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吾归何处”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

　　周建梅

　　摘要:生命的悲剧性体认普覆于人类文明发展史始终，对于悲剧根源的解说古今中外话语纷纭。悲剧体认后生命体走向了自我救赎，不同的文明传承和生存环境使得东西方哲人提出了一些相异的救赎路径。和谐圆融的生命境界是人类永恒的精神乡愁，为共同抵达此一生命乐园，东西方学人当彼此间借鉴融通。

　　关键词:悲剧体认；自我救赎；中国表情；西方话语

　　生命个体具体的心灵发展有着各自特异的轨迹，但众生灵魂行走路线却贯穿着相同的哲学路径：悲剧体认和体认后的自我救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悲剧体认恒在，故对有效自赎策略的探寻也将贯穿人类历史始终，并最终决定着人类的类生存质量。

　　一．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宿命悲剧之体认

　　生命的悲剧性体认普覆于人类文明发展史始终，人文学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触及了此一生存深渊。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持“人之大孽，在其有生”的观点（《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卷），视生命如原罪，焉能不悲怀贯彻一生。海德格尔以人之被抛作为全部学说的立论基点，“在万物（动植物）中也无任何物被特别保护，虽然它们都被放入敞开者中且安然在敞开者中。反之，人作为以自身为意愿者，不仅未被在者整体特别保护，而且人是无保护的。”[1](P.380) 无护佑之人无往不在流浪途中，如何能出离悲剧性体验之网。黑格尔在《美学》中，指明“人的存在，是被限制、有限性的东西，人是被安放在缺乏、不安、痛苦的状态，而常陷于矛盾之中。”[2](P.123)此为源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学人对生命无量悲情的诉说，浸渍于东方文化的炎黄子孙方寸之地亦悲凉无限，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玄畅》云：“然乐极则哀集，至盈必有亏，故曲终则叹发，宴罢则心悲也。”《庄子.知北游》云：“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乐尚未充分体味悲即返归，可见乐只是悲之广大无边乌云的一道窄窄的金边。现代学者张法说：“元人张养浩《山坡羊》云：‘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如果这里兴不包括盛的话，那么就可以补充为：中国文化之心，兴也悲，亡也悲，衰也悲，盛也悲。”[3](P. 181)兴亡盛衰之时代环境无关乎涂黑了的心灵底色，真是无时不悲，无处不悲，无人不悲也。

　　对于悲剧根源的追索古今中外话语纷纭，于人生持“苦谛”说的佛学以“无明”作为生命痛苦的根源，“无明”即生命体无知无识于自身及世间一切事物“缘起性空”的道理，从而产生了“我执”“法执”之“执障”及贪、嗔、痴等烦恼，造作出种种“业”后承受着“业报”和“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所求不得、烦恼炽盛）。庄子将文明视作了生命的苦难渊薮，人类文明对世间万事万物进行了二元对立之分解，美与丑、智慧与愚钝、成功与失败……分别被定位为好和坏、宝爱和厌弃的两极，好这一极点处之物如若丧失，生命体便以痛苦、绝望、悲伤等负性情绪对之作出反应。可在某种意义上，生命之旅便接连不断的丧失之旅，青春渐行渐远、亲人友人爱人之生离死别、生命交还大化……，如若持二是元对立之观点，生命体怎能不被这串丧失念珠带至接续不断的悲剧性体验之围剿中。生命学家马斯洛将悲剧根源归结为自我实现努力的失败，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一处对健康的积极向往，一种希望发展，或希望人的各种潜力都得到实现的冲动。’”[4](P.65)可是各种主客观条件往往与人的自我实现心愿相悖逆，“人们所期望的东西，仅在很少的场合才能如愿以偿；人们所抱定的目的，大部分是彼此冲突和矛盾，或者有的因其本身的实际而根本就办不到，有的因缺乏实现的手段而不能达到”[5](P.37)自我实现路途荆棘遍布坎坷难行，生命体对此怎能不有所感知，怎能不因之心有戚戚焉？哲学家叔本华将生存视作了须终身负荷的原罪，“悲剧的真正意义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认识到悲剧主角所赎的不是他个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亦即生存本身之罪。”[6](P352)如此认知，罪与罚怎能不成为从摇篮走向坟墓的生命过程中始终贯穿的主题，“存在为存在本身赎罪”的生命之旅怎能不是一次悲剧性的心灵苦旅？

　　如何消解心灵因悲剧性体验而生的抑郁和痛苦，使生命主体鼓荡起充足的信心继续扬帆前行，这是每个人都必须交付答案的生命课题，艺术、哲学、宗教等人文学科说到底都是基于此而诞生、而开展的，“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就是这些答案的历史，就是这些答案的多样性的历史，也是它们在数量上的有限性的历史。”[7]（P238）下文将胪列人类思想史上的部分自赎路径。

　　二．归去来兮，吾归何处——自我救赎之东方表情

　　在回眸全人类思想资源的过程中，很多学者发现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明之于弥合冲突构建现代人和谐生命的价值，“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只有当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引导人类前进时，世界历史才找到了它的真正归宿。”[8]（P.99）和谐圆融的生命气象斯为儒道释三教文化的共同人格目标，儒者以己道合一之乐登临生命福地，庄子籍“撄宁”逍遥游于无忧天空，禅宗依凭当下顿悟悬崖撒手，从此“日日是好日”。

　　据《庄子.让王》记载，孔子问颜回“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饼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处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又记：“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直接将道乐偕行的命题提出，但对道何以能致乐的原因并未加以解释，后世学者对此做了一些剖解。冯友兰先生说明了儒者之道的本质即“天人合一”之道，并认为这是中国哲学追求的最高境界。（冯友兰《新原道》）[9]李泽厚先生进一步说明了天人合一之道必与心体之乐偕行的道理，“因之，‘乐’在中国哲学中实际具有本体的意义，它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成果和表现。就‘天’来说，它是‘生生’，是‘天行健’。就人遵循这种‘天道’说，它是孟子和《中庸》讲的‘诚’，所以，‘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而‘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也就是后来张载讲的‘为天地立心’，给本来冥顽无知的宇宙自然以目的性。它所指向的最高境界即是主观心理上的‘天人合一’，到这境界，‘万物皆备于我’，‘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人与整个宇宙自然合一，即所谓尽性知天、穷神达化，从面达到最大快乐的人生极致。”[10]（P.315）天人合一时天道地道人道皆为在世者所涵摄，所了然于心，世间已无阻碍，安乐意思怎能不随之产生并伴随生命始终，生命旅途中悲剧性体验从身上洞穿而过，而“乐”恒留，和谐完整的人格结构恒留。

　　清人宣颖《南华经〈逍遥游〉》一文对庄学不断破除二元对立获取自由心境说明道：“譬如九层之台，身止到得这一层，便不知上面一层是何气象。便是拈出了《逍遥游》主旨与结构：层层透出，层层透破人生的壁障，获取开放心态，抵达自由高度。”（清宣颖《南华经解》）[11]本真生命自由无忧的澄明之境与目前之我间的壁障何其多也，庄子告诉了世人如何一层层去破除，这便是《庄子.大宗师》所言之治道步骤“外天下——外死生——撄宁”，其终点处的“撄宁”即打破了全部二元对立的状态。上文已谈过庄子已然意识到了二元对立之主观认知是人类的苦难渊薮，针对此苦难根源，他提出了“撄宁”的自赎方略，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一切已无贬褒之分，都化入了浑然整一的混沌之中，不复有褒之誉之极点缺乏和断裂时的痛楚，悲剧性生命体认何可产生？生命自此将自由无碍，成为庄子所言逍遥游于天地两间的至乐之人，“寓形于两间，游而已矣。无小无大，无不自得而止。其行也无所图，其反也无所思，无待也。无待者，不待物以立己，不待事以立功，不待实以立名。小大一致，体于天钧，则无不逍遥矣。”[12]（P.1）

　　佛教中国化后的理论形态禅宗对国人生命智慧多有沾溉，《楞严经》将禅宗的特点用四句偈语揭出：“教外别法，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悟为体道唯一法门，强调人人都可籍当下悟解得到超升，进入光明圆觉的佛光浸沐中，“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惠能《坛经》第三十一节）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成为有慧根之人的点醒媒介，所谓“青青翠竹，无非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释静,释筠编《祖堂集》卷三）。当下顿悟后，顿如脱钩之鱼，顿获悬解和救赎，自此“日日是好日”（守坚编《云门匡真禅师广录》），旧世界得以刷新，天地间唱响起生命通脱无忧的欢歌,“得到禅，将使人重返青春，使春花看起来更为美丽，使山间小溪看起来更为清冷透明……当人生变得更为快乐，人以他的世界拥抱全宇宙之时，必须承认悟给我们带来了某种贵重的，具有值得为之努力的价值的东西。”[13]（P.104）灵魂自此进入阻碍尽除的自由天宇，不再受惑染烦污，这是禅宗给予人的无上福地，生命在此福地领受着宽快恬适的牧歌韵味。

　　三．方舟铸就渡尽劫波——自我救赎之西方话语

　　以上为东方文化之自赎策略，西方语境的人文学者也向人类出具了他们的悟解成果。卡西勒认为“艺术是对自由的表明，对自由的确认。何以故？因为艺术是从有限世界的黑暗与不可解中的解放。”（卡西勒《艺术哲学体验》）[14]（P.52）艺术被视为了苦难救赎的良策，艺术何以有此功效，这可从西人对艺术文化功能的解说来观之。西哲多将艺术视作生命的超越之具，并认为在此方面艺术起着类似于宗教的作用，“两者都是达到脱俗的心理状态的手段。艺术与宗教均属于同一世界。”[15]（P.54）艺术之超越功能主要体现在艺术对于时空的切换上，“真正的艺术体验，是在物理时间中，逐步抛弃物理时间的精神运动。……当艺术价值垂直地切断纯粹的时间流逝时，却把超越历史作为线索时，时间性便开始向现实世界不同的方向上升了。”[16]（P.25）艺术切断了充满着喧哗与骚动的现实时空，营造出另一方满溢着诗意珠光和美学乳汁的艺术时空，灵魂在此艺术场中洗脱尽日久积存的悲苦烦恼等尘污俗染，培植出诗性质地和生命的超越势能，成为“进入诗境的诗人”，诗境中人出离悲剧性体验之网，起身“还乡”“归家”，归入本真境域这一精神家园中。（参 海德格尔 《追忆诗人》）[17]（P.96）

　　“尼采认为，希腊人之所以需要日神，乃是为了美化人生，赋予人生以神性的光辉和美丽的梦境，以抵抗现世的无常性和人生的悲剧性，克服个人的苦恼，用美战胜生命中固有的痛苦。”[18]（P.9）将美视作了苦难人生的脱解之具，道理何在呢？人类生命旅程始终相随的伴生物意志欲望被一些哲人认为是人性苦难的最终根源，因此救赎之道就在于将人从意志欲望锁链中解开，这些哲人认为达此目标最快捷的手段便是生命主体的审美观照，在审美观照中被欲望鞭子抽打不已的生命体得以“抛开个人利害关系，抛开主观成分，纯粹客观地观察事物，并且全神贯注于事物上……以前在意志之路上追求而往往失诸交臂的宁静心情便立刻不促而至……这是绝无痛苦的境界，伊壁鸠鲁把它推崇为最高的善神的境界……伊克西翁的飞轮屹然停止。”[6]（P.274）现实中物我关系是攫取与攫取物之关系、占有与占有物之关系，斯为利害关系，现实中我是欲望追索之路上焦燥不安仓皇痛苦的意志主体。当审美观照以审美关系取代了现实中的利害关系时，物便成了浸沐在美之圣光中的审美对象，我则被置换为摆脱了意志欲望桎梏的纯粹静观者，我由此获得解救。

　　游戏在西方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文化含义，荷兰文化人类学家胡伊青认为“游戏是生命的一种功能。”（《人：游戏者》）[19]（P.9）萨特说：“人一旦领悟到自己是自由的，并希望运用自己的自由……此时他的活动便是游戏。”[20]（P.33）席勒将游戏视作了人之为全人的唯一依据，“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21]（P.124）以“游戏人生”的方式在世因此被一些西哲视作了是获得最佳生存风味的生存策略，“在《请看这个人》一书中，尼采写道：‘虽然我们面对的课题是十分重大的，但我仍然想不出有比游戏更好的其他方法’”[16]（P.69），以游戏来解构生命的沉重，化解悲剧情结，以此轻盈生命，获取快乐人生。“生命在游戏中充分而完满地表现着自己，从而游戏作为最后的目标意味着生命本身有其内在的价值……亚当本来应当满足于在乐园中与大自然游戏，就象上帝游戏于这个外在世界的时间一样，内在的圣人也应该在这个世界所显示出来的上帝的奇迹中，游戏于这个外在的世界，并从所有一切各从其性的造物中开启出神圣的智慧来。当这种游戏变成了严肃认真的事情时，亚当就堕落了。”[20]（P.34）非游戏方式在世被看作是生命的堕落，而生命痛苦是生命堕落的必然结果，照此看来，唯一的救赎之道就在于“游戏人生”，以生命正解的游戏方式在世取代歧途式的非游戏方式在世。

　　以上是东西方文化中自我救赎路径的部分展示，“小园香径独徘徊”，不同的生命智慧、文明承继使生命体有着各自的悟解，为共同走向和谐圆融的生命乐园，彼此间当相互借鉴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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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自: 《今日科苑 》 2009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