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探析——以康定香巴拉文化乐园项目开发为例

风景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探析——以康定香巴拉文化乐园项目开发为例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2003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第32届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口述或无形遗产(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它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方式、知识、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被不同社区和群体在适应周围环境和自然的过

程中和与其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地再创造,为他们提供持续的认同感,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中的非物质性的涵义,《公约》中将其解释为“与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基本需求的物质生产相对而言的,是指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的精神生产这层涵义上的非物质性。所谓非物质性,并不是与物质绝缘,而是指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

同时《公约》也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包括五种形式:①口头传说和表述,其中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风俗、礼仪、节庆;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我国国务院办公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二、康定非物质文化资源及其开发

1.康定非物质文化资源及其开发的意义

康定县是甘孜州多元文化旅游区的核心地带,藏汉文化的交流产生了独特的康巴文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并且在历史上积淀了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多样,基本涵盖了《公约》中所列出的各个类型。①口头传说和表述,如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打箍箍卦以及阿口登巴的故事等。②表演艺术,其主要代表有首批入选了国家非物质遗产名录的玄子舞、锅庄舞和木雅藏戏及格萨尔藏戏等。③社会风俗、礼仪、节庆,这主要有四月八的转山会、秋后的耍坝子、塔公草原赛马节、藏历十月二十五的燃灯节、十一月至十二月的“跳神”以及十二年一次的鱼通“羊年会”等。另外,其宗教艺术及宗教活动体现的也较为齐全,这主要包括祭祀、礼佛以及消灾、祈求吉祥的佛事等。④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如藏族唐卡、帮典、噶玛嘎孜传统绘画壁画以及德格的造纸和印经艺术等。此外,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还包括了藏族民间雕塑、织染刺绣、制陶制银和农副产品加工等。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作为首批入选的藏医药文化及藏族的各种民居及建筑工艺具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也是康定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由于康定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唯一性、稀缺性和独特性等特点,这一方面有利于其进行商业化开发;另一方面,康定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极需要保护。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那些弱小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单一化、标准化、全球化的强势商业文化蚕食和冲击下迅速衰落,如不加以保护,最终会走向毁灭。[1]加之康定许多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得不到行之有效的开发与保护,有些资源已处于一个“人亡艺绝”的境地,如“格萨尔”唱经艺术、康定的“银楼业”等已濒临绝迹,亟需要进行开发与保护。[2]因此对康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行之有效的保护与开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非物质文化资源开发优势分析

康定非物质文化资源开发优势明显,这种优势不仅体在康定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还体现在康定优美的自然风光、明显的区位优势、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旺盛的旅游市场需求等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1)康定地区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丰富性 康定地区分别属于嘉绒文化圈、木雅文化圈和汉藏商贸文化圈,在2004年颁发的《甘孜州康巴文化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则将康定定位为多元文化旅游区,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其中许多非物质文化的表现形式也非常适合酒店的休闲、娱乐、康疗等开发经营模式,并能与风景区的运营机制进行较好地整合。

(2)自然风光优美 康定地区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例如,康定香巴拉文化乐园背靠群山,在此处可下览康定榆林新城,可远眺贡嘎神山,可近观鲜艳的高山杜鹃,附近景色优美,自然风光得天独厚。

(3)区位优势明显 康定是入藏的必经之地,自古以来它就有“内地中的边疆,边疆中的内地”之称。这一方面使得康定地区的多元文化能够相互交融,异常缤纷;另一方面,由于与内地的紧密联系,使康定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也较为成熟,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旅游知名度也相对较高,这些也为康定香巴拉文化乐园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和文化背景。

(4)旅游地位突出 从甘孜及康定的总体规划和旅游规划中,可以看出康定在今后甘孜州的旅游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西部旅游的大开发和大香格里拉国际旅游精品区、四川“川西旅游环线”的打造,康定作为甘孜州旅游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切入点,必将迎来旅游发展的黄金机遇。

(5)市场需求旺盛 一方面,随着甘孜州的旅游大开发,康定的游客接待量在2004年为56.72万人次, 2005年(1~11月)为70.93万人次,这分别是2001年的3.89倍和4.87倍,到2008年康定机场通航,预计每年乘飞机前来旅游观光的游客数量至少在30万人以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今后康定的游客数量还会呈爆炸式的增长,游客数量的激增将会营造出巨大的市场赢利机会。另一方面,康定大多数酒店除提供住宿外,供客人们游乐、休闲的设施较少,而康定香巴拉文化乐园除提供住宿外,还提供会议、温泉疗养、藏医药、藏族风情展示、藏传佛教活动等一系列非物质文化休闲体验活动,这也将成为吸引大量游客的一大亮点。

(6)交通条件便利 康定地区的交通条件十分便利。例子如,康定香巴拉文化乐园位于康定新城(榆林乡),地处318国道与榆磨旅游环线(康定—海螺沟)交汇处,交通条件十分便利。在康定机场开通后,文化乐园还将位于以康定机场为中心的“两小时旅游经济圈”内,交通条件将更加便利。

三、康定香巴拉文化乐园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开发构想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旅游产品已越来越不能满足迅速发展的旅游市场需求,传统的只提供吃住和简单休闲的旅游酒店也不能满足日渐成熟的游客消费需求。美国的《时代》周刊曾预言过:2015年前后,发达国家将进入一个休闲的时代,而新技术的产生可以把人的生命中50%的时间用于休闲。同时,从体验经济的角度看,一个旅游风景区要尽可能地赢利就必须增加游客的体验环节,突出风景区的个性化、人性化和文化感,刺激消费增长。而在旅游风景区的经营中引入非物质文化的概念,就是要从体验经济的本质入手,大力开发旅游风景区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以适应和满足时代发展需要。

下面我们就从康定香巴拉文化乐园的各功能组团上,浅析其发展体验型旅游风景区的经营构想。

1.康定香巴拉文化乐园简介

康定香巴拉文化乐园位于康定县城以南的康定新城(榆林乡),地处318国道与榆磨旅游环线(康定—海螺沟)交汇处,此地属高山坡地,自西向东倾斜至折多河。其海拔高度在2600米左右,属于榆林宫医药温泉地热区,地势层次明显,周围有茂密的杜鹃林、柏桦林等,景色优美,有极高的开发价值。

该文化乐园采用一轴两区多组团的规划结构方式,贯通西南———东北的康定国际温泉酒店、康巴藏族博物馆和藏医药博物馆为主轴,统领整个场地,并将整个度假区分为两大区域———温泉区和藏传佛教公园区。①温泉酒店区域包括康定国际温泉酒店、康巴藏族博物馆和藏医药博物馆、藏式小寨、藏医药疗养院、温泉度假中心、度假村联排公寓、高档别墅、巨石泉眼温泉浴场等。②藏文化公园区域将包括90米高的格萨尔王青铜雕像、藏文化雕塑区(白塔公园)、藏式帐篷休闲区、自然景观、缆车及其他配套工程。

2.中心轴组团开发构想

(1)酒店组团 该组团主体以酒店为主并搭配四季厅、会议中心等功能建筑。此种组团开发形式,主要依托其场地优势搭建展台、舞台,以展示藏族的表演艺术,如藏戏、藏族唱经、巴塘弦子舞、锅庄舞等民俗表演。这种以酒店展示型的表演方式,更加有利于表演艺术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市场需求的满足,同时还能够有效地扩大影响范围,使酒店中那些并不是专门来旅游的客人有机会欣赏到藏族的民间艺术。这种组团开发方式,在发扬和保护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能更好为酒店聚集人气,为各种商业活动创造出了良好的商业氛围。

(2)藏医药博物馆 建成后的藏医药博物馆是整个康巴地区最大的藏医药博物馆,馆内主供藏传佛教药师佛八尊,并收藏有多年来收集的藏医药著作、唐卡、器械、藏药、藏药原料标本等各种藏品,这些收藏品充分展示了藏医药历史文明的悠久,和其内涵的博大精深。借助现代会展业的商业契机,大力发展现代的藏医药会展交流活动,不断扩大藏医药文化的规模和影响力,使之成为四川乃至全国最大的藏医药文化交流及藏药资源的交易平台。这样做不仅推广了藏医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为文化乐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3)康巴藏族博物馆 它是康巴地区唯一的藏族文化博物馆,主要展示能够体现藏民族古代文化和艺术的文物,其中包括宗教法器、藏医药用具,古代天文仪器、兵器和古代藏族服饰及首饰,古代工、农、畜牧业等生产、生活用具等。它的建成,不仅具有藏传佛教的宗教意义,还为古代藏族文化艺术作了很好的诠释,它是给全人类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了解古代藏文化历史的重要参照,同时它的建成也为藏族民间文学(格萨尔史诗)、手工技艺(藏族邦典、卡垫织造技艺、藏族造纸技艺、德格印经院藏族雕版印刷技艺术)、工艺美术(藏族唐卡)等一些非物

质文化资源的展示、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藏医药博物馆和康巴藏族博物馆,在发扬和保护藏族民俗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和藏医药文化资源等非物质文化资源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并且作为康定地区的城市名片,它不仅可以吸引大量的游客,还可以有效地增加酒店项目的文化附加值,使酒店成为游客到康定后优先选择的住宿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博物馆项目作为事业性非营利性机构,不仅不需要向政府交税,而且为酒店、别墅等其它项目的经营创造了良好的商机,其隐性经济效益也十分明显。

另外,经济利益驱动力促使康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完全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并在市场经济中得到更好、更有效的开发。

3.分区组团开发构想

(1)温泉疗养休闲区 依靠本地区环境清新、自然风光优美等优势,开发具有藏族高原地域文化特色的温泉疗养休闲。主要以体验经济的模式结合藏医药文化和藏医药的独特疗效,开展形式多样的藏医药专家咨询会,吸引周边前来温泉度假的游客,使其能够切身体验到藏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2)藏传佛教文化公园区 本区主要以90米格萨尔王雕像为主导,通过这个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以及围绕其举办的各种文化节庆和佛教祭祀、礼佛等活动来展示藏传佛教文化所独有的特色,并推动康定地区佛教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依靠其资源优势带动藏文化雕塑组团和藏式帐篷休闲组团,并依靠藏式帐篷休闲组团开展藏族民俗风情活动,增加旅游内容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如可举办藏族服饰展示、赛马节、藏族风情舞蹈节等民俗活动,而且还沿途设置一些旅游商品店,经营一些如藏族唐卡、藏族噶玛嘎孜传统绘画、藏族格萨尔彩绘石刻、藏族邦典、卡垫织造等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旅游商品。

综上所述,通过文化乐园中各个分区组团的建立,不仅能给整个文化乐园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能带动整个康定的旅游业、地产业的发展,增加本地人民的就业机会,提高当地人民的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合理地开发了当地乃至整个甘孜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提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拓展了其利用空间,使之能够较快地与市场需求接轨。但是,作为开发商来说,他们往往只注重开发而不重保护,这也使得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并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还没有真正完善的情况下,就盲目地对其进行商业化开发,势必会使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遭到破坏,甚至有些破坏还可能是毁灭性的。所以在兴建文化乐园并对康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的同时,必须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的开发原则和方针。

第一,坚持政府主导原则,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教育和强制职能。为此,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工作,提高全民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把企业在非物质文化资源开发中的部分赢利作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与保护的财政保障,把商业性演出和保护性演出区分开来,对赢利性的商业演出可以少投入或不投入,而对保护性演出则要加大投入力度。[3]

第二,坚持整体性原则。所谓整体性,就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形成过程中与其民族、地域的独特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文化心理、审美原则、民族风俗等形成了完整的统一体,也就是形成了一个链形系统,诸如终端成果、传承人、传承技艺、传承场等,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依相存、不可或缺的。[2]所以在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必须注重其完整性和整体性,任何割裂其整体性的开发都无疑会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灾难。

第三,坚持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过程当中要坚持其原真性;另一方面,又要承认其在开发过程当中会产生变异。所以我们就必须根据其不同的特质采用不同的保护与开发原则,甚至在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当中采用两种或更多形式的保护与开发模式。如日本就是将某些传统文化分为原版和改编两种,要看原版的在一边,要看改编的在另一边,这样不仅保护了传统文化的原真性,又充分满足了市场开发需求。

四、结论

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来说,单一的原真性保护和商业性开发都不是对其有效的保护与开发。所以,以企业经营的模式将非物质文化资源推向市场,使之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的同时,更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和监督职能,在保护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尊重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传承,维护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从而达到“政府、企业,保护、开发”之间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郑文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北京为例[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6 (4):80~84.

[2]杨嘉铭.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的亮点[EB/QL].(2006-06-14)[2006-11-15].http:‖depart.kdntc.cn/depart/dyw/showart.asp? id=306.

[3]张婷.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商业开发中的保护与管理[J].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9(2):61~63.

来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