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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诗式》中的“禅心”与“诗心”之辨

       

发布时间:2010年11月11日
来源:不详   作者:葛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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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皎然《诗式》中的“禅心”与“诗心”之辨

  葛卉

  禅宗的发展与文学有密切的关系,它们相互间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与诗歌的关系中,这种影响表现得尤为明显。诗与禅,一属文学,一属宗教,其作用与旨趣,显然是不同的。但是,在审美体验方式上,禅与诗又有其相通之处。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在诗歌理论上,禅的各种影响同样无处不在。唐代中期皎然所著的《诗式》就是一部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诗学理论著作。皎然在当时是有名的和尚,也是著名的诗人,所著诗集《杼山集》(又名《吴兴画上人集》)在当时就受到湖州刺史于頔等人的很高评价。皎然正是以其特殊的双栖于丛林与诗坛的身份,借用禅宗(南宗禅)的理论来阐发诗理,从而为中国诗歌美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为后来严羽“以禅喻诗”诗歌理论的形成开了先河。本文拟从禅心与诗心这个方面来探寻禅宗思想与诗论最早是如何结合的。

  唐代之时,禅宗大盛,较之其思想源头——佛教,禅宗思想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佛教寻求解脱,全部教义的归结点就是个人如何成佛。但禅宗的出现,却将成佛弃置一旁,反而讲求明心见性;不求超凡入圣,但求发现自我;不承认什么涅槃、净土,只承认绝对的自性。按六朝以来的知识分子的观念,一般也是承认佛说可以“治心”,即可以弥补儒家心性论的不足;但禅宗这种简洁明快的“见性”理论,实际上在心性说上造成了根本的转变,不再让人去认识、追求、实践佛性,而是去发现本性清净的自我。这样,神学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转变成了认识论的问题。正是由于禅宗对“心性”的重视,从而为诗歌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哲学基础。禅宗认为人人心中自有佛性,而南宗禅把这个观点再往前推进一步,认为人的自性与佛性是一致的,本来清净,圆满具足,不必通过“安心”、“守心”、“观心”等手段去领悟它,而只需自己去发现它,即所谓“明心见性”。

  从诗歌创作上来看,传统上说的“诗言志”,“诗缘情而绮靡”,无论是言志还是缘情,用的都是心灵的语言,强调的是主观“心性”的流露。由此,禅思与诗情在表现“自性”上就有了同一性。而皎然作为诗僧,用禅心来关照诗心更是顺理成章。皎然深受南宗禅“心性论”的影响,强调“心”在诗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在《诗式?诗有四离》中有:“虽有道情,而离深僻;虽用经史,而离书生;虽尚高逸,而离迂远;虽欲飞动,而离轻浮。”这里的“道情”即“禅心”的意思。皎然进一步认为“心”即要有“作用”又要超越它而达到更高的层次:“夫诗工创心,以情为地,以兴为经,然后清音韵其风律,丽句增其文采。”

  皎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诗工创心”,从而将“心性”提高到了诗歌创作本体的高度,从而成为诗歌创作的核心。它和传统的诗歌观念完全不同,在以往的诗歌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是重视创作的社会性和现实性的,其认识论的基础是一种朴素的反映论,即所谓“感物而动”。强调诗人是社会的人,诗要发挥“兴、观、群、怨”、褒贬讽喻、刺上化下的功能。这样,在主客关系上,则要求主体感应客体,对客体发挥影响。这种重视现实、重视社会功能、重视诗人社会使命的诗歌理论有着巨大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造成了中国诗的优良传统。但这种把主体与客体相对立,并相对地轻视主体的独立价值的思想却限制了中国古典诗歌对个人心性的发掘与表现,从而造成了创作中不可忽视的薄弱方面。皎然“诗工创心”理论的提出肯定了主观心性,也就是重视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主观性情的抒发,从而为中国诗学美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此基础上,皎然一方面认为诗歌应该有“作用”,讲“放意”和“定句”,否则,就会诗味全无;另一方面,这种“作用”应该自自然然,不着痕迹,达到“得若神表”的境界。而要想达到这种境界,必须进行实践,也就是南宗禅“见性”的实践——“顿悟”。这里的“顿悟”不是指参悟佛理,而是顿悟自心,是自性的发现和复归,是不假外物而明心见性的过程。由此,皎然认为是人的真性情即是他心中的佛性,诗道亦如禅道。所以,诗人创作的过程也就是见性的过程。诗歌应该情真语直,抒发诗人自己独特的真实感受。反映在创作方法上自然也就要求直于情性,反对用事和雕琢:“曩这与诸公论康乐为文,之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彼清晨当中,天地秋色,诗之量也;卿云从风,舒卷万状,诗之变也。”(文章宗旨)“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取境)“不用事第一,作用事第二,直用事第三,有事无事第四,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诗有五格)就是在“但见情性”的诗道与“直于情性”的事发的指导下,皎然倡导一种自然天真的诗风,他推崇的是像“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样自然清新的诗句,因为他们都是无所用意而猝然之间情景相遇的产物,最能表现“直于情性”的真谛。就像南宗禅所主张的刻意的坐禅与诵经不但无助于反而有害于“见性成佛”一样。诗歌审美同样也排斥“作意”行为,推中不假雕琢、自然天成的风格。

  皎然正是在充分发挥南宗禅“见性理论”,用禅心来关照诗心,从而打破传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诗歌的一些本质特点和审美特征,为以后诗歌对主观性情的重视和张扬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

  [2].皎然著:《诗式校注》,李壮鹰校注,齐鲁书社,1987。

  葛 卉:青岛科技大学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

  出自: 《山东文学·下半月 》 2008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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