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海洋文化差异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恰值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之际，国家及有关地方开始大规模的纪念郑和下西洋活动，这证明了国家实力的成长，也证明了中国人海洋国土观念的转变和海洋意识的苏醒，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庆祝活动是件好事。我们在为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喜庆欢呼的同时，不能也不应该回避几个问题：数百年来，中国为什么会从海上的强国衰落成为海上的败兵？为什么中国会放着海上的优势不用，结果西方从海洋上崛起，中国国势却因此迅速衰退？

　　1.美洲是郑和发现的吗？

　　2002年3月，英国海军退休潜艇舰长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报告，提出美洲是郑和下西洋时发现的。孟席斯的报告立即向全球转播，他的专著《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也一版再版，热销各大洲。正在筹备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的国人，对此当然备加关注。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洋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既值得国人引为骄傲，也有必要从中提取经验教训。

　　2.古代中国的航海优势

　　2.1古代中国航海历史悠久。“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说，并非孟席斯首创。据报道，二个半世纪以前，法国一位汉学家就曾在南锡的法国科学院提出，元朝文献中的“扶桑国”就是墨西哥；据说距今十五个世纪以前，中国和尚慧深就到过加拿大，这比郑和早了近千年。但这还不算早。从美洲海底发现的石锚和陆上发现的土墩文化，到秘鲁的虎神石雕和墨西哥出土文物上的象形文字，都曾经引发过“殷人东渡”的推论，说明三千年前中国殷人就曾跨越太平洋到达美洲。当然，所有这种种说法还都只不过是推论，缺乏确凿的证据。至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长期以来也一直存在非议。说在哥伦布之前到过美洲的也不光是中国人，比如北欧的维京人据说在十一世纪初就到过加拿大。应该说，美洲自有土著居民，无须谁去“发现”；西方语汇里的“发现”，指的是西方人开始“开发”美洲。即便证明了中国人早就到达了美洲，也不能改变这片“新大陆”是欧洲人、具体说是哥伦布到达后才开发的事实。

　　2.2历史上中华民族有过悠久的航海史和长期世界领先的海上技术优势。十五世纪以前能够在世界大洋作大规模航行的，确实还只有中国。诚如李约瑟所说，“约西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想象一下六百年前，郑和两万多人、三百多艘船的巨型船队，领队的宝船又是长逾百米、至今还是最大的木质船，一旦出现在大洋岛国，怎不令人目瞪口呆，惊以为奇迹天降？

　　2.3明朝的航海优势，是中国长期航海技术的继承和发展。早在3世纪，孙吴的海上商船就长达60米，孙权曾派遣康泰、朱应率强大船队穿越南海出使扶南（柬埔寨），也曾派卫温、诸葛直率万余人的舰队到达夷州（台湾）。12与13世纪之交，南宋水师控制了福建到日本与高丽之间的东海，船只多达6000艘，曾在山东半岛外海击败了金国的大舰队。而13世纪元朝的海船比宋朝更加壮观，马可波罗到泉州港时就看傻了眼。种种的历史记载，展示出古代中国的海上优势；海外的出土文物，也不时发现中国古代航海远征的踪迹，使我们为自己祖先创造的奇迹兴奋骄傲。但是，郑和之后中国海洋国势急转直下，鸦片战争从海上打来，这是事实。回顾历史沧桑，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曾经世界领先的中国海上力量却退出了国家、世界发展的舞台呢？比较郑和下西洋本身和西方“地理大发现”的航海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或许能够找到其中的答案。

　　3.两类不同的航海

　　3.11424年明成祖朱棣一死，新皇帝就下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尽管在明宣宗时，郑和还组织了第七、也就是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远航，但随后就是彻底的海禁，走上绝然相反的道路，甚至连图籍档案一概烧尽。关于下西洋突然终结的原因，至今见仁见智，多有争论，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客观原因就是国家的财政。

　　3.2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扬眉吐气的丰功伟业。郑和传播了华夏文化，促进了海上交流，提高了航海技术，推行了和平外交。然而，本质上这是从皇帝的政治需求着眼、缺乏经济考虑，因而是不具有可持续性质的政府行为。固然，下西洋具有经济贸易的一面，它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引进的药物也丰富了中国的药典……；但是这种“朝贡贸易”的特点在于“厚往薄来”，这类“随贡互市”并不要求等价交换，因为目的在于显示中国的富强，算的是政治帐，不是经济账，最终导致“库藏匮乏”。值得注意的是在下西洋的同时，明朝政府却对本国商人出海厉行封禁政策，只准皇家船队下西洋进行官方贸易，也允许西洋海船来中国，就是严禁中国人出海经商。所以说，下西洋作为明成祖巩固政权、弘扬国威的措施，是一种政治驱动的航海行为，并不等于海上贸易的开放。

　　3.3形成对照的是从伊比里亚半岛出发的海洋探险。就在郑和之后，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1394-1460)派出了多次航海探险队，为后来葡萄牙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和麦哲伦实现环球航次准备了条件。他们探险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直接与印度通商寻找航线，结果发现了“新大陆”，随之引来的是财富与奴隶的掠夺，为欧洲赢得了发展的新纪元。这就是中国和西方当时远航的区别：西方有强烈的经济目标，而中国却只从政治出发。

　　3.4欧洲探险的航海本来就是国王、海盗和海外商人三位一体，本来就预期着暴利。海盗式的航海探险或者“发现”，包含着太多的罪恶与残忍，笼统地赞扬是不公正的；但是另一方面，没有经济基础的“赉赐”政治也是不可持续的。而后者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多发症，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晚期，中国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决不能再掉以轻心。今天，我们无疑应当谴责“地理大发现”家们的贪婪残忍，也完全有理由颂扬郑和远航的和平性质。但也需要承认：欧洲人的“大发现”导致了美洲的开发，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郑和的壮举虽然对东南亚、印度洋一带留下了深刻的踪迹，但对世界影响有限，也没有推动中国历史进入新时代，这不能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4.两种文明的起点

　　4.1两种不同的航海，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世界古文明的发祥地几乎都在河流谷地，唯独发源于爱琴海的古希腊文明是个例外。作为整个西方文化根基的古希腊文化，是在爱琴海的沿岸及其星罗棋布的岛屿上发展起来的，沿岸狭窄的平原和良好的港口，岸外众多的小岛，是早期发展航海和形成海洋文化的理想背景。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化，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与巴比伦文化，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化和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都是定居在流域里的农耕文化。这些古文化有的已成陈迹，但如果把现存的中国与西方文明相比，可以看到正是这两者起点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三千年历史走向的差异。

　　4.2华夏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当时的中国的自然条件，为农业社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只求没有异族的入侵，决无向外另求福地的意向。反映农业社会利益的儒教文化，主张人们固着在自己的土地上，“父母在，不远行”，没有到远方开拓的传统。用明太祖朱元璋的话来说：“四方诸夷，皆阻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何苦要去海外殖民？至于对外贸易，也是应国外的要求而开，因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58年致英王敕谕）。皇帝的观点，反映了自足自给农业社会的心态，一种内向型社会的心态。

　　4.3华夏文明不属于与世隔绝、不尚交往的封闭类型。华夏文明本身就是多种文明的融合体，有着惊人的包容度和亲和力。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当时东西方交流中从事经商贸易的，却主要不是中国人。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扮演着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这就是说，尽管中国历史上有过负重远行的开拓者，但他们是凤毛麟角，并没有构成历史的主流；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大规模的海内外交往，但直到最后一个皇朝，始终认为中国处在世界的中心，这种居高临下的交往并非出于自身的必需。谈到这里，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之所以如此容易遭到否定，一场历史的壮举居然成为古代中国向海洋发展的终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5.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

　　当我们说华夏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区别时，立刻就会有人举出中国历史上海洋文明的众多记录，否定这种区别。中国古代文明中灿烂的航海历史，确实不容否认，但海洋文化也确实没有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希腊文明源自爱琴海，后来西欧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以海洋为中心展开。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古希腊马其顿王国，或者后来的罗马帝国，都是围绕地中海周边分布的，海就在中间。中国历史上苦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欧洲可以相比的是北欧海上的维京人，从8到11世纪维京人的海盗征战，改写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14至17世纪，在欧洲垄断贸易、起过重要政治作用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也是以德国北岸的卢贝克港为中心，由围绕波罗的海的城市联合而成的。

　　6.两类文明中海洋成分的差异

　　6.1 我们说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只是指其起主导作用的部分，决不是说以大陆为特色的华夏文明就没有海洋成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远航，首推2200多年前的徐福下东洋。但这种为皇帝寻找长生不老药的航行，很难说是海洋文明的标志。纵观历史，华夏文明里的海洋成分始终只是作为插曲和补充出现，难以形成主流，而且这种传统贯穿至今。时间上看，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典型的跨出大陆、走向海洋的壮举，却只能昙花一现，以悲剧告终，这恰好说明中国传统对于海洋文明的容忍度。空间上看，沿海地区几千年属于“蛮夷”之地，从沿海多山地区到海上甚至海外发展的居民，长期被视作“另类”，属于化外之民，不受政府保护。对于这样的政权说来，只要有政治需要，就可以实行“海禁”，甚至像17世纪清朝早期那样实行强制性“迁海”，使沿海数十里成为荒地。与当时西欧一些国家国王、海盗与商人来联结起来向海外殖民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6.2 中国古文化丰富的海洋成分难以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比如战国时期邹衍的“大九州说”，认为儒家所称的中国，只占天下的九九八十一分之一，反映出沿海的齐国文化中，对于空间广阔性的认识。管仲、邹衍的观点的确具有海洋文明的特色，但统一六国的是代表内陆文明的秦国，不是齐国；几千年来统治中国思想界的是儒家，不是阴阳家。

　　6.3两种不同类型文明中的海洋成分也各不相同。在内向型的中国大陆古文明中，海洋常常作为一种抽象或者负面的因素出现，通常与蛮荒、甚至灾难联系在一起，连神话都不例外。庄周《逍遥游》里的大海“北冥”、“南冥”，及其中可以互相转换的“鲲”和“鹏”，无非是极言其大，并无具体所指，属于哲学的议论而不是自然的描述。《山海经》的“海经”“荒经”也是指遥远的极边地区，重点在于怪诞事物，而涉及海洋的最佳内容莫过于“精卫填海”故事：炎帝女儿在东海溺死后，变为“精卫”鸟，“常衔西山之木石”想把东海填平。几百年以来，出海者朝拜最勤的是“妈祖”，便是传说中宋朝福建莆田的女子林默，成仙后变为海难的救星。因此，这里有抽象的、哲理的海洋，也有具体的海洋，但是具体的海洋往往含有悲剧成分。古希腊神话里也有众多有关海洋之神，从海神波塞东到俄刻阿诺斯与泰西斯夫妇,而这类神话往往具有实际航海生活作为基础，不只是凭空的想象。例如希腊神话中的舍伦女妖，这种人首鸟身的女妖在海边岩石上唱歌，用甜美的歌声蛊惑航海者溺死，正反映了爱琴海区日中太阳可畏，在“无风的沉静”中的午睡具有生命危险。同样十九世纪法国的凡尔纳（1828-1905），如果没有海洋知识，根本不可能写出像《海底两万里》那样的科幻小说，而且这种小说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中产生。

　　6.4从具体的人物身上，也许可以更好地看出两种文明的区别。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比秦始皇（前259-前210）差不多早一世纪。两位都是创有统一大业的旷古伟人，但是对于海洋却态度各异。秦始皇尽管也曾“东临碣石”，还派遣徐福东渡求仙，但他的兴趣在山不在海。亚历山大大帝却总是向着远方未知世界，去发现新土地、去探寻新海域，不仅曾经派遣舰队考察阿曼海、波斯湾和红海，临终前还安排人去考察里海是否同黑海相通，而且身体力行，传说曾经亲自潜入海底进行观察。我们也可以举艺术家进行比较：明朝的苏州才子、画家唐寅(1470-1523)和意大利的达·芬奇(1452-1519)属于同时代人。唐寅的山水画和仕女画属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极品；而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达·芬奇，却不仅是艺术家，同时又是发明家、科学家。他笔下的大洪水具有流体力学的内涵，它的人像和马像都具有解剖学的基础，更有趣的是他留下了潜水服的设计图，直接为探索海洋做出贡献。

　　6.5 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学术界，重视实践、亲自动手，与长期沉湎在科举制度下、只注重“务虚”、不重视“务实”的中国学术界，形成强烈的对照。关于海洋观察方面，十六世纪瑞典人所作的北海海图（1539年)，不但表示了海岸与海洋动物，而且所画的海冰的分布与涡流也被现代的遥感观测所证实，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对海洋的兴趣，也反映在现代和近代政治家身上，美国老罗斯福总统（1858-1919）参加过海洋深潜器的设计，虽然他的方案未被采用。近代史上，东方的日本也是以海洋为特色，1975年裕仁天皇参观美国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了解深潜技术；1987年，当时的平成皇太子不仅参观，并且还钻进美国深潜器。

　　7.历史的反思

　　7.1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并无优劣之分。研究人类文明的历史趋势，未来海洋的作用越来越大。海洋从提供“鱼盐之利，舟楫之便”，发展到今天的“海洋世纪”，海洋成为未来能源与资源的宝库，和各国权益之争的焦点；世界各国也从“自给自足”发展到“全球经济”，海洋是进入全球经济的必由之路。

　　7.2中国长期忽视海洋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我国历史上长期忽视海洋， “以农立国”的大陆性内向性质在人们意识中根深蒂固。由于长期重陆轻海的习惯，导致我们缺乏对海上权益的敏感，总以为“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至今缺乏海洋国策，缺乏国家层面的海上定位，总以为说到海洋也无非是近岸，“家门口还弄不好，跑老远去干吗”，习惯性地把大洋留给别人。海洋观念的薄弱，同样影响着文教战线，在地球科学的“海（海洋科学）陆（固体地球科学）空（大气科学）”三军中，我国以“海军”为最弱。连中学地理教材，近年来也出现海洋部分越来越弱的偏向。

　　7.3海洋文化是其中最大的差异之一。为剖析我国长期忽视海洋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谈到负面的内容比正面的多，但决没有崇洋媚外、自我否定的意思。而是相信，只有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海上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甘心落后，或者不承认落后，能够发展的时候也不去发展。由于对海洋的漠视，六百年前我们曾自毁水师，将海上优势拱手让人，直到今天还在尝其苦果。六百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讳疾忌医、依然故我，别人并不会因为我们的落后而等待我们，也不会与我们共享海洋资源，更不会与我们主动和平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