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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崖刻经湮没于深山的一本大书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06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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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崖刻经湮没于深山的一本大书

  原声回放

  高僧们耗用大量精力翻译佛经,其实只是他们愿望的开始,让他们备受关注的却是人们对经文的态度。因为经文是宗教的灵魂,是佛教“三宝”(佛、法、僧)之“法身”,是至高无上的供奉圣物。为了佛法的供养与传播,僧侣们不仅抄写了大量的佛经卷本,还将经中警句直接书写在洞窟的崖壁上,既作为禅观时供奉,也供禅观时读诵。3月29日,山东省石刻博物馆研究员赖非先生,让大家领略山东摩崖佛教刻经的神秘世界。

  首先感谢大家来听这个讲座!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北朝佛教摩崖刻经,大家可能比较生疏,但实际上它就是我们山东一笔很重要的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泰山和峄山周围。我把它叫做“泰峄山区摩崖刻经”,一共有21座山,内容有佛经、佛名、偈语、佛号,还有一些经名,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书体多变,对一些很多爱好书法的同志们,可能这个题材比较熟悉。

  ■甘肃永靖县炳灵寺169号窟墨书《佛说未曾有经》作为刻经之源

  将经典文字镌刻在石头上,在我国已有很久远的历史,现存资料说明,至迟在秦襄公时期(前772-前766年),刻石就有了大件作品(如《石鼓文》)。有实物可考的有东汉蔡邕主持刊刻并书写的“熹平石经”,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间用古文、篆、隶三体书刻的“正始石经”,唐文宗开成二年用楷书书写刻制的“开成石经”等,儒家刻经的主要目的与功用是为了正定儒生们传抄经典时出现的谬误,使天下儒典流传有则,对儒家文献的校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对佛教刻经在中国的出现也产生了积极而直接的影响。

  佛教徒们将佛典写刻在石柱、摩崖或石窟内,最早可以追溯到印度阿育王时代。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至东汉末期,已有不少从印度、西域来的僧人抵达洛阳从事佛经的翻译。高僧们耗用大量精力翻译佛经,其实只是他们愿望的开始,让他们备受关注的却是人们对经文的态度。因为经文是宗教的灵魂,是佛教“三宝”(佛、法、僧)之“法身”,是至高无上的供奉圣物。为了佛法的供养与传播,僧侣们不仅抄写了大量的佛经卷本,还将经中警句直接书写在洞窟的崖壁上,既作为禅观时供奉,也供禅观时读诵。甘肃永靖县炳灵寺169号窟内,一篇用墨书写的佛经《佛说未曾有经》作为刻经之源。由炳灵寺169窟的墨书经文,到公元五世纪初的北凉小石塔刻经,再到北朝后期邺都近畿与山东泰峄山区的大型摩崖刻经,我国历史上佛教刻经出现了首次高峰。综观我国1500年的刻经历史,它自早至晚的活动,都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它起源、发展、高峰、衰落的过程,都与佛教的演化紧密相连,清晰地透视着中国佛教兴衰演变的历史内涵与具体过程。这个过程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佛教为什么要刻经呢?很清楚,一方面是要宣传佛教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了保存经典。在佛教史上大家都知道有三次大的灭佛事件:第一次是在北魏时期,第二次是在北周时期,第三次是在唐代,被历史上称为“三武灭佛”。这三次大的灭佛对佛教都有着非常沉重的打击,佛教徒们为了保护佛经,把很多的经典刻在石头上,他们的想法是“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所以他们费了很大的精力、人力、物力,才把经卷刻在石头上,就是摩崖上,目的就是使佛经得以保存,使佛教精神佛教文化得以发扬,所以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文化遗产。

  ■北朝山东佛教刻经的起源及发展与分布

  随着佛教文化的东传,在黄河的中下游也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刻经。目前保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山东比较突出,也就是数量比较多。北魏时期在曲阜胜果寺发现的刻经碑,是我们山东看到的比较早的一个刻经,内容是《金刚经》,现在这件文物已经在上世纪30年代被日本人拉到了日本,在东京大学文学院里面。

  从北齐天保年间开始,刻经作品迅速增多,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北齐疆域。此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刻经在山东东平湖沿岸及邹城峄山周围,其活动是由僧安道一主持的。东平湖沿岸的刻经可分为三个小片区:一为湖西司里山、银山小区;一为湖东洪顶山小区;一为湖东洪范小区。

  综观本阶段刻经作品,如果不把东平湖沿岸的佛名计算在内,刻经碑数量约占现存全部刻经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摩崖刻经、洞窟壁刻经与石幢刻经。刻经塔则一例不见。这说明,北朝时期的刻经在形式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前阶段以塔为主要载体的刻经,这时变成以碑为主要载体的刻经了。

  刻经碑取代了刻经塔在寺院中或佛堂上的地位,把由印度传续而来的对塔的供奉,变成了中国传统礼俗文化中对碑的仰慕。这是此阶段刻经的重大变化,变化的实质反映着佛教的进一步汉化。此时,禅观特别盛行,于是,僧侣们造塔观像的模式不得不发生改变。他们选择幽静的山谷开窟造像,思维禅定,云冈石窟及河西一带新洞窟的大规模出现,便是这一气候下的事佛新动向。一方面,在幽静的山上大规模开掘禅修的洞窟,用以观像禅修;另一方面,在远离山区的城镇乡村寺院里,生身、法身供养对象仍在持续中。只不过这时已不再建造传统的小石塔,而是把供养对象的载体转化成了别的形式,这就是造像碑、刻经碑的大量出现。

  造像碑一般做成方棱台形体,或通体造像,或做小龛造像,一层、二层、多层者皆有。造像之下又刻像主与发愿文,显然,这是中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改造,把在塔上造像改造成了碑上造像。刻经碑也如此,它大多采用世俗碑的形制,碑阳刻经文,碑阴及碑侧刻经主名与发愿文,有的还在经文上方开龛造像。就这样,小石塔刻经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了刻经碑刻经。

  本阶段刻经活动的主导者仍是寺院僧人、比丘,不过,社会上的佛教信徒却也占了很大比例。刻经题记中不同身份人的出现,表明当时的刻经活动主要有两种组织形式:一是寺院中众僧比丘的合作;二是寺院僧人与社会施主的合作,并以寺院僧人为主导的联合形式。两种形式反映了佛教在当时社会中的公众化程度,说明佛教对社会各阶层、各角落的渗透已普遍展开。

  此阶段,泰峄山区的刻经主要集中在泰山之阳及峄山周围。泰山之阳有: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新泰徂徕山映佛岩武平元年(570年)刻《文殊般若波罗蜜经》,徂徕山林场光化寺东一巨石上,武平元年(570年)刻《大般若经》(十八空),附近又刻“阿弥陀佛”等3佛名。

  峄山周围有汶上水牛山摩崖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与《文殊般若波罗蜜经》碑,邹城尖山(一名朱山)大佛岭武平六年(575年)刻《文殊般若波罗蜜经》、《思益梵天所问经》、《诸行无常偈》及“大空王佛”、“文殊般若”之名,邹城铁山摩崖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刻《大集经·海慧菩萨品》,邹城冈山摩崖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刻《观无量寿佛经》、《入楞伽经·请佛品》(两遍),邹城葛山摩崖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刻《维摩诘经·见阿閦佛品第十二》。

  泰峄山区刻经经主人数众多。从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刻经经主的身份:一为朝廷高官及其亲属,地方官吏要员;二为社会豪门望族;三为寺院僧人比丘。按刻经数量与规模计算,第一类人员所占比例最大,第二类人员次之,僧人比丘所占比重甚小。从前以寺院为主导地位、寺院与社会中下层群众共同完成的合作形式,已变成以高官权贵、社会豪强为主导的合作形式。这表明,北朝后期的佛教活动已深渗到社会阶层的各个角落,佛教已愈来愈社会化、政治化、权贵化。

  ■山东刻经的这21座山,都与僧安有直接的关系

  山东21座山上的刻经,是由一个叫僧安道一的人主持刻的。在最初的刻经中,僧安即被称为“大沙门”。大沙门者,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释为“佛之尊号”;又云:“通名比丘。对于沙弥或外道而名为大”。看得出该名号中的尊意。从僧安所有作品的时间顺序上看,知僧安的刻经活动是从东平湖北岸开始的。洪顶山北石壁有“大空王佛”4大字,长9.3米,书刻在坡度为50度到70度的崖壁上,从其书写难度和他在印度僧人法洪心中的威望上考虑,估计他的年令既不会太长,又不会太轻。年老则无法攀此崖壁,应手书写,太轻则难得法洪的尊信,因此猜测他在此处刻经时的年令约在壮年(40多岁),到他书写葛山《维摩诘经》时(大象二年,580年),约有60多岁。此后再没有见到他的笔迹。由此上推,僧安大约生在北魏宣武帝永平前后,即公元5世纪初。至于他生在何处,从哪里来,如今已很难作出判断。不过作为泰山之西东平湖北岸最兴盛的寺院——崇梵寺,各类轰轰烈烈的佛教义举,肯定是吸引他来此从事包括刻经在内的事佛活动的主要原因。

  大约在武平六年(575年),僧安由邺都回到了泰峄山区,与唐邕妃赵氏、陈德信妃董氏、韦贤后人等,合作镌刻了尖山大佛岭经文与佛名。

  公元576年,僧安上泰山,组织刊刻了经石峪《金刚经》。

  经石峪是僧安刻的最辉煌的顶点,僧安刻经在这个时期已经发展到了极成熟的一个时期了。

  山东的刻经这21座山,都与僧安有直接的关系。虽然佛教史上很多典籍没有记录这一笔,但是我们从今天研究佛教文化上来讲,这应该是非常重的一笔,他不光是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很重要的书法资料,但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批研究佛教文化的一些信息。所以僧安的刻经作为文化遗产来讲,他是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很遗憾的是我们对这批资料知之甚少。

  (文字根据现场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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