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就像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

　　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寓意进行一种生态批评写作式的解读。

　　故事中金鱼开口讲话——也就是凌驾自然之上的语言的出现打破了沉默的原始生态本体，也让人自身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分化。“放了我吧，老爷爷，把我放回海里去吧，我给你贵重的报酬：为了赎身，你要什么我都依”。当金鱼开口讲话之后，人与自然之间的知足、简朴、合一的整体平衡被打破，人不再安分于它在生态自然中的位置。一种新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给予与索取的契约关系开始确立。人的意志开始强制地作用于自然的身上，文明侵入生态。人如同吃了智慧树果实的亚当和夏娃一样从这个契约关系中意识到了索取的权利，并因为索取而使欲望不断发酵，从此，人也就被逐出了伊甸园。朱自清在其《经典常谈》中写到：“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它造字的时候，‘天雨栗，鬼夜哭’。人有了文字，会变得机灵了，会争着去做那容易赚钱的商人，辛辛苦苦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怕这些机灵的人用文字来治他们，所以夜里啼哭”。伟大的理性工具，语言的诞生伴随着肖像取代了田园组画，人因为语言而有了欲望膨胀的资本。语言也使人类发生了变化，语言就像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放飞了人类大脑中的欲望、智慧、和各种情感。从而产生了种种具有分化意义的关系：人与自然对立的关系，人与人功利的关系，人与自身的物欲关系等等。

　　人类语言并非完全是功利的，完全是理性的工具。一方面，语言成为人类直觉感悟自然并试图与自然交流的工具。渔夫听了金鱼的话，怀着敬畏的心情把鱼放回了大海，他仍旧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像呵护同类，甚至像呵护小孩一样的把鱼放归蓝蓝的大海。“上帝保佑！我不要你的报偿，你游到蓝蓝的大海去吧，在那里自由自在的游吧”。语言并不是天生的田园毁灭者，最终毁灭田园的将是工具理性，物质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渔夫曾经试图与金鱼平等交流。把自然当作的活的有机体来信仰，佑护，敬畏。对信奉万物有灵的族群来说，语言并非人类所独有，在他们眼里，动物、植物、高山、河流同人一样享有交流的能力，同样是有灵性的存在，而人的灵性与他们的灵性是互动和相互依赖的。印地安人与土地有着独特的交流方式并一直保留至今，毛利人即使到了现代仍然与野生动物、植物保持着依赖与沟通的关系，一只蚊子在梭罗眼里也在进行着“想不到的旅行，它那微弱的嗡嗡声使我大受感染，就像我听到了吹捧英雄美名的号角一样。这是荷马的安魂曲，其本身就是空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修斯》，吟唱着自己的愤怒和漂泊。此中颇有些宇宙之念。只要容许它存在，它就会不停地宣扬世界的无穷活力和生生不息。”语言的出现并不会直接地取代人类心目中对自然整体的敬畏和认同，而是仍然暂时保持着与自然万物“无方”的关系。从庄子与惠子就鲦鱼之乐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语言赋予人的认知能力并没有在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划出一道认识的鸿沟，而是“人情物理，可以相推而知。鱼乐濠梁之下，人乐濠粱之上，皆为自然天性。”人与自然在天性上是相通的。人与自然虽然由于语言的出现而脱离了原始生态系统的关系，却仍然可以在平等、相通、互为中心、相互依赖、朴素与节俭伦理层面上存在。人只是有限度地从自然中索取生存资源。敬畏与禁忌维系着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语言甚至还催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相信万物有灵的北美印第安人，所有远离现代化发展的土著人，自觉地避免对环境的破坏，听凭自然规律的循环。然而这种与自然一体的语言观念及其话语在西方现代文明的视野中，却被判定为迷信、愚昧、非理性的阴影，是现代工具理性竭力征服、控制、转化的对象，是未开化的，也就是说，是对立于工具理性的自然。

　　另一方面，语言是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对自然进行掠取与征服的理性工具。老太婆听了老头讲述金鱼所说的话，大骂老头“老糊涂”、“老笨蛋”、“老混蛋”，她逼迫老头利用与金鱼建立的给予与索取的契约关系，进行无止境的索取，从木盆到木房，从贵妇人到女皇，从女皇到女霸王。金鱼的每一次承诺让老太婆产生更多的占有欲，老太婆索取的成功最终变成权力妄想。人与自然被撕裂为两半，和谐统一的关系被打破，语言成为人向自然索取的工具。当语言沦为工具理性的表达时，生态关系也就变成拥有语言的人对被视为沉默的客体的自然进行利用、扩张、征服到控制的对立关系。

　　无论西方现代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如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不得不面对原始自然生态系统的变迁和现代生态危机的现状进行深刻的反省和自我批判。克里斯塔法·曼尼斯在“自然与沉默”中说：“自然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沉默的，也就是说，言说的主体地位当仁不让地被视为人的特权”。从曼尼斯的观点来看，有灵论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体系，在中世纪被基督教对圣经的注释所打破。人与自然作为同一整体内的存在而直接接触的关系，被转移为人通过文本来认识自然的间接疏远的关系。原来作为整体存在的生态系统、自然规律，在被转移到《圣经》这个神圣的文本之中后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上帝浓缩了自然整体的内涵，是唯一神灵的存在。自然万物只是人类解读隐藏在物质世界背后深刻内涵的符号，任何一种物体，动物或植物都作为一种象征存在。人在对上帝的阐释中逐渐获取了主体言说的特权，而与自然对立起来，人类的世界概念逐渐由人类社会所取代，自然变成了人类可以操纵的巨大的机器。不断让这个机器产出以满足人类的欲望成为合理合法的事实。世界的核心是人，一切以人为本。

　　文艺复兴激活的人文主义，在奠定人类优于自然的地位，促进人类中心主义的工业文明发展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唱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咏叹调：“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与此同时，弗朗西斯·培根则明确提出了人类作为世界的中心，有理由征服自然和统治自然的观念：“因为整个世界一起为人服务，没有任何东西人不能拿来使用并结出果实，星星的演变和运行可以为他划分四季、分配世界的春夏秋冬。中层天空的现象给他提供天气预报。风吹动他的船，推动他的磨和机器。各种动物和植物创造出来是为了给他提供住所、衣服、食物或药品的，或是减轻他的劳动，或是给他快乐和舒适；万事万物似乎都为人做事，而不是为它们自己做事。”可以看出，在那时，培根已把自然当成没有灵性的可以随意奴役的对象。人在自然面前的主体地位更加膨胀了人类欲望扩张的野心，自然被动的奉献着自身的资源正如女性在男权社会所处的处境和地位一样，成为沉默的弱势群体。