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

　　儒家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断中国化的社会文化土壤或背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有着不解之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思想根源，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绝没有脱离中国社会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今天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也离不开调动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学传统。我们不应该抽象地教条化地对待儒家传统。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发展之最为紧迫的课题，一是经济与社会的科学、全面、可持续地发展；二是政治与社会改革，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三是中国主体性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包括荣辱观的建构与整饬吏治。在这三方面的理念、制度、心理习俗系统的建设中，中国智慧及儒家文化资源都可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

　　传统中国文化无疑是多元多样的，儒学只是其中之一部分。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无疑是流动与变化着的，儒家文化传统也是流动与变化着并与其他文化传统相交织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儒学已经衰落，特别是人们对儒家社会与儒学相对隔膜，看法上存在着诸多分歧。因此，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大标题就会令人置疑。人们可能会说：儒学与现代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仍然觉得这是需要放在一定范围内认真地加以思考与梳理的问题，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儒家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

　　中国社会、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干性问题，是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讨论得较多的一个问题。

　　自春秋末期孔子继承三代文化大传统创立儒学，直至清代，儒学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扩大之中。汉代以后的儒学，不仅仅局限于心性之学或者考据之学的范围，而是在社会政治事务、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的各方面沿着先秦儒的博大范围扩张，渗透到全社会，适应、调节社会发展并指引人们的生活。儒学落实在政治制度、社会风习、教育过程以及私人修养之中，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结晶，是朝野多数人的信念信仰，乃至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地步。因此，儒学的地位不是某人、某派的主观意向或情感所能确定的。儒学所以成为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的主流，是由儒学的基本精神、广博范围、历史发展客观地确立的，而不是什么人的一厢情愿。某些儒家文化的攻之者与辩之者，都把儒学简单化了，把儒学的范围缩小了，把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抽象化了。实际上，传统中国社会就是儒家型的社会，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和主潮是儒家式的，传统中国人的主要性格也是儒家式的；反过来说，儒家或儒学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或功能，类似于基督教、天主教之于西方，东正教之于俄国，印度教之于印度，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世界，都是族群文化自我认同的根基，伦理共识的核心。

　　儒家文化的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并不是自封的。儒家本来就是平民之学，是王官之学下移到民间的产物。在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兴办私学，承担上古三代的文化传承的使命，把教育开放到民间。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的社会，通过选择，在诸子百家中逐渐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儒家思想比较平易合理，使朝野都能接受，满足、适应了承平时期凝聚社会人心，积极有为地推展事功的需要。历史告诉我们，“马上打天下”的经验不能用于“治天下”。历代贤明的统治者为治世之需，大多选择中正平和的施政安民的良策。儒家善于继承前朝的典章制度，并与时推移，加以适当的因革损益，使之合于当世，便于应用。其伦常之道，有助于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规范化，其生聚教训之策，更足以内裕民生而外服四夷。内裕民生应视为安邦之本。儒家讲礼乐伦理教化，虽在实行时会打一些折扣，但大体上与民众的稳定和平、淳化风俗的要求相适合。社会要繁荣发展，秩序化、和谐化是基本的要求。礼教使社会秩序化，乐教使社会和谐化。在分配经济资源，在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中，儒家满足人民的一个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强调民生，制民恒产，主张惠民、富民、教民，缩小贫富差距，对社会弱者、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和灾民予以保护。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为平民、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个文官制度，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国本，它使得历代各级政治有了新鲜血液，有了民间基层人士的参与。这种制度的建构本身，是儒家理念促成的。这个制度文明背后的理念，是维系人心，协调社会人心的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近代以来，我国与东亚诸国迎接西方的挑战，内在思想的资源其实仍然是以儒学为主干的思想传统。睁眼看世界并鼓动学习西方的人，包括推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辈和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骨子里恰恰是积极入世的、进取的，主张与时偕行、变化日新的，是关切国事民瘼、向往大同世界等儒家情结最深的人。他们的为人为学、思想与行为方式，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无一不是儒家式的。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以儒家《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作为引进俄苏社会主义、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铺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儒家的社会理想起着极大作用，而且儒家的人格理想、人格操守也激励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先驱、前辈。“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救民于水火之中，博施济众，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受民众的拥戴，无不与其人格修养、人格魅力有关。

　　人们常常容易把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其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包含着与我们民族几代先进分子身上携带的丰富的优秀传统精神的结合。例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济世救民的情怀，天下为公的理想，百折不挠的毅力，舍生取义的品格，自强不息的意识，力行实践的精神，辩证中和的智慧等等，都渗透其间。就理论上来说，中国的民本主义传统、大同理想的传统、内圣外王传统、知行合一传统、实践理性传统、唯物论传统、辩证法传统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都起过这样那样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包含了与积淀在社会与民众中的儒家文化的诸因素的结合。新中国的制度建构与儒家社会的建构有着难舍难分的关系。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国富民强、务实、富民、小康思想，与我国古代经典中所强调的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法，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和承续性。我国优秀的文化精神遗产中有丰富的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经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建构，与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民本务实的思想以及天人合德、中庸之道、动态平衡、具体理性等中国智慧有着内在的关联。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邓小平的易简风格等，都带有儒家思想精义与风格、色彩。

　　费孝通先生说：“我们常常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可是这些文化特点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们都说不清楚。”费先生接着就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到家庭工业以及一国两制等，谈到几点：第一、重视家庭，重视世代间的联系与培养后代；第二、和而不同，中国文化骨子里还有个东西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凝合在一起；第三、多元一体，共存共荣，包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第四、“能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这是中国人际关系中一条很重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这不是虚拟的东西，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里边培养出来的精髓……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本质还不能说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大体上说它确实是从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出来的。这里边一层一层都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经验性的东西，如果能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看来还是会发生积极作用的。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疑难问题。”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进行的。早期的，第一、二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无不具有儒家的品格。无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正义观与社会理想，还是我们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儒家的仁爱、民本、民富、平正、养老、恤孤、济赈、大同、民贵君轻、兼善天下、和而不同、食货、德治主张、入世情怀等等，都是其铺垫、背景与积极的思想资源。没有儒家文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合则两美，离则两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