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台湾佛教的斋姑现象

　　如何看待台湾佛教的斋姑现象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在台湾，维持原有的“斋姑”信仰形式，还是占绝对多数。以高雄州阿莲庄大岗山的著名佛教女性道场龙湖庵来说，这是超峰寺的开创者永定法师为安置女徒弟于一九零八年另外新设立的。一九三二年时，庵内的住众近百名，剃发的(不一定受戒)只占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带发修行的“斋姑”，以及南台湾妙龄女性短期前往静修或度假的。这种形态，持续到一九五三年，才因由大陆僧侣主控的中国佛教会，藉“大仙寺传戒”，大批为彼等落发和授戒才改变。当时有号称出家已数十年，收徒已三代的师祖，也和徒弟、徒孙一起受大戒的情形产生。

　　在此之前，由于桃竹苗一带的佛教女性(包括“优婆夷”和“斋姑”)，因日本总督府主导的南瀛佛教会经常举办讲习和发行佛教刊物；以及来自大陆福建涌泉寺的觉力禅师在创建大湖法云寺和因归化日籍而得兼台北万华龙山寺住持之后，特别针对女性讲习和培训，促成许多女性学员改“斋堂”为佛寺，或者新创本派(法云寺派)的专属尼寺，如台北中和的圆通寺、苗栗后里的毗卢寺、大湖的弘法禅院等，都标榜是新女性的现代专修道场，且对社会改造负有责任。这也是台湾文化协会的启蒙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盛行时期的一种意识型态的反映。

　　虽然如此，由于女权高涨和社会活动力增强，直接挑战了受传统儒家伦理意识影响的台湾本地男性尊严。这些男性在清代台湾社会，是政治领导阶层，价值观和舆论的操纵者。如今，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优势被日本人夺去大半，新佛教女性又藉日本佛教势力，也享有吸收社会资源及摆脱男性支配的极大自主性和动员力量。于是这些充满价值失落感的台湾本地仕绅，在彰化地区守旧派的文人鼓动之下，纷纷在媒体上撰文批评佛寺和“斋堂”藏污纳垢；其中尤以性犯罪和自由恋爱，更成了彼等攻击的焦点。如此一来，有些新佛教女性便转而赴日本佛教高等学府深造，以求加深日本化来对抗发自台湾本地传统仕绅的攻击。

　　可是，第二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结束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连带地也为新佛教女性带来新的难题。在日本战败，台湾回归中国接管后，政府极力排除日本化的影响成了新的政策目标。一九四九年，大陆僧侣大批逃到台湾，更在戒严体制的权力结构之下，长期由出家男性藉传戒特权，压制实际人口占多数的出家女性。不论“斋姑”或日本化的新佛教女性，都得参与新的传戒活动和在头上烧戒疤，否则中国佛教会是有权力撤销其出家资格的。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一年台湾退出联合国，才逐渐有了改变。一九七零年以前，台湾经济才刚起飞，九年国民义务教育才推行不久，节育计划也正在初期阶段。以上这些因素未显著改善前，寺院财力薄弱，出家僧侣较之有外国财力支援的西洋传教士或在本地教会服务的神职人员，不但道德的形象不高，社会影响力也相对低微。并且寺产争夺的纠纷，更不时出现于大众媒体上，被社会纷纷议论和指责。影响所及，民众出家的意愿也随之削弱了。所以负责传戒的中国佛教会，在一九七八年之前，甚至考虑让有些和尚结婚，来提高男性出家为僧的意愿。虽然主张最后未付诸实行，但大环境长期不利于佛教的发展，则是很清楚的。

　　在吸收信徒方面，台湾佛教界其实在一九六一年前后，已注意高学历佛教徒的吸收。当时是以设奖学金和筹组社团的方式，来吸引大专生亲近佛教，藉以对抗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大专校园内的优势发展。为了避免社会的指责，当时大专的佛教社团主要是由在家居士领导。台大的校园，则长期禁止出家僧侣踏入，甚至连台大医院也公然拒绝出家的大专女生入院实习。而此时指导禅修的著名人物，即是南怀瑾居士。

　　然而，一九七一年我国退出联合国，以及一九七八年中共和美国建交，不仅是台湾外交上的重大挫折，也是西方教会在台湾本土影响力大衰退的决定性因素。因教会的影响力，是连结着外国的政治和济渗透力而起作用的。外交关系的断绝，以及同一时期台湾经济实力的大大提升，促使外国教会在政治奥援和财务的提供两方面都急遽缩减，单靠宗教本身的潜在影响，自然是较一九七一年前逊色得多了。

　　反之，本土意识的兴起，以及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相继展开，为各种在野势力提供了更大的挥洒空间。台湾传统威权支配的统治形态，亦被形势所迫而不得不退让及推动改革和开放。多元价值观的社会开始落实了。台湾佛教的快速发展，也在这种情形下有了现实的可能。先是大百货公司式的佛教道场在高屏溪上游出现，接着以援助东部弱势医疗体系佛教慈善团体，也在西部的原罪意识上起了强烈的道德共鸣；佛光山和慈济功德会，就是这两种宗教需求的具体成果。一九九一年，麦格塞塞奖颁给证严尼师，即是代表了这一发展浪潮的高峰呈现。

　　对台湾社会来说，出家僧尼已不再是无知、无能和卑微的可怜形象了。彼等已取代、甚至超越了一九七一年以前的西洋传教士在台湾社会的崇高形象了。

　　在这种情况下，高学历女性的出家，或原有出家僧尼到外国深造，以求更高的资历和学养，在一九八一年以后已开始慢慢增加了。一九八四年俗名李三枝的释恒清尼师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博士学位，旋即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是此一趋势的最佳典范。而一九八九年二月，如学尼师邀请恒清尼师创办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象征台湾佛教出家女性新(恒清，代表战后)、旧(如学，代表战前)两代的结合。如学尼师是受日本佛教高等教育出身的，由于战后的政权变革和大陆僧来台长期主控，以致她屈郁了几十年。一九八七年的政治解严，使中国佛教会的独霸时代宣告结束，佛教女性的发展限制，可以说已全然开放了。

　　但是，戒严时间形成的以出家男性为尊的意识型态，仍牢牢影响着许多缺乏自觉反省能力的女性出家人。但为什么有不少高学历女性，会被剃度呢？其原因可能是：

　　一、台湾社会如今已是高等教育普及的时代，公私立高中或职业学校毕业以上学历的女性人数很多，所以稍有名气的佛教道场每次剃度都有高学历的女性参与。

　　二、台湾的两性关系已在大调整期，未婚、晚婚或选择单身生活的女性，比过去要多得多。没有婚姻的约束和家庭的压力之后，如何安排生活和调理情欲，便成了马上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传统中国尼寺的存在，纯为宗教目的而设置的不多，大多是作为贵族或仕绅的族中妇女孀居或未婚独处时，过贞洁自主生活的一种宗教场所；宫廷妇女在皇帝死后，往往也被安排到特定的尼寺终老。台湾新一代的高学历女性，选择剃度出家，虽然远比传统尼众有自主性，但同样是以佛教道场作为饮食起居的场所。虽美其名是在寻求开悟之道，其实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未剃度之前，因对剃度后的艰难认识不深，往往很容易被鼓动剃度出家；等剃度后不能适应，即离开道场或还俗的出家众也相当常见。一般而言，发展中的道场，制度较松，但发展的机会多、充满希望，所以容易吸引要剃度者。

　　三、台湾的道场经营已高度企业化，各种商场上的行销手法，也普遍用来说服信众和提高知名度。因此，能掌握媒体和成功地塑造宗教偶像，即对信徒有极大的吸引力。很多出家女性，其实就是受此风尚影响而走上佛教道场的。

　　以上，可以提供读者参考，以了解从“斋姑”到“比丘尼”的百年发展，顺便对净业院的佛教女性生活，也有一个大历史的对照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