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三塔拆毁之事件记略

　　龙泉三塔拆毁之事件记略

　　作者：温州博物馆 侯波良

　　龙泉县崇因寺位于龙泉城关镇内，崇因寺大雄宝殿前有东西二个七层实心砖塔，原名“平林双塔”，后俗称或简称“崇因寺双塔”，或“东塔”、“西塔”，约建于唐，北宋熙宁时期曾经重修。两座塔从上到下全封闭，内藏文物丰富，以写、印经卷、绢本彩绘释道画、砖雕等为主。金沙寺华严塔位于城郊，是空心砖塔，建于五代（简称“金沙塔”）。

　　1956年1月，龙泉县委、县政府本着变废为宝，节省建设资金的主观意愿，决定拆掉封建迷信的建筑——崇因寺双塔和金沙塔，利用塔砖将原卵石路面改建为嵌砖路面。因崇因寺双塔位于龙泉城关镇内，金沙寺华严塔在郊外，就先从近处着手。拆毁双塔时，塔砖直接被工人拿去铺设路面，而塔内拆出来的文物则惨遭大劫。据在当时在现场的镇人民代表叶日昇事后回忆及其他见过出土文物的干部群众证实，东塔里面从上到下七层，满满当当地装着经卷和其他文物，经卷（包括写经与印经）约有4担箩筐，一尺二寸长、六寸宽的绢本释道画28张；塔身与塔基有黑色泥烧小佛像（亲历者尤文贵先生在参观温州博物馆新馆白象塔出土文物时肯定，当年所说的“黑色泥烧小佛像”类同于白象塔的砖雕佛像）32个，莲花座32座，铜镜5枚、古钱币若干，塔基里有4根铁柱；地宫石函中有金色龙、凤、塔、净水钵、水晶珠等，金色人像非常光亮，金色塔高约一尺，底部约小碗口大小，塔身有窗，死角飞檐上吊有小铃，铃中有珠，动之能响，珠下吊有金丝，塔中有支柱，红似火柴梗，极其精巧玲珑，石函盖刻有铭文。西塔塔身所出以古钱币为主，约四、五百斤，地宫石函中有8顶大小不一的铜帽和古钱币，还装着1个铁方匣。铁方匣里面有一件长约2寸盘曲玉龙，，白玉人像和玉十二生肖，一朵珠花，外包红纸，纸上写有叶姓女名；两面小铜镜等等。这些宝贵的宋代文物被当作封建迷信物肆意糟蹋，经卷和绘画等大部分被搬到溪滩上烧毁，烧剩的灰烬约有2米宽，0.5米高。旁观群众中，有的认为塔里出土的佛经和佛像等文物能辟邪，偷偷拿走藏起来几件，金、玉、铜器、钱币等遭现场拆塔人员和围观群众哄抢。现场文物散落一地，满目狼籍。

　　龙泉县当时属温州专区辖县，尤文贵作为一个文化干部被派往龙泉县文化馆负责戏剧编导创作工作。拆塔时尤文贵恰从乡下回来，走过城关镇新华街看到满地砖头，工人们正在铺设路面。细心的他发现这些砖头是旧砖，个别砖头上还有文字。虽然不能鉴定这些旧砖是什么年代，但他明白这些是古砖。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马上去了解这些砖头的来历。听说砖头是从崇因寺双塔拆下的，不由得大吃一惊，急忙跑到崇因寺。在寺门口就看到一路上全是撕碎的经卷碎片，塔已荡然无存，塔基也已被挖掘，地面散落的几片彩绘绢画，随手去捡，酥散而化。这情形使尤文贵急得直跳脚，在塔基旁边就大叫大嚷起来，现场围观的群众看到这位文化馆干部如此情绪激动，便觉得好奇，这些佛经有什么用啊？尤文贵在现场就向围观群众简单地宣传了文物的价值，一些群众经宣传后有所明白醒悟，向尤文贵报告拆塔时所看到的情景，并告之佛经已被搬到溪滩上焚烧了。尤文贵赶到溪滩时，看到的仅是厚厚的灰烬，令人心疼不已。有些好心的群众，指点哪些人偷偷拿走哪些文物。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经过一番努力收集，收回了13卷经卷（其中一件残片上是彩绘，下是经文）。尤文贵将收集来的13卷经卷用紫红色绸布包好收藏在寝室里。之后，还有徐石岩交出1个黑色泥烧小佛像，5个莲花座，刘陈悋交出1个黑色泥烧小佛像，东大寺居民交出2个莲花座，叶日昇交来2个莲花座。

　　龙泉县城关镇是个小地方，尤文贵在拆塔现场强烈的反应，以及在群众中打听、收集文物的事，很快传开。城关镇派出所所长找上文化馆尤文贵处，要求他缴出收集来的佛经，称佛经是迷信品，派出所有权予以没收。尤文贵据理力争，这些佛经是文物，文化馆有权保护文物。派出所所长竟拔出手枪拍到办公桌上，威吓道：再不交出，我就不客气了！文化馆长叶庆泉和文化馆员毛良赶紧出来打圆场，让尤文贵把经卷交给被派出所。经卷被派出所收走后，尤文贵放心不下，担心派出所不能分辨文物和迷信品，会把仅存的经卷再付之一炬。凭着年轻气盛，他给县委副书记路印田打电话，汇报了情况，并宣传国家有文物法，不能再烧这些经卷了。县委副书记路印田听后立即表态这事他来处理，不久，派出所将经卷送回文化馆。

　　如果说龙泉县拆毁崇因寺双塔致使塔内文物惨遭毁灭，是对保护历史文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是一种错误，接下来的行为就比较恶劣了。文化干部尤文贵强烈反应以及情况汇报，并没有改变龙泉县接着拆金沙寺华严塔建路的决定。为了达到拆塔修路的目的，在一系列给上级和文物管理部门的请示报告中假报金沙塔曾经倒塌，压坏房子，有人命危险；把估测塔倒斜度三点二尺说成四点五尺，始终隐瞒拆塔真相。不久，尤文贵听到群众反映，县里已准备拆金沙塔了。于是尤文贵又向县委副书记路印田汇报，宣传文物法和金沙塔的价值，试图阻止县里继续拆塔。路印田向他表态：一、金沙塔年久失修，已经倾斜，很快会倒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所以已上报省有关单位批准，非拆不可；二，接受双塔教训，一定派文教科干部日夜监视，发现文物，立即抢救。几天后，金沙塔被拆掉了，等到尤文贵得到消息赶到现场，现场一片狼籍，文物已被毁不复存在。而尤文贵三番五次要阻止拆塔的行为，引起负责拆塔建路的干部的反感，有人甚至扬言：这个小干部要跟我斗？偏要拆掉它，看他怎么办？！这些人之所以盛气凌人，根本原因，拆塔建路是县委、县府的决定，而且是副县长张恢吾、法院院长王衍信亲自负责的。在龙泉这个小县城，除了尤文贵之外，所有干部几乎没有发出反对的声音了。

　　几个月后，温州专署文教科干部李庆霖到龙泉与尤文贵商谈戏剧创作会演之事，尤文贵谈完自己的业务工作后，顺便谈起了拆塔事件，并出示了所保存的佛经。这让李庆霖大为震惊，这么重大的损毁文物事件温州专署文化部门还不知情。他鼓励尤文贵消除怕受报复的顾虑，大胆揭发，并表示有问题帮他解决。尤文贵得到了专署文教科干部的支持，决心写出揭发材料。在写材料时，又深入了解了双塔中出土的金器等文物，都被当作黄金给龙泉县人民银行收购熔化了，使得他更加痛心。下半年，尤文贵的妻子申晓闻（当时是龙泉县人民医院护士、共青团县机关团委委员）从省卫生干校进修回来，当她了解了拆塔事件后，很支持尤文贵揭发这种违法事情，认为团中央正在号召与坏人坏事作斗争，我们青年干部应当响应号召，决不能坐视不管。于是，由尤文贵写出底稿，申晓闻抄写三份，一份寄给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一份寄给浙江省宣传部；一份寄给温州地委。

　　10月，温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兆瑛副主任来到龙泉，通过与县委副书记路印田的联系安排，开展对被拆毁三塔的考察工作，清理崇因寺双塔和金沙寺华严塔塔基，并向群众宣传保护文物，要求送还拿走的三塔文物。通过广泛的宣传，部分群众将拿走的文物送了回来。文管会还通过用支付奖金的方式从群众手中收集文物。当时温州文管会将200元钱款汇给县委副书记路印田请转交吴兆瑛，总付出奖金计159.32元。10月底吴兆瑛回温州时，带走了尤文贵抢救下来的和群众送还的文物，计有经卷21卷，经卷、彩绘绢画碎片1包，泥塑佛像4个，泥塑莲花座4个，铜镜1枚，铜小佛坐像1个，瓷小立像1个，瓷破碗1个，木板箱1个、铁方匣1个，以及11个唐宋古钱币，另从双塔地宫石函盖上拓下1张拓片，文：“熙宁丙辰正月日復成塔”。回到温州后，整理了一份《温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龙泉收集东大寺双塔及金沙寺华严塔被毁后的劫余文物清单》，将三塔收集的文物合记在同一清单上。（注：据尤文贵回忆材料《以史为鉴——龙泉拆塔事件亲历记》所述，他写出揭发材料的时间在1956年底。查温州文管会1956年经费使用情况，吴兆瑛出差龙泉和文物征集奖金汇款时间是在10月份，《温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龙泉收集东大寺双塔及金沙寺华严塔被毁后的劫余文物清单》记录日期是“1956年12月，于本会资料室”，由此可知尤文贵发出揭发材料在10月前，吴兆瑛10月到龙泉调查收集。根据温州文管会旧藏档案订正。）

　　1956年12月7日，《浙江日报》刊出一篇报道：《龙泉拆毁三座古塔》，1956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也登文批评龙泉拆毁古塔破坏文物。文章一出，立即引起震动。龙泉当地干群叫好的也有、担心的也有、恼怒的也有。上海某大学教授马丁得知拆塔信息后，主动来信要拆塔的材料，尤文贵又给他寄去一份（后来马丁因此也被划为右派）。

　　温州市文管会将劫余文物带到温州后，经过2个月的筹备，1957年元旦在江心屿举办了一个展览会，展出尤文贵抢救下来的唐、宋文物，展览会上还有配发一组表扬尤文贵抢救文物事迹的连环图画。2月底，温州市文管会派方介堪副主任将其中晚唐写经绘画1件、瓷青笺金书莲华经1件、五代写经1件（金沙塔出土的残卷中之一）、宋版刻印经1件、佛名写经2件、地藏菩萨本愿写经1件、佛说观世音菩萨写经1件、泥塑佛像1件、泥塑莲花座2件共计12件上送省文管会。

　　1957年1月3日，随着三塔出土文物情况调查的深入所掌握的新情况，尤文贵再次写信给中央文化部部长郑振铎、浙江省委文教部部长费沅及温州文管会，反映龙泉县在“拆除三座古塔，毁灭大批珍贵文物”被暴光后出现的现象：

　　“自从您们在各报上揭露了“浙江龙泉县擅自拆除三座古塔，毁灭大批珍贵文物”后，龙泉县委是震动起来了。目前也已开始著手调查核对情况与积极侦查散失文物。我和其他关心文物的同志，深为党的正确、严肃而感动。

　　但是，可惜并不是每个领导干部都是这样的。我们这里，在开始时，曾出现几种不健康的思想作风：一是领导干部之间，不勇于担负责任，互相推卸（直到现在还存在）；二是斤斤计较报上所载的一些细节上的出入，把精力集中在核对这些细节；三是从浙江省到温州专区、县领导，尚未克服官僚主义与文牍主义作风，没有派人下来，深入群众中调查了解，只坐在上面，凭公文、电话及和上层人物往来。这样一来，造成到现在连一些基本情况也掌握不起，迟迟不能作出处理的结果。

　　我和馆内一些同志，为了保护祖国文物，就主动深入群众中去调查了解，结果出于意料之外，发现了很多以前绝不知道的、十分惊人的新情况！这些情况不仅对于了解整个情况，以定责任有巨大作用，而且发现某些干部，大有集体贪污可疑；对于抢救文物、弥补损失，更有巨大意义。于是我们马上向中共龙泉县委路副书记①、宣传部刘部长、文教部叶部长、县人委文教局黄局长等汇报，这使他们也大吃一惊！我们乘机向县委提出建议，要求采取紧急措施，这才在57年1月2日，组织一个“调查小组”，才吸取我们参加工作（以前根本不作工作人员看）。现在，这个小组已开始工作，并初步证实我们汇报材料的真实性了。

　　可是，直到现在，问题仍然复杂。据我个人感觉，单靠县委力量，难能正确分清与处理这次事件。这里，集体贪污，相互包庇与推卸责任的情况虽不能肯定，但在个别干部中，是有可能。且目前发现的文物众多，□不及时采取更有力措施，将来遭受损失，更为痛心，难以弥补了！因此我要求上级加速派一正直老练人员，前来协助工作—依靠□□工作，并撑正直群众的腰。切切，切切！”（注：方框处字迹已模糊不能辨）

　　1957年1月10日，人民日报第8版发表署名孟予的文章《无知即罪过》：“报载：浙江省龙泉县为了修马路，竟将五代的金沙寺塔、北宋的崇因寺双塔拆除，利用三塔的砖铺砌路面。塔内石函中的唐宋写经、彩色画像付之一炬，小银塔、鎏金古钱等销毁熔化了。

　　对千年古塔，要是我们有幸得到一块砖（如同期的杭州雷峰塔砖），势必手舞足蹈，供之奉之，视如珍宝。但龙泉县的民政科真是慷慨大方，毫无吝色地拆除古塔还不算，竟将大量塔砖击碎铺路。

　　敦煌千佛洞的发现，惊动全球，这一稀世奇珍，引起多少帝国主义冒险家的凯觎，千方百计地劫走大批文物。史坦因、伯希和以及华尔钠的罪行，今天想起来都令人切齿。我们如果偶尔发现散失在外的一页残卷、一幅残画，亦必视同连城之璧。但是，龙泉县竟有干部公然把两箱又一百多卷和敦煌艺术品有同样估计价值的唐、宋写经、木刻经卷及彩色佛像画当作迷信品，象似效法林则徐仇视鸦片一样，把‘国宝’付之一炬。划这一根火柴者，真乃好不勇敢。

　　…

　　常言说得好，‘知识即力量’，‘无知即罪过’。要做好事就要有知识，莫再把‘没有文化’当作挡箭牌。”

　　1957年1月19日，在舆论的压力下，中共龙泉县委会在人民日报第七版刊发公开检讨书《关于破坏龙泉文物的检讨》，“人民日报对于我县拆毁古塔破坏文物的批评是正确的。由于县委缺乏知识，学习政策不够，以及存在官僚主义，致对有关人员拆除三座古塔以及毁坏其中文物没有加以制止。在党报批评后，县委即责成县委委员刘玉兰同志和副县长张恢吾同志立即召开了几次有关人员座谈会，进行了数次个别了解，查对事实经过，组织人员采取多种办法追查散失文物。此外，县委还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对这事件进行讨论研究，接受教训。除指定专人继续收集散失文物外，并加强教育干部群众，采取措施保护我县现存其他文物。现在，拆塔的过程和责任问题，我们尚在继续了解追查中。为了严肃党纪，教育干部，待事实查清后，将给破坏这些文物的有关人员以应得的处分。”

　　龙泉三塔发现的经卷之多，价值之高，毁灭之惨重，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文化部部长郑振铎亲自处理此事，周总理也很关心。大约在1957年春（2~3月间），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会同中共浙江省委监察会、省监察厅、省文化局、中共温州地委和龙泉县委、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央监察部、文化部等三级单位，先后进行了历时45天的二次展开全面检查。这在龙泉历史上绝无仅有，引起了广大干群的震动，也变成了保护文物的现实教育。广大群众纷纷向调查组提供文物动态，上交不少龙泉窑的瓷器和瓷片，著名的“元代龙泉窑船形砚滴”就是当时征集过来的（现藏省博）。而个别与拆塔有关的干部，没有从思想上认识到拆塔造成了多么大的文化遗产损失，只专注于如何应付检查组，如何挽回颜面。一方面找尤文贵谈话，要他“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说，组织上是会知道的”；一方面强调尤文贵本人不是党团员，有个姐夫在台湾，历来对党有意见，是个“政治上有问题的干部”，对他反映的情况不可轻信，对他本人更不可宣传。处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使尤文贵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中央文化部派来的文物局庄敏科长，也觉察到这一点，对尤文贵说“郑振铎部长交代我，要我好好保护敢于保护文物的干部，所以我告诉你，你不能留在龙泉了，县委、县府的态度不健康，怕会受报复。我与郑部长联系了，他叫你调中央文化部工作，叫我征求你的意见。” 尤文贵想知道到文化部干什么工作，“搞文物呀！你这么年轻，只有27岁，如果跟老专家学习，十年廿年后，便是个中年专家，多好啊！”可当时尤文贵对戏剧兴趣正浓，事业上初有成就，正要参加戏剧家协会，对庄敏的提议没有接受，但他也知道必须离开龙泉。此时温州专署文教科干部李庆霖正考虑把尤文贵调到玉环县光海越剧团担任总编导，提高该团的艺术水平，作为温州地区的重点剧团。尤文贵便向庄敏提出到玉环县光海越剧团去，庄敏一口答应，要尤文贵和他一起到温州。

　　1957年5月中旬，省政协召开一届三次会议，吴兆瑛委员在大会发言中为文物保管工作大声疾呼，指出建设与文物保护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其中特别举例龙泉县拆毁三座古塔，烧毁许多珍贵文物的事件，说明情况的严重性。并指出温州地委文教部对文物管理工作不够重视。5月14日，浙江日报报道省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发言时，在第4版《争鸣》专栏摘要刊出吴兆瑛的发言。

　　省监察厅在赴龙泉调查后给省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书中，历述了龙泉县人民委员会在1953年10月到1955年底间，先后收到中央、省、温州专员公署关于保护文物的文件有十三件之多，但都没有认真作过研究和贯彻，错误地决定拆塔修街。在历次向上级机关请示中，又隐瞒真相，请示之后即不执行上级的指示，又不听取群众的意见，竟把塔中的重要文物予以毁坏，问题的性质是异常严重的。5月25日，省人民委员会就龙泉县拆毁古塔，烧毁文物事件举行会议，确定事件性质，讨论对相关人员如何处理。会议进行了五小时，争论的焦点是除了给予相关人员行政处分外，要不要依法受到刑事处分。宋云彬当时力主送法院法办。经反复讨论后，认为除了看事件的严重后果外，也应注意当时的动机和客观条件以及时候认识程度等等，最后通过决定：张恢吾身为龙泉县副县长，不但没有尽到地方政府加意保护古代文物建筑的职责，相反的恰是拆塔的决策人，对造成拆塔和焚毁古文物的损失，应负直接领导责任，应停止其副县长职务，王衍信对请示拆塔中作假报告和熔售古文物应负直接责任，不宜担任龙泉县人民法院院长职务，建议县人代会对他们二人职务予以罢免。5月27日，浙江日报第一版刊出省人大决定，严肃处理龙泉拆塔事件，建议龙泉县人大罢免副县长张恢吾、法院院长王衍信的职务。同时配发了社论：《从龙泉拆塔事件中吸取教训》。6月6日，《浙江日报》第一版登载《龙泉拆塔案责任人职务被罢免》：“6月1日，龙泉县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接受省人民委员会建议，一致通过罢免龙泉拆塔案的责任人副县长张恢吾和县人民法院院长王衍信的职务。

　　此时，尤文贵已调到玉环县工作，妻子申晓闻仍然留在龙泉县医院工作。

　　1957年7月，反右运动开始了。

　　8月初，宋云彬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在5月省人民委员会就龙泉县拆毁古塔，烧毁文物事件举行会议上极力要求对相关人员依法刑事处分的主张，被说成是向党进攻最起劲的一件事。尤文贵原以为自己调到玉环可避开龙泉的报复。不料随着一些相关的领导宋云彬、徐寿考（徐寿考出自1938年平阳抗日救亡军政干部学校。1957年为温州分管文教的副专员，是他同意和办理尤文贵调离龙泉之事。）等被打成右派，尤文贵被纳入了“宋云彬右派集团”、“徐寿考右派集团”中去。龙泉一纸公文给温州地委，说要揭露宋云彬、徐寿考的反党罪行，必须批斗尤文贵，要求把尤文贵调回龙泉。1957年12月，尤文贵被民警押回龙泉接受批斗。其罪名是“利用拆塔事件，进行反党活动”。妻子申晓闻在尤文贵回龙泉之前就因帮他揭发抄写材料被作为重点对象斗争，并要她起来揭发尤文贵，划清界线、离婚。但申晓闻没有同意，说：“政治归政治，生活归生活。” 夫妇二人都被划为右派。此后，尤文贵夫妇度过了极其艰辛、苦难的二十二年，直到1979年3月平反。

　　在我们浙江，从古塔里出土的经卷最多的是杭州西湖边的雷峰塔和龙泉崇因寺双塔。可惜，雷峰塔倒塌之时，正是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雷峰塔的经卷流散于民间，没有完整的保全下来；而龙泉崇因寺双塔和金沙塔出土的经卷和其他文物，则毁于无知，仅剩21卷而已。

　　2000年，为纪念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一百周年，浙江省编辑出版了《浙藏敦煌文献》一书，龙泉拆塔劫余文物《唐乾宁写经&S226;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被收入此书中。

　　2004年1月14日温州博物馆新馆开馆之际，龙泉拆塔劫余文物《唐乾宁写经&S226;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和《宋瓷青笺妙法莲华经》被静静地陈列在书画馆内，向每一个参观者无声地诉说着它们千百年的经历和故事。

　　后记：此文根据尤文贵先生回忆、温州博物馆旧藏档案和尤文贵撰写的回忆材料《以史为鉴——龙泉拆塔事件亲历记》而写，在此向尤文贵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