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导、富教、一统、愚民：先秦文化思想谈

　　一、一统说

　　一统说是指那种要求统一思想、文化和舆论的学术主张。

　　1．孔子

　　孔子是第一个提出这种主张的先秦思想家。

　　孔子自言“信而好古”，他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十分不满，提出了一整套把局史车轮拉向后退的政治纲领：颜渊问为邦。

　　子日：“行夏之时，乘殷之貉，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舞”同“武”)，放郑声，远俊人。郑声淫，按人殆。”

　　在这个纲领中，也包括实行文化方面的倒退，即观赏乐舞时，只能演奏古代先王传下来的《韶》（舜时的乐舞）、公武》（周武王时的乐舞），而舍弃现时的“郑声”一类流行乐曲。因为在孔子看来，《韶》、《武》一类先王之乐很典雅。而“郑声”等新兴乐曲则过于放纵了。此外，孔子还曾明确无误地表示勺他“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放郑声，是孔子对于文艺问题的一个基本主张。这个主张的核心，就是用他心目中的正统的文艺斥退新起的异端文艺，恢复“雅乐”的一统天下。

　　又据荀子和司马迁讲，孔子在为鲁摄相的时侯，杀害了他的论敌、鲁之闻人少正卯。应该说，这是一种统一思想、言论的行动。

　　2．墨子

　　墨翟是先秦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兼爱、准攻。尚贤、尚同、节用等十项主张。

　　在墨子的“尚同”主张中，包含着使民众的关于是非善恶的思想观念归于同一的内容。用他本人的话来讲，就是要“壹同天下之义。”

　　墨子认为，现时天下之所以分崩离乱，是因为“人异义”，即人们各自怀有互不相同的关于是非善恶的观念造成的。他说：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财物，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义，指善恶是非的观念）

　　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尚同、壹同天下之义，使天下人的思想认识归于一致。壹同夭下之义，在墨子看来，是以民众对于官长、下级对于上级思想的认同为前提的。他具体论述说：“察乡之所以治者何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

　　“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他认为，只要统治者主观努力，通过层层服从的办法，就能使天下民众都以统治者的思想为思想，以统治者的是非为是非，达到“壹同天下之义”的目的。

　　人们也许要问：墨子主张使天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之义，那末。天子所持之义又从何而来呢？对此墨子是胸有成竹的。他的回答是：“天子上同于天”，即天子顺从天意。天意又是什么呢？对此问题，墨子有极详细的论述，恕不多引。概而言之，在他看来，天意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就是反对强劫弱、贵傲贱、诈欺愚，就是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等等等等。原来，墨子在这里是将他自己的一系列观点都说成是“天意”了。不仅如此。墨子更多次毫不含糊地宣称：我墨子已经掌握了天意，并且“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也就是说，我墨子所谈；皆是天意。上至王公大巨，小至天下，万民，他们的治刑理政、文章言语，都要由我来判定是非对错。

　　所以，墨子的尚同、壹义之论，乃是一种企图借助天的至高权威，以墨家学说统一天下人的思想、言论和行为的学术主张。

　　3．商鞅

　　商鞅为法家先驱之一，他于战国中期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秦国灼变法事业，取得了国富兵强的成效，使贫弱为秦国一跃而为强大的封建国家。

　　商鞍在变法中，提出了推行法令之教的主张。

　　他认为严明构法令是治国的很本，“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

　　他希望国君“明法令”，用法令来教育民众，用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言论，即推行“法令之教”。商鞍提出了贯彻这一政策实施的必要前提。他认为，要想收到以法令统一民众的思想、言论之效，以下一些事情是必须做好的：一是使法令通俗易懂，”明白易知，愚智遍能知之、二是树立法令的权威，法令既定，不许下民议之，三要“为法令置宫也，置吏也，为天下师”，由官吏负责对民众宣传法令和执行法令。通过上述办法，就能使国君的法令深入人心，民众学习了法令就知所避，于是他们的思想、言谈及行动就会集中到法令所提倡的农、战方面来，富国强兵的目标就指日可待了。

　　商鞅主张，推行法令之教，必须“不用六虱”.“六虱：日礼乐，曰《诗》、《书》日修善，曰孝涕，曰诚信，日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古代的《诗》、《书》等典籍和泛滥一时的礼乐仁义一类说教，全都是危害农、战，祸国殃民的虱子，应该扫除干净。既然《诗》、《书》、礼、乐等都是当去的东西，自然那些以学习谈论《诗》、《书》、礼、乐求取进身之阶的人，也是非去不可的。

　　于是，商鞍又提出了“淫道必塞”的主张。“奚为淫道？为片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让那些善于巧辩的人特到尊贵、四“处游说的人得到官职、从事文学而有私名的人得到荣显，这就是“淫道”。淫道即邪路。要住国家富强，必须奖励农、战而堵塞邪路，’淫道必塞”，使那些游离于农、战之外卜六虱之民在社会上根本得不到立身扬名向上爬的出路，从而把他们统统赶到以农、战求取功名富贵的正路上去。

　　不仅如此，商鞅还进一步提出了抑制私家学派活动的意见：“搏叼、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曰陈其上。”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对于那些持各种与法令精神不合的各种私学观点心勺队那些集群结党、自相标榜而诱毁他人的人们，对他们的活动要加以抑制。不仅不能让他们由此得到富贵，而且不准他们私自议论刑政得失，更不允许他们刻意创立私家学说向国君进行兜售。明法令与去六虱、塞淫道、抑私学同时并举，这便是商鞍为秦国统治者设计的思想文化政策的基本内容。不言而喻，这是一种以法令来统一全社会过思想、言论和学术时主张。

　　4．孟子

　　孟子生当战国中期。当时的政治现实，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与此相适应，当时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也呈现一种“众说蜂起”、“处士横议”的百家争鸣局面。孟子对这种社会现实十分不满，于是他提出了救世之方，其中也包后他对于思想文化问题的主张。孟子对于解决思想文化问题的主张，一言以蔽之，曰：息邪说。

　　在孟子眼中，当时流行于世的杨朱、墨翟之学，全是蒙蔽世人的邪说，只有孔子的学说才是有益人心的正道。他声言：正、邪不两立，杨、墨之道与孔子之道不能同时并存，“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解决的办法呢？只有一条：息邪说。具体一点讲，就是“距杨、墨，放邪辞，邪说者不得作。”

　　孟子这个人有点意思。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米到处游说各国诸侯，向他们陈说自己的一套主张，劝说他们讲仁义、施仁政、行王道。司是，他白己呢？对于自己这一派的论敌，他可是既不仁又不义，必置对方于绝境而后快，王道乎？霸道乎？

　　显而易见，孟子“息邪说”主张的实质，是希望以孔子首创的儒家学说独领风骚，进而统一当时的思想、学术界。

　　5．荀子

　　在以孔子学说统一思想和学术这一点上，荀子与孟子是完全一致的。不过，荀子提出了他自己的实现这种统一的方案。他的方案与孟子的主张相比似乎更“胜”一筹。荀子提出的方案是杀人，诛小人之枭雄。

　　荀子是借讲历史故事的方式，来阐述他的这一主张的：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

　　门人进间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

　　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日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泉雄也，不可不诛也。

　　这里说得十分明白，孔子所以诛少正卯，是因为少正卯身犯五恶（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须非而泽），而且“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构成了对孔子学说的现实威胁，故而罪不容赦，不可不诛。

　　这里真的是在讲历史故事吗？否。实际是在以古喻今。试看荀子生活的时代，众家诸子谁人不在如少正卯那样聚徒成群、饰邪营众、反是（即反孔子之道）独立？“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泉乱天下，高宇鬼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在者有人矣。”如被荀子点名批判的魏牟、陈仲、史鱿、墨翟、填到、田骄、惠施、邓析者流，以及被荀子视作冒称孔子信徒而实际背离了孔子正道的子思、孟柯之属，他们全都各抱其说，而且他们的学说又都经过了精心文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在荀子眼中，这些少、全都属于和少正卯一类的人物，是小人之泉雄也，应该仿效当年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将他们一一诛除。

　　荀子主张用杀人的办法来统一思想和学术，这比孟子的办法要干脆利落得多，不过同时，儒家学派一向挂在自己脸上的那块“仁者爱人”的遮羞布，却再也挂不住了。

　　6．韩非子

　　曾经作过荀子的学生韩非，提出了更加彻底和全面的统一言论、思想和学术的措施。韩非继承了前辈法家商轶等人的“法教”思想，在其著作中主张谁行更严格的法令教育。他认为，法令教育禁奸止邪的作用比其他方式的教育都大得多：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憔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

　　由这个不才之子的改邪归正的事例，韩非论证了法令教育门威力。池要求把法令教育普遍推开，施之于全社会。

　　在韩非心目中的理想国度里，国君的法令居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人们旧言行皆轧于法令，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

　　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贵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轧于法者必禁。

　　韩非主张国君要以法令作教材，以官吏作教师，对百姓进行普遍的法令教育：“明主之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轧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通过执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教育政策，把人们的思想、言谈乃至行动，全部统一到国君的法令上去。

　　在韩非看来，法令乃人主所立，是为“公”；它与“私”是相互对立的。因而既立了法令，自然就不再允许那些属于“私”的东西存在了：夫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

　　他提出废弃私学的主张，认为除了帮国君立法的法术之士外，取消其他所有的私学。那些以“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的儒、墨、道、纵横等派的学者和言谈者，人主最好躲他们远远的，而且要把他们的学说取缔。“去其身而息其端。”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私学与国君法令不能同时并存，”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

　　韩非还提出了更加彻底地根除私学的办法供统治者参考，那就是“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将私家学派统统解散，不许他们再活动。另外，他还着意称赞当年秦孝公采纳商鞍建议“播《诗》、《书》以明法令”的作法。希望当今的人主起而效法，将私学赖以立论和惑众的“先王之语”，如《诗》、《书》一类书籍烧个一干二净。韩非的本意，是想使其他的学派全都匿迹消声，而让自己的法术之学能独行于世。举卜非上述的文化专制思想，对以赢政为代表的秦统治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愚民说

　　愚民说是一种主张使人们陷于愚昧而便于统治的学术观点。愚民，是先秦一些思想家多次谈到的一个话题。

　　1.老子

　　老子认为，民众所以难以统治，是由于他们知识太多的缘故。所以治民的最佳办法，是绝学、弃智。民众只有无知，才能无欲。无知无欲，才能民心不乱。他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老子还说，善于治民的统治者，不是教民众聪明起来，而是让民众保持愚昧：古之善为道者，非也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不是主张愚民政治，又是什么呢？

　　2.孔子

　　孔子，在历史上是第一个开办私学、将原来由官府垄断的知识传播到民间的人，他的“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使他在中国封建社会获得了“至圣先师”的美誉。然而，也是这位孔圣人，他还明确地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主张。这也是一种主张愚民的观点。

　　看来，在如何对待民众的问题上，道、儒两家的立场是相当接近的。

　　3．韩非子

　　先秦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也是“愚民”政治的积极鼓吹者。

　　韩非主张，在有为之君统治的国家中，不仅要取缔私学，毁弃先王之语，而且应该取消法令以外的所有文化，使国内“无书简之文”，民间除了法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文字和书籍，从而让百姓心中只知国君的法令而不知有其他。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会死心踏地跟着国君走，尽死力而从其上了，抹非的愚民观汽，本于他附如下理论：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行。

　　他认为，仅仅禁止与法令相背的言谈、行为是不够的，最高明的办法是“禁其心”，即从根本上取消人们的精神生产活动，人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去想，失去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当然就好统治了。

　　三、结语

　　当我们论及上述先秦诸说的时侯，常常不由自主地引起对于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联想，使我们生发出一些和这些观点有关的思考：

　　其一，疏导、富教、一统和愚民诸说，尽管它们的内容有着如此显著的差异，而且诸子对同一论点的说法也各有不同，但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它们的中心其实是一个，即都是围绕着思想文化间题展开论述，都在回答对于思想文化问题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及对策这样同一个论题，只是他们每个人开出的“药方”有所不同罢了。我们不妨为它们作出如下的概括：上述诸说从实质上讲，乃是先秦时少有的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几种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或日先秦时代产生的关于文化管理的几点思想萌芽。

　　其二，主张对民众实行先富后教政策的观点，公正一点讲，是含有一些真理成分的，而且此说伴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木政策的实施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影响。然而，真正的不打折扣的富教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难以见到时。不错，’封建统治阶级曾经开办了许多的官办学校，编写传播了多得数也数不清的旨在对民众进行封建道德伦理教育的书籍，他们对于民众的教育感化工作可称得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可是，富教之富，却总是虚有其名。这就难怪中国封建时代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农民反抗斗争了。

　　其三，一统说是一种旨在统一学术和思想文化的学说。令人感兴趣的是，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一统说竟拥有那么多的倡导者，儒、墨、法三家的代表人物，都如此热衷于此道。这是进入战国以后中国社会从分裂混战逐渐走向统一的历史大趋势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反映。先秦各家的区别，仅仅在于都企图以各自一派的学说来统一全社会的学木和思想。因此，一统说从一开始提出的时侯，便打上了很深的专制色彩，是一种希望以强制手段统一巴想文化的学术主张。这就不难解释，它何以会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大行其道了。我们从秦代以法为教、汉代独尊儒术、隋代禁修私史、唐代颁行蛋五经正义》、宋元以后儒经甲独行朱注、以及历代统治阶级对于“离经叛道”者的无情镇压中，不是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统说”的影子吗？

　　其四，愚民说是一种极其反动的文化管理思想，己时思想基础是极端看不起而又十分害伯人民群众的力量。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与愚民说的提倡者们，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是一脉相承的。试想，秦始皇焚毁《诗》、《书》百家著作，南北朝及其以后统治阶级卖力地提倡佛教和道教，宋以后尊崇“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明清以空洞无物的八股文取士等等，搞的不都是彻头彻尾的愚民政治、愚民文化吗？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说，富教说（无富有教）、一统说和愚民说，是由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经常使用明三件基本理论武器。

　　其五，疏导说，无疑是诸说中一种比较进步、具有较多民主色彩的文化管理思想，是古人对于文化管理理论的突出贡献。对于人们的思想认识，对于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学术观点，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行政的手段去解决，而采取民主的疏导的方式去处理，这是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但人们知道，这一主张在封建社会里根本难以实行。封建统治阶级，自秦始皇开始，搞的就是封建专制，肤即国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在思想文化问题上，也不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不会、也不屑于去搞什么劳心费力的疏导的。

　　其六，上述先秦文化思想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或给人启迪，或令人警醒，这就是它们在今天的价值。但无沦如何，那毕竟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东西了。历史在前进。今天，作为领导阶级的中国工人阶级，手中已经有了科学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十三大路线和“双百”方针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在繁荣科学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它们永远是引导我们前进的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