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拓孤本泰山金刚经》发现及其考证

　　《明拓孤本泰山金刚经》发现及其考证

　　涂玉书

　　1986年9月下旬的一天，邵阳市图书馆古籍部从城南公园搬至原松坡图书馆旧址。汽车拉完最后一车线装书，库房一角只剩下一个笨重土漆大红木箱。我掀开一看，原是一部鼠伤周边的《泰山金刚经》拓本。我倒出屎粒和碎纸渣，小心地又一本本理好装进原箱，深深叹了一口气，这么珍贵的拓本，竟被鼠糟踏成这样，颇足痛心矣。

　　提起松坡图书馆藏书，是我们邵阳的一大骄傲。1943年邵阳人民为纪念蔡锷首举义旗，奋起反抗洪宪帝制而创办的乡邦文化，其馆藏甚富。这是因为她的前身私立松坡图书馆，有众多的藏书家和有识之士捐书捐款捐田产。他们中有倾家荡产的以事收藏；有搜遗辑旧足迹半天下；有校勘补订不见经传的孤本，不遗余力；有告诫子孙不得鬻钱、丢失。为保存我国古代文化做出了贡献。

　　一

　　松坡图书馆馆藏四万多册线装书和大批地方文献，是清末至解放前邵阳通俗图书馆和私立松坡图书馆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极具史学价值，亦不乏善本。如精加校仇的明末毛氏汲古阁影北宋刻本《说文解字》，卷末毛扆跋云：“先君购得说文真本，系北宋板，嫌字太小，以大字开雕，未竟而先君谢世……久欲继志而力不逮。今桑榆之景，乃鬻田而刻成之”。这是一部耗尽两代人心血、字迹清晰的上乘版本。清代著名书法家、藏书家何绍基亲自圈点批注的《曝书亭集》八十卷，以及具有多方面学术研究参考价值、外地不易获得的地方文献。如乡土诗人伍燮勋《暇园诗草》，以诗的形式保存许多地方史料。两江总督刘坤一为之序，称他“有才无遇，发为歌谣，抒其胸臆”。清代邵阳魏源《海国图志》、《圣武记》；民国《蔡松坡先生遗集》，以及近人李柏荣《日涛杂著》、《魏源师友记》等都是十分珍贵而又难得的地方史料。

　　二

　　面对前人留下如此珍贵文化遗产，其保护和利用，历史地落在当今我们图书馆工作者身上。在十年动乱年代，万万没想到这些古籍文物，一夜之间变成了“封资修”。藏于书库的图书，几经周折，辗转搬迁。幸存下来的，东藏西放，或禁锢于六岭，或深藏于公园青年俱乐部。随着“文革”的深入，图书被盗之事时有发生。置放在青年俱乐部的古书，为掩人耳目，藏于不被人注意的偏厦楼上，日夜守护，后来图书馆工作人员被诬为执行“周杨文艺黑线”而扫地出门，图书馆撤销。其时邵阳如此，全国亦如此，出版界空前冷落，书店图书单一，大批优秀文艺读物被冠以“封资修”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罪名而横加查封、销毁，造成邵阳文化史上罕见的“文艺书荒”，人们再也看不到古典名著了。就在那个时候，明拓《泰山金刚经》这部珍贵拓本，一直密藏于偏厦那个大土红漆烂木箱里，并几经易手，都未曾移交。1986年9月，松坡图书馆搬迁书库时发现。

　　这部被称为“海内第一善本”的《泰山金刚经拓本》，亦称《经石峪》，原于我国驰名的摩崖石刻，位于泰山东南麓“斗母宫”东北的山谷里，字刻在一片石坪上，内容是“金刚经般若经”，字大如斗，约二尺见方，每字一页，总计九百六十一字，共二十四册（实存二十二册），首尾无刻石年月和书写人姓名。

　　三

　　我爱书艺古董，尤喜明清书画收藏和鉴赏。这部古拙朴茂的拓本，从字体看，圆劲古雅，用笔兼有篆分真隶诸势。经验告诉我，它很可能就是我国有名的摩崖石刻。我当即确认它是部珍稀善本：也是馆藏古籍中我见到的最有价值的一种。我爱不释手，领悟、鉴赏、仔细分析每本封面收藏者题识：“此明拓《泰山金刚经》也，其永宝之”、“此泰山金刚经第一善本”、“昭陵粟氏珍藏，海内惟一善本”等等。拓本第21册封面款识还明确写着“明拓孤本”。我想收藏者如此题识必有所考！再看题识落款：“辛未孟冬厚庵识于鄂渚”、“培堃识于双梧寄庐”等。“辛未”为民国二十年（1931年），此时粟培堃53岁，“识于鄂渚”，当时他寄居武汉。收藏题识者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昭陵（邵阳）的粟培堃（1878—1950）字厚庵，号墨池、墨持，自署“双梧居士”。光绪十七年（1891）中秀才。清廷废科举后，考入湖北两湖书院。光绪二十三年（1897）留学日本，就读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又与蔡锷共事多年。蔡锷在广西桂林创办陆军小学，蔡任校长、粟主教务。陆军小学停办后，出任云南大理、湖北光化、沔阳等县令。辛亥革命以后移居武昌，官至汉口租界管理二特区局长、湖南煤油、榷运（盐运）局长。民国二年（1913年）他在武昌租了一间房子作藏书楼，取名“双梧寄庐”，自称“双梧寄庐主人”、“鄂渚寓公”。藏书甚富，宋元明清各类古籍线装书十万卷，不但数量惊人，而且质量上乘，不乏珍品。如清康熙二十四年内府四色套印本《古文渊鉴》六十四卷，书名页用黄纸印“古文渊鉴”，上镌“御纂”，四周镌龙。此书为清徐乾学等人所编，书眉上镌评。是部印刷精致、清晰的朱黄兰黑四色套印本。粟培堃不仅是藏书家，而且是朱墨版本学专家、鉴赏家。他所藏清刊本《苏文忠公诗集》五卷，被行家视为套色精本。1937年日寇侵华，武汉告急，他收藏十数箱古籍，怕战时受损，决定运回邵阳。但因一时找不到车船，而只身留在武昌。在艰难战争岁月，成天跑警报、四处逃难，随时有被炸的危险，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惶恐之中，日子一久处境更艰。为使藏书不致遭敌机轰炸，他提心吊胆，多次将书转移、隐蔽。不管生活如何拮据，始终舍不得丢掉一册藏书。他同时也是一位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诗人。日寇侵华期间，国土日陷，民不聊生，他忧国忧民，郁愤不已。当时他在自己收藏的《国萃》学报上，发现刊有岳飞手书《登黄鹤楼有感》，异常激动，为继承民族英雄岳飞抗敌精神，激发抗日斗志，他请人将岳飞这阕词的手书“摄影镌石”，时值武汉遭到敌机疯狂轰炸，他悲愤之余，写了一阕谴敌暴行的和词，附于石碑之后。此碑刻就，大量拓印，分寄抗日将士及爱国同胞。他原拟将碑送至黄鹤楼旧址供人观赏，因三镇危乱而未果，遂将碑石埋于旧宅。抗日胜利后，掘出此碑，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子女将它们捐献给人民政府，现陈列于黄鹤楼碑廊中。

　　民国32年（1946）粟培堃在老家邵阳，和岳森雷飚等乡贤耆宿创建松坡图书馆，毅然把自己一生珍藏、甚至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十余箱古籍、碑帖、拓片，特别是这部摩崖石刻《泰山金刚经》明拓本全部无偿捐献给松坡图书馆。民国34年（1945）日寇侵邵，设在协坪里的松坡图书馆藏书，除部分转移外，大部被洗劫一空，造成邵阳文化史上一大损失。当时粟是松坡图书馆董事会董事之一，不因摧残而停顿，而是重振馆业，再次发起捐赠，他又率先捐《四部丛刊》一部（350种）。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三月十四日他专程又从上海购进咸丰元年新会刊印的影印百衲本《廿四史》及《大清会典》，使馆藏逐至可观，名扬全国。

　　四

　　我在书库一次次小心翼翼地翻阅粟老捐赠的这部拓本，一字一笔地品评、鉴赏、琢磨，翻到第一册16页，一个古拙的大“世”字，中间缺一小横，突然映入眼帘，立刻引起我的思索：它不就是清代学者阮元（1764—1849）认定的北齐文宣帝天宝（550—559）年间所作么！当时有位学者，开始从字考证，认为“世尊”的“世”字，没有中间的小横画，是避唐太宗的讳，因而断定是唐代石刻。后来见到邹县刻有年月的《铁山摩崖》，从书的笔势来鉴定，才修改了他原来的看法，肯定是北齐时的石刻。而我眼前见到的这部《经石峪》拓本，不就是阮元提到的摩崖石刻拓印真貌么？一下激起我考证欲望，立刻想把它弄个明白。据笔者手头文献资料：清代三位学者、书家都曾论及泰山经石峪古朴浑拙。对照馆藏拓本不仅字形结体酷似，而且草情篆韵，无所不备。使我联想起提倡北碑的山东书家刘墉（1719—1804）字石庵。少壮作书，恒欲以拙胜而终失之钝。自得北魏碑版数十种，潜心默契，力追其神，味朴茂处仅乃得似泰山《经石峪》残字，即为他得力之一。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他赴江阴，途经安徽泾县，在包世丞家获见此拓，旧为苏州王氏珍藏。借观终日，爱不忍释。第二位浙江书家、学者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光绪二十五年一位20岁的道人铸九执经问字。俞樾颇喜其敏，逐将自己所注金刚经，令其代录副稿。次日他捧来写本，俞见大诧异，盖其书类浑拙，所写之字，几与自己相乱，似亦得力于泰山经石峪者。目叩其家藏旧拓，有诸城石庵相国题跋之北齐泰山经石峪出示。爰志数语，以还铸九，其宝藏之。第三位宣统三年辛亥（1911）三月，元和王大错，在其经石峪残字帖一千零九页（叶），一页一字，字大径二尺，题跋说：“该帖乃余家旧藏物，相传为六朝魏齐间人所写，用笔兼有篆分真隶诸势，盖以古拙朴茂胜者。先曾王父烈左公与泾县包慎伯为丱（guan）交，曾挟此帖介以见诸城刘相国，相国见之大慨赏，为题跋语百数十言书之后，到他读可园时（苏心谊书院斋名），又尝乞曲园师鉴定，大错曾祖父与包慎伯皆海内鉴赏家之具有正法眼藏者而并估此拓非五百年以内物，其为珍品不弥足信欤！最近笔者又在松坡馆馆藏文献《古微堂诗集》卷六里读到清道光邵阳学者魏源（1794—1857）的诗，他则明确认为泰山经石峪摩崖，隶书《金刚般若经》，字大如斗，雄逸高古，与徂徕山水牛洞及邹县冈山之《文殊般若经》如出一手，皆北齐僧安道一所书，有《冈山石颂》题名可证。魏在《岱山经石峪歌》叙言中赞不绝口：“慨六朝如此墨王，而世莫知名，但知有羲之姿媚之书。爰歌以纪之。”我以为上面几位书家提到的碑帖或拓本除王大错字帖可能是摩崖拓本真迹外，其余多属缩小或摹写出版物，或摩崖现场考察所见石刻。而松坡图书馆拓本，则是摩崖石刻字原大拓本，明显不同于上述碑帖或拓本，其石纹蚀泐处，有的字笔划剥蚀加大，相差甚远。据此我断定这部拓本拓印时间约在明崇祯年间（1637—1644）。理由有四：其一，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传为王子椿等人书”，而清代学者邵阳魏源则考证该拓本石刻之字，皆北齐僧安道一所书，有《冈山石颂》题名可证。说它“或并以两《般若》注皆为王子椿书，尤无稽焉”。其二，收藏者封面题识本身提供的信息：“此明拓泰山金刚经也，其永宝之。”“此泰山金刚经海内第一善本”。该拓本第21册封面还题：“明拓孤本”。收藏者粟培堃是二十世纪30年代藏书家、鉴赏家。其题识当有所考。其三，松坡图书馆所藏拓本，系《经石峪》摩崖石刻字原大真迹，笔势奇古雄秀，体在隶楷之间，非六朝人不为。玩其笔致及石纹蚀泐处，似较所见拓本为尤古。如该拓本第一册第九页“只”字，“礻”旁开始一点，比之清代以后拓本之字亦清晰完整，明末至清以后已看不出“只”字偏旁一点了，石纹蚀泐处是一大块空白。通部拓字剥蚀处亦少，且纸质麤（cu）苯呈黄，近似“毛泰”。以淡墨拓印，拓手尚精。有的拓页用墨稍湿，但轮廓清楚。拓页间有轻微白斑，当非清代以后所拓。断其拓印必系明末以前物；其四，1961年中国科学院长、考古学家郭沫若登临泰山，二次前往考证后，也认定“北齐人所书”；其五，摩崖石刻原有两千五百余字，经一千四百余年风雨剥蚀，残存不足一千字。据清代山东利津李佐贤《石泉书屋金石题跋》亦载：“尚有九百零一字”。而松坡图书馆发现的粟氏拓本却有九百六十一字，经与现贷庙清代康熙间拓本比较，“佛”、“说”、“金”、“刚”、“经”等106字是清康熙拓本所没有的。这说明粟氏藏本拓片拓制要早于清代初期。经该馆整理和修复，共有一千一百二十八字，确是当今保存最多的。

　　经多方考证鉴定，可以肯定这是一部明拓孤本。书法字画圆劲古雅，笔势奇古雄秀，书中隶楷错变，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魏源曾题有：“石裂天开般若经，气敌岱岳雄山山曾”的诗句。康有为评之为“草情篆韵，无所不备。雄浑古穆，得之榜书，较《观海诗》尤难也。”郭沫若赋诗：“经字大于斗，北齐人所书，千年风韵在，一亩石坪铺。阅历久愈久，摧残无代无，祇今逢解放，庶不再模糊。”对经石峪大字给予极高评价。是当今研究我国六朝书法艺术稀世瑰宝。

　　五

　　南北朝间佛教鼎盛，举国上下的佞佛之风，佛教思想必然会广泛深入地影响南北朝人的文化心理。使其成为他们文化生活地重要构筑，影响和丰富北朝的文化与艺术。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大量佛寺、佛塔、佛窟，为建筑、绘画、雕塑、书法等艺术提供了最广泛的表现题材和用武之地。

　　佛窟中的大批壁绘雕画，数十万计的人物雕像，都是古代的名工奇匠，精心展力而创造的，对于中国雕塑、绘画艺术的影响意义是巨大深远的。从其不同时期风格的差异、人物气质和外部形态的不同变化不同的技术处理手段，以及服饰装束的更新等。都可以探寻到佛教艺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会的不断演变发展的痕迹。佛寺、佛塔、佛窟的大量建造，必然伴随着大量铭刻文字的产生，使北朝书法艺术得到了最自由的大踏步发展。称名于世的‘龙门“造像书法，则是其杰出代表。

　　南北朝佛教，对于这一时期文字的侵染是极普通深入的。不少的著名文人作家如谢灵运、沈约等，都是雅好“浮图”，研于分明理的。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自觉不自觉地蕴藏展示着一种深刻的佛学理念。而佛教中僧人们的“唱导”式的解经说法，对于变文的形成和后世的诸宫调、宝卷、弹词、评话等文学形式的形成发展。都产生过直接的影响，这时僧人又多能诗善文。如康僧渊、鸠摩罗什、道安等都为一时名僧而擅文者。除文学外，释子又多精他术，广涉天文、地理、文学、音乐、书法……。北朝佛教对北朝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的影响是深刻的。意义是深远的。佛教之在中国能得以生存、发展、兴旺则来自中国社会和思想的两大根源，北朝佛教也正如此。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融会，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向传统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渗透，诞育出包含着丰富佛教思想的新颖的中国民族思想文化。北朝摩崖刻经正属于这种文化的结晶遗物。透过它们，我们又可以寻绎出使其产生的时代之种种。

　　注：两《般若》系指《金刚般若经》和《文殊般若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