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否征服了中国？——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

　　佛教是否征服了中国？——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

　　林劲松

　　当印度佛教由西向东，经过万水千山传入中原一带时，面对的是伟大、先进的中华文明。当时的中国社会以关怀现实生活、重视道德修养的儒家学说为主流思想。长时间以来，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外来文明的挑战，当时的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峰，这些无疑增强了接受佛教的心理障碍。但是，中印两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态势和达到的水平是相当的，两国文化主题的差异为双方的思想交流提供了机遇和条件。可以说，印度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及哲学思想既有不相容的一面，又有相容的一面，因而把印度佛教加以变革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就有了可能性。

　　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国佛教的开拓者经过长时期消化，通过译经、修学、讲习以及判教立宗等途径，对中印两种文化和哲学思想加以整合，使印度觉悟的种子，植根开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

　　异域的新思想

　　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了一些新思想，也带来了新世界，产生了文化震撼。

　　地狱与六道。中国人虽然富于想象力和擅长形象思维，但在儒家文化和中国道教中并没有关于来世的详尽解答。佛教说，现在造孽的人，死后就要在地狱接受审判，并受到种种折磨，老百姓对这种说法十分熟悉。地狱说使人在做恶时，心理上会受到一些制约与惩戒。

　　科学认为物质不灭、能量不灭，物质可以转换成能量，能量也能聚积成物质。佛教认为精神也是不灭的，可转世投胎，而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根据一个人的前世善恶，其转世有6种可能，也就是“六道轮回”。六道包括三善道：上等善生天道、中等善生人道、下等善生阿修罗道；三恶道：下等恶生畜生道、中等恶生饿鬼道、上等恶生地狱道。

　　业力与报应。过去中国也讲“报”，最早的“报”是祭祀先祖，以报答祖宗施恩于后代，先有祖宗的“施”，后有子孙的“报”。中国民间的“承负”说，是讲祖辈做的善恶之事，其本人并不一定承担什么果报，其果报将由后辈子孙来承担，这种说法，不涉及当事人本身，所以对本人并没有约束和警戒的力量。而按佛教的说法，“凡为善恶，必有报应”，所以要求人们“广种福田”。

　　那么，如何才能种下“福田”呢？佛教告诉人们，布施、忍辱、放生以及建造寺院等行为均能种下“福田”。如果能更进一步皈依佛、法、僧三宝，严持戒律，念经念佛，那就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达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

　　佛教的时空观。佛教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对古代中国的影响也很大。古代中国人在时间跨度上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之说，在空间上认可“九洲”方圆之说。佛教传入中国后，其时间是无限长久、空间是无限扩展的时空观，也传入了中国。

　　佛教所说的时间叫做“无量劫”。一个劫是地球漫长的一成一败，中国道教传说中的“沧海变桑田”可算是长的了，但是这远远比不上天地的一成一败。

　　佛教有所谓“三千大千世界”之说，而这三千大千世界也只不过是一佛所摄化的空间。佛经中说，虚空无尽，世界无量，众生无量，所以三千大千世界亦无量。我们所生存的地球，不过是太空中的一微尘而已。这种说法与现代科学不谋而合。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把时间说得那么长，空间说得那么大呢？简而言之，这是为了反衬人生的短暂和地球的渺小。佛教说，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十分有限的时空中生存的，如果想超越时空，脱离六道，跳出三界，得“大自在”，就需要觉悟佛法。

　　法王不敬人王：可行吗

　　印度佛教的说法与理论中的一些内容是中国固有文明根本不能兼容和接受的。一是宗教权威可以超越世俗皇权，并占有优先位置；二是佛教徒可以不尊敬皇上，不尊敬父母，但绝对不能不尊重佛、法、僧三宝；三是至上的真理与最正确的生活方式不在儒学和道家而在佛教文明。对于这几样佛教馈赠的“新礼物”，中国并没有接受。

　　佛教法王不敬人王的做法或许可以在中世纪的欧洲通行，因为在那里，宗教象征的神圣权威与王权象征的政治权力相并峙，但是这种做法不可能在中华民族生根。正如一代高僧释道安所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在中国，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必须具有为上层建筑服务的功能，方可立足。佛教奇僧佛图澄深谙其中三昧，因而待机而动，一举而据要津。佛图澄是佛教传入中土后第一次争取到最高统治者支持，从而在国家政权保护之下，利用国家的力量来发展佛教的第一人。正是因为佛图澄的智慧和胆识，佛教取得了正统、合法的社会地位。

　　在中国，佛教取得正统地位后，其发展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佛教文化的思想内涵和译经之微妙了。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为使佛法的种子在中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生根、开花、结果，一改过去的直译风格，开始运用达意的方法，使中国诵习者易于接受理解，从而为佛教教义学的开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高僧释道安是佛图澄培养的最优秀弟子，他“因风易行”、随欲弘法，对佛教的教理、教规、教制进行了革新，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佛法自西汉末传入中土至隋唐时期，虽然在个别朝代，几乎成为国教，但从总体来看，显然不是佛教征服中国，而是中国使佛教在教理、教规、教制上发生了根本性演化。自汉代董仲舒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王朝统治的思想基础，佛教不断冲击、融通儒家思想，以此拓展自己的阵地。中国佛教的发展，不单取决于自身，而往往取决于对上层建筑的服务效用如何。如“三武一宗”的法难，原因就在于佛教在当时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态势与时政需要不相符。又如武则天时期，佛教辅助政治有功，因此华严宗等重要佛教宗派，尽得繁荣之契机。

　　大慈大悲观世音：家喻户晓的佛教代表

　　自入隋唐以后，中国佛教即由承传印度的佛教，演绎成纯粹的中国化佛教。隋唐以后，中国佛教虽然再也没有出现过像盛唐那样整体繁荣的局面，但是，佛教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中国民间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使佛教在入世化和居士化发展方面有了新的特色。

　　观世音菩萨对中国民间社会有很大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高僧大德倡导和推动下，形成了独特的观音文化。大乘佛教时期产生的观世音，进入中国后则由“善男子”演绎成为“善女子”，至唐代则完全女性化了，而且被定型为大慈大悲、俊秀、典雅、飘逸的中国观音、东方女神！观音文化涵盖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建筑学、绘画等众多领域，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观音信仰，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文化体系，其本身不仅蕴含着神圣与世俗的两重性，而且还凸显出神圣与当下生活的交融性，这就使其在现代仍然能够比较灵活地适应社会和人生的需要。

　　大乘佛教前的上座部佛教唯实有的释迦牟尼佛而独尊。进入大乘佛教阶段特别是进入中国化佛教时期，佛教提倡十方三世有无数佛，佛教徒只要勤修“六度”，皆可成佛。此外，佛教教理、教制、教规等方面亦有创新和发展，因而产生了持久而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源始于古印度的佛教，13世纪初在印度凋落了，却扎根于中国，并向日本、韩国、越南等国传播，受此影响，到19世纪后期佛教又在印度复苏。

　　中国智慧的“西学东渐”

　　中国文化兼具独立性与融通性，对内聚合社会，对外吸纳文明。佛教作为一种内在超越的宗教文化，与同样重视内在超越和心性修养的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相激荡、融合，产生了中国佛教及其哲学思想。这是中国本土文化吸收、接纳外来文明突出而成功的范例之一。

　　佛教以前瞻性的眼光、哲学性的思维以及一颗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之心，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子孙。但佛教未能征服中国，而是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创新活力，发展出了超越外域佛教而具有中国思想面貌和中国精神气象的佛教体系。

　　如何认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正确对待外来文化，这是中国思想家和爱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思索研究的问题。事实证明，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佛教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独特意义和应有地位。（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