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区南朝的佛教石刻艺术

　　成都地区南朝的佛教石刻艺术

　　前 言

　　公元五世纪时，鲜卑拓跋氏统一了中国北部，建立了北魏王朝，与南朝的刘宋(公元420-479年)、萧齐(公元479-502年)、萧梁(公元502-557年)互竞长短，各在中国南北遍置寺塔，佛像、佛画的制作也随之而激增。北魏因利用佛教推行其文化政策，因此佛教遂成为强大的国家宗教。北魏朝廷又热心与西域诸国交流，带进了各种西方文化。北魏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以后又都于洛阳时期的云冈、龙门佛教美术，便是在此情况下，具备了强烈的西城色彩(绝大部份作品保存了下来)。江南方面，当时已有东晋的顾恺之在寺庙墙壁上绘维摩诘像。戴逵及其子戴颐制作佛像。现在南朝的佛教美术作品，仅存的刘宋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的金铜像以及其他少数佛像，早巳流失到国外，柄霞山的石窟绝大部份风化模糊。整个南朝的佛教美术几乎消失殆尽，这是相当令人惋惜的事情。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前后，在成都及其周围的地区陆陆续续地发掘出了南朝时期的石刻佛教美术作品。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份是在成都西门外万佛桥附近的万佛寺遗址上发掘出来的，少部份是在川西茂县(现并入茂汶羌族自治县)、新繁县(现属新都县)，成都外北铁路工地等处发现的。

　　关于这些作品的现存情况：万佛寺出土的刘宋元嘉二年(公元425年)的经变石刻于本世纪二十年代被法国人骗买走；清末任四川官吏的王廉生运走了隋开皇年问(公元58l-600年)的石造像；四川省博物馆现保存有两百件左右万佛寺和成都外北铁路工地上发掘的作品；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市博物馆、以及成都文殊院各保存了几件万佛寺的作品。此外，成都周围县份发现的极少数的南朝石刻佛教美术作品，都落在个别金石收藏家的手中。1958年，刘廷璧、刘志远同志编著了《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一书，介绍了49件万佛寺(包括在川西茂县发现的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的阿弥陀佛造像石，共为50件)的作品。尽管介绍的这些作品中，属于南朝的只有二十余件，但它们毕竟给我们现在认识南朝四百年的佛教美术提供了极宝贵的实物，而且对于说明和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四川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下面拟就从三个方面，主要是根据人们所能常见到的《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一书的图版巾所介绍的六朝作品(包括极少数应确定为六朝的作品)，初步探讨该时期成都地区佛教美术发展的概况、题材内容，和其源流，以期引起网人的关注和兴趣。

　　一

　　成都地区南朝的佛教美术作品，有确切纪年的很少，笔者现在所能收集到的是：

　　1、经变故事石刻，出土于成都万佛寺，有“元嘉二年”的题记。

　　2、佛像，发现地点不详，根据拓片，题记主要内容为： “大明七年癸卵二月十五日，佛弟子清泰为三世自父母众生一切，造佛像一躯。佛弟子王天进供养”。

　　3、无量寿佛像，发现于川西茂县，题记主要内容为： “齐永明元年岁次癸亥七月

　　十五日，西凉曹比丘释玄嵩”“敬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

　　4、释迦立像龛，出土于成都万佛寺，有“梁普通四年康胜造释迦文石像一龛”的题记。

　　5、释迦佛像，出土于成都外北铁路工地，有“普通六年岁次乙巳□月八日，佛弟子□宜□□□为过去□□□□敬造释迦石像一躯。”

　　6、观世音像，现存绵阳市平阳府君阙上，有“□通三年(实为梁中大通元年)七月……造观世音像一躯”的题记。

　　7、释迦佛像，出土于成都万佛寺，有“梁中大通元年鄱阳王世子造释迦像一躯”的题记。

　　8、释迦佛像，发现于新繁，题记的主要内容为： “中大通四年八月一日，繁东邹齐，比丘释僧镇发心敬造释迦石□像一躯”，“过去者生天，现在者安稳”。

　　9、释迦立像龛，出土于成都万佛寺，有“中大通五年上官□光为亡妹敬造释迦□□一龛”的题记。

　　10、佛像，出土于成都万佛寺，有“梁大同三年，侯朗造佛像一躯”的题记。

　　11、光明佛像，出土于成都府河，有“中大同元年二月□六日．邑子吴氏泰造光明佛一尊供养，邑子王善、马中、尹大、田甲立”的题记。

　　12、观音立像，出土于成都万佛寺，有“梁中大同三年(实为太清二年)，”“敬造官(观)世菩萨一躯□□游神净土□兜率供养佛现”的题记。

　　13、释迦佛像，发现于新繁，题记主要内容为：“梁太清五年七月□日，佛弟子丁文乱敬造释迦佛身尺六刊石□一躯，愿亡妻及□□永离幽途，常往西方净土，现存儿□□隐□诸灾，愿一切众生□□□□”。

　　14、无量寿佛像，现存绵阳平阳府君阙上，有“……辛未(梁天正元年)三月三日，佛弟子章景……为梁主至尊敬造无量佛依碑石像一躯”的题记。

　　以上这些有题款的佛教石刻，是我们鉴别、确定其他是否属于南朝佛教雕刻作品的实证。

　　二

　　关于成都地区南朝佛教石刻的题材内容，本文前面已经提到，是以《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一书中二十四幅南朝的作品(包括茂县的一幅在内)为主要材料。这些作品按题材分为三类，(一)佛像，(二)菩萨像，(三)经变故事。兹分别辨证叙述如下。

　　(一)佛像，根据造像形式又可分为四种：为立佛像龛、坐佛像龛、立佛像、坐佛像。

　　1、释迦立像龛为图版l、3，4。

　　三立像龛在构图上大体相似。龛正中为站立在覆莲瓣莲台上的释迦牟尼，佛头(4号龛的缺)上的发式为螺髻，顶有高肉髻，脸形椭圆。佛像身上，内著僧祗支，结带呈十字形，末端垂于外，外著褒衣博带式的袈裟，双手已残，不过所施的手印，据手的位置，右手应是无畏印(abhaya)，左手应是施与愿印(varada)。佛项后的头光为两层，外层为宝珠形，边沿饰以联珠纹，内层为一圈均匀排列的莲瓣。

　　l、4两龛主像的左右两侧，各有二弟子二菩萨。弟子均为比丘形象，身著袈裟，项后无光轮。菩萨站的位置比弟子略高些，头戴花鬟形的花冠，脸形方圆，眉眼平直。所著的服饰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内著短襦，下著羊肠大裙，外罩帔肩。一种为：服饰与前者同，左右肩上有珞腋垂下，在下腹部呈十字交叉。菩萨的项后，或有光轮，或没有光轮。1号立像龛主像右右两边菩萨的莲台分别托在狮、象背上，这两个菩萨当是文殊、普贤。在该龛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护法神(lokapala)，右边的执金刚杵，左边的托塔，站在单层覆莲瓣的莲台上，莲台下为匍伏的夜叉(yaksa)。在两夜叉的中间为阿修罗(asura，界于天人之间的神，原住在天上，因反叛被逐出天国)，以手和臂作托负释迦牟尼所站立的莲台状。据《世纪经》说：(佛教认为)宇宙是围绕世界的中轴——须弥山(mt．suitielh)而构成的，须弥山耸立在大海之中，最外层是铁围山(cakraváda moun-tains)；在大海中又有四大洲，坐落在东南西北四方，大海中还住着那伽(nágas)和阿修罗，阿修罗托负须弥山，须弥山的顶点是忉利天(trayastri m á heaven)，释迦牟尼在此说法。三个立像龛以高度概括的手法表现了((世纪经))的内容。六朝时期，单个的石雕佛像袈裟上常以浅浮雕的形式表现佛在忉利天说法的情景。

　　1号立像龛，齐释迦头部上方残缺，只有龛右边边沿的一个飞天和释迦头部左边的一幅图尚清晰可见，该图中有三个人物形象，表意不详。

　　4号立像龛，佛和菩萨头部以上残缺。龛的下沿，中央为一香炉，其左右两边各有六个供养人像，头部风化。所著的服饰，内系短襦，外罩交领大袖衫，在小腹部用长带系住，是南朝中下层阶级的典型服饰。

　　3号立像龛，左边残，缺一菩萨，一供养菩萨，一护法神。右边，手执尘拂的供养菩萨下面，有一双手执金刚杵的护法神，在佛的莲台下有两个呈跪蹲式的阿修罗。

　　该龛佛头上方和其左边部份残缺，右边还存有四幅画面。右上的画面中为一五层的舍利塔，塔檐为四方形。塔身也为四方形。据《佛母般泥洹经))说：“我般泥洹后，二百岁时，阿育王从八王索八斛四斗舍利，一日中作八万四千佛图。”在该图的下面有几棵树，右边树下面站着两形象，前大后小。前者的正前方有一小孩作供奉状。这幅图的内容是这样的，据《阿育王传》说：佛陀与其门徒阿难陀到达王舍城，他们遇见两个正在用软泥修筑城堡和粮仓的小孩，一个名叫耶，一个名叫毗 耶。他们看见佛陀时，其中的一个恭敬地奉献给佛一捧土，佛陀即向阿难预言，他涅槃一百年后，那个名叫 耶的小孩会转世为阿育王。这种题材的作品，在云冈石窟中有好几处，而且还反映在六朝一些单个石佛像的袈裟上。

　　左边，上图仅余四个呈跪姿的形象，此图由于上半部份残缺，内容难以确定。该图的下边，中间为一棺木，棺木的右边有九个形象作痛哭状，内中一形象伏在棺木上。棺木的左边有六个肃立的形象。这幅图应为表现摩耶夫人哭佛的传说。据《摩诃摩耶经·卷下》说：释迦牟尼涅槃后，阿那律陀“即便升忉利天上，往摩诃摩耶所报表”，摩耶夫人闻听其子涅槃，即与“无量渚天等眷属围绕，作妙伎乐，烧香散花，歌颂赞歌，从空来下，趋双树间，……前至棺所，头顶作敬”。伏在棺木上的那个形象当是摩耶夫人。公元五一六世纪，新疆克孜尔千佛洞、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等石窟寺中，《涅槃变》中一般都表现了“摩耶奔丧”这一情节。

　　2、释迦坐像龛，为图版7。龛呈莲瓣形，正中为结跏趺坐的释迦佛，其造型和身上的服饰，手印，项后的光轮，均与立像龛中的佛像相似。佛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比丘装束的侍者和二菩萨。紧靠侍者的二菩萨，造型和装束与1、3立像龛中的相同。龛左右两边位置高低与前二菩萨相同的菩萨，除头部造型与后者略异外，其余都相同于后者；这两个菩萨顶上的发髻左右双分成两髻。这种造型，在敦煌莫高窟、北地石窟寺，以及四川广元千佛崖等处，北魏时期的佛教美术作品中，较为常见。该坐像龛的卜半部，外层为呈对称排列的伎乐天，里层为对称地排列七个龛顶呈弧形的小龛，每龛中趺坐一佛。伎乐天的造型，以及这种形式的装饰(包括七佛龛在内)在北朝石窟寺中是相当普遍和常见的，一般表现在龛楣的装饰上。

　　总括而言，立、坐佛像龛都可称作“说法图”，它是公元五世纪末期至七世纪初期，西北、北方，以及中原石窟寺中(甚至包括一些单个的石佛像的袈裟上)广为流行的一个题材。这一题材与那时期中国佛教艺术可供观赏的神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种供观赏的神系又随着这一时期中国肖像画法的变化而变化。最初，这种神系构成曾严格限制为：中央为作说法状的佛像，左右胁侍为二弟子，或为二菩萨；在稍后的作品中，又增加了天龙八部(这至少要在四川摩崖造像中初唐的说法图里方才开始出现)。以后，这种场面，随着佛的听众数目逐渐增多，又发展成为初期的“极乐世界图”(本文下面即将论及到)。因此，如果我们要研究这一时期，中国肖像绘画中，对于佛教可供观赏神系构成的变化，以及这一构成中人物造型的艺术风格，万佛寺的立、坐佛像龛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复本。因为，这一时期，正是六朝中国绘画技法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阶段，而某些艺术表现手法在以后的唐代又被摈弃了，更何况那一时期反映这些变化的绘画，即作为万佛寺“复本”的蓝本，早已佚失不存。

　　3、立佛像，为图版8、1 o、11、l2。这四尊立佛像，除图版8的外，其余的3尊均无首。

　　图版8的佛像，头部造型与上面所列的立像龛中主佛的相同，身著圆领通肩袈裟；双手，如果现在还存在，根据手臂的位置，右手应是施无畏印，左手应是施与愿印。图版l1、12中的佛像，造型与图版8的相同。图版9中的佛像，内著僧祗支，结带呈十字形，末端长垂在外面，外罩褒衣博带式袈裟，袈裟的右下端撩起来搭在左小臂上，双手已残，原来所施的印势应与前面的同。

　　又，图版9的阿育王立像，系北周“益州总绾柱国赵国公招敬造”。这尊像的造型、服饰，手印(如果双手还存在)，均同于图版8的佛像。

　　4、坐佛像，为图版13、14、15和图版50。其中l3号无首，14号仅存残座。除图版50的佛像有南齐永明元年的造像题记外(参见前面第一部份第3条)，其他的均制作于公元五一六世纪。

　　图版15的坐佛像，头部造型，服饰，印势(尽管双手臂已断)与图版8立佛像的相同。这尊佛的坐姿为结跏跌坐。以右脚押左脚，足掌上翻，衣裳从宗座上垂下，这种座形称为悬裳座形，是云冈、龙门石窟北魏时期的佛像作品中所通常采用的。图版l3的坐佛像，虽然头部不存，但整体造型与图版15的大体相似。图版14的仅存残座，无法说明。

　　图版50的坐佛像系在川西茂县发现的唯一一件南齐时期的作品。这尊佛像，在造型上，与万佛寺萧梁时期的同类作品有一定的差异，其头顶上有磨光的馒头形高肉髻，身著褒衣博带式袈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触地印(bhumispausa)，宝座为悬裳座形，这些特征与云冈石窟北魏第二期(465—494)的坐佛像造型更为接近。

　　另外，图版40、4l、42、43的佛头，造型与前面所述立、坐佛像龛中主像、立坐佛像的相同，应为公元五世纪末期一六世纪的作品，只是难以判定这些佛头所属的佛豫，原来是立姿，还是坐姿。

　　(二)菩萨像，为图版6、l9、28。

　　1、观音立像龛，造像题记见第一部份第l2条。该龛，从观音头部上方起残缺，但

　　原来的形制，应为莲瓣形。根据现在残存部份可以看出，上部边沿装饰有飞天，其造型与释迦立像龛中的相同，中间雕刻有一些图形。龛的下部，正中为呈站姿的观音，头戴花鬟形的花冠，脸部造型与释迦立像龛中菩萨的相同，颈部下面戴项圈；内著袒右胸的短襦，珞腋从双肩上垂下，在小腹部交叉连以璧；下著羊肠大裙，裙纹呈平行的小圆弧，帔肩从右肩上垂下，右手施与愿印。观音的左右两侧各雕刻有二弟子二菩萨。弟子均作比丘形象。菩萨的造型、装束与观音像大抵相似，项后和观音一样，均有宝珠形的头光。这一排形象前面稍下处，左右各有一踏象力士，龛的下沿雕刻有八个伎乐，姿态不一，各执乐器，其造型与云冈石窟第七窟后室的伎乐颇为相似。龛的两侧各雕有一执金刚杵的护法神。

　　2、图版1 9的观音像，《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将它定为唐代雕刻的作品。这尊观音像，无首，颈部下面有短璎珞，胸部佩璧，几乎全裸；羊肠大裙紧覆圆润修长的两腿，使得双腿优美的曲线暴露无遗；珞腋的形制，以及从右肩上垂下的帔肩式样、襞纹等，均与观音立像龛中主像的相似；像的右手残缺，左手握瓶。这尊细腰丰臀，风姿绰约的观音像，其体态明显呈s形，显然是受了印度笈多时期的佛教艺术的影响。形成于公元四、五世纪的笈多雕刻艺术，此派喜好的身体姿势，尤其女性的，则是三道弯式(tribhanga，即s形)，头向右倾侧，胸部则转向左方，由于印度人偏好臀部向旁耸出的姿势，两腿遂又转至右方。在四川现存的六朝以后至唐代的佛教石刻造像(包括摩崖造像)中，找不到一例造型、装束与图版1 9观音像相同或相似的作品。因而，通过前后对比，笔者认为：作为单个圆雕的菩萨像，图版19的持瓶观音像应是现在仅存的一例南朝时期石刻菩萨像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