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一山藏六教的胜地

　　庐山:一山藏六教的胜地

　　文琴燕

　　明代文人张率游历庐山时曾赋诗云：“庐山到处是浮图，若问凡家半个无。只因渊明曾好酒，至今有鸟号提壶。”在张率笔下，庐山是僧人的净土、佛教的胜地，实际上，庐山不光有佛教，还有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可以说是“一山藏六教”、“六教集于一山”。

　　综观庐山的宗教历史，佛教起于东晋的慧永、慧远、迭摩多罗，道教源于三国时的董奉、南朝的陆修静，庐山成为佛、道两家在南方的中心。此后一千多年，庐山寺庙鹊起、道观林立，兴盛时期，寺庙多达360余所，宫观200余处，一时间，山上山下，袈裟浮动，峰巅季谷，云帚摇曳，而且佛寺、佛徒比道观、道士为多。近代以来，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美国传教士海格思、俄国牧师尼娑、法国传教士樊体爱等在开发牯岭、建造庐山别墅的同时，还营建教堂，传播教义。至此，庐山形成了一个集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等六教并存的独特现象，

　　作为宗教胜地，庐山宗教众多的建筑、遗迹、义理、仪轨、仪式等都是一道道玄秘深邃、斑驳陆离的风景，置身其中，大有步移景异，目不暇接之慨．又使人顿生天人之际的感悟和品味不尽的叹喟。

　　佛教

　　庐山佛寺数量之大、影响之广，令人赞叹。历经干余年的历史，庐山很多寺院或毁或废，但东林寺、黄龙寺等，却香客不断，香火很盛。

　　“南朝三百六十寺，安得乘云取次行。”自三国时期佛教传八庐山以来，及至东晋，僧人慧永、慧远、道生、达摩多罗等相继聚集庐山，刨构寺庙、收授门徒、传布佛法、译经释典，一时袈裟如云。其中慧永居西林寺，慧远营构东林寺、清泉寺、龙池寺、龙泉寺、圆觉寺、中大林寺、上崇福寺、上化城寺等。真可谓“丛林遍布峰峦，名僧灿若晨星”。

　　隋唐两朝，庐山佛教进八鼎盛时期，“无限青山行不尽，白云深处老僧多。”禅宗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曾在唐武德年间登庐山传法，推动了禅宗的发展。僧人慧达在西林寺营建重阁7问，智常修建的归宗寺壮观宏伟，此外，中化城寺、福林寺、下大林寺等亦兴建起来，出现了“庐阜招提三百所”的盛况。

　　两宋时期，庐山开先寺等一些老寺院陆续修葺，新寺院不断兴建，如报国寺、龙潭庵等，时有“宋时三百六十寺，后增一庵，名多一庵”之说。僧众也多，真净克文在归宗寺住持期间，曾“山穷食寡，学者益众”。明清两代，政府对庐山的奖敕居多，朱元璋修饰天池寺，敕名“天池护国寺”，康熙皇帝亲书《般若心经》、“秀峰寺”匾额。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庐山寺院大多为战火焚毁，直至民国时期才稍有恢复。大林寺曾在1923年召开了世界佛教联合会代表大会，并于次年由太虚法师讲经，留下了《中国佛学源流考》等著作。

　　庐山360所寺庙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东林寺。寺始建于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由江州刺史桓伊资助，慧远兴建。慧远曾在此读经36年，并邀集名士，凿池种莲，建立“白莲社”，著书十卷，创立净土宗(亦称“莲宗)，被后世尊为净土宗始祖。东林寺几经扩建和修葺，在唐大中年间最盛时亭台楼阁多达310余间，藏书万余卷，常住僧侣数百人。《东林寺碑》中描述道：“大起重阶，广延阿阁。严幢涌出，宝塔飞来。尊容朋满，法宇天开。化成改筑，道树移栽。松清梵乐，石蔽花台。”

　　现在的东林寺绿荫掩映，红墙绿瓦，殿堂楼阁繁复，规模宏大，气派庄严，其主体建筑有神运殿、念佛堂、三笑堂等。其中神运殿为主殿，殿面开阔7间，重檐琉璃瓦项，内供释迦牟尼及其弟子文殊、普贤、阿难、迦叶等佛像。念佛堂又称十八高贤堂，为当年慧远等18位高贤名僧结白莲社共修净土之处，堂内墙上至今仍嵌着十八高贤石刻画像。

　　东林寺在中国佛寺之中的地位，近代学者胡适一言以蔽之。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道教

　　庐山与道教的渊源颇深。庐山又称“匡庐”，一度称为“仙庐”，即神仙之庐。三国至南朝时期，庐山出现了不少道观，名道董奉来庐山隐居，精于内外丹功，擅长使用丹符，构筑董奉馆(亦名董奉真人坛)和太乙观，开展斋醮占卜之类道术以宣演道教；东晋道人葛洪在东古山观音岩修仙养道，炼丹养性；南朝道人陆修静自大明五年(461年)在庐山金鸡峰下构筑太虚观(后更名简寂观)，修道7年。此外，还有康五观、祥符观、景德观等，营造了一种“以神为体，以空为宅，如波涵月，道合无为，求问真宅”的“寡欲虚静”的氛围。

　　唐代大名鼎鼎的“神仙”吕洞宾，亦得道于庐山。相传吕洞宾足迹遍及庐山，游览了太平宫、归宗寺、简寂观等山中胜迹，不仅留下了大量诗作，还修练仙法，成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活神仙，名声远播，连唐高宗也深深折服。吕洞宾因此身价百倍，俨然成为道教一代祖师，而供奉吕洞宾神像的仙人洞至今香火鼎盛，毛泽东曾有“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句赞誉。大诗人李白，自号青莲居士，从开元十四年(726年)起，先后5次上庐山，遍历山中胜景，同时寻仙访道，进行为道实践，留下多首脍炙人口的诗作。苏轼、苏辙、陈抟等都曾来庐山游历礼拜，并在诗文中反映了“时传丹录千年术，只诵黄庭两卷经”的盛况。

　　庐山道观还多次受到皇帝敕封。北宋宣和二年(1118年)，宋徽宗为张扬道教，追封董奉为“升元真人”。庐山的天平宫号称“咏真第八洞天”，倍受帝王推崇，宋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4年)，太宗诏令庙以纪元将唐开元年间所建的庐山使者庙更名为太平兴国观，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宋神宗又命于观中置祠官，宣和六年(1124年)，微宗又升观为宫，正式名为太平宫，是唐宋之际规模最大的宫观。

　　庐山道观中尤以陆修静始创的太虚观藏经众多最有特色。南朝宋朝廷追谥陆修静“简寂先生”，取“止烦日简，远嚣在寂”之意，太虚观因而更名“简寂观”。简寂观在唐以前一直是庐山道教最重要的宫观和最大的道教修炼场，极盛时观中门徒数干，足与东林寺的佛教相比。陆修静在太虚观最重大的活动便是建置道藏阁。据传，阁中珍藏有宋明帝御赐的道家经书、药方和符图1200余卷，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道教经库。陆修静在阁中邀游于道家经籍，潜心于道教理论研究，获得渊博道学，为日后编辑《道藏》和创立道教仪式奠定坚实的基础，所撰《三洞经书目录》，为最古的一部道藏书目。又编著斋戒仪范，道教仪式因而完备，陆修静于是被誉为道教的“南无师道”。

　　其他宗教

　　1858年，九江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进入游历、通商，自由传教，自此，外国传教土在庐山兴建了众多教堂，并最终形成了“六教集于一山”的盛况。

　　其中，美以、美会、圣公会都属基督教教派，来华始自19世纪初叶，登临庐山牯岭则在1886年，始作俑者是来自英国肯特郡的传教士李德立。1886年时住汉口的李德立听闻驻汉口的宗教团体涉足庐山，他以金钱和特权，在庐山长冲一带开始了开辟牯岭、传教布道的活动。1895年至1920年间，李德立发起组织了牯岭公司，将牯岭土地分号出售，而以李德立为首的基督教势力也随之兴盛起来，庐山上仅教堂就有13座，教会派别16个。

　　每年夏季，基督教传教士云集庐山，常达数百人。这些教会组织或举办讨论会，或开办培训班，或商议教会事宜，或传输宗教信义，或创立学校、医院和慈善机关．将宗教的触角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1921年出版的《庐山的历史》一书中所记：“夏季有许多娱乐活动可供人们消闲，如各种宗教活动、各种音乐会和讲座等等，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余地，牯岭的娱乐设施是无与伦比的。”

　　在基督教开始经营牯岭的时候，东正教、天主教也接踵而至，闻风而动。1897年，俄国东正教牧师尼娑盗买到庐山约之塔寺地产——芦林地区，后转租星洲地区，这样，沙俄东正教在星洲租借地区“建房一切布置”随意进行起来。据《庐山志》记载：“俄东正教堂历来侵占界外之地甚多”。东正教在庐山势力甚嚣一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苏俄政府一再努力，迫使北洋军阀政府在1924年5月31日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自此，沙俄在华势力灰飞烟灭，庐山东正教势力才得以消弭。

　　1914年9月，时任统领江西北境六府五教的樊体爱签订租约，在庐山强租土地，获得77亩新地，成为樊体爱为首的天主教在庐山扩张的基地。期间，天主教在山教会组织有安息会、循道会、伦敦会、雅礼会等9个教派，他们以租借地为营地，以教堂为中心，与基督教、东正教势力互为呼应，广为活动。天主教原法国教堂，在香山路527号兴建，教堂长18米，宽9米，主立面巍峨高峻，石雕圣母像竖立于大门道额，室内有木架十字拱。1996年5月，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建筑专家德席尔瓦考察后说：这座教堂极有特色。

　　与西方宗教势力称盛庐山不同，伊斯兰教则是悄然而来。1925年，少许穆斯林在庐山建起了唯一一座供他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圣所——清真寺，该建筑坐落在牯岭正街老邮局后山坡，为两层砖木结构，抗日战争期间被毁，解放后，迁至庐山牯岭正街，今橄榄山3号。

　　物换星移，根据《庐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6—2025)，庐山宗教文化资源种类繁多，在保护现有宗教设施及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同时，积极组织不同形式的宗教研讨和禅修活动，发挥庐山宗教文化资源优势。现在，无论是经历过兴盛和衰微的佛、道两教，还是近代以来介入庐山的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而今都以崭新的姿态，焕发着生机和活力。风格各异的宗教建筑，芸芸的宗教教众，袅袅的香火，都构成了庐山“一山藏六教，走遍天下找不到”的独特风景。

　　出自: 《中华民居 》 2009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