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流变考

　　“正义”流变考

　　韩宏韬

　　摘要：“正义”本是儒家经典的专用词。开始用“正义”作为阐释体例和文本题目的是唐初由官方认定的《五经正义》，意在止息纷争，整序人伦。“义疏”是“正义”之源，“正义”是“义疏”的成熟形式。《五经正义》后，“正义”成为并非限于儒家经典阐释的一种常用的体例形式，而且又衍生出一些变称。自南宋初年浙东荼监司合刻注、疏之后，学林亦称“正义”曰疏。其体例也由原来的单疏本，变成注、疏合刊本。

　　关键词：体例；正义；义疏；注疏；流变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9)04—0060—04

　　收稿日期：2009—02—12

　　作者简介：韩宏韬(1970—)，男，江苏丰县人，河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史学博士后。

　　一、引言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不仅有《诗》、《书》、《礼》、《易》、《春秋》，《老子》、《庄子》，《四十二章经》、《坛经》等儒释道原典著作，而且还有更多的对这些原典的阐释和再阐释作品。初唐孔颖达奉太宗之命领衔主编《五经正义》，整理汉代以来的儒家《五经》传注，整合纷纭众蜕，以适应唐代大一统的需要。自此，“正义”便成为一种重要的阐释体例，不仅为儒家所惯用，而且也引入到佛道领域。清代，著名学者阮元主修《十三经注疏》，这是自唐以来以“正义”作为阐释体例的儒家经典的集大成著作，它也成为学者必备的案头工具书。而把“正义”这种体例明确作为研究对象的始于清代的皮锡瑞。此后，随着经学的式微，学者渐趋将经学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进行批评观照，而“正义”这种特殊休例，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继皮锡瑞之后，对此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学者有近代的刘师培，20世纪初期的朱自清、马宗霍，现代台湾的学者潘重规、龚鹏程，大陆学者姜广辉等。他们的研究集中在说明“正义”体例的内涵、特点、优劣、功过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所有这些论述，或是片言，或为碎语，至今未见有专门对“正义”这种体例的生成与演变进行系统研究的。笔者在研究《五经正义》的过程中，认识到这一体例的特殊性及重要件，不仅想弄清初唐学者为何选择“正义”作为阐释儒家经典的方式，而且想以“史”为线索，进一步深入探讨它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和其他阐释体例的关系。

　　二、“正义”的内涵及其与经典的结缘

　　“正义”有多个义项，在唐以前的文献中就经常出现，如：《韩诗外传》卷五：“耳不闻学，行无正义”《史记·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曹植《七启》：“览盈虚之正义，知顽素之迷惑”，等等。一般出现在经史著作、政论散文或诗歌中，即公正、合理的意思。而《毛诗正义》之“正义”当指“正确的或本来的意义”。此义项，用来修饰经典之名称，是汉代以后的事，一般用于儒家经典，尤指五经。如：

　　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论信谶酬赏疏》)

　　既而正义残隐，妄说斐然……晋朝亦以钻凿难明，故有一屋之论，并非经典正叉，皆以意妄作，兹为不典。学家常谈，不足以范时轨世。(《北史·袁翻传》)

　　从《北史·袁翻传》我们看到，儒家经典地位在其他典籍之上，是上层社会政治行为的坐标，经典所包含“正确的或本来的意义”才是“正义”，是摒除“妄作”、“曲说”的标的。两汉以后，儒家地位的提高，儒家经典成为封建统治的法典，这是正义与经典结缘的政治原因。但是，从桓谭《抑讦重赏疏》我们也能够看出，同是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亦有“正义”和“曲说”之分。在两汉今古文之争和魏晋六朝郑王之争中，经学家们都在探索经典的“正义”，并常常标榜自己的学说为“本义”。这正是“正义”名称与经典结缘的学术原因。而始用“正义”作为阐释体例和闸释文本题目的是唐初的《五经正义》。

　　三、《五经正义》名称的由来

　　《新唐书》载：“初，颖达与颜师占、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云。”据此，《五经正义》原名《义赞》，书成之后，才改为《正义》的。根据白长虹考证，《五经正义》的编撰，分为三个阶段：贞观十二年至十四年为初撰阶段，贞观十六年为初修阶段，永徽二年为：刊定阶段；“又明代郑真《荥阳外史集》卷六卜载有贞观十四年祭酒孔颖达上《五经正义表》”。这说明诏改《正义》之名，应该是住贞观上四年孔颖达上表之前。其《表》名虽为《止义》，由于时间仓促，而书中或许没有改定“正义曰”之标识。但，书中“正义曰”之标识最迟是住贞观十六年初修阶段改定，因为孔颖达在贞观十六年撰有《五经正义序》，序文中每言“为之正义，凡……卷”之语。

　　“义赞”也是隋唐前就已经出现的一种注疏体例。所谓“赞”就是赞明，为经典作注的意思，孔颖达在《诗谱序》疏和《尚书序》疏中有具体的解释。《尚书序》疏云：“郑玄谓之‘赞’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谓之‘赞’。赞者，明也，佐也。佐成序义，明以注解故也。”另外，“赞”还具有“谦退”的附加意义。《尚书·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赞赞襄哉!”《正义》引郑玄注同：“赞，明也。襄之占畅，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赞明帝德，畅我忠言而已。谦电。”因此，所谓“义赞”，即依据前人义疏而赞明之。孔颖达奉诏编撰《五经正义》，是据六朝旧疏为蓝本，然后删其所短，博取诸家之长以补之。如觉旧说皆违，则特申己见，令书巾有云“今赞”，“今删定知不然者”，即冲远之新说。大抵其书体例，为适应考试之用。务令经义定于一尊，故必坚守疏不破注之原则。然六朝旧疏，多求新义，不能专守一家之说，故于例有未醇者，序所云奉诏删定，其主要工作即在删除不合体例之处。所以，“义赞”为题，取“赞叫”、“佐成”之意，既具有尊崇、谦退之心，又基本符合孔颖达编撰五经工作的实际。

　　但《义赞》为何诏改为《正义》呢?潘重规先生说：“冲远尊崇前人，故书名‘义赞’；朝廷矜尚体制，故改名‘正义’也。”此为的论，所谓“矜尚体制”者，特指初唐帝国整合纷争，辞旧开新的政治、学术追求。诏改五经“义赞”为“正义”是初唐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赋予“正义”以特有的内涵。在国家业已统一，而形势尚未稳定的时候，对具有法典性质的经义首先要“正名”。罗香林说：“名是实之所集，无其实，斯不具其名。就学问的发展上来说，正名是一切辩论的开端。就做人和做事的程序上来说，正名就是分品定职的条件。正了名，然后才能分别各人的职责，使之各守本分，各尽能力。所以就是为政也要从正名着于。”故正名是为政的出发点。基于此，“正义”就是为经典的意义，寻求一个正确的标准，将曲说或有偏差、谬误的阐释改正过来，恢复经典“本来的意义”，从而起到止息纷争，整序人伦的目的。孔颖达云：“睠此群书，实为大训。盖非但人君致治之本，抑且为下学立心之基。更秦氏乱亡以来，不胜灰烬；迨汉儒补缀之后，仅免遗亡。且论说之纷然，

　　于指归之何在?百家裒集，宜明去取之公；万理同归，当著是非之正。”孔颖达在表中，表明他对六朝杂说，明去取、正是非、成君治、立学基的学术旨趣。

　　在经学史上，对于“正义”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解释。一种是皮锡瑞说。其《经学历史》云：“‘正义’者，就传注而为之疏解者也。所宗之注不同，所撰之疏亦异。”另一种是刘师培说。其《国学发微》曰：“夫所谓‘正义’者，即以所用之注为正，而舍所用之注为邪!故定名之始，已具委弃旧疏之心。”他们都认为“正义”在阐释时有所宗主，但又各有侧重。刘师培是从学术倾向而言，批评《五经正义》之失，并且又说：“故自有《正义》而后六朝之经义失传，且不惟六朗之说废，即古说之存于六朝旧疏者，亦随之而竟泯……故学术定于一尊，使说经之儒不复发挥新义，眯天下之目，锢天下之聪……欲使天下土民奉为圭臬，非是则黜为异端，不可滑非学术之专制矣。”孔颖达《五经正义》宗一家之注，而兼取众家之长，从而成为六朝以来集大成之作，难免顾此而失彼，但是把“六朝之经义失传”、“六朝之说废”，甚而至于，“眯天下之日，钢天下之聪”都归咎于《五经正义》，显然不顾其保存六朝之说的文献价值，忽视其巩固国家稳定的政治作用，而过分夸大了《正义》的学术专制性。皮锡瑞则主要从阐释体例的角度而言，认为“正义”即是“义疏”的另一种形式，客观地说，抓住了“正义”的主要特点。

　　四、“正义”与“义疏”的关系

　　“正义”作为经典的一种阐释体例，渊源有自。就阐释对象和阐释方法而言，“正义”是“义疏”的同义语。义疏之名，兆于晋世，源自佛典阐释，其体则盛于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云：“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仅《毛诗义疏》，孔颖达举凡七家，《毛诗正义序》：“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隋书·经籍志》载《毛诗义疏》十二家。可见六朝义疏之盛。从阐释对象而言，主要以汉魏传注为主体。《汉语大词典》解释为：“泛指补充和解释旧注的疏证。”从阐释方法而言，主要以疏解、串讲为手段。姜广辉说：“‘义’字兼有两义：一谓经之意旨，一谓义理之意；疏字亦兼有二义：一谓条录之意，一谓疏通之意。而义疏之体裁，实为系统全面疏解、串讲经书之书。”两者各有侧重。朱自清的概念则兼而有之，他说：“‘疏’，分析也。更详细地分析‘注’，曰‘疏’。六朝始有义疏，是把‘注’分条析目来解释。”六朝义疏，是固守还是创新，学界多有探讨。一般来说，学者各有师承。《北史·儒林传序》云：“通《毛诗》者，多出于魏朝刘献之。献之传李周仁。周仁传董令度、程归则。归则传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二刘之门……虽日专门，亦皆相祖习也。”但是，这并不是说，六朝义疏只是墨守成规，没有新见。又据孔颖达《毛诗正义序》所说，刘焯、刘炫是隋朝大儒，在学术上结为盟友，同师承熊安生、刘轨思等，然而他们“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在学术上标新立异，多有新见，故“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因此，龚鹏程说：“昔人不识义疏之名实，遂以其守一家者为义疏之通则，非也。”可见，六朝义疏或固守，或创新，实非一律。

　　“正义”从义疏来，在固守与创新的问题上，既有同也有异。所谓同者，《正义》基本上是遵守“疏不破注”的原则，维护《传》、《笺》的权威，以此来统一六朝以来的纷乱杂说，为巩固国家的政治思想服务。所谓异者，《正义》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刻意创新；但是，在立足客观的基础上，张扬理性精神，从文本出发，往往能发现传统学说的矛盾和不足，在不能调和的情况下，则予以纠正和批评。因此，《正义》的创新并不同于二刘的“负恃才气，轻鄙先达”。

　　六朝义疏，就其阐释的繁简程度而言，要比汉魏章句繁杂得多，正义作为义疏的高级形式，也非常繁杂。而且又因为《五经正义》追求整合百家，故较六朝义疏更显繁琐。朱自清说：“六朝始有义疏，是把‘注’分条析目来解释。但严格说来，唐以后始成立。注疏都要逐字逐句解释，故成为太繁、太碎的文体。”又说：“魏晋六朝有‘义疏’，重理，讲得较简单，如王弼注《老子》。但义疏不是讲字面，故各人说法不同。可是，还离不了字，故一直至唐，义疏一体，还嫌琐碎。”朱自清先生认为“正义”是“义疏”的成熟形式，其繁琐的原因在于对经注逐字逐句地解释。

　　五、“正义”名称的流变

　　自《五经正义》颁行天下，以“正义”命名的著作纷纷效法，不仅有经学著作，而且也有史学、子学甚至佛学著作。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僧务静《汉书正义》三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冯廓《庄子古今正义》十卷、慧能(姓卢氏，曲江人)《金刚般若经口诀正义》一卷等。因此唐以后，“正义”成为经史等注疏著作的一种普适性的体例形式。由于这些著述不具备《五经正义》的背景，亦非自上而下的官方性质，因而缺乏那种正名与固守的气度，却继承了“正义”迫寻经典“正确或本来意义”而整合百家的体例特点。同时，“正义”因为被史学、子学、佛学著作使用，经学也失去了唐前使用“正义”的“专利”。有些“正义”的概念，像《汉语大词典》所谓“旧时指经史的注疏”，某些《中国古代文学》所说“正义即正确的含义，故人们在注释经史时，往往以正义为其书名”，等等，无论是从阐释的方法、内涵或是对象，尚不是严格的界定。

　　就经学著述而言，除“正义”外，又有一些变称。马宗霍《中国经学史》说：“有贾公彦《周礼》、《仪礼》义疏……又有杨士勋《毂梁传疏》……徐彦《公羊传疏》……此四经疏，虽非奉敕而作……则此四经在唐实并立于学官，其用此四家疏以否，虽无明文，而四疏之体，则亦同《正义》。盖贾杨二氏，于撰定《正义》，本尝亲于其役。或有意效之，而冀与之同尊以广其传欤?””以上四书，皆是自下而上之作，因为被官方认可，从而获得与《五经正义》同尊的地位。贾公彦、杨士勋都曾是参与《五经正义》的编撰者，有意效法，在体例上保持了一贯性。但当时“正义”与“疏”，并不混称。“正义”与“疏”混称是南宋初年的事。屈万里说：“孔颖达所疏解之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五经，皆谓之正义；宋邢昺所疏解之孝经、论语，亦谓之正义；贾、徐、杨、三氏之周礼、仪礼及公觳二传，与邢呙之尔雅，则谓之疏。正义与疏，本不混称。自南宋初年浙东茶监司合刻注疏之后，学林遂亦称正义日疏。”又说：“北宋以前，群经正义皆别行。自南宋初年，浙东茶监司合经文、注文、正义(或疏)而刻之，是为群经有注疏本之始；‘注疏’之名，亦起于是时。”马宗霍是从体例形式而言，“疏”即是“正义”的变称；屈万里则就政治意义而论，“疏”与“正义”有官书、私著之别。但是，南宋注疏合刻以后，“正义”的政治意义淡化。因此，自“正义”与“疏”混称，十三经注疏的体例形式和以前“正义”与“疏”相比较，也发生了变化，即由“单疏本”变成“注疏本”。因为注疏合刊，除正义或疏外，还有经文和注文，而且附有陆德明的《释文》，这样既便于读者阅读，又便于学者查询。尽管在自南宋以来《十三经注疏总目录》中保持《五经正义》的名称，以显示“正义”之名来自官方，但是，《正义》与其他《注疏》一样，都是“注”与“疏”合刊的体例。因此，进行研究时，须辨别源流，分清概念。

　　六、结语

　　综上所述，“正义”是经典所包含“正确的或本来的意义”，唐以前“正义”基本上专用来修饰儒家经典，与儒家的权威地位以及儒学内部的斗争有很大关系，《五经正义》始用“正义”作为阐释体例和阐释文本的题目。“正义”之名，由官方认定，将“义赞”改为“正义”，是初唐国力强盛的象征，是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旨在正名，止息纷争，整序人伦，巩固思想统治。从体例形式上看，“义疏”是“正义”之源，“正义”是“义疏”的成熟形式。“义疏”繁琐，“正义”甚之。义疏或墨守或立异，“正义”则比较客观，能在继承中出新。《五经正义》后，“正义”成为阐释经典的一种常用的体例形式。但在儒家经典的阐释著作中，“正义”有一些变称，自南宋初年浙东茶监司合刻注、疏之后，学林遂亦称“正义”日疏。其体例也由原来的单疏本，变成注、疏合刊本。通过以上历时性考察，我们发现，“正义”作为经典的重要的阐释体例实则无异于我国古代文化的一种载体，不仅包含丰富的政治内涵，而且见证了我国古代学术，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兴衰演变。

　　责任编辑　姬建敏

　　出自: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9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