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人的三教观念

　　儒佛道三教关系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对其研究,直接关系到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宋代是三教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宋代士人三教观以三教根本相同为主,这种三教观是中国历史上和合文化的典型表现,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为以后中国宗教和合文化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宋代士人三教观点有以下几个:

　　其一,对佛道二教全面否定。这主要是理学代表人物的说法。朱熹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他较系统地对佛教、道教进行了批评。其对二教的批评,从“迹”入手,直至理的根本,全面否定。他说:“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黎靖德《朱子语类》卷34)

　　其二,儒释道互补,迹异本同,以儒治世。这种说法是宋代帝王支持的说法,李纲可为代表,他说:“儒道释三家之敎,自汉以来鼎立于天下。……然则,治天下者果何所适从而可乎?曰:从儒。彼道释之教,可以为辅而不可以为主,可以取其心而不可以溺其迹。何也?七政之所加,五赋之所养,中于天下者为中国。而儒者之道,治天下之常道也。”(李纲《梁溪集》卷143)李纲以为,三家都是求道之教,但儒家根于道,而开出世间治理的措施,对于治理世间而言,应该以儒为主。

　　其三,三教本同,儒为最完善之教。这种说法,刘子翚最为典型。他说:“圣人既没,歩骤圣人者日益众,此甲彼乙不能相统,心心有主,喙喙争鸣,承舛听讹,浸失其本。圣人之道散于百家,荡于末流,匿于学者见闻之外。……不睹其本,各守其偏,圣人之道始离。互攻其异,不反其同,圣人之道始孤。不有卓然英睿出焉,孰能引而归之,会而通之哉?夫道一而已,尧舜之心不间乎此。”(刘子翚《屏山集》卷1)在刘子翚看来,圣人既没,各家希望“歩骤圣人”,但往往不能真正完满,原因在于未能把握各家共同之“本”。“儒”是体会“本”之理并切身实行的人,因而,儒学应是最完善的思想。他主张要从儒的根本来论儒,而不能滞于儒之迹。

　　其四,同于佛教人士见解,以为佛教高于儒学。张商英说:“余谓群生失真迷性,弃本逐末者,病也;三教之语,以驱其惑者,药也。儒者,使之求为君子者,治皮肤之疾也;道书使之日损,损之又损者,治血脉之疾也;释氏直指本根,不存枝叶者,治骨髓之疾也。”(张商英《护法论》)在张商英看来,三家只有佛教能对治人的根本问题,显然高于儒、道二家。

　　其五,三教“合一”。对于三教“合一”,此处定义为把三教合为一体。对此,学界往往以三教合祀,尤其明代三一教的创立为标志。考宋人记载,宋代三教合祀,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为所尊的圣人。

　　分析宋代士人的说法,可见大多是从核心哲理立论,超越形式,决定对三教的取舍。刘子翚说:“不睹其本,各守其偏,圣人之道始离。互攻其异,不反其同,圣人之道始孤。”会而通之,则“道一而已”。他正是从“道”立论,分析各种思想,并使儒兼各家之长,他的认识显然超越了各家的形式。张商英说:“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以仁义忠信为道耶?则孔子固有仁义忠信矣;以长生久视为道耶？则曰夕死可矣。是果求闻何道哉?岂非大觉慈尊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也!”同时,他又以为,儒者常忘失根本,走向“期荣”、“谋禄”之路,而佛教则提供了其对道的回归,故倾向佛教,而非限于对佛教形式的信仰。他甚至提出:“若世间更有妙道,可以印吾自肯之心,过真如涅槃者,吾岂不能舍此而趋彼耶?”(《护法论》)在他这里,佛教具有了开放的一面。

　　李纲则超越儒、禅的形式谈儒、禅,他认为,“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此非禅宗所谓心外无法者耶?”“凡《论语》所载,孔子与诸弟子问答之辞,无非明此一事,但学者不心会之,说其文而不记其实,故以吾儒为世间法,而以佛之所传为出世间法。殊不知其未尝异也。”(《梁溪集》卷135)

　　由上可见,宋代士人三教观不拘泥于形式,而能够突破形式的原因,在于从“本”立论,这就使其必然强调融合。“本”与现代哲学“本体”概念相似。本既然是世间所有现象之“本”,建立在“本”基础上的“教”,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必然要向完善角度发展,即向形成包揽各方面的系统化方向发展,这是思想发展的必然规律。三教以其历史形成的关注,在各自的方面有其突出的长处,即:三家分别在治世、修身、修心方面形成自己的长处。当时的儒,虽然大多数士人的认识中根于道,但更多被认为是“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吴越王钱弘俶语,见《宗镜录》序)之教,而在具体的修行方法上则不足。而道教,即便其南宗祖师张伯端也说:“今人以道门尚于修命。”(张伯端《悟真篇》序)显然,道教炼养、修命的一面更突出。佛教各家论说不同,但总的来说,更多体现在一套较严密的空性道理为主导的出世修行方法,如宋孝宗说:“释氏专穷性命,弃外形骸,不染万相,而于世事了不相关。”“佛老绝念无为,修心身而已矣。”(《鄮峰真隐漫录》卷10)三家所长,正是当时人关心的主要三个方面,因此,三家向完善发展,最便宜的路径是三教结合互补。

　　宋代士人是社会文化的典型代表,他们三教观的开放性,是当时中国文化和合特征的典型表现。这种文化观念不仅当时是宋代宗教和谐的重要基础,明清乃至近代中国宗教中的和谐论,应该也与此种文化观念有关联。

　　《 光明日报 》（ 2010年11月03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