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湮没的历史（四十六）：宋代石经幢上镌刻乐伎透灵动

　　寻找湮没的历史（四十六）：宋代石经幢上镌刻乐伎透灵动

　　福田寺内的宋代石经幢基座

　　刹座上刻有“永镇太平”等字样

　　基座上刻画的乐伎

　　经幢是古代佛教石刻的一种，是建置在佛寺中的一种佛经标志。其创始于唐，由多块石刻堆建成棱柱状，柱上有盘盖，刻有垂幔、飘带等，柱身大都刻陀罗尼经文及佛像，称为“尊胜经幢”。经幢是经文的载体,建立经幢是传播教义的一种主要手段。其性质是塔，一般可分为幢座、幢顶和幢身三部分。

　　2月23日晚，记者结束采访，返回忻州市区时得到一个消息：这次“三普”中，在五台县建安乡建安村的一座寺庙里，发现一个珍贵的宋代石经幢基座，上面刻有演奏不同乐器的乐伎。

　　忻州地处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汇地带，历代战乱频繁，人口稀少，直到明太祖实行移民政策，人口才有较大发展，村庄也相应发展。不少地方先有寺庙，后有移民，故多有以寺庙名为村名者，建安村即因建安寺得名。

　　“八角石头”锁进保险柜

　　2月24日，记者一行从忻州市区出发，一路向东。车过定襄县，折向东南方向，进入五台县。一条坑坑洼洼的路直通建安村。向导说，路本来很好走，因为运煤车的重压，所以才颠簸难行。

　　建安村居然有过大大小小的寺庙十几座。进了村，问一位摆小摊的大爷，石经幢基座在哪个庙里。他认真地说：“你们怕是看不上，在信用社的保险柜里哩。”

　　边走边问，方知石经幢基座是在福田寺发现的，好多村民都知晓。根据村民们的指点，记者终于找到了福田寺，一个藏在一排排的民居后面的大院，正在村子的中央。

　　村里许多人都认可的说法是，72岁的王秀云是福田寺的“负责人”。问起福田寺是哪一年修建的，王秀云把手指向大雄宝殿的屋脊：“那个刹座就是证明，是正德九年四月修建的。”记者向高大的屋脊望去，刹座呈长方形，四周如荷叶形，正处屋脊中央，中间凹陷，但看不见其上的字样。记者用相机长焦头将其“拉回”，能看到刹座上阴刻着“永镇太平”四个大字，两侧有“建安福田寺明正德九年四月”等字样。

　　王秀云说，儿时常在福田寺玩耍。他记得早先寺庙东南侧有鼓楼，鼓楼下有4通石碑。上世纪40年代，寺庙曾当作学堂，他的启蒙教育就是从这里进行的。“文革”时，这里变成村里的电磨房，东西南厢房被“公用”，大雄宝殿也渐渐败落。上世纪末期，他和信佛的老伴儿在信徒们支持下，开始修缮已破烂不堪的福田寺。

　　2001年，他们翻修东厢房时，在后墙的一根顶梁柱下发现一个八角石头。“咱也不知道那是啥东西，就扔在厕所外边，和一堆石头堆在一起。”王秀云说。后来，文物局的人来了，发现那个八角石头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经幢。经过专家初步鉴定，这块石经幢是宋代的。我们害怕有个闪失，便借了乡信用社的保险柜把它放了进去。

　　八组乐伎雕刻栩栩如生

　　一再要求下，王秀云才带记者见到石经幢基座。这是用一块砂石质雕刻而成的基座，直径56厘米，高14.5厘米，平面呈八面，每面长24厘米。

　　基座每面都镌刻一组乐伎，其中一面有两尊舞伎正在表演，表演者头扎高髻，身穿长裙，腰系结带，水袖飘动，双目似在相视传情。其余七面为乐伎，分持胡琴、腰鼓、大锣、排箫、琵琶等七种打击与吹奏乐器，似在为舞伎伴奏。持胡琴者左手持琴，右手拿弓，神态自然。腰鼓演奏者将鼓系于腰部，左手高举待拍，右手弯曲拍鼓，侧身舞动。持大锣演奏者则左手高举大锣，右手拿锣槌，正在专注演奏。琵琶演奏者身穿长袍，盘腿而坐，衣带飘在了腿两旁,其左手持琵琶，右手正在拨弦演奏，头髻高发，面带笑容，神态惟妙惟肖。八组画面镌刻有力，线条粗犷豪放，造型逼真生动，活生生刻画出宋人的审美情趣和愉悦生活。

　　王秀云老先生对这件宝贝的爱惜，令记者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因为记者每按动一下快门，老先生都要责问一声：“闪光灯不会照坏它吧？照坏了我可要去找你！”

　　乱石堆里发现“宝贝”

　　王秀云是石经幢基座的挖掘者，它的发现者则是忻州市文博研究员李有成。

　　3月3日，说起这个发现，李有成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去年3月30日，负责五台县和保德县文物普查工作的忻州市文物普查队第一队到了建安乡，对“福田寺”展开普查，李有成当时负责文字记录。他早就听说这座庙年代久远，总想着“应该会有个大的发现吧。”可惜，忙了一天，除了对已翻新的寺庙常规的考证外，并没有太多令人振奋的东西。后来，李有成内急，然而就在去厕所的路旁，一堆乱石突然吸引了他的目光，因为这堆乱石堆中，一块挺大个头的“石头”突兀其中，显得特别扎眼。李有成马上跑过去，用手拂去石头上的泥土，“石头上竟雕刻着一组翩翩起舞的舞伎。”“老秦，快过来一下。”抑制不住兴奋，李有成大声喊来了队长秦建新。一看有新发现，其他队友们也跑了过来。在大家帮助下，李有成把这块石头从乱石堆里“请”了出来。经仔细清洗，发现这块“石头”居然是宋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经幢残存须弥座束腰部的一部分。

　　听说发现了“宝贝”，当日参加佛事活动的老百姓们也围了上来。一传十，十传百，乡邻都知道福田寺出了宝贝。

　　本报记者 王晋飞　特约记者 郭小强

　　■专家点评

　　点评人：山西省古建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剑平

　　石刻文字或石刻画像，在秦汉时期已经盛行，但将佛经刻在石柱上的做法，则是东汉以后的事了。普遍认为，镌刻佛教经文的经幢，最早出现于唐代，当时镌刻最多的佛经经文，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由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备受信众的尊奉，加之当时统治者的极力推广，故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石经幢便在全国各地大规模雕凿。此石经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该经幢雕刻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伎乐人物，采用了宋《营造法式》中“剔地突起”的雕刻技术。虽然仅存基座，幢身佚失，但对于古代戏曲、佛教文化、雕刻艺术以及古建筑中的小木作研究，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