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的三铺孔雀明王壁画—兼及对图像配置的探讨

　　明清时代的三铺孔雀明王壁画—兼及对图像配置的探讨

　　作者:廖旸

　　《西游记》里描写唐僧师徒行至狮驼山狮驼城狮驼洞，遭遇大鹏怪，连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胜他不得。如来佛祖对孙悟空解释：那大鹏与孔雀乃是一母所生，而孔雀曾将刚修成金身的如来吸下肚，“是我剖开他脊背，跨上灵山。欲伤他命，当被诸佛劝解，伤孔雀如伤我母。故此留他在灵山会上，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1］这部小说的广为流行促使孔雀明王更加深入人心。佛教中的明王为咒明的人格化，孔雀经以咒语多且极难读而著称，［2］也是较早翻汉的密教经典，在东晋咸康年间（公元335342年）开江东“咒法之始”［3］。此外，相关典籍还有鸠摩罗什、僧伽婆罗、义净以及不空译本等。［4］诸本之中，不空所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最为流行；而在义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中，“陀罗尼首次被神化并被称为明王”。［5］因此，从密法翻译、修持和造像等各个角度来看，孔雀明王都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孔雀明王经也是藏密较早翻译、奉行的佛经之一，824年成书的《丹葛目录》（藏dkar chagldan dkar ma）已作收录；［6］西夏文本即从藏文翻来。

　　从尸梨密多罗姓帛来看，他实为西域龟兹人；而另一名译者鸠摩图1　孔雀经曼荼罗示意图罗什更是龟兹最著名的高僧，则该经咒在龟兹必定相当流行。［7］古龟兹佛教美术盛极一时，但遗存中尚未见到可信的相关作品，可见当时密法修持的特点。北宋宣和御府藏多本《孔雀明王像》，［8］创作年代从初唐到五代十国。晚唐时寓止成都的张南本曾在大圣慈寺兴善院画“大悲菩萨、八明王、孔雀王变相”［9］，这个孔雀王是孔雀明王还是本生故事中的孔雀王呢？由于大悲菩萨和八大明王都是典型的密宗美术题材，我们有理由推测是孔雀明王变相。宣和御府还藏有唐人姚思元《孔雀佛铺图》一，这应该是包括眷属在内的复杂构图。［10］唐代的画迹已无法寻觅，而五代两宋时期汉地创作、传世至今的孔雀明王像集中在莫高窟与大足、安岳石窟中，王惠民《论〈孔雀明王经〉及其在敦煌、大足的流传》（《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做了详尽的探讨。其中尊像与变相都可以找到，另外从日本所存作品看也存在曼荼罗式的构图（参见图1）。通常说来汉传密教美术中的孔雀明王总是出现在主尊的位置上，较为特殊的是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雕造的大足北山多宝塔36龛，这里主尊为释迦牟尼，左侧壁浮雕孔雀明王［11］，与右侧壁的六臂观音形象相对。

　　综合传世作品来看，可以总结出两宋汉传密教（包括东传日本后）艺术里孔雀明王形象的基本特征：现女相，面容平和，菩萨装束，趺坐莲台之上，正面展翅的孔雀负载莲座、成为此明王的标志性特征，尾上覆羽展开形成绚丽的背屏。在敦煌，其像多绘制于甬道顶，看来当时孔雀明王的地位并不高；仅宋代133窟一例绘于甬道右侧壁、与迦楼罗王对置，不知与二者都是蛇（龙）克星有无关系，而迦楼罗不过天龙八部之一。各例均为一面，以臂数和持物论，则有所不同。根据经轨来创作的标准形象为四臂化身：

　　佛母大孔雀明王菩萨……白色。著白缯轻衣。头冠、璎珞、耳美术史研究ART RESEARCH27图2　五护佛母像（第二尊为孔雀佛母）。插图。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格·拉西色楞主编：《蒙古文〈甘珠尔〉佛像大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44。珰、臂钏，种种庄严。乘金色孔雀王，结跏趺坐白莲华上、或青绿花上。住慈悲相，有四臂。右边第一手执开敷莲华，第二手持俱缘果其果状相似水（按：应为木）苽；左边第一手当心、掌持吉祥果如桃李形，第二手执三五茎孔雀尾。［12］

　　此外，根据日僧心觉的说法，“宋朝本四臂之中，左右二手各持莲花”。［13］《大孔雀王天秘要法》的规定是身青色、骑青色孔雀王，右手分持孔雀尾和吉祥果，左手上则分别是金轮和宝马头；［14］这种图像甚罕见，而左第一手执金轮尤值得留意。六臂化身乃是“本轨所说四臂又加二臂……其二手持物可寻见之。 ”［15］杭州烟霞洞内所雕孔雀明王像即作六臂，据称为五代（吴越）原作，［16］惜具体特征不见记载，现已损毁。至于二臂化身，空海《秘藏记》称佛母左手持开敷莲花，右手持孔雀羽；［17］“又有古像，作二臂，左持孔雀尾，或持吉祥果”。［18］一些传世作品与这些文献描述有所不同，但出入不大。

　　以前的研究成果，已大致勾勒出唐宋时代孔雀明王信仰与造像在汉地的流传情形。在那之后呢？北京智化寺如来殿佛像装藏有元延祐年间（1314－1320年）孤本官版藏经三件，其一由《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与《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连缀而成，底本为金藏，透露出孔雀明王信仰在金、元历代传承的些许情形。［19］特别地，元代由于藏传佛教美术的在内地的推广，出现在五护陀罗尼佛中的孔雀佛母也变得流行起来，仅以大都的皇家寺殿来说，就可举出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新寺西旧小傍殿侧壁塑像与延祐七年玉德殿正殿东壁下夹铸像等例子。［20］藏式造像中的孔雀明王有二臂、六臂、八臂乃至十二臂多种形象，身色亦有黄色与绿色两说，与汉地美术中的形象显然不同。而且，在藏式艺术中她并不以孔雀为坐骑，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也并不持孔雀尾羽；未见公布有佛会构图，她往往在五护佛母组像（参见图2）或坛城中出现、作为不空成就佛的化身，而在坛城中占据中央位置的则是宝生佛所化之大随求佛母。五护佛母在尼泊尔最为流行，以阿尼哥为代表的尼泊尔艺术家极受元代贵族赏识，这个题材在宫廷中的流行是否与之有关，有待详考。

　　从文献记载来看，明代孔雀经修法仍然流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颁布的“申明佛教榜册”涉及“道场诸品经咒布施则例”，规定了瑜伽僧为俗众诵经的价格，其中提及约十种经咒，孔雀经赫然与华严、般若、涅槃、宝积等同列，价格与莲经、梁武忏等相当，还高于水忏和楞严咒。清代水陆仪文中，第四日要称颂五种经名，《孔雀明王经》名列《华严经》、《法华经》、《首楞严经》、《金光明经》之后，［21］其地位不可谓不显耀。明时杭州每逢二月十五花朝节，寺中“谈孔雀经，拈香者麕至”。［22］凡诵经应布置道场、供养香花、陈设佛像，孔雀经法的修持应该说与孔雀明王造像不可分。明代孔雀经有不少单行本，以国家图书馆藏不空译本为例，有宣德四年（1429年）独秀主者刻本及天顺七年（1463年）裴瑀刻本；宣德刻本尤以版画插图多且精美而著称。明司礼监刊书有大、小五大部经，后者中即包括《佛母大孔雀经》。［23］嘉靖三十年（1551年）浙江“嘉兴府桐乡县僧会司下青镇宝阁禅寺禀佛报恩沙门慧日捐赀请续抄写孔雀尊经六部”［24］，则可见出该经在民间传抄流行的情形。明人的诗句，“狻猊座上琉璃影，孔雀经边白玉函”（张邦奇《宝云禅房遣兴二首》之二）、“不梦麒麟阁，皈依孔雀王”（张元凯《广福寺寓二首》之一）等等，也透露出孔雀明王信仰的景象，不一一列举。

　　明清两代屡屡为修孔雀经法而美术研究ART RESEARCH28营造殿堂。北京潭柘寺后山有金代雀儿庵，后来僧人臆造孔雀明王像，谓明王佛修行处、显化处，改称“孔雀庵”，大抵是明时之事。［25］清康熙年间福缘祖善在河南嵩山少林寺监修了孔雀明王殿，始建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陕西榆林万佛楼亦建构有同名殿堂。这些事例再次验证，孔雀明王信仰直至明清仍有相当地位。

　　印度大部处热带，苦毒蛇之害，而孔雀被认作其克星。因此，孔雀经咒本以解除蛇毒为用。传入中土后，在唐代，孔雀咒以求雨、止雨为主要功能；［26］两宋时逐渐转向逐疠疫、求顺产；［27］至明代神通更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功能的拓展与道教对孔雀明王及经咒的利用似有关系。元明之际著名的真人、主张三教同一的张三丰曾在道情中唱出：“金丹花儿快乐念，念上一声佛。南无孔雀明王佛，南无花开叶儿落。 ”［28］他归隐武当，而明时正是在武当山崖洞里发现了道门孔雀经一部三卷，具名“太上元始天尊说宝月光皇后圣母天尊孔雀明王经”，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刊《续道藏》时奉旨校梓入藏，［29］5年后已见颁赐的记录［30］。它应为元明时代正一派道士之作，最好地反映了孔雀明王信仰借道教的力量在内地的扩张。经中描述大罗天上元始天尊集会，“忽有一天母驾孔雀而来，此乃佛中即孔雀如来，道中乃是宝月光皇后”［31］。宝月光何许人？根据元以前出现的道教传说，过去世光严妙乐国的净德国王与宝月光王后生子，经历世修炼而成玉皇大帝。［32］明代一度成为国家斋醮法坛的北京大德显灵宫在嘉靖初（1522年）“建昊极通明殿，以祀净德王、宝月光后”。［3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孔雀明王出现在《西游记》、《封神演义》［34］等神话小说之中。看来，是道教先把孔雀明王比附为玉皇圣母，《西游记》中再把她比附为释迦佛母，使得她在二门中的地位平衡。唐宋的密宗文献除径称她为明王外，也有“孔雀明王菩萨”［35］这样的称谓；而明时多称她为“孔雀明王佛”［36］，称谓的变化反映出其地位的提高，这与当时民间信仰中流行的女神/母神崇拜风气相一致。

　　明代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应赴家以经文编入曲调，佐以铃钹管弦，谓之弹孔雀经”［37］，也就是杭州花朝节上的盛大节目之一。谈者弹也，即用弦乐。这与变文讲经有异曲同工，都是为了让经咒变得容易接受。明代撰成的《孔雀尊经科仪》正是编入曲调的范例，其中采用了“清江引”、“采茶声”、“挂金索”、“寄生草”、“浪淘沙”等多种曲牌，也正是梵呗最常用的曲调。前文述及的宣德刻本《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插图中表现有乐队，［38］或即与弹孔雀经的时风有关。有意思的是，道教《孔雀明王经》同样也是研究道教音乐的重要文献，其中特别注明要“奏乐”、“谈清江引”、“谈变地花”、“谈一定金”、“带小采茶歌”等。［39］图3　丽江大宝积宫壁画分布示意图从这一点看，亦可见出当时佛道文化的融通。

　　明清两代的孔雀明王图像目前介绍不多（藏地佛教艺术中的例子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内）。这时的图像又有所发展，形成新的时代风貌，最直观的一点就是佛会构图的流行。本文将举三个例子，简单介绍图像构成及主尊特征，并对旁涉的图像题材也略作指认，以期对孔雀明王佛会图在整座殿宇图像程序中扮演的角色有所认知。

　　第一例是已公布的云南丽江白沙大宝积宫南壁孔雀明王大佛母海会图壁画［40］。大宝积宫其创建年代一说为嘉靖二年（1523年）［41］，一说万历十年（1582年）［42］，包括原来的宗教功能等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II号壁画孔雀明王海会图达203×446厘米，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称之为“海会”是毫不夸张的。每个人物勾勒细致，神情姿态各异，体现出作者造诣精深。主尊三面八臂，戴五叶宝冠，趺坐仰莲上，主左手置腿上并捧钵（内现头像）［43］，垂主右手施与愿印，此外上左手持缚带结的小幢，中左手持宝瓶，下左手握3根孔雀翎；上右手挥宝剑，中右手托金轮，下右手中持物不明，类匕首而上有光焰，或为某种形式的摩尼宝。这是藏传佛教中孔雀明王的一种典型化身形象。［44］莲下须弥座前有供桌，金书藏文一行揭示了主尊身份，敷布上表现小型坛城图样，桌前涌出的云雾之中可见孔雀形象。丽江表现孔雀明王不止这一例，旧传丽江土司木氏在崖脚村的旧宅原有壁画，“描绘全部孔雀经”，［45］因早毁，现已无法求证。若传说可信，木氏居崖脚在迁白沙之前，该处壁画年代应在明早期。此外，大宝积宫前琉璃殿还有一幅木板画表现孔雀明王佛母和十二圆觉像，1961年修缮时移至大宝积宫神龛上方悬挂。［46］

　　大宝积宫壁画杂糅汉传、藏传佛教以及道教等内容，因此探讨本铺壁画的图像构成与全殿的整体图像配置需考虑各种复杂的元素，笔者拟另撰文考述。接下来要探讨其它两个例子都在山西大同，分别保存在善化寺与上华严寺的大雄宝殿中。［47］作为辽金遗构，这两座殿堂在古建筑史上赫赫有名；而壁画的年代则要晚很多。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壁面多处留有清光绪四年（1878年）“云中钟楼西街兴荣魁董画铺信心弟子画工董安”重描的款题，不过某些壁画的构图和局部画面显然更早（包括我们将要探讨的孔雀明王佛会图），从风格看应提前到明代。［48］

　　在此前研究者对题材所做的判断中，至少有两处是值得商榷的（见图4上*位置）。对于探讨大雄宝殿整体的图像程序来说，这两铺壁画的辨识相当重要，于此进行略作探讨。

　　1.西壁北梢间实为炽盛光佛会，旧说误作鹿野苑初转法轮。主尊佛陀手捧金轮，周边围绕星曜诸神。星神的形象并不完全符合惯例，可能光绪年间重绘时原画面漫漶或残损太甚，画师在很大程度上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创作，但是抱琵琶的金星等星神的尊格仍清晰无误。

　　2.南壁北次间壁画主尊旧释准提佛母，应为佛母大孔雀明王。画面采用法会图的通用格局，即一铺三尊、周绕众多眷属小像。孔雀明王三面八臂，其中一对手臂当胸分持铃杵，一对置腹前、执孔雀翎与钵（中现小佛像），另二左手持尾翎和宝瓶，二右手持剑与金轮。持物、三面等特征属藏传佛教艺术体系，但座下描绘孔雀则体现汉传密教的特点。周边描绘十二宫、二十八宿以及列曜。壁面中部明画犹存，推测是藏经柜遮挡所致；［49］光绪年间重描时，对于已磨损漫漶或者人物不完整的部分，画师直接用云彩遮盖，致使部分人物形象残缺。一些重绘的人物尚不能确定身份，犹可指辨捧琵琶的金星、托盘盛桃的木星、披发拎人头的月孛等尊。［50］

　　从另一角度看，上华严寺大雄宝殿的壁画虽然幅面广阔、题材丰图4 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壁画分布示意图。灰色底纹标示明代增建的墙体。美术史研究ART RESEARCH29富，但是整体布置井井有条，相当讲究对称与呼应：

　　南北两侧壁（含后檐墙南端一铺）共同表现华严七处九会，遥遥相对。

　　后檐墙北端（尽间与末间）表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与南端描绘的华严法会呼应，它们是华严美术中最脍炙人口的题材。

　　五十三参与前檐墙对应位置上的释迦谱呼应。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回答它们为什么组合在一起，但是还可举出当时其它的例子来印证，例如太原崇善寺大殿东西两庑长廊的明初壁画（现存小样册页）。

　　隔着中央的释迦说法及禅宗传承图，后檐墙两梢间位置上的壁画构成了典型的药师佛―炽盛光佛会组合。［51］由于上华严寺西壁南北两梢间的墙体砌筑于明代（见下文），推测这两个题材是明代增绘于殿中的。

　　通常东、西方净土对举，这里后檐墙上改为药师佛―炽盛光佛会组合，而把阿弥陀佛转移到与药师佛迎面相对的前檐墙上，只不过由于前檐墙开门的关系，前者在南次间、而后者在南梢间。另外，由于大雄宝殿坐西朝东，因此形成了西壁（后檐墙）上绘药师佛、东壁（前檐墙）反而表现西方阿弥陀佛的现象。

　　与西方净土关系紧密的观音菩萨像和十六观毗连。

　　前后檐墙南尽间位置上十八罗汉朝观音图与千手观音像相对。

　　通过这些对称和呼应关系，大雄宝殿内禅宗、华严、两种净土、观音和炽盛光佛信仰完美地结合到一起。落架大修时发现此殿西壁当心间及两梢间原装辽金所构板门三道，［52］大约在景泰五年（1454年）补葺墙壁阶级时堵塞，因此早美术研究ART RESEARCH30期西壁是作为“后壁”而不是“正壁”出现的，这样两侧壁的华严法会应该是壁画的重点，正与华严寺传华严教法的职责相适应。明代增加了西壁当心间的释尊说法，两侧禅宗传承图像恐亦新绘，以与改为禅寺相适应。［53］

　　上华严寺的壁画题材中，孔雀明王值得关注。非常有意思的是，佛教诸神中，孔雀明王可以说是除炽盛光佛外与星象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孔雀佛母的威力，既在于孔雀食毒蛇毒草的天性，更在于她对诸天鬼神的统摄（参见图1）。科仪中明确规定：

　　宿宿有有二十八　南无东方阿閦佛

　　南方号宝生　西方无量等　北方成就尊

　　南无中方毗卢佛　星宿刧千佛々々々々

　　七宿星官垂加护　南无大炽盛光王佛

　　仰启消灾炽盛光　领诸星宿下天堂

　　二十八宿分左右　十二宫辰列两行［54］

　　在汉译密典里，我们看不到炽盛光佛与孔雀明王有直接的联系。而这里孔雀明王常见的星宿眷属由炽盛光佛领导，充分体现了二者之间的紧密关联。明末的楞严忏法多次颂佛名号，其中一次在归命十方佛后即称颂“南无金轮炽盛光王佛 南无孔雀明王佛”，［55］同样值得留意。孔雀咒和炽盛光真言的职能分别为息灾、消灾，从这个角度看二者接近；而从修持角度看，二者也有所结合。“若以寻常持念一字顶轮王真言，须别诵孔雀王真言”，别言之，“若有祈请所求一切事者，于此（按：指顶轮王真言）应加孔雀王陀罗尼”。［56］修孔雀经法奉金轮为部主，［57］因此孔雀明王“像其顶上空赤色月轮，书云々此即金轮也。此尊部主用金轮……真言终加bhrūm字（按：即一字金轮及炽盛光佛的种字），意在之。此即后入唐宗叡（809－884年）僧正请来法样也。”［58］这些载述给我们提示了线索：从本体角度着眼，一字金轮佛顶与炽盛光佛顶同体；［59］而孔雀经法又以一字金轮为部主。看来透过一字金轮，消灾吉祥、统领列曜的炽盛光佛与孔雀明王发生了间接联系。在坛场中如何安设尊像的问题上，孔雀明王一如炽盛光法。［60］如前所述，《大孔雀王天秘要法》还记载有一种持金轮的孔雀明王化身，本文所举三个例子中明王均有一右臂持金轮，这也是一字金轮与炽盛光佛共同的标志性持物。

　　在历史上善化寺的命运同样一波三折，大雄宝殿历经了辽保大年间的战火等磨难，主要结构至今犹存，乾隆初（1736年）因土墙倾覆、重新砖包殿墙而致使壁画逾半不存（见图5中用灰色标示的部分），现存壁画绘制于清康熙四十七至五十五年间（1708－1716年）。［61］与上华严寺比较，善化寺孔雀明王佛会具有相同的两大特征：整幅构图参考了佛会场面的表现方式；而就孔雀明王本身而言，则是典型的藏式造型。至于善化寺大殿现存康熙时期壁画与此前的壁画有什么样的传承关系，我们很感兴趣，不过现在还缺乏线索。由于善化寺大雄宝殿壁画逾半未能完整保存，因此要探讨整体的图像配置近乎无望。总的来看，殿内佛坛上塑五方佛、两侧塑释梵诸天的格局以及周壁壁画的布置，与明图5　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壁画分布示意图图6　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孔雀明王佛会图壁画　 523×390cm　 清康熙年间　 魏文摄图7　大同善化寺孔雀明王佛会图（局部：孔雀明王）图8　大同善化寺孔雀明王佛会图（局部：列曜）　魏文摄清以来的上华严寺大殿多有近似之处。西壁为五铺说法图，其中南端一铺（壁画III）主尊左手捧透明的琉璃钵，举右手拈诃子，两侧下方的侍立菩萨分别以日轮和月轮为特征，应表现药师佛会；其余几铺待考。而前檐墙两次间左为孔雀明王法会（I。见图5）、右为西方净土（II）的安排，与上华严寺如出一辙。

　　这里的孔雀明王法会图同样采取一铺三尊、众多眷属周绕的大结构。主尊趺坐仰莲之上，菩萨装束，三面八臂（图7）：诸左手持物从上至下依次为幢、净瓶、金刚铃和孔雀翎，右手中分执宝剑、火焰金轮、金刚杵和钵（内现小佛）。圆形头身光外缘火焰炽烈，一缕光霞从明王头顶升起，弥漫成五彩祥云，七佛趺坐云端，顶上罩覆莲一朵。画面顶端两侧在一串圆形构图中表现黄道十二宫，四朵祥云上肃立众多捧笏神人形象，照常例应表现二十八宿，但这里的人数不符。明王座下有一身弟子跪像，而宝座与这身弟子像之间同样也是一只返顾的美丽孔雀。明王左胁上首菩萨著红衣，宝冠上点缀火焰宝珠，右手挥扇；右胁上首菩萨一袭白衣，左手持如意，右手持物有待辨识。照常例看，他们的图像志特征很接近明清佛教艺术中的弥勒与文殊菩萨，具体的尊格则还有待整体把握。众多参与法会的眷属神像也有待逐一辨识，最贴近孔雀和背跪弟子形象的是负项光的四大声闻，此外出现人们熟知的大曜星神：例如两侧各有一身颈项绕蛇的形象，应分别是罗睺与计都；左胁上首大菩萨座前有蓬发、持剑、拎人头的月孛，拈笔握卷轴的水星等；右胁则有拱手而立的年轻月曜形象，长髯、持印的土星，持桃、贵人装扮的木星，抱琵琶的金星等（图8）。

　　由上华严寺的例子我们看到，由于同样具有消灾、延寿等神力，孔雀明王与药师佛、炽盛光佛等题材结合起来。再进一步，从这三处明清孔雀明王佛会壁画来看，此题材与净土往生、观音救难等也有所结合。北宋“延庆洪凖禅师……平生日夕无他营为，眠食之余，唯吟梵音赞观世音而已。临终时……师携磬坐土地祠前。诵《孔雀经》一遍告别。”［62］师既自知将圆寂，所作所为必求往生净土，而惟诵《孔雀经》，可知当时此经咒必与西方净土信仰有所关联。宋代流俗以孔雀明王经荐亡，［63］这与弥陀接引往生西方相近。如宋时江苏常州太平兴国寺竖东西双幢，其中东幢刻《大孔雀明王经》，居首的供养人“孤子□□□荐亡母乐安”［64］，此中亦可略窥端倪。至明代，沙门慧日以抄写《孔雀尊经》的功德追荐考妣早生上品，同样体现出当时佛教徒心目中孔雀明王崇拜与西方净土信仰的关系。阿弥陀佛作为五方佛之一、莲花部主时，以孔雀为座。［65］大理国张胜温《梵像卷》（1180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南无莲花部母”一开在主尊立像前后各画一只孔雀，也寓有对莲花部的象征。关于孔雀明王的本地，日本有“今明王大日所变、释迦所变也。或阿弥陀变”的说法；［66］尽管从密宗五部的角度来看，孔雀佛母既为羯磨部北方不空成就佛所化，与阿弥陀佛和观音的莲花部并无关系。

　　再进一步，洪凖平素以梵赞观音为业，这表明在西方净土信仰的基础上，观音与孔雀明王很容易联系起来。［67］大足北山多宝塔36龛释迦像两侧安排孔雀明王与观音为胁侍，榆林万佛楼上北院为观音殿、南院为孔雀明王殿，也呈现出二者的关联。仍举太平兴国寺双幢为例，《大孔雀明王经》与西幢所刻《观音经》（即《法华经·普门品》美术史研究ART RESEARCH31图9　金色孔雀王像　《大正藏》图像部卷7，页499上图像No.17单行）呼应，饶有趣味。在大宝积宫，两侧壁中央的第II号壁画孔雀明王海会与第X号壁画观音经变呈现的正是这样的格局。引申开来，稽查宋代史料，孔雀经与法华经并举是常见的现象：北宋为配合皇家郊祀大典要举行一些佛教法事，王安石撰《南郊青城毕功上开启保安祝寿斋文二道》即分别针对《孔雀明王经》与《法华经》；［68］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出白金为供奉有神御的汴梁左街护国禅院大安塔建献殿，后来在塔两侧各营一殿，分别用于讽诵法华、孔雀经。［69］特别地，在观音的众多化身形象之中，上华严寺的壁画遥对的是大悲（千手千眼）观音；回想一下，成都大圣慈寺兴善院同时拥有张南本创作的“大悲菩萨”与“孔雀王变相”，是不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了某种特殊的关联呢？究其内在原因，“《孔雀王咒经》和《大悲咒》可以说是在华土民间影响最广的二部密教经典”；［70］《孔雀尊经科仪》开篇即先“念大悲呪”。孔雀经中有二十八大药叉美术研究ART RESEARCH32将，在坛城中位于第三院（六方各四部，四维各一部；见图1）；有意思的是，大悲观音同样有二十八部众。特别的，大悲观音部众之一为金色孔雀王（图9）。［71］他与孔雀佛母并不能等同，但是史载元代宫廷的乐音王队中“次四队，男子一人，戴孔雀明王像面具，披金甲、执叉”［72］，从男子、金甲、叉这些元素看，乐队中的“孔雀明王”更贴近金色孔雀王。这如果不是史家笔误的话，那么或许当时出现过混淆孔雀王与孔雀明王的现象。

　　以丽江大宝积宫明代壁画《佛母孔雀明王海会图》为钥匙，我们可以判断出大同上华严寺与善化寺大雄宝殿壁画存在相同的题材。其中孔雀明王本身的造型显然渊源于藏式艺术，而三尊为主的佛会则是汉传佛教的典型构图形式，体现出明清中央与地方统治者尊崇和利用藏传佛教，促使藏式艺术的影响波及全国范围。佛会构图实际上是把曼荼罗中的诸多神祇换一个方式安置，比如大同的两座寺院将内院八叶莲花上的过去七佛转移到明王头顶，而以弥勒充当主尊的左上首大菩萨，显示出明清时代对密教美术的吸纳和改造。尤其是这三处体现出孔雀明王与炽盛光佛、药师佛、阿弥陀佛以及观音菩萨的组合与对应关系，在佛教典籍中有线索可追寻，但更重要的则是佛教普及到民间、并与道教等融合产生的现象，他们共同服务于民众对消灾纳吉、祛病延寿的精神追求，成为明清寺院殿堂壁画配置中新的、具有明确时代特点的图像结构。□注：［1］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七十七回“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2］参见南宋·洪迈：《夷坚志》第四册补志卷一四“蜀士白伞盖”，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1682－1683。［3］北宋·赞宁撰：《大宋僧史略》卷上，《大正藏》卷54，页240。［4］除阙本外，以上存世译经收入《大正藏》，第982、984-988号。［5］周一良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页7。［6］ 吴彦、金伟：〈西藏密教传承考要〉，《西藏研究》2002年第2期，页22。［7］1889年前后在龟兹故地发现的The Bower Manuｓｃｒｉｐｔ为4世纪下半叶桦树皮梵文抄本残片，其中就包括《孔雀王咒经》部分文本。［8］北宋《宣和画谱》卷一至三。《南宋馆阁续录》卷三也有所著录。［9］北宋 ·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上。［10］《宣和画谱》卷二。此外，清 ·王毓贤《绘事备考》卷五下还著录宣和画院待诏马贲创作有同题作品两件。［11］黎方银主编：《大足石刻雕塑全集 ·北山石窟卷》，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图版一六三。［12］唐·不空译：《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大正藏》卷19，页440。［13］《别尊杂记》卷第十五“孔雀经”，《大正藏》图像部卷3，页183。［14］转引自《白宝抄》“孔雀经法杂集 上”，《大正藏》图像部卷10，页671。［15］《图像抄》卷第三“孔雀经”，《大正藏》图像部卷3，页12。［16］史岩：〈杭州南山区雕刻史迹初步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页19。赖天兵在通信中详细介绍了他对烟霞洞石刻的看法并惠赐相关资料，谨致谢忱。［17］转引自《白宝抄》“孔雀经法杂集 上”，《大正藏》图像部卷10，页671。［18］《图像抄》卷第三“孔雀经”，《大正藏》图像部卷3，页12。［19］许惠利：〈北京智化寺发现元代藏经〉，《文物》1987年第8期；何梅：〈北京智化寺元《延祐藏》本考〉，《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4期。［20］《元代画塑记》“佛像”。原文分别称为“五护陀罗尼佛五尊”及“五护佛陀罗尼佛”。［21］见清·咫观、郑应房：《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普利道场性相通论》卷第五，《卍续藏》卷74，页849。［22］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23］明·刘若愚：《酌中志》（1641年）卷之十八，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页161。［24］《孔雀尊经科仪》后跋，《卍续藏》卷74，页542。［25］明·刘侗、徐奕正：《帝京景物略》（1635年刊）卷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318。［26］佛教典籍多有记载，如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大正藏》卷18，页880）、唐·般若共牟尼室利译《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大正藏》卷19，页568）等。［27］关于历代信仰孔雀明王的实例，可参见严耀中：《汉传密教》，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页184-185。［28］方春阳点校：《张三丰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82。［29］见《道藏》卷34，页599-600。［30］此据王锡爵《乾元观记》，《句容金石记》卷十，页22。［31］《太上元始天尊说宝月光皇后圣母天尊孔雀明王经》，《道藏》卷34，页579。［32］《高上玉皇本行集经》卷上，《道藏》卷1，页697。［33］《帝京景物略》卷四，页一七六。［34］明·许仲琳著，见第六十九至七十一回。［35］例见唐·法全集录《青龙轨》、唐·义操集《胎藏金刚教法名号》，北宋·天息灾译《一切如来大秘密王未曾有最上微妙大曼拏罗经》等，《大正藏》卷18，页156、203和549。美术史研究ART RESEARCH41［36］如明 ·禅修述：《依楞严究竟事忏》，《卍续藏》卷74，页526。明代《孔雀尊经科仪》连声唱念“孔雀明王佛”更是明证，见《卍续藏》卷74，页539。［37］《水陆道场法轮宝忏》，《卍续藏》卷74，页1024。［38］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史图鉴》，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版，页169图V-85。［39］参见陈国符：〈明清道教音乐考稿〉 （I），《陈国符道藏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页278－280。［40］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文化局等编：《丽江白沙壁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图版19-41。［41］此据冯智：〈丽江藏传佛教壁画及其历史研究〉，《西藏研究》2008年第1期，页61。所据藏文发愿文没有明确提及建造字样，尚不能完全排除是游人观款的可能性。［42］见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丽江壁画调查报告〉，《文物》1963年第12期，页12。［43］这种钵不见于早前的形像，具有明清时代特征，可参见图2。Antoinette K. Gordon 特别提到了化佛像或钵内现佛头的例子，见The Iconogra-phy of Tibetan Lama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1939, pp. 73 and 79. ［44］参见〔日〕逸見梅栄：《新裝中国 喇嘛教美术大观》“諸尊身容表”，东京美术，1981年新装第一版，页61。［45］李伟卿：〈关于丽江壁画的几个问题〉，《美术研究》1959年第3期，页28。［46］〈丽江壁画调查报告〉，页11。［47］笔者于1996年7月及2007年7月两次考察，在此对考察途中各方面给与的帮助表示诚挚谢意，特别是第二次考察过程中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师生们。［48］参见贺西林、廖旸：〈京、冀、晋古代宗教美术考察记〉，《美术》1997年第2期，页38。柴泽俊将年代明确为宣德四年至景泰五年（1429-1454年），见其编著：《山西寺观壁画》，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页148。［49］我们大致丈量了一下藏经柜的宽度，比遮挡保存下来的明代画面宽约60厘米。推测当时柜子不是紧贴壁面安放的，所以重绘时画师的手可以伸进去一些。［50］大曜星神的图像特征可参见廖旸：〈炽盛光佛构图中星曜的演变〉，《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51］对这种组合的讨论可参见廖旸：〈炽盛光佛再考〉，《艺术史研究》第五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345-353。［52］见《山西寺观壁画》，页155注四八。［53］元代临济宗尊宿海云印简及慧明禅师等来此住持，见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元至元十年（1273年）《西京大华严寺佛日圆照明公和尚碑铭并序》。虽然慧明早年听习华严，也可见元代华严寺逐步趋向禅宗。明代华严寺始分为上寺和下寺；而成化元年（1465年）《重修大华严禅寺感应碑记》则明确透露出改宗的史实。［54］《孔雀尊经科仪》，《卍续藏》卷74，页542。［55］《依楞严究竟事忏》卷上，《卍续藏》卷74，页526。［56］唐·惠果（传）著：《大日如来剑印》，《大正藏》卷18，页196。可参见《白宝抄》“孔雀经法杂集上 ·真言加句”，《大正藏》图像部卷10，页674。郭元兴〈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之胜利〉一文对孔雀明王与金轮佛顶的关系有专门讨论，收入《密宗思想论集》（密宗专集之三），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版，页219－223。［57］《别尊杂记》卷第十五，《大正藏》图像部卷3，页127。该书还记部主或为无能胜。［58］《白宝抄》“孔雀经法杂集上”，《大正藏》图像部卷10，页671。［59］参见廖旸：〈炽盛光佛再考〉，页330-336。［60］《阿娑缚抄》（1251年）卷六十六“孔 雀”，《大正藏》图像部卷9，页96。［61］《山西寺观壁画》，页146－147。［62］北宋·慧洪：《林间录》卷下，《卍续藏》卷87，页274-275。［63］ 见北宋 ·朱彧：《萍州可谈》卷二。［64］缪荃孙等纂：〔民国〕《江苏省通 志稿》“艺文志三 ·金石八”，页一。［65］《金刚顶经大瑜伽秘密心地法门义 诀》卷上，《大正藏》卷39，页814。［66］《白宝抄》“孔雀经法杂集上”（弘安六年、1283年），《大正藏》图像部卷10，页670。［67］据《佛光大辞典》页1486“水月观 音”条称，水月观音有三面六臂像，左三手分别持宝莲花、金轮、孔雀尾，右三手分别持利剑、宝珠、青莲花。持物与形象与孔雀明王有相近之处。待考。［68］《临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487。［69］北宋·夏竦：《文庄集》卷二十七“碑铭·大安塔碑铭奉勅撰”。［70］严耀中：《汉传密教》，页182。［71］唐·善无畏译《千手观音造次第法仪轨》等有描述，见《大正藏》卷20，页138和108。王惠民也注意到敦煌、大足的千手千眼观音像中有骑孔雀的眷属，并判定为鸠摩罗天，见前引文，页43-44。［72］《元史》卷七十一。廖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00081（本文责任编辑　张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