镇坐车的人，只能坐砂河镇的车，这是这儿的规矩。

　　司机循规蹈矩地开出了砂河，然后转而向南，沿着一条河往山里开去。道路在五台山北坡蜿蜒爬升，路旁开始出现积雪，河里的水变成了冰，再往前，路旁的积雪渐渐扩展到了已经结冰的路面上。每隔十几米就能看见一个沙土堆，大概是用来融雪的。也许本该接受老汉的好意，来上两口白酒的，我心想。就在这时，一辆微型越野车从山上冲了下来，将要会车的时候，它好像突然失去了控制，猛然转了一个二百七十度的弯，堪堪停在落差超过百米的悬崖边上。我们的司机为了躲避来车，也向道路内侧急打方向，一头栽进了路边的积雪堆里。

　　所有人都下了车，聚在一起察看险情。越野车里也钻出四个和尚，三个年轻的和一个年长的，他们都穿着正式的黄色僧袍。和尚们自我介绍说是竹林寺的，老和尚和其中一个年轻和尚要去砂河镇赶火车。四个和尚一边察看事故现场，一边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开车的和尚钻进驾驶室，挂上倒挡，旁边的六七个人一起帮忙把车推回了路中间。另外三名和尚合掌行礼，向我们道谢，然后上了车，继续向五台山下开去。

　　送走了僧人，回过头继续解决自己的问题——人们先试着把车往前推，可陷在雪里的车轮打着滑赖在原地不肯动。我们又把车轮下的雪挖开，垫上沙土，还是打滑。最后，司机挂上倒挡，所有人一起使劲把车往回推，终于动了。我们回到车上，继续赶路。越往上走，结冰的路面越多，车子开始明显出现侧滑。考虑到路边就是百米悬崖，没有人愿意继续待在车上了。所有人都重新回到路面上，跟在车后面步行，时不时还得推它两把。

　　结冰路面终于消失了，我们的运气开始好转。没过多久，车子翻过山口，进入到冰消雪融的五台山南坡，路况相当不错。一路蜿蜒而下，到了半山腰的五台山风景区售票处，车又停下了。门票七十五块。和尚、尼姑、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以及所有那些在五台山居住和工作的人都不用买票。而车上所有乘客都恰好符合这些免票条款，除了我。卖票的接过我手里的钱，热心地告诉我，再过不到两个月，进入旅游旺季，票价将会翻一倍。二十分钟以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坐落在五个“台”怀抱之中的台怀镇，其时已是下午三点多。

　　顶着满天星光走回旅馆

　　室外的空气非常寒冷，呼啸的风声更格外增添了寒意。镇上人迹寥寥，除了三五个匆匆走过的出家人，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还在坚持营业的当地生意人了。这时节即便有游客，此时多半也已乘车离开，或者钻进旅馆躲了起来。我谢过司机，向大街旁边的小巷里走去，去给自己找个地方落脚。不幸的是，看过的几家客栈都没有带浴缸的房间，而我实在是太想泡个热水澡了。最后，我放弃了在镇上寻找，往东过了一座桥，来到镇外。

　　与台怀镇隔河相望的山脚下，盘踞着三层楼的金界山庄。这是个二星级的宾馆，拥有上百个房间，门市价四百块。我显然是今天上门的头一个客人，因此即使还价到一百六十块，他们也爽快地接受了。把行李放在房间，我转身出门回到镇上，在书店里买了两本关于五台山的书，又去邮局发了封信——邮局居然礼拜天也开门——然后在小巷子里找了个网吧，上网查了查邮件。

　　出了网吧，开始到处找饭馆。大街上走过来两名比丘尼，一来二去，跟我聊了起来。年纪大一点的比丘尼告诉我，她们来自中国最著名的尼众学院：五台山普寿寺。至于吃饭的地方，她们推荐了山西饭店，并且主动为我引路。到了饭店，两名比丘尼陪我一起坐了下来。她们已经吃过饭了，但并不介意跟我聊天。我于是拿起菜单，为自己点了一盘蒜蓉菠菜、一盘洋葱木耳炒土豆。

　　我问两位比丘尼：五台山上冬天如此寒冷，夏天又挤满了游客，为什么要在这儿修行？她们回答说，冷不是问题，多穿些衣服就好了；而游客从来不去她们的寺院，那里相当清静，是个修行的好地方。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让她们选择五台山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这儿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我问她们是否见过大智文殊菩萨本人，她们说不仅见过，还见过两次呢。她们还见过五台山著名的佛光。我问佛光和北极光有何不同，她们解释说，佛光更明亮些，而且它们主要出现在五台山的五座峰顶，尤其是南台。

　　吃完饭结账，花了二十七块，就五台山而言，价钱算是相当公道。我在饭馆门口和比丘尼道了别，目送两人穿过大街，消失在对面的一条巷子里。普寿寺在山上，但她们明天一早要搭长途车下山，所以今晚就在镇上的一座小庙里过夜。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西边天际泛起一抹紫色。我顶着满天星光走回了旅馆。

　　踏雪上北台

　　五台山之名其来有自：耸立在台怀镇周围的那五座主峰看起来并不险峻，所以被称为“台”而不是“峰”。每座“台”上都已经修了直通台顶的公路，但眼下天寒地冻，司机说只有东台和南台可以开车上去，而我想去的却是北台。北台不仅是五台中海拔最高的，而且憨山德清禅师(1546-1623)年轻时曾在那儿住过八年。德清的诗文是我最早接触的禅宗文献之一，因此他不可避免地在我个人的禅宗英雄谱里占据着重要位置。司机说，他可以把我送到离台顶还差一个钟头脚程的半山腰，然后报出了他的要价：一千元人民币。我砍价到三百元，他无论如何不肯降了。这个价钱仍然高得离谱，但我也想不出别的招了。

　　我们沿着昨天的来时路开出了台怀镇，一路上山，接近山口的时候，又开始碰到结冰路面，这时司机打开了车上的一个电子装置，里面传出“南无阿弥陀佛”的诵经声。过了结冰路面，他立刻关掉了，显然是不愿意浪费佛祖的保佑。到了山口，我们拐上一条岔路，沿着山脊向西开去。刚开出几十米，路面就被厚厚的积雪完全覆盖。我下了车，想试探一下深浅，结果还没走几步积雪就齐了腰，又费力往前蹬了好久，积雪的深度仍然高过膝盖，但我不想如此轻易放弃。和那些在这积雪盈野的山巅修行过的高僧大德们所付出的努力相比，这点困难实在不算什么。我让司机在原地等我一会儿，一小时——最多两小时。一起来保护我的警察待在车上没下来，他肯定觉得我走不出多远就会投降。

　　我在雪中蹒跚前行，终于发现了一条兽道，那儿的积雪才没脚踝。五台山已经被划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里的野生动物享受着不受打扰的待遇。雪面上到处都能看见它们的踪迹，大一点的兽道像是野山羊踩出来的，小一点的可能是野兔。沿着兽道走了几百米，我来到一处突出的山崖，站在高处，已经可以望见对面的北台。此处海拔超过两千八百米，雪中的艰难跋涉开始让我感觉头晕了。我决定就此打住。

　　面朝德清过去的道场，眼前群山苍茫。我向北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修行者以及一切修行众生恭身行礼，心中默诵着憨山德清大师晚年时写下的一首禅诗：

　　雪满乾坤万象新，

　　白银世界里藏身。

　　坐来顿入光明藏，

　　此处从来绝点尘。

　　在五台山参禅的八年时间里，德清已与北台融为一体。他把北台的别名憨山用做自己的别号，从此以“憨山德清’之名行世。北台最初被称为憨山是元朝时的事：蒙古人以自己祖居之地的同名圣山为五台山的最高峰命名，取的是怀念故土之意。

　　在庭院里供了三炷香

　　回到车上，司机主动表示要送我去南台，而且不另收费用，以此来弥补未能带我上北台的遗憾。但我告诉他，我一点儿也不遗憾。我已经做了想做的事，一个台已足够。下得山来，越野车沿原路开回镇上，在显通寺的山门外，我下了车。

　　显通寺是五台山上历史最久的寺庙。我在镇上书店里买到的一本书里讲述了它的来历：公元64年，汉明帝梦中见一金人，向落日飞去。次日，与群臣计议一番之后，皇帝决定派使团出西域查访金人下落。三年后，使团从西方带回了两名天竺僧侣——摄摩腾和竺法兰，随之而来的还有驮着经卷和金色佛像的白马。皇帝将二僧安置在都城洛阳西门外供外国使节居停的鸿胪寺。后来，这里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和朝圣信徒一起来到五台山的，还有导游的扩音喇叭和旅行社的大巴。在各处“景点”，导游们喋喋不休地向好奇的游客灌输着寺庙的来历和奇闻轶事。五台山已经不再是一座纯粹的朝圣中心。尽管僧人众多，并且每天都在增加。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以他们从小学习的唯物主义态度来看待宗教。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会说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并且乐于承认这一点：他们是游客，而不是朝圣者。但寺院里的僧人还是不加分别地欢迎他们的到来，期待着时间也许能改变这些曾经受过伤害，如今变得无比现实的大众。

　　我特意选择了旅游旺季开始之前的三月来到五台山，但仍然没能完全躲开游人。一群从太原来的游客跟着导游穿行在显通寺里。我尾随游客们来到了显通寺北面灵鹫峰上的菩萨顶，在文殊殿里顶礼过文殊菩萨像，然后走出大殿，在庭院里供了三炷香：第一炷给我的老师寿冶和尚，第二炷给憨山德清，第三炷给虚云和尚。

　　虚云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禅师，也是我心目中的另一位禅宗英雄。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德清，与憨山德清一样。有人说虚云和尚的前生就是憨山德清大师。

　　1882年，在朝礼过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之后，虚云发愿北上五台山朝圣，希望以此举为其父母的来生积累福报。他从普陀山启程，花了两年时间，用三步一拜的方式走完了两千公里的全程。走进河南境内时，已是第二年冬天，由于天降大雪，饥寒交迫，他身染重病，几乎死在了路上，是文殊师利菩萨两次将他救活过来，甚至还帮他担负了一阵行李。多年后，虚云和尚回顾往事时说，这次朝台他历尽艰难，然而令得心生欢喜，并终于了悟文殊师利菩萨所说之法。

　　文殊菩萨讲解般若波罗蜜多法门的经典不下十部，但是禅宗早期大师们参研和引用最多的当属《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在这部经里，文殊菩萨对佛陀说：

　　世尊，如是修般若波罗蜜，则不舍凡夫法，亦不取圣贤法。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不见有法可取可舍。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涅槃可乐，生死可厌。何以故？不见生死，况复厌离，不见涅槃，何况乐著。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不见垢恼可舍，亦不见功德可取，于一切法，心不增减。何以故？不见法界有增减故。世尊，若能如是，是名修般若波罗蜜。

　　文殊菩萨的教法正是寿冶、憨山德清和虚云追寻的道路。禅即由此中来。那也是我追寻的道路。我坐在文殊殿外的阳光下，看着三炷香变成青烟消散在寒冷的空气中。

　　入门师父寿冶

　　离开台怀镇，往大同方向开上不到两公里就是碧山寺。上五台山朝圣的僧人大多在此挂单。它始建于四世纪末，但后世重修过多次。我走进古代的山门，径直向客堂走去。去年我曾来过碧山寺，因此认得寺院的方丈，可他眼下不在寺里。午斋时间已过，知客僧把我带去前院的客房，进了一个六人间。六张床里靠窗的那张正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下。大概是上午在雪地里跋涉累着了，我在煦暖的阳光里酣睡了两个小时。

　　醒来后我去客堂看了看,方丈还没回来。信步出了寺院，我沿着一条几乎难以辨认的小径向山上走去，跨过冰冻的溪流，爬上一面陡坡，再穿过一片稀疏的落叶树林。小径的终点立着五座墓塔。去年造访碧山寺的时候，恰是寿冶和尚的诞辰，方丈曾带我来过这里。墓塔是碧山寺的方丈主持修建的，最右边那座装着寿冶和尚的遗骨。

　　寿冶是最初带我学习佛法的入门师父。我们结识于美国，那时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watermelon”（西瓜）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英文单词，而我的中文也好不了多少。但这并不妨碍他启发我亲近佛法，进入到这个由佛、法、僧三宝组成的世界中去。

　　那时我对寿冶的来历一无所知。过了很久之后，当我在台湾和大陆旅行时跟人提起和谈论他，才开始慢慢知道他的过去。寿冶在清朝末年出生于大运河边的港口城市无锡，他是家中五个孩子里面最小的,父亲是个小生意人，还没等到他成年便已去世。十二岁时，寿冶被送到上海的铁匠铺里做学徒。那时，他开始对武术感兴趣，还为此专门打造了一根五十斤重的铁棍，每天勤练不辍。二十岁他从铁匠铺不告而别,在上海普济寺跟随德松法师出了家。德松把他带到杭州剃度，又去南京宝华寺受戒。之后，师徒二人去了五台山朝礼文殊菩萨。几年之后，寿冶又独自回到五台山，挂单在碧山寺，并自建一座小茅篷，过了一段山中修行的生活。

　　山中修行的意义对于修行者来说，就如研究生院之于世俗世界中人。修行者首先需要在寺院、道观或者儒家的书院里跟随师父学习，而在此之后，如果他们想发展自己的法门，就会选择入山修行。当然，这种独立的学习可以在任何远离尘嚣的环境中进行，不一定非在山中，也可以隐身于大泽，或者沙漠之中。入山的根本目的是隐居独处。并非所有人都适合独处，但对于那些希望超越教法的字面含义，进入真正领悟的修行者来说，独处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所有选择隐居修行的人，其目的都不是抛弃其他人，而是通过隐居修行来获得救助他人的方法和能力——自助，而后能助人。在过去两千年里，五台山的冰天雪地比中国其他任何山峰都更受修行者欢迎，这当然并不是因为它的风景格外宜人，而是因为它能带给修行者强大的力量。

　　在南台隐修了一年之后，寿冶曾短暂地回过一次上海，去接掌德松传给他的普济寺方丈之位，旋即又回到五台山，住在距离碧山寺不远的广济茅篷。广济茅篷的住持海禅在1888年出家之前，是中国最负盛名的武术大师之一。自幼习武的寿冶与海禅甚为投机，于是随他继续学习武术。习练了几个月少林功夫和西藏功夫之后，寿冶决定还是独自修行，于是在附近又建了一座茅篷，闭关参研《华严经》。

　　1949年，寿冶选择了离开，去了香港，他相信大陆的宗教政策重新开放只是早晚问题。1970年，他接受邀请前往纽约。第二年秋天，在纽约城外北郊的一座寺庙里，我和他相识了。根据碧山寺的记录，寿冶的血书《华严经》已于“文革”中被毁，另外三份墨书抄经也同时遭劫。然而，在纽约郊外的那次禅七期间，寿冶却从佛坛背后的一个小柜子里拿出了他的血书《华严经》给我看。我完全被惊呆了。他是我平生遇见的第一个和尚，其风度令我深深折服。第二天，我就决定在寿冶门下皈依三宝。

　　寿冶始终没有学会英语，因此他的弟子大多数是纽约地区的华侨。后来我听说他喜欢上了鸽子，并常在郊外坐车兜风。“文革”结束以后，寿冶回过几次中国。后来我在许多佛教名山都见过他留下的书法。2001年，他在纽约圆寂，享寿九十四岁。他走的那夜是农历三月十五，月圆之夜，听说五台山上下了大雪。是山在想念他了。我也是。

　　我在寿冶的墓塔前坐着，直到日影西斜。墓塔周围的山林开始变暗，提醒我该回寺里去了。我点了几炷香，向我的老师顶礼。西瓜上市的季节还没到，我只能在塔前给他留下几块饼干。我一直后悔没能面谢师父的教诲，他指点我的不仅是经书里的佛法，更是身体力行的佛法，这足以令我受用终生。转身离去的时候，我注意到几只正觊觎着塔前饼干的喜鹊。墓塔周围还有野绵羊留下的足迹。显然，这儿的访客不只我一个，我留给师父的小礼物想必要由这些家伙来享用了。但这又何妨。取予间的因果，岂是因我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