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华：佛教的本质绝不是出世避世

导语：如今，人间佛教已成为海峡两岸佛教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作为“人间佛教”理念首倡者的太虚大师当年又是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出世与人世之间的关系的呢？本文作者本陈卫华从太虚大师与蒋介石的关系为切人点，对如何把握出世人世的分际，做了初步探讨。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以来，受统治集团意识形态导向“儒主人世，佛、道主出世”的影响，被认为是宣扬以脱离尘世烦恼痛苦为目的人生理念，如《法华经，譬喻品》说：“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众生，悉是吾子。而今此处，多诸患难。惟我一人，能为救护。虽复教诏，而不信受。于诸欲染，贪着深故。以是方便为说三乘。令诸众生，知三界苦。开示演说，出世问道。”本来“知三界苦”，既可以解释为在超越性追求的指引下，通过个人人生努力以离苦得乐；也可解释为通过佛教僧人与“邑社”的努力，寻求救济社会苦难，护佑众生之道；即出世不离世间。但在当时统治者看来，“世间”没有佛教的地位，似乎信佛教就是“看破红尘”的出世一途。以至佛教被一般社会公众甚至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是一味追求出世解脱的厌弃人生之道。及至近代，内忧外患之中，那种厌离社会的传统佛教更是举步维艰，渐人窘境。作为民国时期最重要佛教领袖之一的太虚大师，在此危难之际，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人间佛教”理念，强调佛教的传承与发展应当注重以人为本，弘扬大乘佛教积极人世、普度众生的精神，这显然有别于传统的避世静修的观念，对引领传统佛教的现代转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太虚大师（1890－1947），祖籍浙江海宁，1904年在苏州小九华寺出家。初人佛门，就表现出他的过人之处，除了遵循传统，阅经修行外，还大量阅读当时流行的新潮书籍，如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谭嗣同的《仁学》等，眼界大为开阔，逐渐“生起了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国救民的悲愿心”，为此他广结好友，除了与佛门同道华山、栖云等，还一度与广东革命党人和江亢虎领导的社会党人过从甚密，表现出一种积极人世的豪迈情怀。而太虚初人佛门，就表现卓越，在出世修行的同时，以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豪情积极人世，把振兴和弘扬佛法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历史使命，除了他禀赋超人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他受戒伊始，就受到包括当时居佛教领袖地位的敬安在内的众多高僧的器重和刻意栽培，使其佛学造诣远超同辈，甚至“矫然有鹤立鸡群之感”；二是他独特的禅悟经历，太虚早年在西方寺阅藏，数次开悟，不仅亲证佛果，获得超凡人圣的心灵体验，坚定了对正法的信念，更使其“禅慧融澈，侠情奔涌，不可一世”，终使其有能力摆脱束缚，革新传统，面对现实社会，回应社会问题，最终实现复兴佛教，转换传统的志向。

太虚的这种护教豪情很快就有了初次实践，这就是让他名扬僧俗两界的大闹金山事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太虚革新佛教的第一次努力尝试很快失败。而不久他在敬安追悼会上慷慨演讲，愤然提出“佛教革命”的口号后，不仅没有得到响应，反而受到多方诘难，太虚在失望之余，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佛教的出路问题。

尽管佛法不是只为人间而设，而适用一切有情众生，然而佛陀成佛在人间，传法布道也在人间，因而“以适应时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学佛的根本不仅为了自我解脱，而更是为普度众生，佛教中虽有出世避世的一面，但这决不是佛教的本质，佛法真义，不仅不是厌世主义，而是积极的救世主义，佛法不仅是让人解脱的出世法，更是利益众生的人世法，因此弘扬佛教必须走向民间，融人社会。太虚在立足佛法根本的前提下，积极人世，关注社会生活，并积极参与有利于佛教发展的一切社会事务。为此，太虚广泛结交如孙中山、章太炎等社会知名人士，以期对佛教发展有所裨益，而太虚与蒋介石的交往尤其耐人寻味。

蒋介石，浙江奉化人，也算是与佛有缘之人，其祖父蒋斯千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其母王采玉曾皈依佛门，并拜雪窦寺住持果如为师，蒋介石受其影响，自幼就接触过佛教，并怀有好感。在蒋介石自撰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一文，曾云：“先妣于楞严、维摩、金刚、观音诸经，皆能背诵注释，尤复深明宗派。中正回里时，先妣必为之谆谆讲解，教授精详。”又云：“中正尝治宋儒性理家言，而略究于佛学者，实先妣之所感化也。”成年后，蒋介石投身政界，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对佛教亦颇为重视，首先，作为一位佛教信徒，他深谙奥秘无穷的佛理，尽可排遣失意下野的烦恼，因而蒋每次下野，都要访庙礼佛，通过向内反省等途径，明心见性，在心理上作调适。其二，作为一位政治风云人物，他十分明白佛教拥有为数甚多的僧徒和信众，也是中国社会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想在日后的政治舞台更有作为，自己首先应有切实的崇佛信佛之举，才能赢得佛教界对自己的广泛支持，从而增强自己的社会基础。

太虚与蒋介石的初次交往是在1927年。这时的蒋介石已是中国社会叱咤风云的人物，从名不见经传到黄埔军校校长再到北伐军总司令，经历了人生的巅峰时刻，然而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另组南京政府，但没过多久，便遭遇徐州惨败，武汉紧逼，桂系发难，“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以至“除下野外别无他途”。蒋终于选择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并于这年8月率部分亲信返回老家奉化溪口。蒋介石此次下野，除了想“避开众矢之的之锋芒，静观国民党各派之斗争，于不可开交时，待机而动，出而收拾残局”外，更有一重要使命，就是欲往日本，“谒宋太夫人，征其对美龄女士婚事之同意”。此前，蒋介石追求宋美龄已有多年，与其说他看中宋美龄的才貌，不如说更看中宋美龄的家庭背景，宋氏集团雄厚的财力以及与西方尤其是美国上层社会的密切关系，对野心勃勃的蒋介石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但问题是宋氏家族尤其是宋太夫人信奉基督教，自然不会答应宋美龄与有妇之夫蒋介石的婚事，蒋介石为此已遣散了几位小妾，但发妻毛福梅是有婚约的，必须要履行离婚手续，而毛福梅对离婚一事坚决不从，蒋介石深知，若一味用强，万一闹出人命，被政敌利用，对自己前途大为不利，最好是让毛福梅心甘情愿的离婚，为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费尽心机，但收效甚微，因此此番回乡，想利用毛福梅多年笃信佛教这一点，延请高僧前往劝解。因有盟兄黄郛的推荐，蒋介石电邀同是浙江籍的太虚大师前往奉化。

太虚在这年9月应邀来到奉化，蒋介石先陪他游览了溪口雪窦山风光，并单独和他在雪窦寺细谈了一整天，想来太虚对蒋介石的意图亦有所领会。而太虚当时对蒋的境遇也颇为同情，并写诗赠蒋，诗云：“国家安危系，青山未是归。出曾惊鬼侮，退当遗人讥。此日藏云豹，他年缚海稀。大雄能大忍，莫使素心违。”希望蒋介石勇“出”莫“退”，暂时隐忍，争取东山再起，劝勉之情，跃然纸上。

不久，蒋介石就办妥与毛福梅的离婚手续，在张群等人陪同下，前往日本向宋美龄求婚，途经上海时，得知太虚计划赴欧美弘法，特派陈果夫送去3000元，作为资助。

此后，太虚与蒋介石亦多有交往。1928年春，已回国复职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路经杭州，专程拜访了时在灵隐寺小住的太虚，并一起合影留念。这年6月，蒋介石从北伐前线回到南京，又特意派人赴浙江邀太虚来宁会晤。太虚到南京后，蒋介石在总司令部亲自会见太虚，甚至让新婚夫人宋美龄亦出来相见，蒋对太虚之器重，可见一斑。

1929年，部分佛教界人士深感当局颁布的《监督寺庙条例》苛刻，在上海开会，决定成立佛教会，并拟定章程，送国民党内政部备案，然而由于当时政府对民间组织一直采取高压政策，因此一直未获有关部门认可。为此，太虚又派人持其亲笔信连同“中国佛教会”章程，去晋谒蒋介石，在蒋的亲自关照下，国民政府内政部终于准予备案，使中国佛学会得以顺利成立，此后又成立了“中国佛教会”。

对于蒋介石的特别关照，太虚自是投桃报李。1931年，蒋介石因软禁立法院长胡汉民，遭到地方实力派的激烈反对，而“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政策更是遭到国内各界的一致谴责。焦头烂额的蒋介石被迫再次下野，回到家乡奉化。1932年初，太虚到奉化雪窦寺，见到辞职还里的蒋介石，以局外人的立场对蒋进行了劝解，并赋诗宽慰：“四登雪窦初飞雪，乍惜梅花未放梅；应是待令寒彻骨，好叫扑鼻冷香来！”这年10月，应蒋介石之邀，太虚担任号称“禅宗十大名刹之一”的雪窦寺住持，并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而蒋介石有机会回家乡的话，亦必往雪窦寺与太虚晤谈，由此可见蒋对太虚的信任和器重。

1936年，权倾一时的蒋介石50虚岁，太虚在雪窦寺特设药师法会，以佛门特殊形式为其祝寿。这年底，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将蒋介石拘押在西安，逼其抗日。消息传出，太虚亦以其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专门发表通电，呼吁全国佛教徒，一齐虔诚祈祷，希望蒋介石能安全返宁。

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在对中国进行战争侵略的同时，宣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从思想文化上为侵略战争助威。太虚虽为出家之人，但秉承大乘佛法积极人世精神，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他在积极撰文斥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同时，向国民政府建议，利用佛教在东南亚的特殊影响，组织佛教访问团，赴各地宣传，争取邻邦的同情和支持，这一主张迅速得到政府的支持，1939年9月，国民政府函聘太虚为佛教访问团团长，负责以佛教自发组织名义出访东南亚各国。不久，太虚为此专门赴重庆晋见蒋介石，向其具体陈述有关事宜，蒋对此深表赞同，并为太虚题字“悲悯为怀”，以示支持，同时还委托太虚出访时带了致佛教圣地的礼品。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5月，太虚率团前往东南亚弘法，在此期间亦利用各种机会为中国军民的伟大抗战做宣传，同时也使太虚的这次出访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战时国民外交的扩展。

在度过了最初的危机之后，国民政府虽坚持抗战，但各级官员也趁机以抗战为名，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而丰厚的寺庙财产亦在其搜刮之列。1943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了旨在侵夺寺产的《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并准备择日颁行。消息传出，佛教界一片哗然。太虚闻知，挺身而出，发表通电，呼吁全国反对。但当时内政部主管科司不为所动，拒绝取消该文。为此，太虚又致书蒋介石，认为内政部颁文“系掠夺寺产毁灭佛教”，而“整兴僧寺发扬佛教，以利益国家民族及世界人类，为太虚第一生命，”为此“决不能坐视寺僧摧剥、佛教危亡，而再腼颜苟活于斯世也”。不久该办法果然被停止施行，寺产得以保全。在此，太虚再一次利用他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通过政府行为，维护了佛教的利益。尽管太虚本人也并不认为政治是万能的，不认为政治是佛教改革事业的最终依靠，但在当时情况下，借助政府力量维护佛教利益，也不失为一种无奈而有益的选择。为此，早在1936年，太虚大师就曾撰文《论僧尼应参加国民大会代表选举》，鼓励僧尼参与社会事务，在抗战胜利后，又提出僧伽“问政而不干治”的原则，他认为，“超政（出世），遇政府与社会摧教，易遭破灭；从政（人世），亦易随政府而倒；二者利弊各关。况今中国，无论在政府社会，尚无在家佛徒集团，足以拥护佛教，则僧伽处此，殊堪考虑！”因此，太虚主张，为维护佛·教自身利益，“对于有关之民众社团，及乡区自治会议，县参议会，省参议会，国民代表大会，均应参加一分子，”“但应参与的，以此各种议事场所为止，亦即人民政权机关为止；而执行五权治权的中央和地方机关，概不干求参与。换言之，只参加选举被选为议员，决不干求做官，运动作官将。”这就是所谓“问政而不干治”，而太虚本人也因中国宗教联谊会于斌的推荐，经蒋介石同意，被圈定为国民大会代表，只是因陈立夫反对而没有结果。

纵观太虚与蒋介石的交往过程，可以看到太虚利用与蒋介石的关系，对维护佛教起了很大作用。但许多人之所以对太虚有“政治和尚”之讥，是因为他们的佛教观仍认定佛教只能出世，不可人世。依这种所谓的佛教观，和尚作为方外之人，应该远离凡尘，避世清修，似乎与追求成真成仙的道教没什么两样。当然就不‘能过问社会，更不能过问政治。但依照这种观念，就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即使可以远离尘世，避居山林，开荒辟土，维持生活，也只能使宗教之路越走越狭隘，明清的佛、道教正因此被社会边缘化。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达，社会联系的紧密，宗教意欲脱离社会更是绝无可能。因此说，从人间佛教的立场出发，本没有绝对的出世与人世之分。出世是觉悟人生的必然，是学佛者的最终归属，人世是奉献社会的觉悟，也是修佛的路径之一。应该肯定，山林曾是怀有宗教理想的人们为避免混浊的世间污染的居所，但当今市场经济已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信息网络无处不在；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与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城市与山林，将很少根本上的差别，如果固守山林气息浓厚的传统，很难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更谈不上佛教的弘扬与发展。更何况佛教本来是在人间的，佛与弟子，不是经常的“游化人间”吗？而释迦牟尼当年也曾接受各国国王的供养，从这一角度说，佛教徒与政治接触，并不违反佛教本意。况且自古以来，中国统治者一方面处处防范宗教，另一方面也力图利用宗教以驯服百姓；因此，古代高僧道安、玄奘等也早就不避与统治者周旋，以维持佛教的生存发展。当然，在宗教昌盛依赖于统治者的倡导护持之时，也必因政治的阻力而衰颓。所以，政教关系的处置正如对出世、人世关系的把握那样，必须有得当的分际。从这点看，太虚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民国政要广泛接触，是一种出世精神指导下的人世，因为他的人世，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功名利禄，而是为了关怀众生疾苦，为了众生得解脱，或者说出世是目标，人世是手段或途径，若如此，那么出世与人世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决然对立。当然，即使人间佛教所推崇的人世，也不可能是完全的人世，否则便成为世法世学中的一种，而非具有终极关怀和信仰价值的宗教。同时人间佛教的所谓人世·，也不仅仅指参与政治，应该是积极关注甚至参与社会生活，但又要和现实社会以及政治保持适当距离，所谓“不即不离，若即若离，”或许多年以后太虚弟子印顺的看法更贴切一点：“大乘的人世精神，应如《维摩诘经》、《华严经》、《人法界品》那样，普人各阶层，而不应以参加政治为典范。”

对于今天的人间佛教的追随者而言，大乘是适合人类的特法，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不问都会、市镇、乡村，都应该到处去作种种利人事业，传播大乘法音。在不离世事、不离众生的情况下，净化自己，觉悟自己，这才是成佛的正道。推而广之，一切有利于佛教发展的事，都要尽力去做；一切有利于人类，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事，都要尽力去做，这才是人间佛教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