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场域内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儒道佛场域内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何华顺

　　摘要:作为舶来文化,马克思主义要融入中国文化,并且内化于广大群众,在客观上必然要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碰撞,直至融合,乃至产生合力。儒道佛在其产生或传入时就注重与民本相结合,化大众于无形之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儒道佛,都是实践的产物,都具有大众实践的逻辑。着重探讨儒道佛大众化和三教合流的历史经验,阐释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儒家;道家;佛家;三教合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5-0133-03

　　一、儒家思想大众化

　　1.儒家思想大众化的逻辑起点

　　理论的创新主要是阐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民众在实践中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连年战乱,宗法关系已然松动,但基础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它还在顽固地束缚着社会各个等级。“新士”却是例外,他们基本上挣脱了宗法关系的束缚,成为有独立人格的人,已然形成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超前意识。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成为孕育先秦诸子百家的社会土壤。由于超越了宗法群体意识,具有了自我意志和思想,他们有可能对自己所掌握的并赖以谋生的知识技艺如数,刑法,礼乐加以反思,建立层次更高的理论,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追求。

　　《周礼·太宰》说具体教化百姓的官员曰儒。“新士”将自身具备的技艺提升到理论高度,儒就属于“新士”阶层。他们与“新士”中其他人的区别在于熟悉贵族礼仪,而其他人或精通历数,或精通刑名,或长与口辩。大众化的互动双方已然形成,即是“新士”和民众。儒就凭借所掌握的礼乐知识替达官贵人相礼为生,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日渐被熏陶。不过儒对礼乐知识的掌握限于具体的规范,比如婚礼、丧礼仪式和规矩,他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是对礼乐知识的掌握为进一步把握礼乐的道理准备了条件。只要历史条件成熟,儒之中就会有人出来在掌握礼乐知识的基础上经过反思,将其提升为理论。

　　2.儒家思想大众化的实践逻辑

　　孔子“礼”的道理包括礼的社会作用,礼的因果关系,礼的本质,等等,孔子对这些问题都做出初步的论述,特别是对礼的核心即“仁”,论述得颇为详细。孔子通过设坛讲学把他初步建立的礼的理论传授给向他学礼的弟子。接受孔子思想的弟子与原来的儒相比也发生了两点质的变化。首先是知识层次上的变化。接受孔子思想的弟子不再以懂得礼仪细节为能事,他们还进一步探究礼的文化底蕴。二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化。原来的儒以谋生为目的,而接受孔子礼的理论的儒,人生目的不限于此,“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他们认为,以谋生为目的的儒,只是小人之儒,君子应以谋道为人生目的,“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孔子这句话的实质就是教导弟子们不要满足于衣食的追求,要把追求个人道德的完善和治国安民之道作为人生的目标。孔子将自己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传授于三千弟子及七十二贤人,并且这些弟子继续传播儒家思想,可谓桃李满天下,受众之广,化大众之多。

　　3.儒家思想大众化的社会作用

　　儒学产生后被广大民众认可、接受直至吸收内化,不久就由隐学晋升为显学的地位,汉武帝统治之时,又被定为一尊,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指导并束缚着民众的社会实践。儒学则成为封建统治的助手,“助人君”,“明教化”是儒学最主要的社会职能。

　　礼之用,和为贵。和乃和谐之意,天人合一,人能和睦共处。孔子以降的封建社会,以家族为本位的结构秩序赖以宗法制度得以维系。儒家思想的伦理纲常是这个宗法制度的核心,它适应了农耕文明的需要,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能调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内部、被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儒家的封建宗法主义思想就是适应这种双重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本质上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但是它保存了沿袭下来的良好道德传统,如敬老爱幼、诚实和睦、团结互助等。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普遍秩序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相结合,便成为人民群众的一种特定生活方式。可以说儒学是在封建文化创造的过程中而诞生的,它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开放的体系,在坚持自己核心思想不变的同时,与时俱进,不断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而自我完善。

　　儒家学说自诞生以来,就以其独特的方式,宣扬仁、义、礼、智、信,教化民众,春风化雨般化民众于无形之中,其主要是以学教、言行教化的方式去化大众。由于社会形势的需要,民众切身体会到其要义,因而能够深入民族血液中。其思想融于社会秩序中,道德约束中,民俗文化中,并得到不断传承和发扬。

　　二、道家思想大众化

　　大众化的文化需要有大众化的土壤和社会必要条件。东汉中叶,外戚与宦官两大政治集团逐渐形成,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彼此争夺政治权利,把持朝政,社会动荡不安,连年战乱,东汉王朝的统治日渐腐朽,加上各种自然灾害频繁爆发,疫病流行,广大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这种苦难的现实世界孕育出了道教赖以存在的气候和土壤。一方面,广大人民在渴望摆脱苦难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就常常幻想有一种神灵的力量来拯救自己,把希望寄托在宗教的身上;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在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也极力企图利用宗教来麻痹人们,借以消弭随时可能发生的反抗斗争。于是,道教的产生就成为客观的社会需要。

　　社会的实践逻辑需要决定了道教必然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相融合。道教作为我国本土产生的传统宗教,曾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化学、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学以及民俗民族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都产生过深刻影响。

　　1.大众文学艺术的道化

　　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实践而又高于生活实践,用曲折动荡的故事情节、典雅的语言来教化民众的灵魂。在中国古人对文学艺术现象的认识上,最早出现的是儒、道两家。儒家主要从政治、风俗、道德、伦理的角度,具体论述了“诗”、“乐”等文学艺术现象的社会价值和政教作用。道家则与儒家不同。他们首先提出了哲学本体论,以“道”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逻辑起点,对宇宙人生、万事万物的本原做出了总体概括。所谓“道家”,之所以以“道”命名,就是因为他们共同认为“道”是宇宙人生、万事万物的本体。尽管道家和道教学者之间,对“道”究竟是物质性实体、还是精神性实体的看法并不一样,但道家、道教的哲学本体论却为文学理论家的文学本体论的建立奠定了哲学基础,提出了论证方法,以至贴近民众生活,道化民众。

　　2.炼丹术的民间化

　　道教的追求之一就是长生不死。在古代人们认为人之死主要是因为病,如果没有病就不会死亡,或者找到包治百病的药物就可以长生不死。秦皇汉武为求得神仙不死,不惜劳民伤财,大规模地寻仙祀神,以求得不死药。药物由草木药升级到丹砂,再升级到铅汞,其中,间接地促进了药学和化学的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3.民众的神仙信仰

　　中国古代贵族信奉的道教和下层民众信奉的道教,其区别并不在于有无神仙,而在对神仙的信仰中各有所求。贵族学道主要是祈求长生,以便无限享受今生既得利益之荣华富贵。他们对服食丹药最感兴趣。遭受剥削压迫的下层民众则渴求神通广大的仙人们主持人间正义,济困扶危,消灾赐福;或希望向仙人学法,用无所不能的法术来武装自己,以便战胜自然界和社会上的邪恶势力,摆脱贫困不幸的命运。

　　4.深入民心的占卜术

　　古人用龟壳以卜吉凶称为占卜。道教承袭了这种古巫之风,以占卜为沟通神意之术。占卜就是求神预示吉凶。后世道教演变为占卦、抽签、测字等等。文学作品中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上到达官贵族下到黎民百姓皆有占卜之习性。时至今日,广大农村地区,老年人皆常为自己的子嗣占卜,以图逢凶化吉。可见道之术化大众之深刻。

　　三、佛家思想大众化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以般若学说为基本内容的大乘空宗,因为在思想上与玄学有相通的地方,故此得以迅速传播。西晋末年,特别是进入东晋十六国后,战争连年不断,广大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连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因此,容易接受佛教关于彼岸世界的宣传。这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方便条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大都扶持佛教。因此,佛教在这个时期发展很快,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魏晋时期,佛教寺院的经济力量比较薄弱,但在南北朝以后,逐渐成形了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寺院僧尼众多,拥有大量土地财富,通过出租或徭役依附农民。

　　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传播,已扎根于中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历经长期分裂,隋唐重新建立了南北一统的封建王朝,国家得到空前的发展。加上统治阶级对各种思想的扶持,佛教在中国进入鼎盛时期。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僧侣采取了世俗地主宗法制度的传法方式,师父在传授佛法的同时,也把寺产传给嗣法弟子。南北朝时由于寺院经济正在形成之中,还没有这样严格的嗣法制度,当时只有学派,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才形成佛教理论、寺院经济方面都相对独立的佛教宗派。

　　唐代佛教除了通过各宗派的教义宣传对于群众发生作用外,还以传教的种种活动直接和群众生活联系。如岁末节日在寺院里举行的俗讲,用通俗的言词或结合着故事等作宣传,这些资料大都写成经文。又有化俗法师游行村落,向民众说教。有时也由寺院发起组织,定期斋会诵经,而使社僧为大众说法。有些寺院平素培植花木,遇到节日开放以供群众游览,或约集庙会,这都间接有传教之效。

　　宋政权建立以后,适当支持佛教,加强了国内力量。后来佛教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矛盾加剧,徽宗时曾一度命令佛教合流于道教,给佛教很大的打击,但不久后恢复原况。后来禅宗盛行,各家的语录都运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别创新格,因而影响到一般文学。特别是儒者说理的记录,也时常模仿它。还有俗讲变文一向在流行,并演变为唱曲,随遭到当时政府的禁止,但俗文学中平话、小说及唱讲词本都已受其影响而益加发展。

　　明清时期,朝廷在京城设立僧路司,所有僧官都经礼部考选,吏部委任。开始时由官方发给僧尼度牒,后来人口增多,私度之人渐多,便废给度牒。至清末时,全国僧尼近百万。可见佛学对大众影响之甚,教化甚深。

　　四、三教合流

　　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上来看,儒学与佛教几乎是同时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出现的思想学说,道教次之。“三教虽殊,若法界收之,则无别原。若孔、老二教,百氏九流,总而言之,不离法界,其犹百川归于大海。”[2]儒学和道学是本土思想文化,佛教则是外来思想文化。从儒、佛两种思想文化的交涉关系来看,佛教是被接受的客体,儒学是接受的主体。儒学与佛学的关系史,就是这种主体对客体既反对、抵抗又同情、接受,以至交渗互涵、趋于统一的历史,也就是按照儒学传统文化而形成的主体接受方式对佛教进行选择、吸取、改造和重构的历史,是在主客体相互激荡、相互摩擦中,寻找思想契合点的历史。佛学思想主张出世主义,认为人间是苦海,人生是痛苦的,要求摆脱日常生活,超脱现实世界;而儒家则主张积极入世,人应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随着佛学的流传,儒家学者开始批判佛教,认为其蔑弃忠孝,有伤礼敬。作为佛教中国化的突出成就之一的禅宗派,以性净自悟为宗旨,在儒家忠孝思想的排斥下,公开提倡忠孝思想,并专门编撰了讲孝的佛经。事实上,儒家对卷帙浩繁的佛经,也是或暗或明地从中接受启发,汲取有用的思想成分。

　　道教在儒释道三教斗争与融合中起了重要作用。道家与儒家结成联盟,高举中华正统文化的旗帜,攻击佛教是夷狄之法,与佛教争夺宗教阵地。其结果是促进了佛教发展,客观上反而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宋明理学是以儒学为主又吸收佛道的结果。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是来自道教。宋儒主静的修养方法也是得力于道教。全真教的出现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集中体现;它以明心见性、含耻忍辱、清心寡欲为内修之功,以传道济世为外修之功,功德圆满可以成仙。它以神为性,以气为命,主张性命双修。实际上它是道教与佛教禅宗及儒家理学相结合的产物。

　　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皆以人为本,出发点都在于人。儒家思想积极入世,胸怀天下,强调个人与天下的统一。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儒家伦理道德对人的教化适应历史的潮流,促进了社会发展;在现世的境遇下,对个人人生的困境、苦难上,佛家道家迎合了人们的精神追求。为了安身立命,群众也主动遵循儒释道之法界。

　　与佛教相比,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文化,但不同的是它承认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始,它与时俱进,不断融合吸收中国传统思想。正确指导了中国革命,社会建设,开创了历史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同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就一点用处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只有掌握了人民群众,才能化作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3]毛泽东创造的群众路线强调,人民群众的解放不是靠救世主的恩赐,与佛道思想的精神虚幻相比,群众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自己拯救自己。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一工程的提出具有很高的战略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但是众多的社会问题也同时迸发,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多元化早已显露出它的盲目性,给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很大阻碍,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的大众化,创新性的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要考虑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达到文化认同、情感依归、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这是前提,是大众化的必有途径和归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早已根贮在民族流淌的血液中,其中的普及经验值得借鉴。马克思主义在得到中国文化化之后,也就是如同佛家思想与儒道相融合后,才能更好地大众化,深入民众内心,把握群众。在此,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化,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而是争取相应的地位。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只是在政治上具有主导地位,而在文化上,尤其是在民间文化上,无法与儒道佛相企及。因此,马克思主义要与民间文化相融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伟大的理论一旦与实践的人相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历史的诉求,唯有如此,才能克服我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早日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李霞.道家与中国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96.

　　[3]侯树栋,辛国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责任编辑/王丽君)

　　出自: 《学理论·下 》 2010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