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新：追念自然之子梁从诫

　　梁先生走了。

　　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许，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之子，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协会创会会长梁从诫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世纪坛医院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八岁。

　　“梁先生走了？！”噩耗传出，许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梁先生的确走了。但他生前播下的绿色的种子，却已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梁先生生于1932年8月4日，祖父是著名维新思想家梁启超，父亲是中国建筑史学奠基人梁思成，母亲林徽因是品貌超群的一代才女。父母给他起名“从诫”，是希望他能成为像北宋李诫那样的建筑学家。后来，他考清华建筑系时差了几分，遂该学历史（当时清华大学的的建筑系系主任，就是梁思成）。大学毕业后，梁先生一直从事历史方面的教学、研究等工作，出去文革期间近十年的下放江西某“五七干校”劳动。1988年，他辞去公职，应聘到民办中国文化书院任导师。从1989年开始，他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1994年3月31日，已是“耳顺”之年的梁先生深感中国环保问题之严重，遂告别历史学研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注册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绿色书院。该民间保组织（即环保NGO）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又称自然之友。它以推动公众的环境意识教育为己任，以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为基础，同时强调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留对政府监督、批评的权利。

　　对于梁先生的这次大转身，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曾作过如下评说：“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的。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季先生所言极是——

　　十六年前，国人的环保意识还异常薄弱，自然之友持之以恒、风雨无阻，踏踏实实地在社会各阶层开展灵活多样的环保教育。如今，环保教育已经走进课堂、社区、企业，乃至，绿色的种子洒遍神州；

　　十六年前，民间环保组织还是一个怪怪的新名词，公众参与更是凤毛麟角。如今，自然之友已成长为拥有万余名会员、蜚声中外的民间环保组织，而且孵化、催生了北京绿家园、地球村等民间环保组织，全国的民间环保组织更是数以万计，成为环保大潮中不可缺缺的生力军；从我做起、保护环境，已经成为亿万民众的自觉选择；

　　十六年来，在自然之友的不懈努力下，滇西北的金丝猴和原始森林从刀斧下解救出来，可可西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河建坝须经科学论证，首钢迁出北京，重建圆明园遗址的“倡议”被束之高阁；

　　十六年来，在自然之友的积极倡议下，敏感建设项目上马之前向社会公示已成惯例，公众的环保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受到法律的保护，环保等公益诉讼开始破冰……

　　梁先生本人的环保行为，在国内外得到一致认可：地球奖、大熊猫奖、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使者、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2005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母亲河奖、2010年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人物；“亚洲环境奖”、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公众服务奖”……

　　然而，梁先生没有沾沾自喜。

　　他说：什么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多到得不了奖就好了。

　　他说：我们觉得10年来我们对于中国环境保护所作出的贡献实在是很有限，不值得举办什么纪念活动。如果将来，比如2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比较大的贡献了，我们再来庆祝。

　　我们不求波澜壮阔，但的确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

　　直至今日，行政命令下的治理污染还是阻力重重，十多年前民间组织推动的环保行动，其艰难就更加可以想见。

　　梁先生曾应邀到某国家机关演讲，没料到前来听讲的只有5人。即便如此，梁先生也没有放弃：如果我能在你们5个人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

　　“我们不求波澜壮阔，但的确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一点一滴地坚持。”梁先生以他的勇气和执着，奋勇前行，以滴水之力，穿磐石之坚。

　　“滇金丝猴的生存栖息地受到严重威胁！”1995年秋，梁先生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生活在滇西北地区的滇金丝猴，数量极其稀少，属国家一级珍稀保护动物。但当地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金丝猴赖以生存的100多平方公里原始森林。

　　梁先生闻讯后，先是通过新闻媒体迅速报道传播滇金丝猴生存环境遭受威胁的消息，后又直接向中央有关领导写信呼吁，得到了两位领导的批示，云南德钦县于是暂时放下了斧头。

　　但到了1998年，梁先生得知那里的天然林砍伐行为并没有真正停止。他再次吁请媒体支持。后来，该事件被央视《焦点访谈》等媒体曝光，当地政府部门被迫禁止对原始天然林的砍伐破坏。

　　相比之下，藏羚羊保护之路更为艰苦漫长。上世纪90年代，利欲熏心的盗猎分子为了贩卖羊绒（用其做成的披肩“沙图什”是国际市场上价格不菲的奢侈品），经常开着车在高原上追杀藏羚羊，其数量从几十万只锐减到七万余只，面临濒危。为保护藏羚羊，青海省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带领“野牦牛队”与盗猎分子殊死搏斗，结果英勇牺牲。环保志愿者杨欣决心在可可西里建一座“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以纪念英灵、警示盗猎者。为筹集资金，他写出《长江魂》一书，而后将书抵押给企业，订购保护站设备。

　　梁从诫得知此事后，立即给杨欣打电话：你到北京来，我给你组织演讲报告会，咱们一个学校一个学校讲，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卖书！

　　那个炎热的夏天，梁先生带领杨欣等人挥汗如雨，马不停蹄地在首都各大高校演讲，卖书筹款。

　　1999年2月，梁先生上书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呼吁对藏羚羊保护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并建立青海、西藏、新疆3省区联防制度。之后不久，国家林业局就在3省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盗猎“可可西里一号行动”，极大震慑了盗猎分子。

　　同年5月，67岁的梁先生亲率媒体记者，前往海拔近4000米、空气稀薄的“索南达杰”保护站，亲手点燃了火把，把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藏羚羊皮焚之以炬。在返程途中，意外发生车祸，梁先生右肩脱臼、胸部挫伤。但在接受采访时，梁先生对此只字不提。

　　他在一篇笔记中写到：环保行动不是轻柔的田园诗，风险总是有的。为民间绿色活动付点代价，我们无怨无悔。

　　为保护藏羚羊，梁先生甚至甘冒风险，在1998年10月6日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之际，毫不客气地给他写信：我请求您，运用您个人在国内和在你们的欧洲同伴中的影响，和我们一道来防止这种珍稀动物因“致命”的时尚而被灭绝……

　　第二天，布莱尔会见了他，并于当天给他回信：我一定会把你的要求转告联合王国和欧洲联盟的环境主管当局，我希望将有可能终止这种非法贸易（用藏羚羊羊绒做的珍贵披肩）。

　　曾随梁先生赴可可西里采访的铁铮由衷感慨：我清晰地感到，在他血管里流淌的都是对自然的爱，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

　　真心实意，身体力行

　　“不唱绿色高调，不做绿色救世主”，是梁先生为自然之友确定的不二法则；“真心实意，身体力行”，是他对自然之友提出的要求。

　　与自然之友打过交道的人大概都知道，该组织所有专职工作人员的名片，都是用废纸印的；非打印不可的资料，都打在废纸张的背面。自然之友办公室的许多办公用品，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罩在椅子上的布套，是会员们自己在家缝好带去的；就连梁先生上班时坐的沙发，都是捡来的。

　　在自然之友，绝少有“公款”吃喝，工作人员偶尔聚餐，都实行AA制，每人标准5—10元。以自然之友的名义请客吃饭的次数屈指可数，有幸成为客人的，是来自英国的国际环保知名人士珍妮.古道尔博士，和可可西里的“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

　　梁先生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他外出时随身带着一个布制的小口袋，里面装着一双筷子、一把饭勺，从不用一次性筷子。

　　他摔伤之前，出门办事能骑自行车就骑自行车。有一回他骑车去全国政协开会报到，门卫拦住了他：“你给谁报到？”

　　“给我自己。”梁先生说。

　　那个门卫不信，直到看他掏出委员证，才放他进门。

　　梁先生的夫人方晶，曾经讲过这样一件趣事：2000年8月，他到菲律宾领麦格赛奖，大家都说：那么正式的场合，应该有两套正式的衣服。我陪着他去国贸买衣服，路上他对我说：如果不是因为这回买“大礼服”，我一辈子也不会去这种地方。衣服买回来，我们让他穿上走两步看看，结果怎么看怎么别扭：他脚上的老式三接头皮鞋和新衣服太不相配了，那双鞋还是1979年去日本时买的。我们吵着让他再买双新皮鞋，他笑说：没关系，到时候我把脸上的表情搞得丰富点，让他们只注意我的上半身不就行了嘛！

　　梁先生的日常生活，更是简单得让人不敢相信。据曾在自然之友工作过的志愿者谢梅回忆：有一年梁先生请我们去他家过春节，那是我第一次去梁家吃饭。原本想着去大吃一顿的，结果进门一看，梁先生亲自下厨，做的炒面，还有几样凉菜。大家围坐说笑，过了一个年。整个晚上，梁家的电视一直没有开。

　　“那是我记事以来头一次过了一个没有看春晚的除夕之夜，特别新鲜，感觉特别好。我头一次知道，没有电视，可以过得这么好。”谢梅说，“现在我已经养成少看电视的习惯了。没有电视，生活中并不会有缺憾，倒是少了一份喧嚣和浮躁。”

　　“地球只有一个，只有改变我们的行为来适应地球，不可能让地球来适应我们。”梁先生用他一点一滴的行动，践行着自己的环保理念：衡量一个人的环境意识高低，不在于他知道多少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而在于他为保护环境做了点什么。

　　梁先生的业务爱好，是看书、看VCD、CD。由于嫌CD太贵，他每月只买一张。

　　梁先生说：“人还是应该有一种精神，有一点追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

　　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做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用“温而厉”来形容梁先生的性格，应该非常恰当。对于前来求教的学生，对于热心环保的志愿者，梁先生总是面带微笑，和蔼可亲；但是，当面对那些蛮横霸道的官员和财大气粗的老板时，不管他的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雄厚，梁先生从来是不畏不惧，仗义执言，甚至是疾言厉色，拍案而起。在2001年3月举行的“北京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上，我曾亲眼目睹了梁先生与北京市某位领导针锋相对的激辩过程。这位高高在上的领导说话咄咄逼人，梁先生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以至于搞得领导下不来台，拂袖而去。

　　即便是面对“外国贵宾”，梁先生也是不留情面。1999年，他应邀到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面对台下的经济巨头，梁先生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无非是要到中国来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一些消费主义的理念……你们想在中国推销你们的产品，首先要让中国人的消费理念向西方靠拢。到时候，中国人都在想明年换什么型号的汽车，换什么新型号的手机；孩子们都在想吃有多少种香料的冰淇淋、汉堡包，女同胞们都在想用什么高级品牌的化妆品……可是，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按1990年官方统计，中国人均能耗只有美国的1/14。如果现在中国要达到美国1990年的生活水平，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中国都还不够。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

　　在许多场合，梁先生是不受欢迎的人，“出风头”之类的风凉话也不少。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接受杨澜专访时，梁先生坦陈：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我，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下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大家一起坚持下去，节约型社会才有可能出现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因而人均资源比较少。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是空前的，如果我们不重视节约，中国的发展将不可持续。节约要从每个人做起，如果我们能从每件小事做起，从节约一张纸、一度电、一盆水开始，大家一起坚持下去，节约型社会才有可能出现——这是在2005年11月30日晚举行的2005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梁先生致辞中的一段。

　　2007年以后，虽然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还是对自然之友的发展念念不忘，能坚持参加的就坚持参加。

　　这年夏天，自然之友的新一届理事会举行战略规划研讨会，已不再担任会长的梁先生欣然前来，与新老理事促膝交谈，殷殷嘱托；

　　2008年初，自然之友举办迎春茶话会，已很少出门的他冒着寒风，头戴毡帽、身穿棉衣，赶到会场，看望会员，并亲自给敬一丹等名誉理事颁发证书；

　　2009年3月，自然之友举行成立十五周年座谈会。考虑到梁先生的心愿，座谈会特意选在他家附件的一个地方举行。看到腿脚已不太灵便的梁先生由人搀扶这走进会场，许多老会员激动不已，纷纷上前握手。不能久坐的他听了一会儿，就由保姆搀扶着，小心翼翼地往回走。我跟在身后，目送穿布鞋的他慢慢地走过院子，一步一步地上楼梯……

　　这，是梁先生最后一次参加自然之友的活动。

　　是什么让梁先生对自然之友、对环境保护如此放心不下？

　　“我们和其它动物同是自然之子。麻雀打光了，虫害就增加了。拼命洒杀虫剂，结果是每个人的肚子里都有农药的残留。我这么大年纪了，无所谓了，但那么多青年人、那么多祖国的花朵该怎么办？”

　　如今，自然之子驾鹤西归。

　　听听这位绿色英雄的生前告诫吧：亿万人的警觉，会形成宏伟的力量，而亿万人的无知和漫不经心，也会给地球带来沉重的负担，乃至巨大的灾难。

　　梁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