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发展的新气象与新机遇（一）

　　自1978年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古老的道教终于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道教界的重要活动和道教学术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一、道教发展的新气象与新机遇

　　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民间文化习俗等方面，都曾经发生过重要影响。但是自明清以来，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历程中，道教却逐渐趋于衰落。早在明清时期，道教已被政治和学术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精英视为“异端”，加以贬斥和抨击。近代以来，道教又面临着来自西方的普世性宗教和世俗文化(尤其是左翼文化理念)的巨大挑战。这些强势的外来的排他性独神信仰或无神论意识形态，极大地压缩了道教生存的空间。近代中国的西方化知识精英，视中国传统的道教和民间信仰为“野蛮宗教”。他们主张“脱巫去魅”的现代性价值取向，导致道教徒的宗教信念弱化，精神萎靡不振。现代主流媒体中常见的批判“封建迷信”的话语，导致道教在中国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大为降低。外在的不利机遇，以及道教自身面对“现代性挑战”的回应不力，是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衰落的主要原因。

　　20世纪上半叶是道教在历史上最衰落的时期，其社会影响力甚微，事实上已丧失了作为中国文化三大主流之一的传统地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道教界没有派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但仍被定为国家承认的五大合法宗教之一。这为其后来的存在和发展保留了一线生机，总算比历史上曾经地位显赫的儒教更为幸运。自1978年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落到实处，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古老的道教终于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这是近些年来自道教界领袖自己的评语，笔者认为这个评语并非虚言。无论信仰或不信仰道教的人们，都会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道教界正在出现一些积极的新变化和新气象。

　　所谓新变化和新气象，一方面是指道教界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在自身教团组织和宫观建设、传统教义和仪式的研究与创新、人才的教育培养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当然在这些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更为可喜的是，道教界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近几年来，道教界开始积极宣传自己的传统教义和文化，举办了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道教文化节、讲经会、斋醮法会，以及各种学术论坛和研讨会。笔者曾经参加过其中许多活动，发现这些活动大大提升了道教徒，尤其是中青年信徒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他们比以往更敢于积极主动地宣传、展示自身信仰的特质，弘扬与道教相关的传统文化。这或多或少改变了近代以来道士在世人心目中萎靡怠惰的负面印象，有些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正面评价。

　　首先是来自各级政府的扶持帮助。例如2007年4月，由国家宗教文化交流协会、陕西省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与道教界合作主办的“道德经论坛”，有学术界、工商界及海外道教界的上千人参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江西、四川、河南、山东、广东、甘肃等许多省、市政府，甚至一些县级政府，近年来都曾协助举办过各种与道教相关的文化节、仪式法会、学术论坛等活动。对有些大型活动政府不仅出面组织，提供人员、资金、交通工具和安全保障，还协助联络媒体宣传、工商界提供赞助等。可以说，如果没有各级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的参与和支持，许多活动的开展是不可能的。

　　学术界，尤其是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道教学者，也对道教界的活动积极配合参与，帮助策划和举行各种学术论坛和研讨会，为道教学院培养学术和管理人才，搜集整理道教经书资料。在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设立的学术基金中，都有与道教相关的研究课题。对道教学者研究论著的出版审核，相对也比较宽松。媒体对道教活动进行负面报道的现象，近年来有所改观。无论纸质或电子媒体，都开始正面报道道教活动，制作和演播了一些宣传道教文化的电视节目。历史上的儒家传统精英，近现代的西方化知识精英，曾对道教和民间信仰持傲慢的贬斥立场，或一味不宽容地给予负面批评，这种现象终于有所改观。或许可以这么说，现在道教界与学术、文化界已建立起一种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良好关系。

　　相对和谐的政教关系和教学关系，为道教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百年难得的新机遇。尽管道教目前仍是中国五大合法宗教中力量较弱的一支，无论从经济实力、寺庙数和信众人数来看，都比不上中国佛教和基督宗教。道教在教理教义和组织管理制度的现代化、人才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宣教的积极性等方面，都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在提高自身素质方面，道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至少在外在约束方面，对道教发展不利的阻力已经减少了。作为中国固有的传统宗教，道教获得较好的发展机遇，有什么意义呢？笔者认为，至少在维系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平衡方面，道教的存续和发展有一定意义。

　　与当代中国其他合法宗教相比，道教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它是唯一完全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宗教，其主要信徒是汉族普通民众。中国西南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如瑶族、土家族等)信奉道教，他们也是在中国本土生息的民族。在历史上，道教的这个根本特点曾经发挥过两个重要作用。第一，道教是外来佛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重要接引和转化力量，老庄思想和道教的方术、仪式，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比儒教还大的作用。第二，道教在历史上一直是平衡佛教的重要力量。道教在中国传统的三大教中势力最弱，无论寺庙或信众数，大约只相当于汉传佛教的1/7或更少。但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尤其是汉族王朝的皇帝，一直是道教的主要扶植者。他们这样做可能有个人偏好或特殊原因，但是认识到保持宗教信仰大体平衡对维持政治安定的重要性，恐怕也是制定政策的着眼点。历史上有过多次灭佛或沙汰僧徒的事件，但针对道教的几乎没有。事实上，扶本化外、扶弱汰强，一直就是中国官方保持宗教信仰平衡的政策。

　　宗教信仰是人类各种文明社会共有的现象。20世纪以来研究人类文明史的西方著名学者，从汤因比到亨廷顿，大多以宗教信仰作为划分人类文明区域的基本标志，并且认为宗教信仰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但是以天道信仰为核心的儒、道二教，自秦汉以来一直都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的基础。回顾历史，放眼现实，宗教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政治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与价值观及民族认同密切相关。政教分离、保护个人信教自由及多元文化和谐并存，固然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但现实民族国家中宗教信仰的“生态平衡”问题也不可忽视。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放弃历史上形成的宗教信仰传统，而要给予本土原生宗教更多的关注。特定宗教与特定社会有更相适应的关系，对特定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有更重要的影响，对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积极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儒教和道教都曾经起到平衡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促使外来宗教本土化，并巩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作用。所谓“中体西用”、“用夏变夷”的观点，在今天还是值得思考的。道教作为迄今仍以华人为主要信众的宗教，在现代社会中仍有重要价值。

　　二、中国学者的道教研究概况

　　道教学者是促进道教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学者们通过著书立说，研究道教各方面问题，以理性的方式把道教展示给大众，揭去道教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让更多人认识到道教的意义和价值。

　　(一)近年一些重要的道教学术著作

　　第一，在道教资料的整理研究方面，《中华道藏》的出版影响巨大。

　　中国道教协会自1997年开始，以张继禹会长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家道教研究中心王卡为副主编组织全国各地道教专家，历时7年，完成了《中华道藏》的编纂工作。这一工作的完成对未来促进道教的发展必定有重要的影响。《中华道藏》的顺利完成更开启了教内人士和学者通力合作的良好开端。另外，吴亚魁编《江南道教碑记资料集》对江南道教有不小的参考价值。杨世华、潘一德编《茅山道教志》对研究茅山道教有一定的价值。

　　经典研究方面。姜守诚的《〈太平经〉研究——以生命为中心的综合考察》结合先秦、两汉及魏晋社会文化与道家道教的发展脉络，从成书过程、命论思想、房中观念、生育礼俗、对疾病的认识与治疗、死后世界等角度对《太平经》作了深入的研究。

　　第二，道教思想研究。

　　道教思想一直是道教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包括哲学及炼养思想几方面。丹道思想研究领域，胡孚琛的《道教与丹道》是在丹道多年研究基础上的成果。丁常春的《伍守阳内丹思想研究》则是道教界对丹道思想研究的贡献。戈国龙的《丹道今诠——乐育堂语录注解》一书在深入解读古籍的基础上对其中的炼养思想做了简洁明了的解释。赵芃的《道教自然观研究》一书认为道教自然观展现了道教文化的潜在价值和无穷魅力，必将对道教哲学的发展和理论体系的完善产生一定的影响。道教思想的研究已不限于哲学炼养，道教在美学、教育等领域的成就也引起学者的关注。陈德安主编的《中国道家道教教育思想史——先秦至隋唐卷》一书是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表现。申喜萍的《南宋金元时期的道教文艺美学思想》则从文艺美学思想的角度关注道教思想。郑志明的《道教生死学》则对道教生死观念加以研究。白才儒的《道教生态思想的现代解读——两汉魏晋南北朝道教研究》是学者对道教生态自然思想研究的又一成果。宗教比较研究方面毛丽娅的《道教与基督教生态思想比较研究》从道教与基督教的生态神学、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环境保护及其实践等角度，比较两种宗教思想异同。

　　第三，道教考古与艺术。

　　张兰花、张振国的《诸天隐韵——道曲概述与鉴赏》演绎了道曲的发展历史，探讨了其中的思想功用及文化价值，是道教音乐研究领域的又一成果。

　　胡知凡的《形神俱妙——道教造像艺术探索》考察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质材的道教造像，探讨了各时期道教造像的规范、艺术特点。肖海明著，香港青松观、佛山市博物馆编《真武图像研究》以佛山市博物馆所藏的《真武灵应图册》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和民间传统，对相关图像比较解读，不仅展示了图像的美，也探讨了其中的蕴意，学术价值不菲。

　　王汉民的《道教神仙戏曲研究》在文化大环境中探讨道教神仙戏的内涵，探讨戏背后深层的文化意蕴，展现神仙戏剧的独特艺术魅力。

　　刘昭瑞的《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结合考古发现对道教观念、典籍、法器、科仪等进行探讨，认为考古领域对道教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第四，道教仪式研究。

　　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通过比较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梅山教与道教仪式的异同，探讨了两者的关系，并考证了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的渊源。吕鹏志的《唐前道教仪式史纲》则考察了唐以前的道教仪式。

　　任宗权《道教戒律学》是目前第一本专门研究道教戒律的著作，戒律研究对道教发展有重要作用。

　　第五，道教史研究。几部重要道教通史出版后，学者注意力转向地方道教史。萧霁虹等的《云南道教史》介绍了云南道教的发展情况。黎志添的《广东地方道教研究——道观、道士及科仪》结合田野调查，研究介绍了广东地方的全真、正一等道派、道史、仪式等。

　　第六，道教与文学。左洪涛的《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黄勇的《道教笔记小说研究》、刘敏的《天道与人心——道教文化与中国小说传统》、郭健的《取经之道与务本之道——〈西游记〉内丹学发微》和苟波的《仙境、仙人、仙梦——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道教理想主义》，是道教与文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第七，道教研究文集。几本重要的道教学术文集应引起学者注意。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王明文集》，王明先生献身道教学术数十年，其研究成果的结集是道教学界的共同财富。牟钟鉴主编的《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道教卷》集中不少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王卡的《道教经史论丛》和丁煌的《汉唐道教论集》都是学者个人多年的研究成果。

　　道教学者们作为一个群体对中国道教的研究和发展的巨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学者们用自己的辛勤努力换来对道教的正确理解和认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道教的研究使这个古老的文化重新焕发出特有的魅力。

　　(二)学术会议

　　1.“道教与民间宗教资料的认知与编撰”学术研讨会

　　2007年9月22-23日，在北京杨桥大厦举行了“道教与民间宗教资料的认知与编撰”学术研讨会

　　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亚洲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和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承办。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中国道教协会张继禹副会长，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道教及民间宗教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会议的三个主题(“道教与民间宗教资料编纂的回顾与展望”、“经典考证和道教及其数据的地域文化特征”与“田野图像”)层次清晰，目标明确；与会论文有的放矢，质量俱佳。

　　2.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

　　2008年3月28日，国内第一个道家研究领域一级学会——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正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成立。作为全国性一级学会，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将为弘扬中华文化建立一个坚实平台，推动和繁荣中华老子道学文化。

　　这次大会的召开，对道教界、学术界及道教文化的爱好者都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它的成立将为各界道教文化的交流提供一个平台，有利于规范和组织相关的活动。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任重而道远。

　　3.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于2008年4月19-23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0余人，会议收到论文90多篇，主要分为三个主题：全真道人物与历史发展研究；全真道与老庄学；老庄研究。

　　4.庄子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8年11月8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明道道教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系共同主办的庄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大举行，来自日本、瑞士、韩国以及国内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会汇集了近70篇高质量的庄子研究论文，从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文化学、文献考证等方面对庄子学所包含的众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体现了庄子研究的新成果。

　　这些会议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论题都在道教道家文化范围内，各有所专，侧重不同，如参加“庄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者就有一定的分野。第二，道教界和学界联系密切，学者专业的研究能为教界修持发展提供参考借鉴的对象，教界也能为学者提供研究的便利。双方互相促进，共同促进道教文化事业健康发展。这方面，《中华道藏》的顺利编撰完成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是道教文化未来发展的必然。第三，不足之处在于道教界对自身的理论研究关注不够，学界也未能为教界提供急需的研究成果，如对现状及其问题的调研意识不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