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皎然推崇谢灵运的主要原因

　　论皎然推崇谢灵运的主要原因

　　李永章

　　[摘要]皎然把谢灵运诗作为他论诗的标的,这固然是他们在诗歌理论与实践上的契合,另外,还与他们同祖同源、同参释道、同住江南等因素密不可分。本文主要从他们在相同诗歌理念下实践对理论的吻合角度作了论述,以期能较好地说明皎然如此推崇谢灵运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皎然;谢灵运;诗歌理念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6-0054-02

　　皎然在《诗式》卷1“文章宗旨”条中说:“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彼清景当中,天地秋色,诗之量也;庆云从风,舒卷万状,诗之变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调逸、其声谐哉。至如《述祖德》一章、《拟邺中》八首、《经庐陵王墓》、《临池上楼》,识度高明,盖诗中之日月也,安可扳援哉?惠休所评‘谢诗如芙蓉出水’,斯言颇近矣。故能上蹑风骚,下超魏晋。建安之作,其椎轮乎?”可以说这些话对谢灵运的诗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为唐代最重要的两部文学理论专著之一(另一部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且皎然在经历了盛唐诗歌的繁荣之后,舍弃李、杜不论,而独推谢灵运,其原委何在?这是因为皎然和谢灵运有着相同抱负遭际之下的情感共鸣、相同佛学追求下的思想认识、相同地域拘囿下的审美认同。但皎然论诗取法谢灵运,其实最关键的原因是谢灵运的诗歌符合了他的诗学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谢灵运的诗歌体现了皎然“真于情性,尚于作用”的诗学总纲。所谓“情性”,当指合性之情,皎然主张情要真、正,“性”指佛禅的“真如本性”;所谓“作用”,当指构思立意,是说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要苦心立意,刻苦锤炼字句,包括“放意”和“定句”两个方面的内容,其原则标准是“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这两者说到底就是“苦思”和“自然”的关系,皎然通过自己的界定,解决了二者之间的矛盾。谢灵运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此外,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镂金”,钟嵘说谢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萧纲也说“谢客吐语天拔,出于自然”。可见,前人早就指出了谢诗的自然本色,这种自然来自他的本真。《南史?谢灵运传》载:“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倮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闻。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虽然有点过分狂傲,也是一种自我情性的张扬。需要指出的是,谢灵运的这种本真却受到了后人的批判,隋唐时代的文中子王通在《中说?事君篇》里说:“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明清易代之际的顾炎武《日知录》卷19“文辞欺人”条说:“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其实这些都是站在封建正统立场上,来批判谢对统治阶级不忠的贰臣行为,应当区别对待。

　　另外,关于“苦思”,《南史》卷34《颜延之传》有一则故事:“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悬绝。文帝尝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便成,灵运久之乃就。”好多学者对这则材料的理解是谢灵运写诗时思维不是很敏捷,其实是一种误解,这恰恰是他作诗认真构思、苦心经营的表现。王世贞《书谢灵运集后》说:“然至秾丽之极,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则非余子所可及也。”可谓千载之下的知音。

　　其次,谢灵运的诗歌体现了皎然“情在言外”、“文外之旨”的美学追求。《诗式》说:“情者如康乐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辞似淡而无味,常手览之,何异文侯听古乐哉!”赞美谢灵运“池塘”句言外含不尽之情,表面似乎平淡无味,实际却余味无穷。《诗式》又说:“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所谓“两重意”,指作品表层意思之外,尚有言外之意。历代对“池塘生春草”句的评价颇有分歧、褒贬不一。皎然论“池塘”二句时将其释为“隐秀”,这是有深意的。“隐秀”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引《隐秀篇》佚文说:“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清冯班解释隐秀说:“隐者,兴在象外,言尽而意不尽者也;秀者,意中迫出之词,意象生动者也。”可见“隐”是指言外之意,“秀”是指得意于言中。这也是对两晋南北朝思想界探讨的“得意忘言”问题的回应。

　　谢灵运则是在文学思想上积极支持“得意忘言”说的人物之一,谢诗“池塘”二句,除了在意象上描绘了“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的阳春烟景之外,隐隐吐露了诗人病起之后,企图为国效劳的进取之意。节序转换,景象更生,心物交融,发为妙句。刘勰所谓“秘响旁通,伏采潜发”,指的就是这种情况。皎然从谢氏诗歌中找到了诗歌创作前后继承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诗歌所必须具备的包蕴性和生发性,对后来司空图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提出有直接启示作用。

　　再次,谢灵运诗歌体现了皎然复古通变的诗史观。《诗式》卷5说:“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又曰:“后辈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何则?夫不工剑术,而欲弹抚干将太阿之铗,必有伤手之患,宜其诫之哉。”从皎然的反复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是很看重“变”的,一般人在诗歌创作中“复”则简单,但要创新实属不易,这是皎然的慧眼所在。

　　谢灵运的诗歌在这方面有突出成果,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首先是从写意到摹象,其次是从启示性到写实性。“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诗,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并且认为“谢灵运就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 是非常切中肯綮的。关于这一点,后人多有论述。黄子云《野鸿诗的》说:“康乐于汉魏外,别开蹊径,抒情缀景,长达理旨,三者兼长,洵堪睥睨一世。”《静居绪言》曾说:“有灵运然后有山水,山水之蕴不穷,灵运之诗弥旨。山水之奇,不能自发,而灵运发之。”近人沈增植有“三关说”,认为诗家应由元和、元祐二元而进至元嘉。沈氏认为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元嘉诗风在处理情与理的关系上具有开创之功,并且认为谢灵运将两晋玄学的中心议题“追求如何摆脱自然与社会的局限而获得永恒的存在”注入了山水描写之中,以山水之色改造了玄言诗僵硬的艺术形态,从而更加发挥了诗歌情理合一的功能。皎然以其远见卓识上推谢灵运,誉之为“诗中日月”,“上蹑风骚,下超魏晋”,虽未免过誉,但这种识见可谓为魏晋诗坛尤其谢氏诗歌拨云见日。

　　皎然推崇谢灵运绝非空穴来风,以上为其主要原因,虽然谢氏以后大诗人辈出,比如李白、杜甫,但皎然主要探讨的是诗歌的艺术规律问题,而较少关注诗歌的现实内容,而李、杜恰好以此为胜。况且那种同祖同宗的血缘、共参释典的哲学体认、相同的地理环境更是他们所不具备的,考此,就有点“舍谢其谁”的感觉。并且谢灵运在后世影响一直很大,李白虽然“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但对谢灵运极为推崇和仰慕,在李白诗中,陶渊明、谢灵运和谢朓是他提到最多的人物。李白推崇陶渊明,主要是敬仰他不受羁绊约束的飘逸人生态度和高尚人格,而推崇谢灵运则主要是钦慕谢在诗歌上的巨大成就。李白诗作直接提到谢灵运的就有20首左右。杜甫本身就有“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杜有好多诗句就直接化自谢诗,当然杜甫受谢诗泽溉最多的还是他的山水诗。曹彦约《昌谷集》说:“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句,说诗者多不见其妙,此皆未尝作诗之苦耳……数百年间,惟杜子美得之。”方东树《昭昧詹言》也曾指出杜甫的《次晚州》、《次空灵岸》、《宿花石戍》等诗,乃学谢灵运体之作。

　　中唐前期(766～790)是唐代诗歌创作的低谷,除了社会因素外,也是诗歌盛极之后的必然趋势。皎然推崇谢灵运不光是体认、敬仰,更重要的是为其诗论张本。溯流而上,皎然结合中唐诗风的趋变,具体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结撰出了唐诗学上最著名的诗论专著,其影响是深远的,而谢灵运则是他诗论中的核心人物,成了关捩他诗学体系的纽带。

　　[注释]

　　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许连军:《皎然〈诗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

　　管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查屏球:《唐诗与唐学——中晚唐诗风的一种文化考察》,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