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籍目录综考

　　宋代佛籍目录综考

　　牛卫东

　　[摘要]随着译经事业的开展及大藏经版刻的出现，宋代的佛籍目录编撰有了新的进步，在收录内容、编纂方法和结构体例上较之前代有了新的开拓。宋代的佛籍目录编撰促进了我国佛籍专科目录学的发展，并推动了当时佛教在民间的进一步传播。

　　[关键词]宋代　佛教　专科目录

　　[分类号]G255.1　G256

　　佛教经籍目录，也称“众经目录”、“内典录”、“释教录”和“法宝录”等，是我国传统专科目录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佛籍目录在保存整理佛教典籍、促进佛教传播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所具有的独特的分类体系和著录方法赋予我国传统目录学丰富的内涵。自20世纪初梁启超开启佛籍目录研究以来，学人逐渐开始关注此领域，但百年来关于我国佛籍目录的研究一直局限于对佛籍目录发展史的总体介绍及对重要佛经目录的个案研究上，其中对佛籍目录发展史的研究一直侧重于东汉至唐这一时期，对宋、元、明、清时期的佛籍目录发展论述较少。宋代的佛籍目录在编撰体例和内容上较之前代有了新的变化，产生了我国佛籍目录发展史上的第一部断代译经录、第一部大藏经解题目录，大量的译经史料被著录其中。宋代佛籍目录的编撰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佛籍专科目录学的发展和佛教在民间的进一步传播，在我国目录学史上有着独特的意义。

　　1　宋代佛籍目录编撰的背景

　　两宋是佛教发展较好的时期。首先，佛教在此期具有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宋代一直推行以文治国和儒释道兼融的统治政策，除徽宗外，历代帝王对佛教发展总体上持支持的态度。太祖于开宝四年(971)曾诏敕内官张从信到益州开雕大藏经，完成了我国佛教史上的第一部官刻大藏经的板刻。太宗亦“崇尚释教”，认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真宗、仁宗、神宗等帝对佛教也都采取支持的态度。徽宗时期曾发生改佛为道的排佛运动，但时间较短，影响不大。南宋时诸帝更沉湎于佛释，佛教势力进一步增大。其次，与儒学的合流及世俗化的特点也使佛教本身在此期有了快速的发展，它所提倡的“三教同源”、“宗儒为本”的思想吸引了大批文士，士大夫参禅非常普遍。司马光曾云：“近来朝野上，无座不谈禅。”同时，此期佛教主流宗派禅、净二宗所具有的深入浅出、简便易行的修持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信徒陡增，促使了佛教的大众化，上至皇室下至平民结纷纷参禅礼佛，结社同修。

　　直接驱动佛籍目录编纂的应为译经活动的开展和中土佛学著撰的增多。乾德二年(964)太祖诏沙门王业等300人西人天竺，求舍利及贝叶经；乾德四年(966)，又派僧人行勤等157人游西域，往天竺求经。开宝元年(968)印僧天息灾、施护等僧携梵本来华，之后又屡有西土僧人来华传经，“从宋初到景佑初的八十年间即有八十余人，内廷新旧梵本达千数百夹”。梵经大量东输，大量经籍需要翻译，加之国力的增强及对佛教的重视，宋朝在建立之初即专设译经院，开始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于太平兴国寺西院设立译经三堂，并于太平兴国七年(982)设立译经院(后称传法院)，专司译经和翻译人才的培养。神宗元丰五年(1082)此机构被废止，但之后译经活动还在继续，一直到徽宗初年方停止。盛行于唐代的译经活动在中断了近200年之后又得到了中兴，大量的佛经被翻译出来，有宋一代新译佛经达到了283部，760卷。宋人好立名、好著述，文士普遍具有较高学养，参禅礼佛之余在佛学方面多有著撰。如大臣杨亿曾主持修订了《景德录》；仁宗时进士、驸马李遵昂曾撰《天圣广灯录》。同时，佛教内部在宗派发展、义理论证、修习方法上亦各有总结、阐述。据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统计，中国佛教史籍共有35部，其中宋代所撰为11部，其佛学著撰数量之多可见一斑。大量的新出译经和东土著撰为经录的编撰积累了资料，也促使新目录的出现以对之加以整理、著录。

　　同时，自唐末五代出现的雕版印刷术到宋代已处于全盛时期，活字印刷术的出现、造纸技术的革新促进佛经大量印行，书籍商品化的发展也使佛籍流传更广。寺院藏经量增多，佛教信徒也拥有比以往更多研读佛经的机会。面对浩繁的佛籍，他们亦需要简明的目录来帮助学习研究。

　　在上述条件和因素的驱动下，中国的古典佛籍目录编撰迎来了继隋唐之后的又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2　宋代佛籍目录的编撰过程

　　宋代共编撰佛籍目录6部，分别为《大中祥符法宝录》、《景祐新修法宝录》、《天圣释教录》、《教藏随函目录》、《大藏纲目指要录》和《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前三部为官修译经录，后三部为私撰大藏录。

　　2.1　真宗时期

　　真宗皇帝一贯尚佛，在位期间亲自注释了佛经《四十二章经》，并作《继圣教序》支持译经事业。此期是佛教在北宋发展的最盛期，期间僧尼人数达到四十五万，为唐至元时期的最高峰。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命兵部侍郎兼译经润文官赵安仁、秘书监杨亿、光梵大师惟净等编修经录，即《大中祥符法宝录》(以下简称《祥符录》)，对新出译经进行整理著录。《祥符录》共22卷，著录了太平兴国七年(982)到大中祥符四年(1011)223部、413卷新出译经，另收录东土著撰11部、160卷。《祥符录》分为别录与总录，前21卷为别录，最后一卷为总录，总录括聚群经，按照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论和圣贤集传及翻译著撰的类别分类编录。别录现存内容主要集中在卷3～16的《藏乘区别年代指明》中和卷17～20的《圣贤集传翻译著撰》(包括《西方圣贤集传》和《东土圣贤著撰》)中。其中《藏乘区别年代指明》按照各次新译佛典的进经年月次序对佛典进行排列、著录，以“某何年何月译出佛经几卷”为标目，之后分部著录经名、卷数、此部经应入的乘藏、各卷经义的大致内容等，最后介绍此次译经的译人、正义、笔受、缀文、润文、监译者的姓名、经籍上进经过、赏赐情况及进表、诏论内容。《圣贤集传翻译著撰》中的《西方圣贤集传》收录经律论以外的颂赞，按卷进行经义概述，之后有翻译年月。《东土圣贤著撰》著录宋初东土所著佛论，每部后有解题，介绍书籍内容。

　　《祥符录》为宋代第一部经录，同时也是佛教经录中的第一部断代录，其中的经籍提要，对当时的译经院译经状况有着详细的记载，还附载有进经表文、诏令及译场大事记等。《祥符录》久佚，直到20世纪30年代因《赵城藏》出世方被发现，此录现有《宋藏遗珍》本和单行本《祥符法宝录略出》，今收入《中华大藏经》。

　　2.2　仁宗时期

　　仁宗好佛，在他的支持下，此期经录修撰十分兴盛，为宋代经录修撰的黄金时期，共修纂有三部经录，分别为《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天圣释教录》和《景祐新修法宝录》。

　　开宝四年(971)朝廷诏敕内官张从信到益州开雕大藏经，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全藏刻成，共刻经653秩，6620卷，为我国佛教史上的第一部官刻大藏经。大藏经卷帙繁富，为了检寻便易，需要编制专录。

　　仁宗天圣二年(1024)天台教慈云尊式以一己之力编纂了一部大藏专目，即《教藏随函目录》，叙述了大藏诸部著作大意，为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大藏经的经录，惜已佚，面貌不可见。但此目开启了大藏经目录编纂的先河，在佛籍专目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继《教藏随函目录》之后，天圣五年(1027)译经三藏惟净和译场职事僧人等又共同编撰了另一部经录，进上后由仁宗赐名为《天圣释教录》，又称《天圣录》。《天圣录》为通代录，收录东汉到北宋天圣五年之间汉译经籍以及中土撰述，是对宋初及之前东土所译经论及著撰的一次较完整的整理和辑录，保存了大量珍贵佛教材料。上册、中册收载《开元录》“人藏录”，下册收录《续开元录》、《贞元录》、《祥符录》各收藏经，新编人藏的天台、慈恩两家著述，大中祥符五年五月至天圣五年三月(1021～1027)的新译经以及《祥符录》后新出译经。《天圣录》著录较为简单，不作解题，只著录经书名称，卷数、译撰者，在每一帙后注明帙号。《天圣录》在两宋间已佚，其残本在《赵城藏》中发现，后收于《宋藏遗珍》第6册，亦收入《中华大藏经》。

　　仁宗时期修撰的最后一部经录为《景祐占新修法宝录》。此录修于景祐三年(1036)，由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译经使吕夷简、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润文官宋绶、译僧惟净奉敕修撰，又称《景韦占宝录》、《景祐录》。《景祐录》为断代经录，是《祥符录》的续录，体例与《祥符录》相同。全书共21卷，著录大中祥符四年(1012)至景祐四年(1037)北宋经场所译之佛典及东土著撰。卷1为圣宋翻宣继联前式录，分别记叙太宗朝、真宗朝和仁宗朝已经编入祥符录和未编入录的大小乘经律论集。卷2～19为随译年代区别藏乘录，卷20为复准八例排经入藏录，卷21为总录。书中集录有奏章、诏谕、愿颁、记、序引等，同时载有译人、教乘、部别、梵本来源、译场和译经情况及佛教大事等，第13～15卷著录了东土圣贤著撰。《景祐录》修成后，仁宗非常重视，曾御制序文，并赐人大藏。《景祐录》原书已佚，其残本在《赵城藏》中被发现，后有《宋藏遗珍》本和《祥符法宝录略出》单行本，今被《中华大藏经》收录。

　　2.3　徽宗时期

　　徽宗朝为宋代佛教发展的一个低谷。徽宗崇尚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曾下诏焚弃佛经，并令佛教改称道教名号，改佛寺为道观。在此期特殊的环境中，无官刻经籍目录出现，但民间大藏经的流传需求使纂修大藏经录的活动继续发展，出现了两部私人修著的藏经目录《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和《大藏圣教法宝标目》。

　　崇宁三年(1103)东京法云禅寺住持惟白在婺州金华山阅大藏经时“援笔撮其要义”撰成《大藏纲目指要录》(又称《大藏经指要录》、《大藏纲目》、《纲目指要》)。全书8卷，但第2、4、5、6、7均按卷分上下，因而此书实际上有13卷。此目收录内容、编次与《开元录》“人藏录”相同，共收录佛典1 050部，480函，5 000余卷。卷首无题记，卷末有《大藏经纲目指要五利五报》叙述编纂始末，卷8《圣贤传记》中还新收录有四部唐代及当时的佛学著作。

　　《大藏纲目指要录》逐函分列卷次，逐卷略录义例，著录顺序为：顺序号、经名、卷数，每十卷为一函；每函用一“千字文”字标识，除内容重复者外，每一卷后均有解题，叙述译者、著者姓名及佛典要旨，同本异译亦分别叙述大意，在大部佛典的末尾，有总括语句，说明该经的大意和重要性。该目为现存最早的大藏经解题经录，亦是佛录中解题最为详细的一部专录。《大藏纲目指要录》在《昭和法宝总目录》和《中华大藏经》中均有收录。

　　继《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后，崇宁四年(1104)居士王古编纂了另一部大藏经目录，即《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又称《大藏法宝标目》、《法宝标目》)。此录卷1～8及卷9前一部分，为《开元录》人藏经的提要，凡1076部；卷9后一部分为《贞元录》的新编入藏经提要，凡135部；卷10为宋新译经和五部唐宋佛学撰著提要，共187部，共计1398部。《大藏圣教法宝标目》著录类别为：总标年代、别约岁时、略明乘藏、广列名题，每类前标明本类所收佛典的部、卷、帙数、千字文帙号，最后为解题。解题或介绍该经内容，或对经义进行评论，或指出读此经可得功德，或抄录该经有关序文。解题详略不一，有的是逐层撰写提要，有的是按卷撰写提要，有的按分解说经旨，有的则不分卷品只给出此书大意，有的一部数千言，有的数部仅一题。

　　《大藏圣教法宝标目》著录佛籍比《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多348部，且是唯一被收入官藏大藏经的解题著作，影响比《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大。《大藏圣教法宝标目》提要简明通俗，在保存佛典的同时，有利宣扬佛法，传播教义，同时引用了很多的经序和佛学材料，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依据。《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后收于《昭和法宝总目录》和《中华大藏经》。

　　3　宋代佛籍目录的编撰特色及贡献

　　姚明达曾云：“某一种学术盛行时，这种学术的目录一定跟着完善；时代过去了，这种学术衰退了，这种目录也就无精打采了。”昌明的文化氛围，宽松的政治环境，佛教本身在教义、修持方法上的变化使宋代佛教在当时具有广大的信众和社会影响，促使佛籍目录编纂在继唐代的高峰后有了新的进步和发展，并呈现出独特的个性特征，为以后佛籍目录编撰开辟了门路。

　　3.1　广泛整理、著录了宋代及以前的经籍著撰

　　宋代佛籍目录较完整著录了前代和当代所出佛籍著撰，如《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天圣释教录》和《大藏经纲目指要录》为通代录，著录内容虽依《开元录》、《贞元录》，但同时收录了宋代新出译经和唐宋佛学著撰。《祥符录》、《景祐录》虽为断代译经录，也收录了当时佛学论著。可以说，宋代的6种佛目涵盖了北宋及之前所有的佛经典籍和著撰，是对我国佛籍目录的一次大汇总。这些佛籍目录除了一部亡佚外，其余均保存下来，成为研究我国古代佛教发展史的重要依据。

　　3.2　留存了大量佛教发展史料

　　除《天圣释教录》外，宋代佛目均有解题。解题除对经籍卷数、译撰人、译经时间、译本差异进行著录外，对教乘、部别、梵本来源均有详细说明，同时还抄录、记载有序文、佛经原文、进经表文、入藏颁行敕令及大量的佛教史事。如《大中祥符录》卷3记载了宋初译厂设置状况：“太宗太平兴国七年译成经三卷……(太宗)命使臣以院之东西堂各建殿宇，东安佛像，西置经藏”；还记载了太宗皇帝亲f临译经院，赏赐天息灾的情形：“拎幸译筵，亲加慰谕，命天息灾等坐，赐茶，仍出缣帛及受用物等面赐之”。《景韦占录》卷16记载：“(天禧元年)十二月，沙门尊泰、道圆自天竺还，贡梵经十夹，佛舍利、菩提念珠。先是太宗皇帝御制《新译三藏圣教序》，刊石于天竺佛成道所，因得石本以贡，并赐紫衣束帛。三藏沙门施护有疾，上遣中使监太医霍炳、赵拱、左皓诊视。是月二十六日以趣寂闻……”。此文详细叙述了尊泰、道圆赴西土取经返回中原一事， 对其出发、返回的时间、带回的佛物情况以及三藏沙门氏施护生病亡寂情状有着清晰的记录。再如《大藏圣教法宝标目》中引用了很多经序和佛教史实，可以用来比勘佛籍，考订历史，对于后人研究宋代译经史及佛教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3　创制了佛目编撰的新体例

　　宋代佛目编撰的新体例不断涌现，极大丰富了我国古代佛目的编撰种类和方法：①《景祐录》和《祥符录》专录一定时期经籍和著撰，开启了佛籍目录断代录的先河；②《祥符录》集目录与提要为一书，首创此种佛籍目录编撰的新方法；③随着大藏经的刊刻流布，出现了大藏经解题专目《教藏随函目录》，此录为我国佛籍目录史上第一部大藏经经录，之后的《大藏纲目指要录》为现存最早的大藏经解题经录。大藏卷帙繁多，此类专目的出现解决了佛教信徒翻检阅读不知次第之苦。同时，《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结构清晰，解经内容翔实，对佛理的阐发非常细致，是佛录中解题最为详细的一部专录，是供人研究佛学经义的重要工具。王重民评价它是“第一次建成的一部空前的佛经提要目录”，认为可与明代《阅藏知津》相媲美。

　　3.4　促进了佛教在民间的进一步传播

　　宋代的佛籍目录在解题中用大量篇幅抄录佛经原文，阐发佛典义理，指出习佛可得的功德，揭示佛意，辨析佛理，对佛教的普及有重要的影响。《大藏纲目指要录》的编撰者惟白很清楚提出了编撰此目在于使“宗师提倡者，得随宜开觉”、“法师讲演者，资阐明训徒”、“乐于注撰者，助检阅引文”、“有缘看藏者，易晓品义”、“无因披教者，知藏乘要义”，为礼佛者“助检阅”、使之“知藏乘要义”。在具体编撰中此目按卷解题，考辨翔实，对经义的解说十分详尽，是士人深入研习佛理的得力工具。《大藏圣教法宝标目》的编纂者王古亦云：“故兹集要，略尽教条，溶为来机，豁开宝藏”。此录解题介绍经义简明清晰，语言浅显易解，适合初涉佛学之人，正如元代段克己所评：“该括详明，谨录藏中，随衔披阅，俾已通教理者，睹智灯而合照心之解；未阅圣言者，掬法流而澡惑业之垢，一览之余，全藏义海了然于心目之间矣”。总之，大藏解题经录的编纂有助于宣传佛教义理，对佛教更多地走向民间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4　余论

　　尽管宋代经录编撰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亦存在一些不足与缺憾。

　　首先，宋代的大藏经目录没有及时、准确地反映出当时大藏经的实际收录内容，而过分拘泥于《开元录》的内容。大藏经从太平兴国八年(983)开始印造，初刻本依据《开元录》著录，之后陆续的新出译经和东土著撰被传法院编排整理，分批入藏。大藏经从初刻后在真宗咸平二年(999)、神宗熙宁六年(1073)、徽宗大观二年(1108)分别经过了三次增补。崇宁三年(1103)惟白在编《指要录》时大藏经已经过了两次修订，而且惟白当时已经看到了经过真宗咸平二年修订后的大藏印行本。《指要录》卷8有云：“右圣贤传记，有译本者六十八部，计一百七十三卷共五十帙，天些法师所述也；无译本者四十部，计三百六十八卷共四十三帙，华夏高人所撰集也。若通前计大小乘经律论总五千四十余卷四百八十帙，以《开元释教录》为准，则今撮略品目所集也。其余随藏添赐经传三十帙、末人藏经二十七帙，天下寺院藏中或有或无，印经官印板却足，故末录略在，或者可鉴耳。”从序言中可看到当时“印经官印板”除《开元录》外还收录有“经传三十帙、末入藏经二十七帙”，但《指要录》仍以《开元录》为限，不加收录。同样，崇宁四年(1104)王古编纂的《法宝标目》，除了《开元录》、《贞元录》外，虽还收录了宋新译经和五部唐宋佛学撰著，但只有1398部，低于神宗熙宁六年增补后大藏收经量(1494部，6 482卷，624函)，可以说宋代编撰的这两部经录都没有及时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经籍面貌。

　　其次，宋代最晚一部佛籍目录为崇宁四年(1104)的《法宝标目》，但译经活动到徽宗政和年间方停止，崇宁四年(1104)后以及南宋150多年间没有一部专门佛籍目录对所出经籍著撰进行及时整理著录，这不能不说是宋代佛目编撰中的一个微小的缺憾。

　　出自: 《图书情报工作 》 2010年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